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公元1127年，宋徽宗趙佶在皇位上整整坐了二十五年。一年多一點之前，即金兵第一次打到京都城下之前，他將皇位傳給了大兒子、皇太子趙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這二十五年皇帝生涯，宋徽宗基本上是在一種輕歌舞喜劇般的氛圍中，優美地旋轉著，滑著輕鬆的小步舞似的度過來的，直到退位。
關於這一次傳位，歷史上有兩種見解：一種看法認為，宋徽宗趙佶眼見大勢不好，趕快主動讓位，把自己的兒子拉出來頂雷；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在內外交困之下，宋徽宗不得不退位，讓兒子出來收拾殘局。不管哪一種說法，著眼點僅僅在於宋徽宗是主動讓位還是被動退位上。
事實上，在這一點上爭論不休並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當時的情勢是大家公認的，即，此時的大宋帝國，在徽宗二十五年統治之下，已經由一座錦繡江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破船漏屋。
此時此刻，這一破船漏屋正在遭遇暴風驟雨。
宋徽宗趙佶生於公元1082年，即北宋元豐五年陰曆十月十日。
據說他降生之前，他的父親宋神宗曾經來到秘書省，觀看過那裡收藏的南唐後主李煜畫像，對這位亡國之君的儒雅風度極為心儀，隨後就生下了宋徽宗。並且，史書很認真地記載說，在他出生時，他的父親宋神宗夢見李煜前來謁見。這使當時稍後一點的人們普遍傾向於相信：宋徽宗趙佶是由李煜轉世託生的。
今天，熟悉中國文學藝術史的人，則會很容易地發現：南唐後主李煜和宋徽宗趙佶驚人地相似：
——他們同樣具有極高的藝術天分，才華橫溢，文采風流；不同的是，在詩詞曲賦上，趙佶略輸文采；在書法繪畫上，李煜則稍遜風騷。
——在治理國家上，他們同樣弱智，同樣昏庸，同樣不管別人死活，只顧自己享受快樂，極其可惡；不同的僅僅是禍害人的程度與範圍而已。
——他們同樣是亡國之君。李煜的南唐國亡在了宋徽宗趙佶的祖先宋太祖趙匡胤手裡，趙佶的北宋帝國則亡在了金國女真人的鐵蹄之下。
——最後，他們的歸宿同樣悲慘不堪。李煜成為俘虜後，眼睜睜看著心愛的妻子被趙家天子屢屢召去侍酒侍宴侍寢，成了真正的“三陪女”；宋徽宗被女真騎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龍江邊時，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幾乎所有妻子女兒都被女真人瓜分，淪為姬妾，失寵後，再淪為奴婢侍女。
李煜落到趙家天子手里三年，四十二歲時，在大宋都城開封，死於趙家天子一種叫“牽機藥”的慢性毒藥。當時，陰曆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織女渡過迢迢銀漢相會的日子，又恰好正是李煜的生日。這位皇帝詞人心愛的小周皇后被宋太宗趙光義召去侍宴後侍寢，妻子向他哭泣求救，他毫無辦法，只能萬分悲愴地寫了一首《虞美人》。在詞中，這位亡國之君並不敢發洩不滿，只是滿懷淒楚地懷念故國和往昔歲月：
宋太宗趙光義讀了這首情真意切的佳作之後，很不愉快，下令毒死作者。據說，他們使用的這種“牽機藥”是一種極可怕的毒藥，吃下去後，相當痛苦，使人的頭部向前抽搐，最後與足部拘摟相接而死，狀似牽機，所以起名叫“牽機藥”。
相形之下，與宋徽宗的祖先比起來，女真人顯得相當寬厚：宋徽宗在他們手里活了九年。五十四歲時，在遠離開封萬里之外的大金國小鎮五國城，就是今天的黑龍江省依蘭縣老病而死。死前，這位天才的藝術家皇帝也寫過一首懷念故國與往昔歲月的詞——《燕山亭·北行見杏花》。這首詞準確地表現了作者的悲愴與真情，可能是這位皇帝的所有文學作品中最好的一首詞：
往昔的一切，就連做夢都夢不到了，其悲愴可以想見。可惜，就連在這樣的詞作裡，我們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與輕佻。假如趙佶真的是李煜託生的話，他倒是確實為李煜報了亡國滅家的一箭之仇——讓趙匡胤開創的北宋江山斷送在他的子孫手中，這是中國人特別津津樂道的輪迴報應。
不太了解中國文學藝術史的人們，可能對宋徽宗知道的不是很詳細。但是，只要你讀過，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好漢，稍微一點撥，你就會知道，那位使整個國家奸臣當道、遍地虎狼、專門把好人逼上樑山的、在李逵口中坐在天子“鳥位”上的“皇帝老兒”，就是此人。
從現有史料上判斷，宋徽宗在當上皇帝之前，是一個多才多藝好學上進，相當討人喜歡的好青年，在宮廷內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錯。據說，他從小就舉止不凡。當時的皇家貴戚子弟大多喜歡追逐聲色犬馬，唯獨宋徽宗每日沈浸在筆研、丹青、圖史、射御之中，這顯然是一些相當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歲時，他已經“盛名聖譽佈於人間”，就是說，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譽度也非常高。
公元1100年，即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此時，宋哲宗只有二十四歲，應該正是生龍活虎的年齡。他的死，很有可能與放縱的兩性關係有關。有證據顯示，這位皇帝十四歲時，就有大臣上書，勸諫皇帝不要過多地陶醉在女色之中。據說，當時皇帝已經大量徵集民間適齡女子進宮，每天要有十位年齡在二十歲左右的美貌女子，侍奉這位尚未婚娶、沒有皇后的少年皇帝，這使得大臣們十分煩惱，也使皇帝的祖母，當時統攝國政的宣仁太后相當煩惱。
根據現代生理學和現代醫學的研究成果，成年男子具有生殖能力的精子，需要三十六個小時以上才能發育成熟。過度的性生活，很有可能是導致這位青年皇帝正當盛年就死去，且沒有子嗣的重要原因。
然而，不管怎麼樣，宋哲宗的死，無疑為宋徽宗登上帝位掃除了最大的障礙。
歷史記載顯示，宋哲宗死前，並沒有安排好皇位的繼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親、宋神宗的正宮娘娘向太后，召集幾位朝廷重臣討論選擇繼位新君這一重大問題。這位向太后是河內人，就是今天河南沁陽人。她出身名門，是宋真宗時期名相向敏中的曾孫女，與宋神宗結為夫妻後，二人感情極好。公元1085年，即神宗元豐八年，宋神宗崩於福寧殿。向皇后與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策立趙煦為帝，就是宋哲宗。後來，宣仁太后命人修繕慶壽宮給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堅決拒絕。原因是，慶壽宮在宣仁太后住所的東面，按照帝國的習俗，東面為上，向太后不肯亂了婆媳上下之分。哲宗即位後，挑選皇后，並為諸弟娶妻。向太后告誡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於富貴，不得參與其間。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門外，不肯通融。因此，這位正直而賢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當有威望。此時，向太后認准了端王趙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壽之相，因而堅決主張由趙佶就是後來的宋徽宗繼位。誰知，向太后的主張，遭到了宰相章惇的抵制。這位後來名聲很糟、被認為是奸臣的宰相認為：趙佶太輕佻，不適合做皇帝君臨天下。正在此時，宰相的反對派知樞密院事曾布當場厲聲指責宰相：“所發議論，令人驚駭，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說他目無尊上，別有用心，居心叵測。搞得這位宰相乖乖閉上了嘴。
從中，我們看到：使用令人無法承受的罪名迫使反對派閉上嘴巴的戰術，是中國文化中悠久的政治智慧與傳統。用八百多年後現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術語表達，這種做法通常被稱之為“上綱上線”。一般說來，這種戰法應用在被上綱上線者無法或無暇辯駁的情況下時，具有極大的殺傷力，幾乎是銳利無比，所向無敵。
就這樣，後來證明絕不僅僅是“行為輕佻”的趙佶，變成了宋徽宗。
於是，我們很快就有機會看到，那位被認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趙佶不光是不適合做皇帝。那些自以為不別有用心的人們，包括當時人們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後來同樣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為帝國選擇的，根本就是災難與死亡。所謂輕佻云云，顯然太看輕了這位皇帝禍國殃民的本事。
宋徽宗或許是中國帝王中藝術天分最高的皇帝。如果沒有坐上皇帝寶座的話，他可能會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相當完美甚至偉大的藝術家。至少在中國書法史和中國美術史上，他都會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
這位皇帝獨創的瘦金體書法獨步天下，據說直到今天也沒有人能夠超越。這種瘦金體書法，挺拔秀麗、飄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書法的人，看過後也會感覺極佳。宋徽宗傳世不朽的瘦金體書法作品有《瘦金體千字文》《欲借風霜二詩帖》《夏日詩帖》《歐陽詢張翰帖跋》等。此後八百多年來，沒有人能夠達到他的高度，可稱為古今第一人。
這位皇帝不僅瘦金體寫得好，他的楷書作品《穠芳依翠萼詩帖》亦堪稱楷書傑作，其筆法犀利遒勁，鐵畫銀鉤，被後世論者稱為出神入化的“神品”。
趙佶的草書書法爐火純青，用大師稱呼他不算過分。他的《草書千字文》相當精彩，人們甚至認為其水平，絲毫不亞於盛唐時期的草書書聖張旭與懷素，可見其功力之深。
此人做了不少詩詞，不過似乎沒有達到他書畫的水平，就像上面提到的那首詞一樣，讀起來雖然還算過得去，但顯得過分雕琢，能讓人傳誦的顯然不算很多。
徽宗皇帝與書法家交往的故事，為歷代文人騷客津津樂道。比如，他與大書法家米芾的交往就很有意思。
米芾與徽宗一樣酷愛石頭，曾經在一塊怪石面前納頭便拜，尊稱此石為兄，人稱“米癲”，就是米瘋子的意思。有一次，徽宗令人在瑤林殿張掛兩丈長的畫絹，擺上極珍貴的筆硯墨鎮紙等，召米芾寫字。米芾上躥下跳、筆走龍蛇，並大呼：“奇絕陛下！”皇帝一高興，把所有眼前寶物全部賞賜給了米芾。有一次在崇政殿奏事，米芾手執書札，皇帝讓他放在椅子上，他大叫：“皇帝叫內侍，要唾壺！”也不知是要皇帝用，還是自己用，大約是一種抗議自己受了慢待的意思。管宮廷風紀的官兒要治他的不尊之罪，皇帝制止說：“對俊逸之士，不要用禮法拘束他。”米芾曾經為皇帝書寫過屏風，幾天后，皇帝派宦官賞賜給他白銀十八笏。十八笏為九百，當時的人們以九百為傻，和我們今天罵人二百五是一個意思。米芾興高采烈地對來者說：“知臣莫若君。皇帝真了解我。”皇帝聽說後，大笑。某宮修完後，徽宗命米芾去寫字，當時米芾已經身兼書畫兩學博士，相當於中央書院和中央畫院兩院的院級領導。他用完皇帝御用的一塊珍貴硯台後，一本正經地說：“這塊硯台被臣濡染過，已經不堪再讓皇帝使用了。”宋徽宗放聲大笑，將硯台賞了他。他怕皇帝反悔，抱著硯台就跑，結果弄得滿身墨汁淋漓。
在繪畫領域，宋徽宗也可以當之無愧地躋身於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大畫家之列。他的丹青造詣堪稱登峰造極，蔚為大家。據說，龍德宮建成後，徽宗召來各路著名畫家作畫。作畫者都是一時之選。徽宗看後，無一句誇讚之辭。偏偏對一位並無名氣的新近畫家所畫的斜枝月季大加讚賞，並特賜該人服緋。當時，只有官居六品方可穿緋色袍服。徽宗的理由是：月季花四時朝暮的花葉均不相同，極其難畫，而此人畫的是春天正午時分的月季，一絲不差，所以重賞。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祥龍石圖》《芙蓉錦雞圖》，藏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翠竹雙雀圖》，藏於遼寧博物館的《瑞鶴圖》和藏於上海博物館的《柳鴉圖》與《四禽圖》表明，在花鳥畫上，宋徽宗的作品稱得上是爐火純青的大師級佳作。
出自宋徽宗手筆的山水畫傑作《雪江歸棹圖》，意境清奇高遠，不同凡俗，一般的山水畫作品，根本無法望其項背。
《聽琴圖》則是宋徽宗傳世的人物畫代表作，這幅畫出神入化的描繪技法令人嘆為觀止。畫面上的彈琴者是在後世聲名狼藉的宋徽宗自己的自畫像，而那位身穿紅色衣袍的聽琴者就是他的宰相——在後世同樣聲名狼藉的蔡京。
這幅堪稱傑作的優美畫卷，具有宿命般的暗示與象徵意義。它向我們展示出了一幅君臣同體、休戚與共的意味深長的畫面——沒有彈琴者，自然不會有聽琴者；有了彈琴者，沒有聽琴者，也只能自得其樂，意思不大；若既有彈琴者，又有聽琴者，而且雙方心心相通、知音默契，這才趣味盎然、生動完整。在許多方面，亡國君臣宋徽宗與蔡京恰好就是這樣一對知音。
事實上，北宋之後的歷代史學家，基本上都同意一個觀點，即：北宋帝國是葬送在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這一對惺惺相惜的君臣知音手中的。這不能不使人在觀賞這幅美麗的藝術畫卷時，心情特別複雜。
按照現代心理學的解釋，像宋徽宗這樣才華橫溢、具有高度靈氣和素養的藝術天才，很有可能也是一個充滿詩人氣質和浪漫情懷的人。通常情況下，這種人不認為蔑視傳統價值觀念和世俗行為規範有什麼不對；他們只服從自己內心感受的召喚，按照自己的喜怒好惡行事；他們不知冷靜、理智、理性為何物，為人處事衝動而情緒化，具有極為濃厚的感性色彩。假如再加上皇權帝制所賦予他的無上權力的話，我們就應該比較容易明白髮生在宋徽宗身上的許多故事了。
從現有資料上看，宋徽宗趙佶並不是個紈絝子弟，這從他的勤奮好學、多才多藝與諸多藝術成果上可以看出。他也並不昏庸，從他當政之初的情形判斷，的確稱得上出手不凡，“粲然可觀”。當時，他大刀闊斧地整頓朝綱，平反冤獄，貶竄奸佞，提拔賢良，一時間，很有除舊佈新的氣象。他曾經發布一份詔書，相當謙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夠暢所欲言地品評朝政，其誠懇平和、推心置腹在歷代帝王詔書中十分少見。從這份詔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誠、帶有理想化浪漫氣息的良好願望，讀來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時，也曾經發布過一份讓天下人上書言事的詔書，獻言者數以千計。結果，章惇做宰相後，斷章取義地摘錄這些上書，憑只言片語來整治上書者，搞得人們怨聲載道。宋徽宗為了解除人們的顧慮，索性下令撤銷了這個專門從事羅織的編類臣僚章疏局，這顯然是一個極為開明、大受歡迎的舉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經在哲宗朝當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繼續當了九個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擊。
這位章惇是蘇東坡的老朋友，年輕時以富有才華、豪爽大方出名，屬於和蘇東坡很對脾氣的一種人。他們兩人曾經一起結伴外出遠遊。在前往蘆關的深山老林裡，馬上就要到達黑水穀的時候，他們碰到一處萬丈深淵，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獨木窄橋。章惇提議兩人過到對面的峭壁上去題字留念，蘇東坡不肯，章惇若無其事地走過深淵上的獨木橋，然後把長袍掖在腰間，抓住一根老藤盪到急流對岸，在峭壁上寫下“蘇軾、章惇遊此”六個大字，然後從容回到此間岸上。蘇東坡對此的反應是，拍著對方的肩頭說：“今後你這傢伙會殺人不眨眼。”章惇問：“何來此說？”蘇東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會拿別人的性命當回事兒。”
以王安石變法為契機，章惇漸次成為變法派的主力戰將，蘇東坡則立即加入到反對變法的陣營，並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與官聲，成為令變法派特別難受的主要對立面之一。哲宗親政的時間，掐頭去尾大約只有六年多一點時間，這位章惇就做了六年宰相。他果然以無情地不給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留退路，證明了蘇東坡當年的判斷不錯。當初，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也曾經放逐過政敵；如今與章惇所做的一切比較起來，我們馬上會發現王安石已經可以用溫柔敦厚來形容了。在章惇那裡，人們才終於明白，什麼叫政治迫害，什麼叫政治謀殺。
於是，這位以不擇手段地打擊反對派而著稱的宰相，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個被清算對象。以往的時日里，章惇整治過的人實在太多，現在就有幾乎同樣多的人要求懲處他。最後，他終於被流放到了雷州島，就是我們今天的海南省。在那裡，章惇遇到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自己給自己招來的屈辱。當初，他將自己的老朋友蘇東坡及其弟弟貶到這裡時，曾經立了一個新規矩：下令不許他們居住公家的宿舍。於是蘇東坡的弟弟、曾經擔任過副宰相的蘇轍只好租賃民房居住。誰知，宰相依然不依不饒，愣說蘇轍強奪民居，命令地方政府官員給予懲治，逼得蘇轍只好拿出租賃合同對簿公堂，才算躲過此一劫。如今，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前任宰相也被貶到此地，當他按照自己立下的規矩去租賃民房時，得到的回答是：當初蘇相公來租房，章宰相差一點要了我們的命，我們已經沒有人敢租房子給你了。我們無法揣摩他此時此刻的心境，想必是不會好過。這位前宰相從此再也沒能返回京城，悄無聲息地死在了貶居之地。
與此同時，深受這位宰相賞識與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為眾矢之的，被貶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奪職，令在杭州居住。
在此期間，宋徽宗做了兩件頗有像徵意義的事兒，一件是將被貶到永州的老宰相範純仁請回京城；另一件則是赦免蘇東坡，實際上是為他平反昭雪，並恢復官職。與他同期被貶的三十多位官員也恢復了名譽與原有官職。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經不在人世；而此時的蘇東坡也貧病交加，不久，就病死在江蘇常州。
範純仁是北宋名相范仲淹的兒子。他的官位也當到了宰相，享有很高的名望。本來老先生是可以退休林下，在京城安度晚年的。但是，當時有另外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臣被章惇宰相流放在外，滿朝文武沒有人敢為他說句公道話。同樣年近古稀的範純仁不顧全家人的阻攔，挺身而出，結果得罪了當道者，也被章惇流放出去。就這樣，一家人跟著老人走上流放的道路。每當子女痛罵章惇時，老先生總要製止他們。一次，翻了船，老人被救上來，他抖著濕淋淋的衣服問子女們：“這次翻船也賴章惇嗎？”在這位老人身上，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父親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範純仁返回京城後，雙目失明，已經是風燭殘年。宋徽宗不得已讓他頤養天年，並且感慨萬端地說：“像範純仁這樣的人，能夠見一面認識一下，就已經令人感到十分滿足了。”令人遺憾的是，範純仁和蘇東坡的逝去，似乎成為了一個時代消逝的象徵，從此以後，我們所能看到的，就將完全是另外一種景象了。
徽宗執政之初，虛懷若谷地聽取各種不同意見，相當令人讚嘆。宰相張商英勸告他要克勤克儉，防止奢華，不要大興土木，抑制僥倖取寵的小人。他表示完全接受。有一次，他讓人整修昇平樓，還特意告誡工頭：如果張宰相經過這裡，須速把工人們藏到樓裡去，不要讓他看到。曾經有一個很敢說話的臣子，抨擊童貫等宦官胡作非為，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一直談到暮云四合時分。徽宗飢腸轆轆，餓得受不了了，他站起來邊走邊說：今天先到這兒，我餓壞了，找機會再聽你說吧。誰知，這位愣頭青上前一把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讓他走，以至於把衣服都撕壞了。徽宗大叫道：“有話好好說，我的衣服被你撕碎啦。”這位大臣立即回答：“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報答陛下！”徽宗相當感動，說：“有這樣的臣子，我還有什麼可憂慮的。”皇帝的侍從過來為他換衣服，他說：“給我好好保留起來，將來用它表彰正直有節操的大臣。”
此時的徽宗，表現得似乎特別喜歡廉潔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個為政清廉的縣官被推薦給他，他把這個人召來談話，發現此人確實不錯，就破格提拔他做了殿中侍御史，並且對他說：“方今士大夫寡廉鮮恥，你懂得義理，這就是我特別召你來的原因。”有一位中書舍人，相當於為皇帝起草詔書文告的機要秘書，為人坦率耿直，徽宗對他說，“我每次聽這幫臣僚們談話，總覺得不是內含奸詐，就是馬屁撲鼻；而你耿直正派，我只能倚賴你這樣的人。”
登極之後，徽宗曾經覺得皇宮建築過於豪華，容易讓人沉淪喪志，對宰相說：“仁宗皇帝製作了一個寶座，覺得太華麗了，於是放到大相國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裡會知道宮中如此過分的情形呢？”
種種資料顯示，這位青年皇帝聰明、敏銳，很有一股子銳意進取的勃勃生氣。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國發布詔書，表示自己對於元豐、元祐沒有成見，一切只看對國家是否有好處。任何傷害國家利益者，不論是元豐還是元祐，必與國人共同唾棄之。
一個月後，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為建中靖國”，表示出一種不偏不黨、除舊佈新的氣魄。
徽宗初年，氣象萬千，青年皇帝，奮發有為，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無窮希望。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又如何變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趙佶為什麼在未來的歲月裡整個變了一個人？與登極之初的他比較，怎麼會變得讓人根本就無法辨認？這實在是一個相當令人困惑的問題。
四百七十年以後，一位大明天子萬曆皇帝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變化。但是，萬曆皇帝的變化有明顯的踪跡可以追尋。當時的首輔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突然發現，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師相”張居正，原來過著兩面人的生活：在公眾面前和私下里、當面所說的和背後所做的二者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於是，這位性格相當單純，而且也還算富有才華的皇帝大受刺激，導致他由一個好學上進的青年，一步步變成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們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這樣變化的理由。找來找去，我們相當無奈地發現：只能把這種變化的原因，歸結於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輕佻、藝術家氣質和蔡京的影響。正是這些因素雜糅在一起，彼此強化著發生效力，遂使這位皇帝變成了後來人們心目中的那副模樣。
從現有史料上看，宋徽宗當上皇帝時，蔡京已經享有了相當廣泛的聲望。反對他的人固然不少，支持他的卻也大有人在。當他第一次成為徽宗皇帝的宰相時，為數不少的帝國臣民熱切地期待著，希望他能輔佐皇帝，領導這個國家走向興盛。據說，此人天賦異秉，有一種相當奇異的本領：他可以若無其事目不轉睛地盯著正午的太陽看，而且是長時間地看，一眼不眨。在時人的眼中，他是王安石的堅定擁護者，以毫不留情地打擊保守派著稱，因此，在變法派失勢時，也遭受了同樣無情的打擊。
但是，細心的人們也注意到，當保守派掌權時，蔡京曾經相當巴結地在五天之內，就在自己轄區內廢除了新法，並向保守派領袖司馬光報功。這使人們有理由懷疑他的政治操守。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這種懷疑不幸成為了事實。而在當時，歷經神宗、哲宗、徽宗三個朝代二十多年反反复复的殘酷搏殺後，到徽宗並沒有什麼治國方略、準備再次依靠變法派時，蔡京手中高舉的變法派大旗就成了他最為強有力的政治資本。
與此同時，使他享有崇高聲望的另外一個因素，也迅速發生了很有可能是更為重要的作用：
蔡京的藝術天賦極高，素有才子之稱，在書法、繪畫、詩詞、散文等各個藝術領域均有輝煌表現。他的書法，躋身於北宋蘇、黃、米、蔡四大家之中。當時的人們談到他的書法時，使用的詞彙經常是“冠絕一時”、“無人出其右者”等等，以至於就連狂傲如米芾都曾經表示，自己的書法不如蔡京。據說，有一次蔡京與米芾聊天，蔡京問米芾：“當今書法什麼人最好？”米芾回答說：“從唐朝晚期的柳公權之後，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問：“其次呢？”米芾說：“當然是我。”
建中靖國元年，即公元1101年，是宋徽宗登極的第二年。這一年年初，與宋徽宗共同聽政的向太后去世，宋徽宗開始真正掌權。實際上，在去年九月間，向太后已經以身體不適為由，將大政歸於趙佶了，只是到此時，他才真正無所顧忌罷了。
這一年年底，他突然把自己親手貶到杭州去的蔡京起用為定州知府，隨即轉為大名府知府。還未到任，便被任命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調回朝廷；又兩個月後，升任尚書左丞，這個職位相當於副宰相或宰相助理之一，已經進入中央決策層了；再過兩個月，蔡京被升任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大致相當於第二宰相的職權。到此時為止，僅僅用了半年時間，蔡京已經成為帝國決策層的主要人物。由此再過半年，蔡京便正式就任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成為當朝第一宰相。
從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將蔡京奪官後貶黜到杭州居住，到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國元年年底，蔡京還是戴罪之身；從此時到公元1102年即崇寧元年的七月五日，蔡京已經一步三跳地成為帝國的第二宰相。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戲劇性變化，實在來得太令人目不暇接了。
對於這個變化，史學家們眾說紛紜。實際上，歸結起來，大體上不外於兩大因素：
其一，應該是朝廷政治鬥爭的實力對比、角逐與博弈的結果；
其二，蔡京的藝術才華髮揮了很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徽宗當上皇帝之後，激濁揚清，表現出了一位中興天子的氣象。從當時皇帝發布的各種詔書文告上看，他很是誠懇，並沒有玩弄權術、欺世盜名的跡象。
徽宗登極之後，有九個月時間，由向太后垂簾聽政。這位太后和她的婆婆宣仁太后一樣討厭變法派，於是請一位老成持重的保守派人物韓忠彥擔任宰相。很快，這位對國政沒有什麼興趣的太后就宣布歸政，三個月後便駕鶴西去。此時的第二宰相就是那位擁立徽宗即位，斥責章惇居心叵測的曾布。這位曾布不是一個簡單人物，其實他與章惇一樣，都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擁護者。但他很討厭章惇，原因是章惇過於強橫霸道，壓得曾布無法出頭；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歡蔡京。當時，他是知樞密院事，主管全國的軍事工作，而蔡京一心盯著的也是執政的位置，這讓曾布很不舒服。我們知道，執政與知樞密院事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而蔡京乖巧，很會討喜，這使曾布分明感覺到了壓力。因此，怎樣才能將章惇和蔡京排擠出京師，曾布當時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如今，需要對付韓忠彥了。曾佈在兩個方面著手：
一方面，他勸告皇帝，要繼承父兄神宗皇帝與哲宗皇帝的遺志，發揚光大他們的革新變法事業與精神，只有這樣，才能民富國強，長治久安，實現朝代的夙願。對於如今年滿二十，血氣方剛，思量著有所作為的皇帝，這樣的勸告應該是有說服力的。而且，經過父兄兩代人變法革新的努力，民間百姓的生活可能更糟了，但這是皇帝不大容易看到的；而官府的經濟收入上，顯然是大大好轉了，這卻是皇帝每天都能知道的。到徽宗即位後，蔡京當宰相時，北宋的國庫即便不是開國以來最富裕的，也肯定相當好過。蔡京就曾經喜悅地告訴皇帝：現在，國庫裡的積盈多達五千萬。儘管這是在付出培養起一大批如狼似虎的貪官污吏、喪盡人心地盤剝敲詐民間、士大夫階層分裂為朋黨無休止頑強爭鬥的重大代價之後才取得的。但是，正如西諺所說：青年人相信許多假東西，老年人懷疑許多真東西；青年人喜歡相信許多壞東西，老年人喜歡懷疑許多好東西。二十歲的、很想奮發有為的徽宗皇帝當然願意相信倉庫裡堆放著的真金白銀，這些顯然不是假東西和壞東西；他肯定不願意或者也可能是沒有能力深入探究帝國肌體為此所遭遇的重大創傷。或者，他也許根本就不認為自己一心想為國家好，還會造成什麼新的創傷。
很有可能，這就是建中靖國年號只用了一年就改成崇寧的重要原因。這裡的“寧”指的是熙寧，即父親神宗皇帝推行變法的年代，“崇”應該是推崇、崇尚之意。現在，天才藝術家宋徽宗趙佶開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的輕佻了。
另一方面，曾布的政治主張得到了不少朝臣的擁護，這還不夠。對付韓忠彥這樣的保守派，他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支持者。在他的盤算中，如果趕走了現任宰相，自己極有可能順理成章地成為宰相，這樣，他應該不需要過分擔心蔡京的威脅了。因此，他可能參與並支持了皇帝對蔡京的起用。而此時，敵對一方的宰相韓忠彥，表現得卻不但平庸，而且糊塗。史書記載，這位宰相柔懦、木訥、不善表達，在政治上，他沒有能力阻止皇帝向變法派一方的大幅度立場轉變，作為變法的反對派先失一分；在政務上，雖然權位在曾布之上，卻事事受到掣肘，“事多決於布”，無所作為，而連連丟分。最後，被曾布擠兌得實在難受了，這位宰相居然恨恨地說：“布之自為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意思是說：你曾布以繼承先皇帝遺志為能事，我就找一個比你更能繼承遺志的人來幹掉你。這就談不上什麼政治作為，變成只要快意恩仇就行的玩鬧了。
而他所說的更能繼承遺志的人，就是蔡京。
至此，已經很難有什麼其他政治力量能夠阻止蔡京三級跳般地回到帝國權力中樞了。
為蔡京優美的三級跳加油助跑的，則是他本人出色的藝術才華和宦官童貫的鼎力相助。
史書記載說，有一年夏天，兩個下級官吏極為恭謹地侍奉蔡京，不停地用扇子為他搧涼。蔡京心中喜悅，於是要過扇子，在上面為他們提了兩句杜甫的詩。沒想到，幾天之後，這兩個傢伙忽然喜氣洋洋地闊氣起來。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們的扇子，被一位親王花兩萬錢買走了。兩萬錢，大約相當於當時一戶普通人家一年的花銷。而這位親王，就是登上皇位之前的宋徽宗。可以想見，這位本身就是書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愛蔡京的作品。
而此刻，宦官童貫作為絕好的中介，進一步加深了皇帝的這種喜愛。
公元1101年，即建中靖國元年的初秋時節，宦官童貫作為內廷供奉官，被派到杭州設立明金局，其職責就是為皇帝徵集文玩字畫。此時，蔡京貶居杭州已經將近一年。據說，他恰到好處地為童貫提供了一份名單，並幫助他出謀劃策，使杭州城裡流藏民間的幾件傳世不朽之作，落入童貫手中。其中，有王佑軍的字，顧閎中的畫，還有宋徽宗最為喜愛、夢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真跡——《重屏會棋圖》，這使童貫在侍奉不久的主子麵前大為露臉。蔡京自己精心創作的一些字畫作品自然也沒有湮沒無聞。
此次設立明金局，表明徽宗並沒有打算用勵精圖治埋沒自己的閒情逸致，風流才子型皇帝的輕佻性格再露端倪，並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而童貫與蔡京二人也就此結下了相互支援、牢不可破的友誼。事實表明，在未來的歲月裡，正是這種可怕的友誼，誘惑著、裹挾著宋徽宗，將大宋帝國一步步拖入了災難深重的泥沼之中。
在此前後，一位名叫鄧洵武的起居郎，就是專門負責記錄天子大大小小各種各樣言論舉止的機要生活記錄秘書，為皇帝畫了一張《愛莫助之圖》，也給我們的藝術家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鄧洵武先對皇帝說：“陛下是神宗先帝的兒子，現在的宰相韓忠彥是韓琦的兒子。當年先帝創制新法以利天下蒼生，韓琦曾經百般反對；如今忠彥做了宰相，廢止了先帝的法度，這就表明，忠彥能夠繼承父志，陛下卻做不到。”
這傢伙真是挑撥離間的高手，一番話說得皇帝黯然神傷且怦然心動。
鄧洵武接著侃侃而談：“陛下如果想要繼承父兄之志，現在的朝中沒有人能幫助您。”
說著，他給皇帝展開了一張圖，就是那張著名的“愛莫助之圖”。
這張圖仿效《史記》中的年表，按照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為七類，每類又分為左右兩欄，左邊為變法派，右邊為保守派。結果，變法派的左邊，人名寥寥無幾，從上到下只有五七人而已。宰相執政一級的，只有執政一人。而保守派的右邊，則有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人，宰執公卿滿朝文武，“蓋舉朝無遺焉”。最後，在左邊變法派的最上面，用小字密書著一個名字於宰相之下。皇帝細細看去，乃蔡京二字。
鄧洵武告訴皇帝：假如皇帝要繼承父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公元1102年，即崇寧元年五月，韓忠彥罷相，蔡京官至尚書左丞，已經是副宰相職級，大約相當於宰相助理的樣子。這種快速提升足以令人眼暈。曾布覺得不好時，已經無力阻攔了。更糟糕的是，此時的蔡京對曾布根本就不假以顏色，該出手時就出手。作了尚書左丞還沒滿月，蔡京就用一份奏章徹底斷送了曾布的宰相夢想和第二宰相的寶座。
事情起因於曾布的不爭氣。
他向皇帝推薦陳佑甫擔任戶部侍郎。這位陳佑甫偏偏是他的兒女親家。陳佑甫的兒子陳迪是曾布的女婿。按照大宋的規矩，宰相是不能舉薦自己親屬擔任要職的。
蔡京立即動本參劾。
他的話狠辣而簡明：“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以宰相私其親？”官職俸祿是皇帝的，你宰相怎麼能夠以權謀私，私相授受給自己的親屬？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駁斥蔡京，為自己辯解，不知不覺間聲色俱厲起來，於是構成了當年他叱責別人的另外一條罪名：在天子麵前無人臣之禮。徽宗拂袖而起，相當不快。御史大夫們見此情形一擁而上，交相彈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邃變炎涼。”意思是說曾布勢焰熏天，喘口氣就能決定別人的命運，喜怒哀樂之間就可以改變天地間的冷暖炎涼。曾布別無選擇，只能辭職。皇帝接受其辭呈。
這還沒完。蔡京乘勝追擊，彈劾他貪贓枉法，收受賄賂，將他的幾個兒子一網打盡，抓進開封府鍛煉周納（刑訊逼供、羅織罪名之意），迫使曾布低頭認罪。結果曾布再次貶官，被發往太平州居住，就是今天的安徽省當塗縣。從此，曾布噩夢不斷，直到五年後，在鬱鬱寡歡中死去。
一個月後，蔡京坐到了曾布的位置上，成為帝國第一副宰相。此時，他的官銜是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這個職銜，習慣上已經被認為是拜為宰相了。一般說來，它與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並列為宰相，但名次在後，因此，說它為第二宰相或許更合適。
拜相製書下達後，徽宗在延和殿召見蔡京，問道：神宗皇帝變法改制，哲宗皇帝繼承之；可是經過兩次翻覆，至今國是未定。我要繼承父兄遺志，先生有何指教？
史稱，蔡京連連叩首說：將死而後已，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史又稱：“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也就是說，朝野上下寄希望於他有所作為。
蔡京果然有所作為。
當國之初，他動作迅速地幫助皇帝完成了兩個出爾反爾的重大轉變：
第一個動作，是將元祐黨人，也就是反對變法的保守派人士徹底打進地獄。
皇帝即位之初，曾經發布煌煌文告昭示天下，將以至正大公的胸懷，不偏不倚地對待變法與保守兩派，以期利國利民。如今，僅僅一年多一點時間，言猶在耳，事情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達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間所行法政的詔書，措辭的強硬與嚴厲，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謙抑與溫和。以此為開端，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極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士的元祐奸黨案及其元祐黨人碑。
蔡京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奸黨名錄，其中包括了以人品官聲享譽當時、以文化成就震爍古今的司馬光、蘇東坡、蘇轍、黃庭堅、程頤、範純仁等數百人。當年，章惇修理政敵時，曾經提議皇帝把司馬光的墳刨開，鞭屍三百。如今蔡京沒有那麼粗野兇暴，那麼小兒科，但卻更加陰柔老辣。他將鋒芒直接指向這些政敵們生前身後所最珍視的部分：千秋名節、子孫後代的尊嚴，還有他們的現實生活。
徽宗皇帝以自己優雅高超的書法藝術，先後兩次親手書寫元祐黨人碑，分別刻於端禮門的石碑和文德殿門的東壁之上。並由書法藝術同樣高超的蔡京書寫頒示天下州縣，命令各地刻立石碑，用以懲惡揚善。據說，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區還能看到這種石碑。從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4年，也就是崇寧元年到崇寧三年，這種政治迫害運動具有相當程度的深度與廣度：當時，這些被列入奸黨名錄的人，大多已經故世，於是，迫害的鋒芒主要指向他們的著述和子孫後代。
名列奸黨的許多人，是當代的學術泰斗或文壇領袖。這使禁絕銷毀他們的著作成為當務之急。江西詩派的開山鼻祖黃庭堅號稱蘇門四學士之一，他的一句“春歸何處”曾經問得詩苑詞壇一時間黯然失色。與蘇東坡比較起來，這位影響巨大的詩人雖然只能屈居二流，但是禁絕銷毀奸黨著述卻是由他首當其衝。其起因相當猥瑣無聊：
黃庭堅名列奸人黨籍之後，被貶黜到湖北降管勾玉隆觀，這是個僅次於撤職罷官的閑職。湖北轉運判官名叫陳舉，此人很想藉黃庭堅的文名抬高自己的身價。於是，有一次黃庭堅應邀撰寫一塊碑文時，陳舉要求在碑文撰寫人的落款上，把自己的名字添加上去。黃庭堅不願意，拒絕了。於是，這位相當於省一級主管日常工作秘書長的陳舉，便在碑文中斷章取義地摘錄了一些詞句，舉報黃庭堅誹謗朝政。他有意將舉報交到了副宰相趙挺之手中，原因是他知道趙挺之與黃庭堅不和。果然，趙挺之立即向宋徽宗報告。結果，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黃庭堅被進一步貶竄到嶺南，並死在那裡；另一方面，則是大舉開始了禁絕銷毀奸黨著述的運動。
為此，大藝術家徽宗皇帝發布了一系列詔書。他先是下令，天下碑、碣、榜、額，凡是蘇東坡書寫的，要全部銷毀；又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及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以及馬涓等人文集、範祖禹的《唐鑑》、范鎮的《東齋紀事》、劉攽的《詩話》、僧文瑩的《湘山野錄》等書的印版悉數焚毀；在蔡京的慫恿下，皇帝進一步下詔，焚毀蘇軾的《東坡集》併後集印版；毀掉司馬光、範純仁等人的畫像。司馬光的偉大史學著作也在焚毀之列。
當時，負責銷毀及其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薛昂與林自等人。太學博士陳瑩中知道消息後，特意在太學考試出題時，引用了徽宗的父親宋神宗為該書寫的序文。這位林自不學無術，沒有讀過，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寫過這篇序文，於是跑去向陳瑩中興師問罪：“神宗皇帝怎麼可能寫這篇東西？”陳瑩中反問：“誰敢說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說：“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時寫的作文而已。”陳瑩中問他：“你的意思是說：天子的聖人之學不是得自天性，還有少年、成人之分？”這回，林自真的沒脾氣了，回去悄悄告訴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學將印版束之高閣，從此不敢再提銷毀的事兒了。這樣，今天的人們才有機會讀到這部不朽的歷史巨著。
蘇東坡的詩文恣肆汪洋，意境高遠。文人騷客們愛不釋手。崇寧、大觀年間，朝廷懸賞重金禁止他的詩文，最高時賞金達到八十萬錢，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十多萬元人民幣。結果，反而使蘇東坡的詩文成了民間相互誇耀的寶貝。讀書人如果不能背誦蘇東坡的詩文，是一件很沒有面子的事情，其他人會認為此人沒有品味，俗不可耐。有一位政府高級官員，甚至為此還發了大財。
這位具有天才的經營意識和商業頭腦的官員，名叫苗仲先，當時擔任徐州太守。蘇東坡曾經在徐州建有一座名樓，起名叫作黃樓。蘇東坡的弟弟蘇轍為此樓作賦，碑文則由蘇東坡親自書寫後刊刻。在禁絕銷毀運動中，徐州的地方官員們不忍心毀棄，將這塊碑投於護城河的壕溝之內，並將黃樓改名為觀風樓。等到富室與官宦人家以收藏東坡詩文墨跡相誇耀時，苗太守靈機一動，命人將石碑抬出，日夜趕工摹印，得拓片數以千計。忽一日，太守下令：“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下令立即擊毀。結果，該碑文摹本市價倍增。苗太守將這些拓本帶到京師，不幾日便全部售罄。太守立即成為一方巨富。
在蘇東坡的家鄉四川，民間甚至流傳了一句諺語，說是：“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根。”不熟悉蘇東坡詩詞文章的讀書人，只能吃菜根。由此可知宋徽宗君臣施政與民間輿情的反差之大。
逝者已矣，他們親屬子弟的命運則變得相當悲慘。崇寧年間，徽宗多次下詔，凡奸黨子弟，不管有無官職，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准擅自到京師來，不准在京師及京師府界任職；後來又規定，宗室子弟不得與黨人子弟聯姻，已訂婚尚未舉行婚禮的，必須解除婚約；黨人五服之內的親屬，均不得擔任近衛官職。知情不報者處斬。此外，在科舉考試和官吏錄用晉級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視性的規定與做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去，應該說，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這種做法都帶著一股強烈的不祥氣息。在世界範圍內，很難找到由此導入良好結局的事例。
蔡京輔佐宋徽宗出爾反爾的第二個輕佻舉措，則是分門別類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勵下，上書言事的人們。
我們記得，徽宗初政時，曾經發布過一份詔書，鼓勵、號召天下人暢所欲言、言者無罪地品評朝政。在此之前，徽宗的同父異母哥哥宋哲宗在位時，也曾經發布過一份讓天下人上書言事的詔書，獻言者數以千計。結果，後來，哲宗君臣斷章取義地摘錄這些上書，憑只言片語整治上書者，搞得人們怨聲載道。宋徽宗為了解除人們的顧慮，下令撤銷了專門在臣民上書中羅織罪名的編類臣僚章疏局，使人們相當感奮，有五百八十多位官員和八百多位布衣平民上書言事，為國家發展出謀獻策。結果，同樣僅僅一年多一點時間，同樣言猶在耳、墨跡未乾，徽宗皇帝便盡反前言，將所有奏章和上書交給蔡京、蔡攸父子、他們的門客強浚明、強淵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錯的學者葉夢得，由這個五人小組根據上述文書中的內容與詞句，決定如何處置這些上書言事者。
《宋史》記載說：強氏兄弟與葉夢得和蔡京結為生死交，共同策劃了元祐奸黨案和此次的上書言事案。在上書言事案中，上述五人“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把這些上書言事者分別劃分成了七大類：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其中，僅五百八十多位官員裡，被列入“邪”字一榜中的，就有五百三十四人。進入“正”字榜的，只有四十一人。其中，“正上”一等的六人，包括了那位為皇帝畫“愛莫助之圖”的鄧洵武。而監察系統和政務系統中，凡是與蔡京有過節的人，幾乎一網打盡地被列進了“邪”字榜中。史書記載認為：以此為發端，從此形成北宋末年的黨人之禍。
一位被列入此榜中的不知名人士，曾經寫了一首小令，嘲諷道：
“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來胡道，人人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少。自訟鐫官差嶽廟，卻一齊塌了。誤人多事，誤人多是，誤人多少！”
在涉及治國方略的重大事務上，徽宗皇帝的表現既輕佻又不浪漫，這種做法所傷害的肯定遠遠不僅僅是上述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們有理由在這種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變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與令人畏懼。
顯然，得分最多的人是蔡京。元祐奸黨案中，被蔡京列入奸黨名錄的人裡面，包括了他最重要的政敵、競爭者、意見相左者和曾經批評過他的人。如章惇與曾布，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重要骨幹力量；張商英在哲宗時反對變更新法，在奏疏中直斥司馬光等保守派人士；陸佃則根本就是王安石的學生和變法時的助手。在理論上講起來，他們都是蔡京志同道合的同志與戰友。但由於他們屬於上述幾種人，所以全部被列入奸黨名錄。在這兩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中，蔡京差不多將自己的敵人和潛在敵人清除殆盡。事實上，此後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時已經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這裡面，有一個人特別令人惋惜，他就是葉夢得。從歷史記載看，他並非稀里糊塗地成了五人小組成員，可能是相當情願地參與了為那些上書言事者羅織罪名的工作。後來，此人出任地方官。在任期間，他摧抑豪強，平反冤獄，表現得相當正直而且能幹，為此獲得不錯的官聲並遭受貶黜；到高宗時，此人力主抗金，正義凜然地致力於收復失地；他還滿腹經綸，是位不錯的學者，其幾本主要著作流傳至今，仍然具有不低的研究與學術價值。然而，就是因為這一段歷史，就是因為曾經與蔡京結為死黨，遂成為此人無法抹去的污點，結果，此後八百多年裡，始終為人所不齒。葉夢得的遭際，很有可能曲折地再現了當時政壇上的錯綜複雜。
就這樣，我們帝國的元首幾乎是以滑著舞步般的輕鬆與浪漫，處理著軍國大事。
此後，這種特點一再顯現：在治理國家的方針大計上，缺少堅定的信念，寡謀善變，投機取巧，特別典型地表現了徽宗皇帝的輕佻。
如果說皇帝在對待元祐黨人的政治立場上劇烈轉變是一種政治輕佻，在治罪上書言事者上翻雲覆雨是一種人格輕佻的話，那麼，在他改變對上述兩類人的懲治時，所表現的則是一種讓人根本無法界定的輕佻。
按理說，改變對這兩種人的錯誤懲治，應該是很受歡迎的舉動。可是，徽宗皇帝在這樣做時，卻使人絲毫感覺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對國家的前途更加沮喪與絕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與徽宗皇帝篤信道教有密切關係。
宋朝皇室與道教淵源頗深。宋太宗趙光義繼位時，有“燭影斧聲”之說，流傳了一千餘年，至今還是一大歷史謎團。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做皇帝之前，曾經與一位道士交往很深，這位道士預言趙匡胤將登九五之尊。趙匡胤登極當了皇帝之後，這位道士杳無踪影。十六年後，二人又一次見面，趙匡胤問道士，自己還能活多久？道士回答道：今年十月二十日夜裡，如果是晴天，你就還能活十二年；否則，就需要趕快安排後事了。到了這一天夜裡，趙匡胤登臨太清閣四下觀望，只見星漢燦爛，不禁心中大喜。忽然，陰霾四起，天氣劇變，雪雹驟降。趙匡胤急忙回到宮中，把弟弟趙光義召來，二人在皇帝的寢宮裡，將所有內侍、姬妾統統趕出去，相對飲酒。人們遙遙觀望，但見寢宮之內，蠟燭光下，太宗時不時地避席而起，做出謙讓不可勝之狀。漏禁三鼓，皇帝引柱斧戳地，對太宗說：“好做，好做！”當夜，趙匡胤猝死，留宿在大內的趙光義於柩前即位，成為宋太宗。
這是對“燭影斧聲”的一種解釋。
另一種解釋對趙光義就很不利了。這種解釋認為：所謂“燭影”，根本就是在燭光之下，趙光義親手殺死了自己患病中的親哥哥；“斧聲”則是趙匡胤平時片刻不離手邊的水晶玉柱斧，在激烈打鬥中發出的聲音。
對於趙家皇室來說，前一種說法顯然是唯一可以接受的。這就在皇室與道教之間，架設起了一座相當友善的橋樑。
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則將道教與皇室的關係拉的更近了。這位親手簽訂了“澶淵之盟”的皇帝，特別神神怪怪，一輩子時不時地就能看見天神聖祖降臨人間，而且就是降臨到他的宮廷裡面。神道降臨時輝煌燦爛的景觀，只有我們的皇帝一人有此仙緣能夠瞻仰，其他人只能心懷崇敬地聽他繪聲繪色地予以描述。上天神聖還時常降下天書給皇帝，保佑並指導他根據上天的意志，治理我們的帝國。據說，這位皇帝之所以如此，大體出於兩個動機：一是以神道教化世道人心，二是為了“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特別是要讓遼國君臣知道，大宋帝國是有神靈庇佑的，用以製止他們的南侵之心。
到了宋徽宗的時代，對道教的尊崇達到了一個高潮。中國歷史上可能還沒有哪一代帝王能夠像我們的徽宗皇帝這樣崇信道教，以至於到了最後，他給自己的稱號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神怪怪，與他的先祖比起來毫不遜色，或者應該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說，他還是端王時，就曾經有一個道士預言：“吉人當繼大統。”吉人合起來，正是趙佶的佶字。趙佶當上皇帝之後，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劉混康告訴他，京城東北角風水極佳，倘若將地勢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會興旺。徽宗下令照辦。不久，宮中竟然連連誕育皇子。這一來，使宋徽宗對於道教大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兒子蔡攸隨行，由一百多個道士執儀仗為前導。隊伍出了南熏門，徽宗忽然停住，指著前方的空中問蔡攸：“玉津園的東面好像有亭台樓閣，重重疊疊，那是什麼地方？”蔡攸立即裝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隱隱約約看見雲彩間有幾重樓台殿閣。再仔細看，都離地有幾十丈高。”徽宗問：“看到人了嗎？”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節蓋，相繼出現在雲間，眉毛眼睛歷歷在目。”一君一臣，一問一答，認定了有天神下凡。於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宮，名曰：迎真宮。 “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假如我們不願意過分刻薄地評論此事，則或許可以將此事理解為君臣二人看到了海市蜃樓，或者出現了共同的幻視、幻影等幻覺。不過，結果是一樣的，那就是，從此皇帝更加崇信道教了。
與皇帝相處時日最久的一個道士，名叫張虛白。可能是長著與眾不同的鬍鬚，或者長相類似胡人，徽宗皇帝從來不稱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張胡。此張胡博學多識，精通術數，經常喝醉酒後發出預言，神奇的是，每每被他言中。他曾經酒醉後枕著皇帝的膝蓋大睡其覺，並且經常直言無忌地發出批評性的警告，甚至針對皇帝本人。徽宗並不計較，只是說：“張胡，你又醉了。”宣和年間，金國人俘虜了遼國皇帝天祚皇帝，派遣人來通告，徽宗皇帝將此事告訴了虛白。虛白的反應是，徐徐道曰：“天祚皇帝在海上築宮室等候陛下，已經很久了。”此話一出，周圍的人們相顧失色。天祚皇帝是公認的荒淫昏庸之君，而且亡國後成了俘虜。虛白如此比擬，完全夠得上大不敬之罪。徽宗皇帝卻渾然無事，手撫虛白後背說：“張胡，你又醉了。”到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徽宗皇帝真的成了亡國之君，並被金國俘虜後，又一次見到了虛白。皇帝嘆息著說：“你平日所言，都應驗了。我悔恨透了，沒有早聽你的意見。”虛白說：“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往事不可追，來者猶可諫。陛下好好愛惜身體吧。”據說皇帝曾經賞賜給張虛白大量財寶，虛白全部推辭不受，是一位相當懂得自愛的道士。
皇帝寵信的道士不少，像張虛白這樣自愛的則不多。這些牛鼻子老道，各自都有自己的高招。比如，一位叫王老志的人相當絕。他見到皇帝時，先遞給皇帝一個大信封，皇帝打開一看，嚇了一大跳。原來里面裝著他早年寫給愛妃們的艷詩，內容很隱秘，就是說很下流。皇帝立刻就被鎮暈，馬上就找不著北了。
最有名的，當屬林靈素。此人深得神靈鬼怪之精髓，最大的特點就是滿嘴巴跑舌頭。而且其人膽子極大，口氣極大，極其堅定果斷。他相貌極為奇異。據說，因為好酒貪杯，又沒有錢，於是向人家賒賬，欠多了酒賬，債主前來討債，他“舉手自折其面”，結果，導致他一半臉乾枯如骷髏，一半臉則滋潤如常人。平心而論，單憑這副尊容，一般人見到，先就會拿他當半個神仙了。而我們的教主道君皇帝本不是一般人。因此，皇帝一見到林靈素，頓時就懵了，他疑疑惑惑地發問：“先生過去當過官嗎？曾經見過我嗎？”道家大師林靈素答道：“我往年在天上玉皇大帝那兒當差時，曾經侍奉過聖上您的大駕。”皇帝道：“那段事如今我還恍惚記得。我記得你好像是騎一頭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兒去了？”靈素回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國了，不久就會來此。”皇帝又驚又喜，不但知道了自己的前世，還找到了天上的仙伴。皇帝的心情無比喜悅。
林靈素像現代心理治療的催眠大師似的，索性喚醒了皇帝所有沉睡的前世記憶。他告訴皇帝：天有九霄，神霄為最高，其辦公場地叫府，上帝的大兒子是神霄府的玉清王，負責主持南方的工作，號稱長生大帝君，這位神靈就是陛下。然後，林靈素謙遜地告訴皇帝，自己就是府中那個名叫褚慧的仙卿。如今主子下凡為帝，自己當然也要降臨凡世輔佐君王。林靈素指著蔡京問皇帝：您不記得了嗎？這是左元仙伯呀。他講得興起，把滿屋子的人一一指給皇帝：王黼乃文華吏，盛章為寶華吏，而貌美如仙備受寵愛的劉貴妃正是九華玉真安妃。童貫等一干人也都名列仙班。如此一來，搞得大家歡天喜地：怪不得大傢伙兒聚在一起如此開心，鬧了半天，原來上輩子在天上就是老朋友了。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後，相當感慨。他派人宣諭有關部門：自己是上帝長子，只因為憐憫中華大地到處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懇求上帝父親，願意下凡為百姓之主，令天下歸於正道。於是，道籙院請示了上帝之後，正式冊封我們的徽宗皇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曾經親自參加褚慧仙卿林靈素大師的講經會。當時，在皇帝的倡導下，全國的道士都有官職級別，按資格享受工資俸祿和福利待遇，致使人們趨之若鶩。為擴大影響，每次講經大會都設有大齋飯，就是一頓相當不錯的飯局，而且聽經者可以得到三百文錢的施捨。結果，很多貧民買塊青布，打扮成道士模樣前來聽講。據說，每次講經大會的花費都要高達相當於今天的百萬元人民幣左右。
而林靈素林大師的講經格外好聽。史書記載說，林大師講經，雖然沒有什麼殊絕之處，但時時雜以滑稽，語言生動而智慧，搞得聽眾一驚一乍亦喜亦悲，不時地爆發出哄堂大笑，氣氛特別熱鬧而且熱烈。事實上，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特別是聽過各類大師傳法的中國人，對此應該並不陌生。而教主道君皇帝每逢此種時刻，也樂不可支，“莫有君臣之禮”。恍惚之間，皇帝可能已經真的把自己當成了玉皇大帝的大兒子。
在此期間，道家的修行、典禮、儀式、經典與生活方式，成了我們帝國國家元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皇帝相當自覺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樂此不疲。於是，在此期間，中國道教的勢力遠遠壓倒佛教，達到了自己發展的頂峰。為此，道家弟子們，實在是應該感謝這位教主皇帝。
據說，當時僅林靈素一人，就有弟子兩萬多人，錦衣玉食地在京城內外招搖。他的勢焰極盛，甚至被人們稱為“道家兩府”，意思是此人的權勢已經可以和宰相並列了。
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褚慧仙卿林靈素林大師的一番做作，導致了徽宗皇帝對於元祐黨人案和上書言事獲罪者們的重新思考。
史書記載說，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樓設宴，林靈素侍宴。恰巧太清樓下就有一塊元祐黨人碑。林靈素走到碑前，納頭便拜。皇帝大為訝異，問他何以如此？大師莊容回答道：“這塊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樣地不稽首緻禮，今後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處？”而且，據說這位牛鼻子老道還隨即吟詩一首。詩曰：
人們找不到這位林靈素與蘇東坡、黃庭堅這些人有什麼瓜葛、淵源的證據。道士忽然為那些倒霉蛋兒說話，由不得徽宗不信。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對元祐黨人的態度明顯好轉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此前後，還有一位道士，也曾經以類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種特殊的壓力。據說，有一次皇帝巡視一座道觀。觀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拜章，過了很久才起來。皇帝在詫異中等了相當長時間，於是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位道士回答說：“剛才到上帝辦公的地方，正好趕上奎宿在向上帝匯報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畢才能上達奏章。”皇帝聽了，感嘆不已，又問那奎宿是什麼人？向上帝匯報了些什麼事情？道士回答：“臣離得遠，聽不清，對於他們談的事情不得而知。不過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學士蘇軾蘇東坡。”據說，徽宗皇帝一聽之下，大為改容。隨後，對元祐奸黨一案的態度發生了許多明顯的變化。
平心而論，這種變化特別令人心驚膽戰。想想看，作為一位國家元首，在我們的皇帝身上，時不時地就會以此種方式，發生著治國方略的變化，這實在很難讓人對這個國家的前途產生什麼樂觀的想像。
而在此時此刻，藝術家宋徽宗的想像則已經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現實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盡情地翱翔。
應該說，道家的思想觀念與皇家的思想觀念是最為默契的，因為兩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對於道家人士來說，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樂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長壽，長生不老，修煉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