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本年大勢

20世紀30年代是喧囂的，世界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 人們難以忘懷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給民眾生活帶來的巨大災難，人們備受失業、飢餓和絕望的煎熬。乘亂而起的法西斯主義橫行歐洲，好戰的狂吼讓人們膽戰心驚，黑壓壓的戰爭陰雲開始籠罩大半個地球。人類面臨思想、自由和生存權利被完全剝奪的巨大威脅，只有蘇聯好像是世外桃源，經濟建設在飛速發展，但那裡的政治清洗和思想迫害也同樣嚴酷，不過，它的真相在半個世紀以後才廣為人知。 在1935年的中國，所有世界流行的一切，中國也同樣流行，從經濟危機、法西斯主義、日本侵略到共產主義運動，只是還多了一個經久不息的內戰。 1935年的元旦，北京大學教授胡適抵達嶺南，去了廣東和廣西。他和其他許多旅遊者一樣，對於這兩個省的印象截然不同。外觀上，就像《大公報》的記者胡政之在《粵桂寫影》中評價的：“廣東富而廣西貧，廣東大而廣西小。”至於其內在差別，胡適在《南游雜憶》裡不客氣地將廣西與廣州作了比較：“廣西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全省沒有迷信的、戀古的反動空氣。廣州城裡所見的讀經、祀孔、祀關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紀風氣，在廣西境內全沒有了。”但為了對抗南京的蔣介石，兩廣的當局一直團結得像兄弟一樣。當紅軍過境時，使他們更加恐懼的倒不是奪路而行的紅軍，而是尾隨而來的南京軍隊。

從中央蘇區撤退兩個月後，中央紅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敗。湘江一戰，親歷者日後回憶起紅軍鮮血染紅了湘江的悲壯一幕，仍然心有餘痛。 1935年的1月，在貴州的遵義，紅軍的將領們無法再忍受這樣重大的傷亡，擁護毛澤東復出。毛澤東的複出，後來被公認為紅軍、共產黨乃至中國命運的一大轉折點。但在當時，奇蹟並沒有立即出現，為了擺脫追兵，衣著單薄、營養不良的紅軍隊伍不得不向越來越荒涼的西南、西北方向尋找生路。在那一帶，他們的敵人既有國民黨的追兵，又有嚴酷的大自然，飢餓、寒冷、雪山、草地等各種因素都在威脅著這支人數越來越少的軍隊。 蔣介石在享受著勝利者的快樂，他不僅將紅軍逐出江南地區，而且讓他的追兵開進了貴州、四川、雲南等西南省份。這些省份從袁世凱稱帝失敗以來，整整20年的時間裡，就從來沒有完全臣服於歷屆軟弱的中央政府。這些邊遠省份的將軍們在紅軍過境時暴露了自己的虛弱和落伍，他們看到了裝備精良的中央軍開進了自己多年的領地，既羨慕，又嫉妒，更害怕。弱小的貴州首先被南京政府控制，雲南的龍雲將軍盛情接待蔣介石，四川的軍閥們在門戶洞開後也不敢怠慢蔣介石這位來自長江下游的“下江人”。

這年初，厄運連連的中國突然受到列強的恭維，英、美、日在對華投資上惟恐落後，爭得面紅耳赤。美國派來了經濟考察團，日本的工商人士來得更頻繁。中國儼然成為一個泱泱大國和遠東最大的商品銷售市場了。 1935年，整整一年，蔣介石的政府對日本曲意承歡。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剛提出親善外交，蔣介石、汪精衛就立刻附和，雙方軍政高官頻繁互訪，民間的經濟代表團也你來我往，中日關係出人意料地迎來了小陽春。這一年中日關係由公使升格為大使一級，英、美、德等相繼仿效。可是國府高官剛剛破涕為笑，華北危機來了，白銀危機發生了，大家立刻預感到大禍臨頭。 1935年，南京政府的親日政策是最令人羞愧的，為了滿足日本，不惜粗暴地壓製本國民眾的反日輿論和情緒。當“閒話皇帝”事件發生時，雜誌主編杜重遠被捕入獄，成了這一政策的犧牲品。 《敦睦邦交令》的頒布更是異乎尋常，政府簡直就是在聲色俱厲地警告國人：日本人可以在中國胡作非為，而中國人只剩下保持緘默的自由。

1935年，整整一年，日本就沒有停止過對中國的折磨，有“新生事件”這樣小題大做的精神折磨，有“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簽訂前赤裸裸的武力威脅，還有像“華北自治”等直接肢解華北的致命性行動。日本終於真的在華北動手，南京政府膽怯了，從京、津、冀撤走了中央軍和國民黨黨部，留下無依無靠的宋哲元第二十九軍去和日本人周旋，當時的局勢令人絕望，好像已沒有什麼能夠阻止日本人奪取華北的步伐了。 幾近瘋狂的日本政府用行動證明：日本不但要東北，還要華北，甚至要奴役全中國。 這一年，使得那些對日本能“懸崖勒馬”尚存在一絲希望的中國人感到了完全幻滅，結束南方之旅回到北京大學的胡適便是其中一人。 1935年底到1936年初，胡適與日本政治評論家室伏高信之間有過許多回合的通信辯論，兩人對當時危機四伏的中日關係同感惶恐不安。眼看著一場戰爭劫難就要像火山一樣爆發，理智勝於情感的兩個知識人在拼命找尋災難的源頭，胡適發表了《敬告日本國民》一文，警告日本人的行動不僅會毀滅中國，也會毀滅日本。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國交向來密切。中國雖佔了數千年優勢，卻從未向日本派過一兵一卒。甲午戰爭帶來了東亞新格局，日本把向中國大陸擴張作為國策，日本逐漸成為東亞的主宰，中國卻變得羸弱不堪。日本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著中國的命運，孫中山——共和國之父，他的政治生涯與日本淵源頗深，他晚年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 1924年底，生命之燭行將熄滅的孫中山曾經取道日本北上，在短暫的逗留期間，他對日本朝野發表忠告，告誡日本要做亞洲的干城，而不是歐美的鷹犬。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也曾想與日本化敵為友，甚至不惜以整個東北為代價。 1934年底發表的《敵乎？友乎？ 》一文即為明證。這篇發表在《外交雜誌》上的文章署名是徐道鄰。它的精神完全是蔣介石授意的，從題目來看就可以想見蔣的心思，他不願意與日本真正為敵。說他是親日派也好，說他是知日派也好，其實無關緊要，他自信比別人更了解日本，也一直很敬畏日本，這應該追溯到他在日本留學並在日本軍隊裡服役的經歷。和蔣介石一樣，很多所謂親日派都是留學過日本的，他們許多人都對日本抱有幻想。因為他們不僅知道日本軍隊的意志頑強、訓練有素，也了解日本特殊的風俗、精神和文化。許多日本人幫助過同盟會與國民黨，有的日本人是他們的老師，有的是他們的同學，有的還是經濟上的讚助者，也有的甚至成為了他們的私人朋友。沒有到過日本的人，往往從日本當時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看到日本人凶狠、貪婪、心胸狹窄和狂妄的一面，而留學過日本的中國人還看到了日本文化優秀的一面，這個國家成為世界強國自有它的道理，並不只是僥倖所致。但自認是通曉日本民性國情的人對日本了解得越多，有時反而越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們對於日本“改弦易轍”、“懸崖勒馬”抱有很大的幻想，總以為憑自己與日本人的關係和私交可以改變日本侵略中國的速率與路向，真可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胡適在中國算不上是激烈的反日分子，他甚至根本不主張與日本進行沒有把握的戰爭，這從他1933年支持政府簽訂《塘沽協定》，後來又在盧溝橋事變後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就能夠看出來。所以，他完全是憑理智來考慮中日關係惡化的癥結，雖然那個時候的日本正在失去理智。這一點，胡適自己也很清楚，他的文章是寫給那些為數不多的理性尚存的日本人看的。如果說，胡適是中國人中溫和與理智派的代表，那室伏高信就算是日本人稀有的理智尚存的政論家，因為他意識到日本瘋狂的對華侵略會產生毀滅性的後果。但即使這樣的人，居然也責怪中國人只知道向英、美靠攏，而不肯與同種的日本人親近。 華北的命運考驗著中國人的忍耐極限。 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這一點，它在莫斯科的代表團大聲呼籲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聲明發表在1935年8月間，那個時候，國內的共產黨軍隊正艱難跋涉在長征途中，等到達陝西北部，在一塊貧瘠的土地上安頓下來，他們便很快地融進反抗日本侵略的大潮流中去。這支歷經數不清磨難的紅軍隊伍，意志堅強得舉世無雙，但在數量上、裝備上仍然是弱小的。他們需要休養生息，新的政策很快制定出來，最主要的就是強調將民族的危亡放在首位，使內戰的對手逐漸失去“剿共”的熱情和意志。南方蘇維埃時代的孤芳自賞、到處樹敵的政策在黨內受到了批評。

國民黨仍然在“和”與“戰”之間徘徊，但華北事變動搖了對日妥協政策的基礎。自1932年以來，蔣介石與汪精衛聯手推行對日妥協政策。汪精衛一直在前台，成為舉國公認的親日派首領。 1935年6月下旬，監察院對黃郛、殷汝耕等6人提出媚日賣國彈劾案，汪精衛本人也受到輿論日益嚴厲的批評。這是對汪精衛推行對日妥協政策的嚴重警告。蔣介石此時還需要汪精衛為親日妥協政策分謗，於是請汪精衛復職，汪精衛也就半推半就地重新視事。 但這年底，由於冀察政務委員會這個應日本人要求成立的、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政權的成立，中國已經到了不是爆發就是死亡的臨界點。 11月3日，《大公報》的星期評論呼籲：“我們希望自此以後政府要有一個積極的外交政策。我們希望政府各方面負責的人在這一個月裡要決定和與戰的問題。要和就不要怕罵，就要忍痛；要戰就不要怕死，準備犧牲。”

在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召開瓦窯堡會議，明確提出要建立抗日統一陣線，堅決抗日。 12月9日，一個凜冽的冬日，華北的數万學生走上了街頭，這批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率先突破了政府壓制反日輿論的大格局，“一二·九”學生運動在全國引起廣泛的共鳴與呼應。 1935年，漸漸失去了華北主權的中國，身不由己地跌入谷底。華北的危機使蔣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根基被日本侵略者徹底撼動了，向日本妥協、忍讓、討好的政策也已經快走到盡頭。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蔣介石終於承諾，到了他心目中的最後關頭，政府準備全面抵抗。從1935年底開始，無論有什麼高尚的藉口，內戰越來越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日本政府萬萬沒有想到，把中國逼進無路可退的死胡同將迫使中國人煥發出求生的勇氣，並找回共同對敵的緊迫感。 1936年將驗證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