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石原們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於“九一八”事變，而“九一八”的首謀是日軍的石原莞爾中佐。眾所周知，關東軍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尖兵，而關東軍作戰主任石原莞爾和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徵四郎兩位校級軍官便是策劃“九一八”事變的中心人物。但在戰爭結束後的東京審判中，坂垣作為戰犯受到處罰，石原卻免於法庭起訴，只是作為證人被傳訊出庭作證。這個喜歡收藏拿破崙塑像的小個子軍官深通戰略。根據他的邏輯，將會發生一場決定世界命運的最終戰爭，戰爭的原因是東方精神價值和西方物質價值的衝突。本來，他把美國看成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決戰的對象，但隨著蘇聯的興起，他認為蘇聯是近在眼前的最大威脅，而日本的軍事力量已遠不是蘇軍的對手。佔領中國東北是他戰略計劃中的第一步。

石原有著不同於其他顯得循規蹈矩的日本軍官的思維。當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時候，有人甚至這樣評價他：“石原的頭腦是陸大創建以來最為出類拔萃的。”後來他曾經到柏林學習，研究歐洲的軍事史，對克勞塞維茨等西方軍事理論的了解，不亞於其他日本軍官熟悉日本近代名將東鄉平八郎或者大山岩的著作。他的住所收藏著許多拿破崙的塑像，他崇拜這位法國征服者。他要在中國東北實現這一征服夢想。這位個頭矮小的軍官，為了實現這個夢，籌劃、等待了整整3年。 1928年10月，他來到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出任參謀，擔任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的助手。這位河本大佐在四個月前製造皇姑屯爆炸案，謀殺了東北的統治者張作霖。石原到來以後，當年就和河本製定了《攻取奉天城計劃》，提交關東軍幕僚會議討論。計劃立足於以寡敵眾，萬一發生事變的時候要“閃電般的消滅奉天附近軍隊，推翻其政權”。半年以後，河本停職，頂替他的是坂垣徵四郎大佐，他和石原是武漢的舊相識。他們成了“遠東陰謀”的軸心。

1929年7月，石原等組織了參謀“旅行”。當時聲稱目的是“研究對蘇作戰計劃”。但他們的真正企圖是為了準備武力對付中國的東北軍，為此，甚至研究了哈爾濱與海拉爾等地的攻防問題。 在開始旅行的7月4日，石原在長春發表了《對現代戰爭的考察》的演說。石原有他特別的理念。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只是歐洲民族的最後決戰，不能夠稱為世界大戰。只有將要爆發的下次世界大戰，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戰，也是人類最後的大戰。它將是以飛機為武器的毀滅性戰爭。最後的戰爭將在代表東洋文明的日本與西洋文明的美國之間產生。就像一位日本研究者所說的，石原等人的思想是以“20世紀反革命的最激進最好鬥的面目出現的日本式軍事法西斯”。 【石原莞爾後來與東條不和，退出了現役，戰爭結束以後僥倖沒有成為戰犯。 】

演說以後，他提議就東北的統治佔領問題進行研究。事後，石原感慨地說：“長春的這一夜，是滿洲事變前史的第一頁。”後來石原一心研究滿洲佔領地區的行政問題，並在1930年出書。關東軍的參謀長三宅光治看到書以後說：“這玩意兒以後能用上就好啦。”他一頁也沒有看就簽了字。石原的答復是：“你簽字就行，兩年以後準能用上。” 在“旅行”的第三天，他題提出了《作為扭轉國家命運之根本國策的滿蒙問題解決方案》的“旅行”課題，內容是“若準備對美作戰，就要立刻對中國作戰，堅決把滿蒙政權握於我手中”。後來，他還與坂垣一道說服關東軍司令官和東京的軍事首腦們相信迅速佔領東北是必需的，南面可以對付中國，北面可以防禦蘇聯，東北作為日本的戰略供應基地，可以補充日本礦產資源的匱乏，所謂“以戰養戰”是他戰略的最好概括。

1947年5月，在山形縣酒田市的臨時特設法庭上，石原對新西蘭法官艾利曼·諾思克羅夫特表示：“滿洲事變的中心是我自己。就是錦州問題、滿洲建國問題也都是因為我自己。為什麼不把我作為戰犯逮捕呢，不可思議。”石原不承認滿洲事變是下克上，如他所說，第一，因為滿洲日中軍隊沖突危險日增，關東軍應該作好用武力達成任務的應變準備，這是基於陸軍中央統帥部的命令和指示。關東軍向軍部提出積極意見，甚至屢次激烈爭論，“但從根本上，可以斷言，在軍隊的統帥、作戰方面一次也沒有違背命令或者指示”，不是下克上的行動。石原並沒有推卸他在“九一八”事變中的責任，他的證詞只是表明，他當時的計劃不僅得到關東軍少壯派的認可，而且在事變發生後，立即獲得關東軍司令的認可，而東京的軍部也給予支持與讚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