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二十章西安事變——意外的轉折

1936年11月下旬，西路軍佔領永昌、山丹後，暫時停止向西進軍，就地休整。馬家軍在對西路軍進行瘋狂進攻後，似乎也疲勞了。只要西路軍不出城，他們也就停止了進攻。河西走廊的砲火硝煙隨風飄散，出現了半個多月的寂靜時期。 陝北紅軍的情況卻是越來越危急。他們處在國民黨大軍圍困的壓力之下，真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國民黨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地方軍閥的各路軍隊，胡宗南、關麟徵、毛炳文、王均、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孫震、萬耀煌、楊虎城、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高桂滋、高雙成、李仙洲等指揮的260個團，把陝北根據地重重包圍。蔣介石看準了紅軍經過長征之後，疲勞衰弱，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恢復。他要抓住時機，將紅軍一舉消滅。

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又一次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貧窮落後的陝北缺衣少食，張國燾到保安後，發現這裡比他原來想像的還要困難。 “保安是我所見到的縣城裡最荒涼的一個。它的規模不及長江下游的一個集鎮，而且經過歷年的天災人禍，房屋多已倒塌，我們來後立即發生住房不敷分配的現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邊的一個窯洞，與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林伯渠等結鄰而居。這些窯洞的前面，原有一條由商店住房組成的街道，但那時房屋已是蕩然無存，在廢墟之上已種滿了各形各色的菜蔬。……這里人煙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紅軍戰士多於老百姓。據說這裡的糧食，只要一年豐收，就夠吃三年。可是這樣的好年，卻是難逢難遇。” 一、二、四方面軍會合是件好事，但隨之而來的生活困難著實讓中央發愁。吃穿用的嚴重匱乏使紅軍各部隊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需要。 1936年11月14日，前方總指揮彭德懷電告毛澤東、張聞天：“山城堡勝利，又時將入深冬，敵有暫時轉向守勢可能。我應乘機全力整理部隊，請你們最大努力準備兩月經費，共需卅萬元。能否做到，請給予確當答复。”

30萬元對中央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根本辦不到。由於經費缺口太大，四方面軍的4軍和31軍到陝北有一個月了，眼見天氣越來越冷，大多數戰士還穿著長征時的破爛衣服。 11月28日，紅31軍軍長蕭克、政委周純全向彭德懷匯報：“我軍給養除後方直屬隊外，生糧二天，乾糧三天，是就地籌糧。棉衣除前日造外，領了1110套，缺2084套（後方軍直屬隊除外）。草鞋每人平均一雙，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11月30日，紅4軍首長陳再道、王宏坤向彭德懷匯報：“我們有個別逃亡掉隊在一方面軍。我們部隊無經濟，柴菜困難，可否發給一部經濟（費）？” 四方面軍伸手向彭德懷要東西，彭德懷也變不出棉衣棉鞋來。四方面軍養不活這麼多人，只好在精簡整編上想辦法。當時駐慶陽的紅31軍醫院的女戰士，就曾經被強制遣散。劉學芝，這個在通南巴地區加入紅軍的女戰士，跟隨部隊走過了雪山草地，一直在31軍醫院洗衣班工作。當部隊走到雲陽縣的石寨時，醫院所有的女戰士都被一位新來的政委叫去談話。這位政委通知她們：部隊要北上抗日，要整編。根據部隊的需要，女同志都不能留在部隊了，要回家或到後方去搞生產。女戰士們一聽，有的火冒三丈，有的又哭又鬧。說就是僱長工也不能這樣啊，說不要就不要了！還有的說，爬雪山過草地都要女的，現在就不要了？第二天軍裡叫她們去集合，各單位的一百多女戰士在那裡鬧成一片，誰勸都不行。 31軍參謀長大怒，喊道：“這些女同志這麼調皮不聽指揮，把她們都捆起來！”可是沒人下得了手。軍政治部主任看局面不好收拾，便開始給每個人發一封組織介紹信和兩塊大洋的遣散費。女戰士們哭的哭，鬧的鬧，罵的罵，場面真是混亂不堪。處理完她們後，部隊就開拔了。但是這些女戰士死活在後面跟著。部隊住在哪裡，她們就住到哪裡。到了三原縣，部隊不再走了。眼看這些女戰士確實可憐，總部才叫後方勤務部長楊至成去收容她們。讓她們回到了紅軍隊伍中來。

會師後不久，中央派林育英等前往四方面軍，一方面是迎接聯絡，另一個使命是配合彭德懷對4軍、31軍進行考察。林育英到四方面軍後，先與張國燾作了詳細的交談，介紹國際和國內形勢。然後與彭德懷、任弼時一起深入部隊調查了解情況，並不斷向中央匯報。 11月11日，彭、任、林致電張、毛、博、週： 11月13日，林育英考察31軍後，再次致電中央： 雖然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的分歧並未得到真正的解決，但外來的威脅要大於中共黨內的分歧。國民黨軍隊的圍困和紅軍內部的困難，使毛澤東極為憂慮。只有製止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為紅軍求得喘息機會，改善惡劣的生存條件，才能扭轉被動局面。毛澤東不放棄任何可能的和解機會。在10月、11月間，毛澤東天天和周恩來等領導人商量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問題，並親自起草了一份《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準備讓周恩來帶去與南京方面談判。其主要內容有：“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經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停止進攻紅軍與侵犯蘇區，取消經濟封鎖，並承認經過單獨協商，一方面調動進攻紅軍之部隊離開現在區域開赴抗日戰線，一方面劃定紅軍必需的與適宜的根據地，供給必需的軍械、軍服、軍費、糧食與一切軍用品，供給兵員的補充，以使紅軍安心對日抗戰。”在此基礎上，“中國國民黨承認，紅軍軍事委員會及總司令部有選派代表參加全國的軍事委員會與總司令部之必要，並保證該代表等順利進行其工作；中國共產黨承認，中國國民黨人員在此種機關中占主要領導的地位。”它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態度：只要蔣介石允許紅軍的存在，中共願意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同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戰。

11月7日，毛澤東向在上海進行地下工作的潘漢年（代號“小開”）下達指示，到南京對國民黨上層做統一戰線的遊說工作。電報是從西安黨的秘密聯絡站劉鼎那裡轉達的： 遵照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潘漢年立即到南京與國民黨CC系的陳立夫、陳果夫兄弟進行秘密接觸，表達了中共中央願意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上與國民黨合作，只要蔣介石停止對紅軍的進攻，紅軍願意接受改編，與國民黨軍隊一起開赴抗日前線。陳立夫向蔣介石轉達了中共的建議。但是蔣介石根本不容共產黨的存在，一定要把紅軍置於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條件，讓陳立夫轉達。 11月14日，劉鼎電告中央： 這樣苛刻的條件是中共中央無法接受的。潘漢年連續來了幾封電報，詢問中央指示，還說陳氏兄弟希望與周恩來進行高層會晤。 11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給潘漢年一個明確的答复：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蔣介石調兵遣將包圍陝北，準備徹底消滅紅軍的時候，張學良、楊虎城領導的東北軍、西北軍廣大官兵，卻不願為蔣介石打內戰。 1936年4月間，張學良親自到洛川與周恩來秘密會見，贊成共產黨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主張。此後，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陸續進入西安，開通了共產黨與東北軍、西北軍的地下交通線。張學良聽說紅軍缺衣少食，慷慨解囊相助。當時紅軍沒有棉衣過冬，張學良命令他在西安、咸陽的被服廠為紅軍趕製棉衣送去。他還通過前方的王以哲軍長，幾次向紅軍輸送大筆銀元，為窮困的紅軍解了燃眉之急。 儘管張學良、楊虎城一再拖延，避免與紅軍作戰。蔣介石卻毫不放鬆，一再督促催命，讓張、楊配合胡宗南進軍圍剿紅軍。這一時期，王以哲軍長與彭德懷保持密切聯繫，通風報信。在蔣介石嚴厲命令下，東北軍也不得不裝出進軍的樣子，但事先都向紅軍通報。 1936年11月11日，王以哲通知彭德懷：

一、總部原令敝部於刪日前進至靈武附近地區，且有遲誤即從軍法論罪之話。但弟深知兄方困難，故一再託辭延宕。但為不使他人猜疑計，又不得不稍行前進。糧食關係，弟部定於塞日石路進至漓旺堡。 二、相知在心，弟當盡可能範圍極力延宕，並進止情形必隨時見告。 於是彭德懷通知徐海東部有計劃地轉移，避免與東北軍發生衝突。王以哲的幫助使紅軍及時掌握了國民黨軍的動態，避免了許多可能出現的損失。在保護紅軍方面，張學良、王以哲是功不可沒的。 中共中央向國民黨當局求和無望，又面臨四麵包圍的巨大壓力，坐以待斃總不是辦法。毛澤東決定實施《作戰新計劃》，放棄陝北蘇區，向山西或陝南轉移。這是一件事關全局和紅軍命運的大事，等於是進行第二次長征。所以毛澤東特別慎重，徵詢彭德懷和其他軍隊領導人的意見。 11月30日，彭德懷致電毛週朱張，提出下一步行動方針：

一、向西政治上不利。經過高山草地、回民區域，給養不易解決，衣服鞋襪不能克服寒冷。 二、向南政治上好，以出河北抗日為目標，雖師出有名，亦可擴紅籌款。但有使張、楊為難。且可吸引蔣向陝甘增兵，胡敵不聽我們調動，而乘隙進攻鹽池、定邊，聯成寧夏、陝北封鎖，進占保安，動搖基本蘇區。 三、向東以援綏抗日，準備在神府東渡，政治更好，更可保全蘇區。 毛澤東的意見與彭德懷不同，他還是希望向陝南轉移。為了避免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的衝突，毛澤東向張學良通報了紅軍的秘密計劃。誰知張學良力排眾議，要紅軍就地堅持，不要進行戰略轉移。毛澤東急忙把這個新情況用密電通知彭德懷、任弼時： 張學良所謂的“較大變化”究竟是什麼含義，毛澤東猜想不出。當時中共中央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想到，張學良會在12天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督戰。在此之前，張學良曾去洛陽當面勸說蔣介石停止剿共，調東北軍開赴前線抗日，被蔣介石一口拒絕。蔣介石對東北軍、西北軍不肯配合胡宗南進攻紅軍極為不滿，又風聞張、楊部下與紅軍暗中往來，所以親自來西安坐鎮指揮。他一到西安，就召集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將領訓話說：“我們眼前的敵人是共產黨，日本人離我們很遠，我們打仗要先近後遠；如果遠近不分，或者是先遠後近，那便是先後倒置，一定失敗，便不是革命。無論如何，我們此時必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予處置。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就是到陝北剿匪，中央軍作你們的援軍；一條是調往閩、皖地方，聽中央調遣，你們不要自誤。”

12月8日，張學良、楊虎城抱著最後一線希望，輪流向蔣介石進諫。張學良說到傷心處，痛哭流涕，但蔣介石毫不動心，大聲呵斥張學良：“你們就是拿手槍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變剿共的政策！”楊虎城對蔣介石說：看國內形勢，人心是趨於抗日的，對紅軍的事，可以商量辦，宜用政治方法解決，不宜再對紅軍用兵。蔣介石與楊虎城的關係比較疏遠，不像與張學良可以有話直說。他對楊虎城雖然態度和藹，但口氣卻十分強硬。蔣說：“我有把握消滅共產黨，我決心用兵。紅軍現在已經成為到處流竄的烏合之眾，他們必須聽從政府的命令，交出武器，遣散紅軍。如果共產黨還要頑抗，我們將以數十倍的兵力對付這些殘餘之眾。消滅他們有絕對把握。現在我們東西南三面合圍，北面我已令馬少雲（鴻逵）派騎兵截擊，一舉可以把紅軍打到長城以北沙漠一帶，在那里紅軍無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條路。這次用兵，要不了多長時間，即可全部解決。”他還對楊說：“要知道，我們和共產黨勢不兩立的。消滅了共產黨，我會抗日的。”

蔣介石與共產黨打了十年，深知共產黨和紅軍的厲害。他認為現在紅軍勢單力薄，是圍剿的最好時機。錯過這次機會，以後就難以預料了。只要共產黨存在一天，他的江山就坐不穩當。所以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決不是張楊二人能改變的。張楊被蔣介石逼進了死胡同：打內戰，人心不附，他們就是千古罪人；不打內戰，蔣介石絕對饒不過他們。在反復權衡之後，張學良、楊虎城定下決心，實行“兵諫”。為了保密，張、楊事前沒有通知共產黨在西安的聯絡人員。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響起槍聲，張學良的衛隊發起了進攻。由於情報機關事先一點消息也沒有，蔣介石的衛隊倉促抵抗，很快就被東北軍解決了。在驪山上，東北軍活捉了蔣介石，送往張學良的官邸。 “西安事變”發生了。 捉住蔣介石後，張學良當天上午即發報直接通知中共中央。在保安的毛澤東等領導人收到張學良的電報，簡直難以形容他們的驚喜。這時，中共駐西安的地下工作者劉鼎也發來了急電。需要說明的是，張學良在12日凌晨行動開始時，就通知了劉鼎。劉鼎正要發報，誰知突然停電了。劉鼎心急火燎，跑到街上去買電池。深更半夜沒有一家商店開門。待劉鼎買回電池，蔣介石已經被捉住了。劉鼎趕緊發報，中央收到是12日下午14時30分。 西安事變事出倉促，中外震動。中共中央領導人事先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政治局委員又散在各處。王明、陳雲在莫斯科，劉少奇在平津白區，彭德懷、王稼祥、任弼時在前線。在保安的只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張國燾。據張國燾回憶，當他們12日中午被緊急召到毛澤東的窯洞裡閱讀西安來電後，都萬分激動。大家立即行動起來商量對策，張聞天等起草給共產國際的請示報告，毛澤東和周恩來迅速給張學良發出回電，通知他中共中央準備派周恩來去西安。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張聞天住處召開會議，研究西安事變後中共的策略和紅軍行動。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張國燾、博古、凱豐出席會議。據看過會議記錄檔案的人說，由於中央當時“處在陝北窮鄉僻壤的保安縣，消息不靈。……由於對西安的情況所知甚少，而國內外各方面頗有點出人意外的譴責張、楊的電訊報導又如雪片飛來，中央在當時的處境是難於公開表態的”。所以，“在事變猝然發生後要求誰能立刻做出一套全面正確的決策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文章中透露出會議的一些內容可以看出，中央領導人在發言中，“提出要以西安為中心的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還提出過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這些問題的議論從記錄檔案上看佔了會議的主要時間”。 據張國燾的回憶，當時中央領導人個個興高采烈，多數主張公審蔣介石。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共產黨人的真實感情。如果一開始就有人主張放蔣介石回去，那倒是真奇怪了。 毛澤東首先發言說：這次事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同時，也要估計到蔣介石的部下，如劉峙等可能進攻潼關，威脅西安，胡宗南也是可能向南移動。在蘭州、漢中這些戰略要點，我們應即部署。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以西北為抗日前線，來影響和領導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他主張：中共中央暫不發表宣言，但在實際行動上應積極去做。 張國燾在發言中建議在西安建立政權，以西安為抗日中心，取代南京政府。他還認為，內亂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問題。周恩來和張聞天比較謹慎。周恩來提出在軍事上應準備迎擊南京方面對西安的夾攻，但在政治上不採取與南京政府對立，應該努力爭取國民黨內部的抗日派。張聞天與周恩來的意見基本一致，主張聯合國民黨正統派，形成全國范圍內的抗日統一戰線。在與會者發言後，毛澤東作結論說：現在處在一個歷史事變新的階段，前面擺著很多道路，也有許多困難。為了爭取群眾，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的個人錯誤，不把反蔣抗日並列。 14日，毛澤東等將西安事變的消息分別通知了在前方的彭德懷、任弼時和遠在永昌的徐向前、陳昌浩，並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起草了給劉少奇的指示。這些指示精神與16日發表在《紅色中華報》上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通電是一致的，都是要建立以西安為中心的抗日政府，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公審蔣介石。 西安事變的發生，使國民黨中央軍內部一片混亂。 13日，胡宗南的部隊乘夜晚撤退了。張學良將主力集中到西安，將洛川、慶陽都放棄了。大兵壓境的局面，一夜間煙消雲散。紅軍各部都積極行動起來，大步向前邁進，兵不血刃地佔領了慶陽、西峰一帶。在河西走廊，圍攻永昌的馬家軍也撤退了。 與其相反，以何應欽為首的南京政府作出強烈反應，要與張學良、楊虎城兵戎相見。駐守潼關的西北軍42師師長馮偉哉和駐洛陽的東北軍炮8旅旅長黃永安叛變，致使潼關門戶大開。國民黨軍樊崧甫部迅速搶占潼關，其部下董釗師在華縣擊潰了東北軍，開進到赤水。國民黨中央軍大舉西進，關中西安一帶已無險可守，軍事上處於被動。 各地軍閥也反應不一。山西閻錫山只表示不侵犯張楊，背棄了他出兵支援的許諾。山東韓復榘、華北宋哲元都按兵不動，觀風察色。只有廣西李宗仁和四川劉湘表示響應，卻是遠水不解近渴。張學良把希望完全寄託在中共中央和蘇聯的支持上。 14日，張學良致電毛、周說：“潼關因無兵，已先被樊（崧甫）軍佔領，其先頭到華陰，但是尚無戰事。……現延安、甘泉防務，請紅軍以一部接防。……恩來到延安時，即派飛機前來。” 中共中央的反應是積極的。收到電報後，周恩來立即帶上18名工作人員，騎馬趕往東北軍控制下的延安，幾經周折，才登上張學良派來的飛機，於17日到達西安。但是，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是不好擅自決定大政方針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在13日會議結束後，即向“遠方”發出萬萬火急電報，匯報了西安事變的情況及中共準備採取的措施，請國際批准。 然而，共產國際方面卻遲遲不予答复。其實，在獲悉西安事變的消息後，蘇聯政府的態度就十分明確。 14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題為《中國事變》的社論，指責張學良“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使中國更加騷亂，成為外國侵略之犧牲品”。蘇聯官方輿論認為，西安事變是張學良與日本人共同策劃的陰謀，目的是要破壞抗日的統一戰線。 15日，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會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時指出：蘇聯報刊的文章把張學良與日本和汪精衛集團混為一談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李維諾夫向蔣大使信誓旦旦地表示：蘇聯一貫贊成中國統一，對中國將領的內訌從未表示過同情。 16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致電其駐南京的代表斯皮爾瓦涅克，要他向南京政府說明：蘇聯與西安事變沒有任何關係，蘇聯政府不能對中國紅軍的行動負任何責任。 處在封閉狀態下的西安與陝北，沒能及時收到這些消息。 15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和紅軍將領名義發出通電，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張、楊主張，停止內戰，罷免蔣介石，交付國人審判。堅持原來的反蔣抗日的立場。 16日，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發出了由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簽署的電報。但是由於密碼差錯，完全譯不出。中共中央領導人焦急萬分，於18日電告國際，要求重發。 17日晚上，周恩來一行到達西安。幾天來張學良、楊虎城被國內外輿論和南京方面的軍事壓力搞得騎虎難下。周恩來的到來使他們非常高興。周恩來詳細了解了情況，與張學良商量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問題。張學良說：據他個人看，爭取蔣抗日，目前最有可能。只要蔣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應該放蔣，並擁護他做全國抗日的領袖。周恩來同意張的意見，希望西安事變能爭取到一個好的前途。殺掉蔣介石，不僅不能停止內戰，還會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周恩來與張學良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後，12月17日週即向毛澤東發報，通報西安形勢和與張楊會談情況，明確提出了不殺蔣的建議：“為緩和蔣系進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國（抗日）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 共產國際的指示遲遲不來，毛澤東也有所察覺。張學良一再催問，中共中央也無法表態。張學良從新疆盛世才那裡了解了蘇聯的態度。張學良發出的通電，盛世才明確表示不能支持西安事變，還發出了擁護蔣介石的聲明。周恩來在西安聽說了蘇聯《真理報》社論的內容，在19日向毛澤東匯報。周恩來還告訴毛澤東，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等主和。 “蔣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 中共中央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後，於19日召開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二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西安事變後，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蔣問題上，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這次事變促進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線更為擴大，這是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現在光明面被黑暗面遮蓋住。我們應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上，對於光明面予以發揚，對於黑暗面給予打擊。西安事變有兩個前途，勝利或失敗。我們應爭取和幫助西安方面，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奪取勝利，我們應與東北軍、西北軍接近，對他們的態度，不僅不與南京混同，而且與閻錫山也不同，我們對張、楊是同情的。應當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 毛澤東的報告，把會議的調子轉到了是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還是準備打內戰的討論上，但誰也不能肯定哪個可能性更大些。最後張聞天發言，比較明確地傾向於和平解決。他說：“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不站在反蔣的立場上，不站在恢復反蔣的立場，因為這一立場可以使蔣的部下對立，是不好的。我們應把抗日為中心，對於要求把蔣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他主張：“我們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毛澤東贊同張聞天的意見，在作結論時指出：現在的營壘是兩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親日派，另一方是共產黨與抗日派，中間還有動搖與中立的一派。我們應爭取這些中間派，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只有內戰結束才能抗日。有六種力量可能使內戰結束：一是紅軍，二是東北軍，三是西安的友軍，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內部分化，六是國際援助。應把六種反內戰的力量團結起來，使內戰結束，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 會後，中共中央向紅軍各部隊和白區地下黨發出了《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在分析西安事變的性質時說：“因為這一發動扣留了南京最高軍事負責人蔣介石及其主要將領，以致把南京置於西安的敵對地位，而造成了對於中華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的可能。因此，這一發動又妨礙了全國反日力量的團結。”中央指示預測了西安事變的兩個結果：“一、造成了日本侵略的勝利條件。二、結束內戰，一致抗日。”為了力爭實現第二個結果，中央定下三點方針：“一、堅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發起者與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的解決。二、聯合南京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三、同情西安的政綱，給張楊以積極的實際的援助。” 12月19日的政治局會議及其指示，表明中共中央對於西安事變的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開始的堅決支持張楊、審蔣、成立西安中心政權轉為爭取和平解決，以求得南京的團結抗日。這當然是一個明智的抉擇，既維持與張楊的關係，又可以與蔣介石對話。 19日會議結束後，毛澤東便分別緻電周恩來和潘漢年。給周的電報中表示：“歡迎宋子文來西安。”“張楊必要堅持，便有前途，一點不須氣餒。”給潘的電報說：“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20日，毛澤東又指示周恩來：“如宋子文態度同情陝變，兄可設法見他。一面提出我黨調和陝變、中止內戰、共同抗日之主張，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場說話。痛陳時局危急，內戰就是死路之意旨。徵求他即召集和平會議，解決國是。” 12月20日，姍姍來遲的國際指示終於到了。電報稱：“一、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變已經發生，中共應考慮到以上情況，並堅決在以下基礎上和平解決事變：1．通過改組政府，吸收抗日運動的若干代表及擁護中國完整、獨立的人士參加；2．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3．停止圍剿紅軍的政策，並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與紅軍合作；4．同那些同情中國人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國家合作。” 促使斯大林作出這個選擇的原因，直到1937年12月王明回國後，才向中央領導人說明。張國燾回憶：“他（王明）說西安事變後，美英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度。蘇外交部答以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未預聞，也不贊成。接著斯大林便親自草擬這個給中共的電報，並向王明解釋，其大意是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者。” 斯大林考慮問題首先是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他要依靠蔣介石來維持中國的穩定和抵禦日本。如果中國內亂，日本就會直接危及蘇聯。所以，斯大林不會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來支持中共。但毛澤東一直是抱著打和談的兩手準備。 15日他給彭德懷、任弼時的指示是：“敵已奉行大規模內戰，我們對戰爭是後發，不是先發。然在敵主力向西安進時，我軍應奉行大的戰略，迂迴並擊破敵頭腦之南京政府。此方針應無疑義。行動務求隱蔽，一切人不得下達。”19日他給周恩來的電報還說：“堅決消滅進攻之敵，為執行此總方針之重要手段。”“紅軍決向西安集中，配合張楊首先消滅東來之敵。”現在國際指示要和平解決，並傾向於支持蔣介石。這與毛澤東的兩手準備顯然是不一致的。 但是，毛澤東仍然把國際來電通報給西安的周恩來，特別指出不要提及聯合蘇聯的口號。周恩來向張學良轉達後，張學良倒並不覺得意外。因為他恨的是侵略東北家鄉的日本人。他採取斷然措施扣留蔣介石，是為了逼蔣抗日，而不是為了挑起內戰。但是南京的何應欽等人卻向張楊大加討伐，恨不能在混戰中把蔣介石炸死，好取而代之。張學良的確有些騎虎難下，現在既然共產黨也同意和平解決，張、楊、週三人的意見就一致了。 幾天來，蔣介石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他由原來的死硬態度漸漸冷靜下來，意識到如果在西安僵持下去，南京方面就會出問題，他的地位有可能被人篡奪。所以蔣也急於找一個台階下，不能不有所讓步。正在這時，宋美齡、宋子文來到西安斡旋解決西安事變，使和平解決的形勢出現了轉機。 24日，宋美齡、宋子文與張、楊、週舉行會談。宋美齡開門見山地說：“我等皆為黃帝裔冑，斷不應自相殘殺，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接著，她與宋子文就張、楊和共產黨方面提出的要求作了明確的承諾和答复。據周恩來給中央的電報中說，這些條件包括：改組南京政府，肅清親日派；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釋放愛國領袖；停止剿共，保留蘇維埃和紅軍，抗戰發動後，紅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共產黨可以公開等等。下午，蔣介石會見張學良，認可宋美齡承諾的條件，周恩來再次電告中央書記處：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見蔣介石。週的拜訪使蔣介石十分尷尬。剿共十年，不但沒把共產黨和紅軍剿掉，共產黨反而上門來了。蔣介石當政十年來，敗在他手下的軍閥無數，今天輪到他自己丟臉了。當周恩來走進蔣的臥室，蔣介石故意裝病躺在床上，強撐起身子請週坐下。週對蔣說：“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嘆口氣說：“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周說：“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指揮。”宋美齡在旁邊對周來西安斡旋表示感謝，並表示以後不剿共了。接著，蔣介石向周恩來當面重申了他的許諾：一、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由宋氏兄妹和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解決與紅軍的關係問題。三、蔣回南京後，周恩來可以直接去談判。得到蔣介石的這些保證，周恩來就告辭了。 就這樣，西安事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決。 12月25日，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夫婦乘飛機離開西安去南京。登機前蔣介石對張、楊說：“今日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日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不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亦應承認。” 在這驚心動魄的半個月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蔣介石精心佈置大軍圍剿，滿懷信心地要把紅軍和共產黨一舉消滅。當時毛澤東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陝北站不住就再來一次長征，或到鄂豫皖，或到寧夏，甚至作了到蘇聯的打算。但是張學良、楊虎城以一個中國人的良心，不願意打內戰，突然發動了西安事變，徹底打亂了蔣介石的如意算盤，使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蔣介石被迫停止了圍剿紅軍，並且承認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合法地位。這對毛澤東和紅軍來說，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西安事變過程中，紅軍在配合張、楊抵抗國民黨中央軍的進攻時，迅速南下，佔領了涇水以北的大片地區。張學良援助紅軍的5萬銀元也按期送到，紅軍的貧困局面得到改善。 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關於西安事變問題的報告時指出：“我們過去估計西安事變帶有革命性是對的，如果它沒有革命性便不會有這樣好的結果。西安事變給國民黨以大的刺激，成為它轉變的關鍵，逼著它結束十年的錯誤政策，結束十年內戰，而內戰的結束也就是抗戰的開始。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1937年1月10日，毛澤東帶領中央機關高興地離開保安，13日遷入延安城，開始過上了定居的生活。 但是，張學良、楊虎城的命運卻急轉直下。蔣介石回到南京，背信棄義地將張學良扣留。演了一出先由軍事法庭審訊判刑，再由蔣介石特赦的鬧劇，然後將張學良“嚴加看管”。此時，張學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態度，坦然承擔對他的一切指控。他既不推卸責任給楊虎城及其部下，還說明發動西安事變與共產黨毫無關係，完全是為了抗日，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前途。蔣介石恨死張學良，不完全是因為他在西安的丟醜，而是張學良使他的“剿共”計劃功虧一簣，這樣的機會再也不會來了。多年之後，蔣介石想起西安事變，還是難消心頭之恨。所以，他讓張學良做了半個世紀的囚徒，直到蔣介石離開人世，也沒有恢復張學良的自由。 張學良被扣的消息傳到西安，引起巨大的震動。東北軍的青年軍官主張與蔣介石拼個你死我活，救出少帥。東北軍的王以哲、何柱國等高級將領則主張和平解決。雙方爭執不下，楊虎城也猶豫不決。周恩來仍堅持和平解決。堅持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位一體”抵抗南京方面的壓力。但頭腦發熱的少壯派不聽勸告，反而轉過頭來怨恨王以哲等主和派。 1937年2月2日，孫銘九等刺殺王以哲。張學良被拘禁和王以哲被殺，使東北軍群龍無首。楊虎城也控制不了西安的局面，底下的將領各奔前程，“三位一體”終於瓦解了。周恩來縱有天大的本事，也難以挽回。 1937年2月8日，顧祝同率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不久，楊虎城被迫出國，東北軍、西北軍被拆散調防。只有共產黨和紅軍在陝北站住了腳。雖然毛澤東擔心蔣介石翻臉不認人，做了最壞的準備。但蔣介石終究沒有再組織圍剿陝北蘇區，而是與周恩來開始了紅軍改編的談判。 西安事變的結局如此，真是當初任何人都沒有預料到的。這其間國、共與張、楊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至今還有一些秘密無法解開。時隔六十多年後，當記者採訪唯一健在的當事人張學良時，他還是不肯開口。究竟是往事不堪回首，還是以基督徒的胸懷寬恕一切？張學良明確表示的只有一點：如果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就不會有西安事變，他也不會如此坎坷一生。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來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張學良，中國革命的歷史可能就會是另一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