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本年大勢

1934年是中國14年抗戰史上最平淡的一年。從經濟、文化等方面來觀察，這一年也顯得灰色而平淡。在這一年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長江流域的國、共內戰，紅軍遭遇嚴重挫敗，並開始長征。 1934年，《申報月刊》第三卷第一號上登載了部分知識界人士對那年前景所作的預測。 他們悲觀極了！其他人也不敢抱什麼奢望，國人多數意氣消沉，憂心忡忡，主要是憂慮三點：經濟危機波及中國；特別擔心日本人得隴望蜀，得寸進尺；國際局勢進一步惡化，不僅中國不妙，世界也不妙，許多人認定未來的1936年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年頭。 1934年，中、日關係能夠顯得較為寧靜，日本的動向是關鍵性因素。從1931年秋“九一八”事變開始，中國人從報紙上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的噩耗，1931年整個東北淪陷，1932年中國最繁華的工商業城市上海被強行拉進了戰爭旋渦，1933年日軍佔領了熱河省，並越過山海關，進攻長城沿線。東北、華北與江南的民眾都已經感受到戰爭的威脅。但在1934年，日軍暫時停止了在中國攻城略地的侵略行動。當然，這不是日本侵略者良心發現，也不是《塘沽協定》有神奇的約束效力，而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從中國得到的戰利品太多：東北三省加上熱河。這個戰爭惡魔儘管貪得無厭，也不能不先消化一下過多的食物。結果，1934年中、日之間的糾葛局限在天羽聲明、關外與關內的通郵、通車等口舌之爭的範圍內，甚至還出現了日本使館的藏本英明外交官在南京走失而復得的鬧劇，此事令中國方面虛驚一場，也讓日本政府頗有些尷尬。

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從來也沒有收斂過，它在1933年已經退出了國聯，但對國聯給予中國的技術援助極為怨恨。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司官員天羽英二在東京發表公開聲明，聲稱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要經日本同意。此言一出，中國震憾而世界驚詫，因為日本已經不把中國當成獨立的國家看待，而是看成了它的附屬國。中國外交部18日獲悉此事，深感震驚。但第一次發出的聲明態度很是軟弱，直到第二次聲明，態度才有所強硬，聲明中提到：“中國之主權與其獨立之國格，斷不容任何國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損害”，“中國不能容受列國之共同束縛勢力，猶如不能受任何國之單獨束縛勢力”，聲明在最後一段表示：“對外則致力於國際安全之保障，及國際條約如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之維護，對內工作之進行，不容他國之干涉。”聲明表達了中國最低限度的立場，也就是凡有損及中國主權與獨立國格的行為，中國決不能忍受。但此外，外交當局就保持低調了。

當時，中國駐外各公使紛紛打電報回來，詢問究竟。駐美公使施肇基每天都有三五次電報打回來，報告美國各大報紙的論調及記載，以及美國政府的態度。各國在遏制日本侵華問題上依舊是態度消極，英國祇是“質問”而止，美國並未有具體行動，至於法國、意大利則聲明不問此事，蘇聯態度沉默，稱日本的聲明是針對借款給中國以及供給飛機軍火給中國的國家而發，蘇聯既沒有借款給中國，也沒有把飛機軍火供給中國，所以此事與它無關。 與日本休戰，為蔣介石贏得了喘息之機，可以安心於內部的事務。自1932年復出後，蔣介石認真吸取了教訓，在處理國民黨內部衝突上不再像以前那樣張狂、魯莽。 1934年，他成了新生活運動的發起人，改善自己一介武夫的公共形象，同時，他悄悄地加強了特務組織，利用廬山軍官訓練團加強軍官階層對自己的忠誠，更重要的是，他鎮壓了福建人民政府並摧毀了長江流域的蘇維埃政權，重新確立了他在國民黨與南京政府中的強勢地位。

福建事變只是延續了上年末的餘波，福建人民政府的領導人陳銘樞等改變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扯下了青天白日的國旗，脫離了追隨已久的國民黨，在政治上大幅度改弦易轍，無奈各方面反應冷淡，尤其是兩廣的不合作態度造成的影響是致命的。惟一有能力直接幫助它的共產黨領導人也未能全力救助。在中央軍有條不紊的攻擊下，福建政權迅速瓦解，有光榮抗日曆史的十九路軍就此一下子解體。 國內最慘烈的戰事是“剿共”內戰。雙方進入短兵相接的地步，很湊巧，雙方軍中都有來自德國的軍事顧問，蔣介石有塞克特等，博古有李德。國民黨的軍隊靠愚笨的碉堡戰術和冷酷的經濟封鎖蠶食蘇維埃的土地，紅軍將士雖然依舊勇猛頑強，但對手的實力太強大了，無法打開戰局。廣昌失守後，國民黨軍隊佔了上風。到了下半年，紅軍實施戰略轉移，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

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成功引起了關注，伴隨法西斯主義世界性的號召力，一批人願意擁戴他為中國的獨裁者，他的秘密黨徒自不待說，連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從海外歸來後，也明確了自己對蔣介石領袖地位的忠誠。 張學良是1934年1月8日下午，由意大利乘“康脫浮特”號輪迴到上海的。這時的他與出國前像換了一個人。戒了毒癮的少帥不僅恢復了一個少壯領袖的神態，而且體格健壯了許多。 3天后，張學良發表書面談話，稱歐洲的物質文明建設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感慨地說了三點，其一是公民擁戴領袖，領袖忠誠無私。而中國爭做領袖者太多，既不能令，又不願受命。國人應該允許有一個領袖有機會試驗。張學良沒有明說，但記者們知道他說的那個領袖是蔣介石。其二，西方學者精於學術，有磨穿鐵硯的精神，反觀中國，教師為金錢，學生為文憑，對國家的貢獻只限於搖旗吶喊。因此需要刷新教育，培養人才。其三，歐洲極厭戰，但備戰也急到萬分，中國各方應泯除恩怨，從速準備禦侮。他強調對內和平是可以的，但對外和平則是騙人的，當今世界上，能奮鬥才能生存。他再次重申，自己是個軍人，將無條件地服從命令，自己的志向在維持和平、促進和平。他甚至要求到蔣介石的侍從室工作，當然，以蔣介石的精明，他是不會把有實力的東北軍統帥放在一個幕僚長的位置上的。儘管張學良一再袒露和平統一的心願，蔣介石還是委之以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的重任，將東北軍的9個師南調參加對紅軍的圍攻，張學良匆匆趕到武漢就職指揮，坐鎮內戰的最前線。

蔣介石毫不猶豫地把政府的經費大部分用在軍費上，這使得已經持續處於深刻危機中的中國經濟愈加風雨飄搖。人們忐忑不安地註視著白銀外流、物價跌落、市面蕭條，連榮宗敬經營的棉紗企業都搖搖欲墜，遑論其他勢單力薄的中小企業。市民們祈禱自己的飯碗能夠端得還像以前一樣牢靠，破產或者失業的命運不要輪到自己頭上。農村越發凋敝，1934年水災與最嚴重的1931年幾乎同樣嚴峻，而號稱富庶之區的浙江則困於乾旱，惡劣的氣候導致全國三分之二的地區受災。 儘管經濟不景氣，國民黨及其政府在書刊、電影、新聞等方面的審查日益嚴厲，文化界仍然顯示著充沛的活力。本年被稱為文化史上的“雜誌年”。電影《漁光曲》上座率之高也代表了電影業迅速發展的一個縮影。

1934年中國要分出幾個新國家的預言，幸好沒有成為事實。但中國的處境仍然非常危急，邊疆地區與中央政府處於疏離的狀態。不論從對日作戰須有安定後方考慮，還是從國家統一考慮，邊疆事務都關係重大。達賴十三世的圓寂引發了南京政府派出黃慕松使團進藏，西藏與中央政府開始重建雙方的關係，儘管這一進程開始得很艱難，但畢竟起步了；新疆的動亂告一段落，軍人盛世才成為新疆的統治者，蘇聯在中國的這個邊疆省份影響巨大；這一年，內蒙古王公的自治要求暫時得到了滿足，蒙政會在百靈廟成立，但德王並不滿足於此，他和南京政府的分歧並未消除；在東北，當了兩年偽滿洲國“執政”的溥儀重新登上了皇位，這已經是他的第三次登基，只不過，這次當的是“滿洲帝國”皇帝，路人皆知，這是日本人與溥儀間無恥的把戲，當時的國際輿論普遍報之以冷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