第34章 救國會“七君子”

就像在北京的學生反日運動中總可以看到東北人活躍的身影一樣，上海的市民抹不去對“一·二八”淞滬抗戰的回憶。 1936年1月28日，適逢淞滬抗戰四周年紀念日。上海農、工、商、學、婦等各界民眾在市商會集會紀念，800多名與會者公推沈鈞儒、何香凝、馬相伯、章乃器、史良、沈茲九、歐陽予倩、李公樸、王曉籟等19人為主席團。由沈鈞儒任執行主席。矮小瘦弱卻激情洋溢的沈鈞儒頌揚了第十九路軍將士對國家的忠誠，期待國人改變平日的醉生夢死的安樂生活，他呼籲要牢記三個教訓：第一，軍人應捍衛國家，以盡軍人之責；第二，民眾團結力量前進；第三，保持和平是夢想，永遠不能實現，亦等於坐以待斃。活躍人物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史良等登台演說。王造時的演說詞特別打動人心，當他著重強調講到“我們到今天損失的土地，有現任行政院長蔣介石先生的老家浙江28個省大”這句話時，全場聽眾為之震動，激憤之情難以抑制，與會代表一致決定反日組織大聯合，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

散會後，全體與會代表800餘人列隊由主席率領出發，步行至廟行鎮公祭無名英雄墓。沈鈞儒走在最前面。由上海市商會所在地天后官到廟行鎮，全程有四五十里，沈鈞儒以六旬的高齡，和代表們一道，精神振奮，步履穩健，毫無倦容。章乃器後來回憶說：“會畢出發遊行的時候，沈老由於過度興奮，從主席台上一躍而下，跌了一跤。我們趕過去攙他時，他已經起來奔向隊伍了。遊行隊伍前面兩個壯漢舉著兩面國旗，這是抵禦警察特務的一種武器，他們怕指摘為侮辱國旗，沈老和我們都走在前頭。” 從此以後，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組織的群眾愛國遊行，走在最前頭的總是這位光頭、身材矮小、胸前飄灑著美髯、步履沉著堅定的長者。反日的民眾痛責政府軟弱無能，南京政府責難救國會的領袖幼稚冒進。國民黨人有一個論點，即中國抗戰需要準備，而且須在政府統一號令下準備。但它的準備並不為人所知，這一方面是顧忌到日本的強烈反應，另外一方面也是蔣介石的個性與這個政權的獨裁性質決定的。在南京政府的眼裡，任何其他主張抗日的人不是左傾幼稚病，就是沽名釣譽，或者別有企圖，有政治野心，或者是共產黨的附庸，或者乾脆就是共產黨。他們這種自大與狹隘的心理招來了各種魔鬼的幻影。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兩點半，上海市警察局派出8個小組，會同公共、法國兩租界巡捕房的中西警察，逮捕了李公樸、沈鈞儒、章乃器、史良、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理由是涉嫌鼓動工潮。陶行知因已經出國沒有被捕。上午7點，沈鈞儒等被解送到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鄒韜奮、史良、章乃器被送往第三分院提審。當日，警察局在法庭上既拿不出證據，又無拘票，兩個法院裁決交付律師保釋。第三分庭更裁定為無犯罪行為，不予起訴。 但沈鈞儒等剛剛出來幾小時，在上海市警察局的請求下，法院再次發出傳票，於當日深夜再次將沈鈞儒等逮捕。 救國會領導人的鋃鐺入獄，招致了抗日人士的普遍憤怒。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要求釋放沈鈞儒等人，並請纓支持綏遠抗戰。但蔣介石充耳不聞。在多次苦諫蔣介石“聯共抗日”毫無結果後，氣憤的張學良批評蔣介石過於專制，與以前的袁世凱、張宗昌沒有什麼兩樣。蔣介石專橫地回答說：“我就是政府，反對我，就是反對革命。”不久，對蔣介石的固執無法忍受的張學良把天捅了個大窟窿，和楊虎城聯手將蔣介石以及隨同強行扣壓在西安。

經過這一連串事變的相互激盪，全國抗日言行已經無可遏制，政府和民間的隔閡也逐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