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二章謎一樣的雍正和年羹堯之死

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戌時，大約晚八點前後，康熙皇帝玄燁病死在暢春園。當日，皇四子雍親王胤禛繼位。從十四日到十九日，北京九門關閉六天，十六日先皇帝遺詔頒布天下，二十日舉行即位大典，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賀，改明年為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於公元1735年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時，大約半夜十二點左右，猝死於圓明園，死因不明。 雍正在位時間不長，卻是整個大清王朝，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位皇帝—— 他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勤奮的皇帝，是實行了最多製度革新與善政的皇帝，他所實行的一些制度創新，對後世中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些影響直到今天還都在左右著我們的生活。同時，在清朝的皇帝中，雍正皇帝也是在當時和後世挨罵最多的皇帝，是留下最多歷史疑案的皇帝。在他執政的短短十三年間，他所做的幾乎每一件涉及個人的事情——從他繼位，到他死去，差不多都成了歷史謎團。

圍繞著雍正繼位，在學術界和民間有無數爭論和見解，作好作歹，說什麼的都有。在有更新資料出現之前，恐怕永遠都沒有人能夠權威到讓所有人都接受的程度。我們無法知道雍正皇帝本人到底有多少委屈，以至於他要寫出一本《大義覺迷錄》來，全方位地為自己、為自己所代表的一切辯護。在中國歷史上，皇帝這樣做，尚屬絕無僅有，遂成為雍正年間最為奇異的景觀。 事情是從曾靜投書岳鍾琪引起的。 岳鍾琪是繼年羹堯之後最為顯赫的漢族高級將領，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出生在成都的一個武將世家，比雍正皇帝小九歲。他曾經指揮部隊，在平定西藏叛亂、討伐青海羅蔔藏丹津等一系列戰爭中大獲全勝，因此，雍正六年，四十二歲時受封三等公，官居川陝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太子太保，並授寧遠大將軍印，統領節制西北諸路大軍。這是一連串極為崇高的頭銜，除了年羹堯之外，還沒有哪一個漢族人能夠得到皇帝的如此寵信。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乃我國官場的常態，於是，圍繞著岳鍾琪便出現了許多傳言。對他最不利的一個說法具有巨大殺傷力——岳鍾琪是岳飛的後代。五百年前，岳飛對抗大金，壯志未酬；如今，大清朝正是大金的嫡係後代，岳鍾琪要繼承先祖岳飛“還我河山”、“痛飲黃龍府”的遺志，將大清朝趕回到東北的冰天雪地、深山老林裡去。這些傳言令嶽大將軍心驚膽戰、寢食難安。當時，就有許多漢族重臣上疏皇帝，認為岳鍾琪“不可深信”。據皇帝說，類似的書信裝滿了一籮筐。 偏偏不久前，雍正五年六月，有一個瘋子，在成都的繁華街市狂歌而行，大叫說：岳公爺將帶川陝大軍造反，成都四門已經掌握在秘密組織手中，將同時發難，見人就殺等等。一時間，社會上廣泛流傳著一個說法：岳鍾琪勸雍正皇帝修德，惹惱了皇帝，皇帝要召他進京，削奪他的兵權，就像當年岳飛被十二道金牌召回臨安，最後冤死在風波亭一樣。而岳鍾琪汲取了祖先的教訓，忠義愛民，堅不奉詔云云，傳得繪聲繪色，彷彿親眼所見一般。

這些傳說，使岳鍾琪心驚肉跳、苦不堪言，誰知，卻打動了一位湖南秀才的心。這位秀才，就是曾靜。 曾靜是湖南永興縣蒲潭村的一個教書先生。他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即行動起來，派遣他的學生張熙前往西安，投書岳鍾琪，準備和他一起共圖大業——推翻異族統治，恢復漢家衣冠江山。永興縣蒲潭村，地處湖南省東南部的萬山叢中，道路崎嶇難行，是個人跡罕至極為偏僻的窮鄉僻壤。雍正皇帝的種種劣跡傳聞、岳鍾琪大將軍與皇帝之間關係緊張的說辭，能夠穿透皇家凌遲滅族的天羅地網，跨越千山萬水達於此地，並激起一位山村老學究的萬丈雄心，可見我國到處藏龍臥虎，且自古以來信息傳播技術便極為先進，效力驚人。看來，要想制止這種信息傳播，僅僅依靠凌遲處死、抄家滅族還遠遠不夠，需要製定更加嚴厲的法律和掌握更高超的技術手段才行。

岳鍾琪看到那封投書，可能會嚇出一身冷汗。其中，談到雍正有十大罪惡：一謀父，認為雍正為奪帝位毒死了康熙；二逼母，認為雍正逼自己的親生母親自殺，原因是他的媽媽更喜歡雍正的同胞十四弟胤禎；三弒兄，前太子殿下胤礽死於雍正二年，是被害無疑；四屠弟，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指使人殺死的；五貪財，說雍正販賣糧食發財；六好殺；七酗酒；八淫色，說雍正把前太子殿下的妃嬪收為己有；九懷疑誅忠，指的是雍正殺死年羹堯、隆科多；十好諛任佞——喜歡重用溜鬚拍馬之人。在曾靜的筆下，雍正無疑是集古今昏暴劣行之大成的超級暴君和壞蛋，因此，導致“天震地怒，鬼哭神號”，大清朝馬上就要垮台。 曾靜譴責岳鍾琪背棄先祖之志，效忠大清，名聲大損。臣子選擇君主，就好像女子選擇丈夫，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他忠告大將軍：現在，唯有順應天下大勢，推翻大清，才能保住千秋名節。

岳鍾琪一面火速報告皇帝，一面開始審訊投書人張熙。為了把自己擇乾淨，他特地請一位滿族高級官員在審訊室邊上的暗室裡旁聽。 不料，那張熙堅貞不屈，不管岳鍾琪怎樣威脅利誘恐嚇打罵，就是不肯透露自己和老師的真實身份與來歷，經過三次審訊，甚至被毒刑拷打得死去活來，也沒有吐露一絲口風。最後，岳鍾琪告訴他：前任的大將軍就是被人引誘著犯了罪，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所以不能不防。如今，看他這樣視死如歸，自己這才放下心來，可以相信他了。 據說，岳鍾琪流著淚告訴張熙，他老師的信說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心裡話，自己決定甘冒風險，和他們師生共舉大事。然後，在張熙的堅持下，岳鍾琪對天盟誓，發誓永不背叛他們師徒，永不向任何人洩露他們之間的機密。就這樣，張熙把自己和老師的情形一股腦兒地告訴了岳鍾琪。

就此，曾靜投書一案宣告偵破，地方官員們在皇帝的嚴密佈置下，很快將最要緊的幾個案犯一網打盡。隨著被牽連進來人數的增多，偵察範圍也迅速擴大到全國各地。最後，查來查去，竟然發現，那些關於皇家齷齪事兒的信息來源，居然來自北京，來自被皇帝陸續修理過的親兄弟們。 官員們報告皇帝說：曾經有一批從北京流放到廣西的罪犯，全部是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的親近人士與太監，他們在皇帝的兩位弟弟獲罪幽禁後，便被判罪發配邊疆充軍。這幫傢伙成了皇帝醜聞的宣講團，在長達幾千華里的流放路上，走一路宣講一路。據說，一旦走到人煙稠密的城鎮村莊，他們就大聲呼喊：“你們都來聽新皇帝的新聞，我們受了冤屈，要告訴你們大家，好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只能判我們的罪，豈能封住我們的嘴？”（《大義覺迷錄》卷三）於是，皇帝如何改詔篡位，如何毒死父親、逼死母親的特大新聞便迅速傳遍祖國的四面八方。

雍正皇帝描述自己的心情說：“看著逆書，驚訝落淚，做夢也沒有想到天下人是這樣在談論自己！”（《文獻叢編》第一輯《張倬投書岳鍾琪案》，第4頁）他採用了一個極少見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兒：他一條一條地批駁曾靜給他列舉的十大罪惡，然後將關於這個案子的所有上諭——皇帝書寫的批駁文章、曾靜的口供和曾靜被皇帝改造好後寫的懺悔錄《歸仁說》等等，全部編輯到一起，取名為《大義覺迷錄》，刊印成書，頒發給全國各地的學校，要求所有讀書人都必須認真學習，領會其精神實質。若有哪個讀書人沒有讀過這本書，就要將該省、府、州、縣的教育長官從重治罪。 （《大義覺迷錄》卷一） 隨後，雍正皇帝下令將曾靜、張熙師生二人免罪釋放。此時，在雍正的教育下，曾靜已經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決心用實際行動來挽回給皇帝名聲造成的損害。他在《歸仁說》裡談道，漢族人在漫長的歲月裡，產生過許多聖賢，如今已經喪失了孕育聖人的能力，因此，聖人只能產生在異地，大清朝歷代皇帝的作為表明了聖人異地而生的道理。雍正皇帝就像堯舜再生，實在是個好皇帝，至孝純仁，受位於康熙，一舉兼顧傳子與傳賢兩個偉大傳統。再加上皇帝勤政愛民，是當今聖賢無疑。 （《大義覺迷錄》附錄《歸仁說》）

於是，皇帝決定讓這位曾靜到南京、蘇州、杭州去宣講《大義覺迷錄》，讓他的學生張熙到陝西去宣講，然後，各自回老家的衙門報到，隨時聽候指示。 皇帝採取的另外一項措施，則是組織了一個龐大的宣講團，其成員全部在新考中的進士中選拔，派遣他們深入到西北地區去宣講；同時，皇帝下令全國各地官員，必須在每個月的初一、十五兩天，向自己的屬下人民宣講《大義覺迷錄》。據官員們向皇帝報告說，這種宣講，擦亮了人們的雙眼，極大提高了他們明辨是非的能力。許多聽過宣講的人都表示，今後自己決不會再輕易上當了。臣子們決定再接再厲，加大宣講力度。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卷二十八，第249頁） 還有的臣子自己本身就被皇帝的高風亮節感動了，如雲貴總督鄂爾泰在談到自己的心得體會時，就很激動地表示：“捧讀聖諭，在為皇上感動的同時，自己還感到很慚愧，不是為了一個曾靜，而是為了天下千百萬人民。如果不是有大智慧、大光明，無我無人、惟中惟正，有幾個人能做到皇帝這樣？”（《硃批諭旨·鄂爾泰奏摺》，七年四月十五日折）臣子們的這些報告，可能使雍正皇帝十分欣慰。雍正死後，鄂爾泰全力幫助乾隆皇帝銷毀《大義覺迷錄》一書，則是另外一回事兒。時代不同了，當然要有不同的表現，這本來就是帝國官員必備的基本功之一。

受此案牽連的其他人，可就沒有曾靜師徒那麼幸運了。當時，有一位名氣很大、但已經過世很多年的大學者，名叫呂留良，是浙江石門人。他援引聖賢的教導，認為“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因而，思念明朝，痛恨大清。康熙十八年開博學鴻儒科時，他也在舉薦的名單上，但誓死不去參加考試；為了避免受到糾纏，他索性削髮為僧，出家做了和尚。曾靜對這位呂留良特別崇敬，在他的思想中汲取了許多精神力量。 張熙去西安投書前，專門前往呂留良的故鄉，拜見他的後人和學生們，希望大家協力同心，實現老夫子生前的遺願。這是一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書呆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慷慨激昂一番還可以，想看大清朝出洋相也是真的；但若論起干點什麼，卻誰都不知道從何談起。這令張熙失望之餘，可能還有點瞧不起他們。

如今，他們全部被牽連進來。呂留良及其兒子已經死了，但他們還有家族、親人、後人、學生、學生的學生、朋友、刻印過他的書的人、購買和收藏他的書的人，還有他的追隨者、崇拜者，譬如，有相當高級別的政府官員供奉著呂留良的牌位等等。於是，已經死的人，要掘出他們的屍體，把他們的屍體再殺死一次；活著的人，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者外，大多受到了秋後處死、抄家為奴、流配千里、削職罷官等處分，人數眾多，不一而足。 就這樣，曾靜的一個白日夢，帶出了一個呂留良大文字獄案，又由此扯出無數小文字獄。納蘭性德的老師、備受康熙恩寵的徐乾學早已作古，他的兒子名叫徐駿，是個驕狂暴劣的高乾子弟，年輕時曾經給自己的老師下毒，害死了責罰他的私塾學究。此人作詩一首，詩中有個對偶句，曰：“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我國文人對著那清風明月已經傷感惆悵了數千年，現如今很快被人舉報，給這老掉牙的俗套賦予了嶄新的政治內涵。舉報者認為，徐駿他“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語詆毀，大逆不道”。雍正同意這一判斷，按照大不敬罪，將他斬首。 （《清世宗實錄》卷九十九，八年十月庚戌條） 這就難怪了，後來，有人寫詩曰：“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倒還真把那陳詞濫調寫出了一點新意和情趣。誰知，大清朝的皇帝面對著這一聯不錯的佳句，看來看去，愣是從中看出來：這兩句詩是在嘲笑他沒文化，於是將那倒霉的詩人殺死。 沈在寬是呂留良學生的學生，曾經作詩曰：“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為深州理舊疆。”他還抄錄了一位叫黃補庵的文人寫過的兩句詩：“聞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如今，沈在寬被皇帝下令立即處死，黃補庵已死，家人妻子發配至功臣家中為奴，父母祖孫兄弟全部流放二千里。對於沈在寬教的學生們，皇帝念伊們尚且年幼，姑且饒過。 （《清世宗實錄》卷一二六，十年十二月壬子條） 在這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時刻，偏偏有人在另外一個方向上讓已經很辛苦的皇帝不能省心。譬如，杭州有一個叫陳詮的人，自稱是讀書人，也捐了一個秀才功名。此人屬於那種滿嘴跑舌頭、特別能忽悠的混混。他本來靠給一個算命先生做“托兒”為生，聽了《大義覺迷錄》的宣講後，忽然認定那個張熙是自己的鐵哥們儿，在杭州就是自己陪著他逛街來著。幾天后，他的事蹟又升格為自己經常和呂留良的門下切磋詩文。如今，他們都栽了進去，多虧自己精明過人，才脫出法網。在大家驚詫的注視中，此人自我感覺極佳。忽一日，官府前來拿人，他不退反進，宣布自己根本就在杭州接待過曾靜，兩人彼此惺惺相惜，英雄愛英雄等等。經過反复偵詢，最後，官府認定這廝是想以此擴大自己的知名度，遂革去他的功名，給他戴上一面大號枷鎖，交給他的父親管束，從此，不准他走出家門。 （史景遷《皇帝與秀才》，第240～241頁） 這樣的事情雖然令皇帝哭笑不得，卻也不會過於為此勞神。另外一種情形則更加令人欲說還休—— 還是在浙江，有一個讀書人齊周華，出身名門。他素來崇敬呂留良，聽到《大義覺迷錄》的宣講後，認為自己有話要說，偏偏皇帝也下詔讓大家直言無妨。於是，他就寫了一篇文章，痛斥曾靜，認為像曾靜犯了彌天大罪都可以得到皇帝寬容，為何不能施恩於呂留良等受牽連的人呢，他覺得浙江人比湖南人好多了，至少浙江沒有人跑到西安去向川陝總督投書。因此，如果皇上允許，他願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為呂留良遺屬中的年輕一代擔保，保證教育他們絕不反清，誓為大清良民。 當時，各級官員誰都不敢替他把這篇奏摺送呈皇帝。於是，這位讀書人千里迢迢地自費來到北京，直奔刑部大堂。刑部官員也沒有人願意去觸這個霉頭，告訴他說，他的折子應該由浙江最高教育長官負責呈遞。倒霉的齊周華只好返回杭州，來找浙江學政——省教委主任，結果，當場就被教委主任扣下，關了起來，一直關到了老皇帝駕崩，乾隆皇帝繼位。 乾隆皇帝在銷毀《大義覺迷錄》的同時，下令將曾靜和張熙抓回北京，凌遲處死。消息傳進監獄，齊周華大喜，在日記中寫道：“實在是太痛快了，可惜呂留良的子孫還沒有平反昭雪。” 偏偏事情還沒完。 據高陽先生在《清代的皇帝》一書中介紹，乾隆皇帝改元大赦天下，出了監獄的齊周華號稱看破紅塵，赴武當山修道。三十多年後，他竟然又思念紅塵，回了老家。他的叔叔曾經是乾隆皇帝的文學侍臣，退休在家多年。齊周華去叔叔家探親，有人惡作劇，在門上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僧道不許濫入齊府”。齊周華以為是叔叔指使的，大恨，遂整理出叔叔十大罪狀，並告發叔叔暗中與呂留良一案有牽連。報告一直送到了皇帝案頭，皇帝認為自己很了解齊周華的叔叔，相反，這齊周華揭發信中的狂悖之言倒很是令人討厭。於是，只是把齊周華的叔叔革職，卻下令將齊周華凌遲處死，其子孫充軍黑龍江。那曾靜於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是否也會大呼：“實在太痛快了。” 就這樣，由曾靜投書案，牽連出的呂留良文字獄案，一直到三十年以後，還在餘音裊裊。這還不算時間最長的。下面這件事情才稱得上是世紀疑案，其錯綜複雜的程度，大約可以超過任何武俠或推理小說作家的想像力，直令今日之歷史學家還在大費筆墨—— 據說，在呂留良案的大抄家行動中，呂留良的一個孫女名叫呂四娘，僥倖漏網。從此，她隱身江湖，拜高人為師，學會一身絕頂武功。有民間傳說認為，這位呂四娘貌美如仙，她所拜的師傅，曾經就是雍正皇帝的貼身侍衛，屬於頂尖級的大內高手。呂四娘學成後，化名混進宮中，將皇帝迷得神魂顛倒，四娘遂趁機將他的腦袋割了下來，這是關於雍正猝死之謎中的說法之一。根據這種說法，清西陵中泰陵棺材裡的雍正是沒有腦袋的。或許將來有一天的考古發掘會予以證明，如今，姑妄聽之。 雍正皇帝死後一個多月，他的兒子乾隆皇帝急急下令，先是停止每月兩天的宣講，然後，嚴令將所有《大義覺迷錄》統統收回銷毀。當時的命令很嚴厲，凡有膽敢私藏者，將是滅族的大罪。這樣一來，本來令人煩悶不堪的一本破書，突然變得無比寶貴。許多人冒著滅門的風險，把它偷偷收藏起來。後來，有人覺得放在國內不安全，就悄悄把它藏在走私船裡，帶到了呂宋、日本等地，從此，一本從裡到外透著齷齪的爛書風靡海外，變得身價百倍，並確實具備了無與倫比的史料價值。 二百多年後，一位美國漢學家帶著揶揄的微笑評論說—— “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著錯棋。一個皇帝以為，只要將所有的誹謗公之於天下，就能澄清事實，謠言自滅，而子孫後代亦將因其坦蕩誠實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記住了流言蜚語，而早已將這皇帝的懇切自辯忘得乾乾淨淨。另一個皇帝相信，只要將《大義覺迷錄》蕩滌殆盡銷毀，就能讓父皇英靈因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眾生就是懷疑：毀書的唯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史景遷《皇帝與秀才》） 這位金發碧眼的大歷史學家史景遷繼續談道：“面對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局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東流了，而欲以禁書、毀書的手段杜絕皇室內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終究禁絕不了街頭巷尾的口耳相傳。” 帝國的皇帝和臣民們，彷彿生活在一種濃厚的行為藝術情境之中，這種情境能夠令人情不能自禁地創作著許許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蹟，讓那些本來滿懷敬意的老外先是看得目瞪口呆，然後，便在莞爾中，有機會說出如此機智的評論來。 就這樣，圍繞著一位僅僅在位十三年的皇帝，幾乎流傳著數不勝數的故事。這些故事差不多都有真實的歷史事件作為背景，其表述出來的內容和形式，則千差萬別。甚至在同一件事情上，都會有完全不同的表達，其差距可以遠到十萬八千里。在我國歷史上，似乎還沒有哪一個皇帝能夠像雍正一樣，成為這麼多不同故事的主人公，並具有如此多姿多彩的面目。由此，可知這位皇帝確是不同凡響。 除了篡改遺詔、毒死父親、逼死母親之外，人們特別津津樂道的，還有雍正修理他那些親兄弟的故事、雍正殺死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堯的故事、雍正逼死自己的舅舅隆科多的故事等等。如同上面講到的那樣，在雍正皇帝本人和他兒子乾隆皇帝的努力下，這些故事統統變得讓人完全無法分辨真假，使他無論多麼勤奮地致力於國家治理、多麼力圖把大清朝的江山收拾得稍微像樣一點，都注定了無法洗清罩在他頭上的惡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他咎由自取。 在帝制傳統下的中國，有一個普遍而又醒目的規律：政治地位與人性、人類情感呈反向的關係。就是說，一個人、一個家庭的社會政治地位越高，其人性與人類的情感就越為缺失淡漠。所以，蘇東坡才會感嘆：高處不勝寒。原因在於，這種政治文化傳統崇尚的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崇尚的是實力加暴力原則。既然如此，陰謀與狡詐便自然而然地成為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就在根本上排斥了對於人類普世價值的追求，排斥了人性和人類情感——這種東西只會壞事，在那裡，只要有了利害的計算與利益的爭奪就足夠了。 同理，皇帝家骨肉之間的感情就更加不談也罷了，那裡根本就是最高級別的權力與利益的角斗場。勝利者標誌著隨心所欲，失敗者意味著萬事皆休。這就是我們拿著放大鏡也不太容易找到皇室之間骨肉親情的原因。 即便如此，像雍正那樣擺弄自己同父異母甚至一母同胞兄弟的事例也還是不太多見。雍正皇帝胤禛排行老四，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在雍正的二十來個兄弟中，除了他的十三弟胤祥、十六弟胤祿、十七弟胤禮三人受到了不錯的對待之外，其他差不多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有時是極其無情的荼毒。 他的大哥胤褆早在康熙活著時就被幽禁起來，直到雍正十二年死去；他的二哥胤礽是前太子殿下，最早被幽禁在咸安宮，後來被雍正移居幽禁到山西祁縣鄭家莊，雍正二年死去。有人認為他的死與雍正有關。 誠親王胤祉是雍正皇帝的三哥，他的遭遇，最能表現他的皇帝弟弟的陰狠殘忍。 從史料中看，胤祉似乎沒有太大的政治慾望，是一位相當出色的學者。康熙朝的大文化工程如《古今圖書集成》，就是他主持編修的。為此，康熙皇帝對他很是欣賞。為此，雍正的心裡可能特別不舒服。胤祉對廢太子很好，並在老大胤褆魘勝太子時予以揭發，保護了太子，為此，注定了他自己的命運。 雍正修理自己的三哥時，是從他的兩位重要助手身上下手的。這兩位助手，一位叫陳夢雷，一位叫楊文言。他們二人可能是當時最優秀的學者，楊文言精通天文曆算與數學，達到的程度，大約還在康熙皇帝之上。但是，他們兩個人都很倒霉，因為，他們先後撞上了兩個不是東西的人：前一個是他們惹不起的、備受康熙皇帝寵信的大學士李光地，後一個則是他們更惹不起的雍正皇帝。 陳夢雷與李光地是福建同鄉，又是同年——康熙九年一同考中的進士，考中後，一同選入翰林。帝國官場最看重的人脈關係——同鄉同年同事他們都具備，因此結成了親密的通家之好。他們在一同請假回福建探親時，偏偏碰上了三藩之亂。耿精忠脅迫陳夢雷參與叛亂並招徠本省的知名人士。此時，陳夢雷的密友楊文言也身陷耿精忠叛軍之中，李光地從老家來到福州時，對於是否響應耿精忠有些猶豫。陳夢雷、楊文言二人力勸他脫身回京，並秘密策劃了一個擊敗耿精忠的計劃，讓李光地想辦法帶到朝廷去。李光地按照他們說的做了，結果，朝廷軍大獲全勝。李光地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別欣賞，並被迅速提拔，成為皇帝身邊的近臣。誰知，此人當了大官之後，卻壞了良心，一個人獨吞了那件大功勞，並在耿精忠事敗後，不為陳夢雷、楊文言二人辨冤，導致二人身陷牢獄。為此，陳夢雷寫了一篇著名的《絕交書》，使李光地雖在皇帝那兒寵信不衰，卻為正人君子所不齒，成了康熙朝著名的偽道學家。 此後，康熙皇帝愛惜陳夢雷和楊文言的才華，將他們重新起用，派給皇三子胤祉做助手，幫助他編校《古今圖書集成》。雍正皇帝繼位後不久，為了打擊胤祉，把以前的老賬翻騰出來，再次羅織罪名誣陷陳夢雷和楊文言，導致兩位古稀之年的老學者、老科學家再次蒙冤受屈。隨後，雍正羅織了一些極其可笑的理由，將胤祉發配到遵化，為康熙守陵，不久將他削奪爵位，幽禁於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胤祉在幽禁中死去。 雍正的八弟胤禩是雍正最為嫉恨的一個兄弟，他被削奪了爵位後，由四哥雍正皇帝為他改名為“阿其那”。有學者認為，這是“豬”或“肥如豬”的意思，有人認為是“不要臉”的意思，還有國外漢學家根據滿洲習俗，認為是“凍死的活魚”之意，不知道在滿族習俗裡，“凍死的活魚”代表著什麼意思。目前，尚沒有權威的說法。這條“凍死的活魚”被雍正幽禁後，可能受了不少罪，死後，很多人認為是雍正謀殺所致。 胤禟是老九，雍正最為痛恨的弟弟，原因是，他堅定支持八阿哥胤禩。雍正替他這個弟弟改的名字是“塞思黑”。有人認為是“狗”或者“賤如狗”的意思，也有人認為，也是“不要臉”之意。目前同樣沒有權威的解釋。他死時，狀極痛苦，人們普遍認為是被雍正毒死的。 胤禎是老十四，是雍正一母同胞的弟弟。 “禎”字發“徵”音，與胤禛的“禛”不是同音。起初，他支持八阿哥胤禩，不喜歡自己的親哥哥胤禛。後來，康熙皇帝任命他為“大將軍王”，派他代皇帝御駕親征，去平息西藏、青海地區的叛亂。很多人，包括胤禎自己，也包括今天的學者認為，康熙皇帝準備讓他建立功勳威望之後，繼承皇位。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是這樣駁斥這種說法的：康熙晚年，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心知肚明；胤禎遠征之地距離北京數千華里，往返一次至少要一個月以上，康熙沒有可能在臨死前，把要繼承皇位的人，派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 胤禎富有才幹，威信也很高，雍正繼位後，他始終不買雍正的賬。據說，他們母親的死，就與老太太對他的疼愛和為他抱不平有關。對於這個親弟弟，雍正還算手下留情，一直將他幽禁在那兒，留下了他一條性命。乾隆繼位後，被釋放出來，並恢復了所有福利待遇。 在《大義覺迷錄》中，雍正對於自己荼毒諸兄弟的做法進行了辯解，大意是說，這些兄弟都不是東西，自己為了國家利益上的考慮，不得不如此云雲。近年來，為雍正唱的讚歌響徹雲霄，對上述事蹟也做了符合雍正願望的解讀。因此，在人性與人格上將這些歌唱者與雍正歸入一類，想來應該是他們所樂於接受的。 這些人倫慘劇的形成，有製度上的原因，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個人品性上的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使我們應該懂得一個特別淺顯的道理：人性常常是靠不住的，需要有效的監督與製約。僅僅靠中騙小孩子的“性本善”之類願望，或者孔孟之道提倡了數千年的“慎獨”之類說教，是治理不好一個現代國家的。一個好的製度，必定應該是一個懲惡揚善使人不敢也不能作惡的製度，必定是一個讓英雄有用武之地的製度，必定是一個作惡後要受到懲罰的製度。從現如今對雍正的讚美聲中，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要走的路可能還很漫長。 除了這些皇家兄弟之外，說起大清帝國功高權重的知名人士的死，大約就要算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之死最為富有戲劇性了。 《清史稿》中，評價年羹堯時說：此人“才氣凌厲”。從其一生行事判斷，這位撫遠大將軍的確夠得上是文武雙全、才氣縱橫。年羹堯出身帝國高級官宦之家，他可能有許多種方式為官為宦，如恩蔭、薦舉等，但此人憑藉自己的真才實學，參加科舉考試，硬是一舉高中進士高第，從此順風順水地走上仕途。 在康熙的諸多皇子中，老四——後來的雍正並不是那麼受人待見的。因此，在相當長時間裡，該人似乎從來沒有能夠身登大寶的跡象。以至於他最重要的一個謀臣，甚至沮喪地建議未登基前的雍正，想辦法把自己安排到台灣去做地方長官，以便形勢不好時，可以把主子四阿哥胤禛接到那裡去避難。 在官場上上升速度很快的年羹堯怎麼會投靠這位四阿哥，看準了他來燒冷灶，是一個很難找到確證的謎。有一種說法認為，就是因為年羹堯投靠了四阿哥，才在這位皇子的保舉下，一路青雲直上的。這種說法，有它的可疑之處。 顯然，年羹堯不是那種只會拍馬屁、靠人際關係或裙帶關係才能混跡江湖的宵小之輩。此人一生頗多風浪，沒有真本事，是很難在那麼多風浪中屢屢過關斬將，從而功勳卓著的。 《清史稿》記載說，康熙年間，年羹堯在四川為官時，處理突發或緊急狀態時的舉措很受康熙皇帝的欣賞，一路晉升為四川巡撫。更加不同凡響的是，因為年羹堯“治事明敏”，康熙皇帝鑑於巡撫沒有督兵權，特別因人設職，專門為年羹堯設立了四川總督一職，讓他擔任總督，兼管巡撫事宜。康熙不是一個糊塗皇帝，很難想像他會因為兒子的影響做出這種安排，除非在一種可能性之下：他存心要為這個兒子培植勢力才會這樣做，但是，這種可能應該是微乎其微。 康熙去世前後，年羹堯在川陝總督的崗位上，可能為雍正順利繼位做出了絕大貢獻。原因是，當時皇十四子胤禎是大將軍王，正在青海用兵，而年羹堯的位置恰好卡住了他的咽喉，使他在有形和無形的形格勢禁之下，幾乎沒有可能對雍正形成什麼威脅。 事後，年羹堯受雍正重用，取代皇十四弟胤禎出任大將軍，西北用兵之軍政大權盡入其掌控。在那一段歲月裡，年羹堯的軍政才華被盡情釋放出來。他收發隨心，每戰必勝，稱得上用兵如神，終於大獲全勝。以至於雍正皇帝興奮得簡直有點語無倫次，他情不自禁地把年羹堯稱為自己的恩人，要求子孫後代世世代代牢記年羹堯的豐功偉績——“不但朕心倚眷嘉獎，朕世世子孫及天下臣民當共傾心感悅。若稍有負心，便非朕之子孫也；稍有異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可惜，和我國歷史上許多性格強悍之能臣猛將的命運一樣，年羹堯在令人炫目的人生事業巔峰上待的時間實在太過短促。他遭遇到的問題已經困擾了我國政治數千年——他沒有可能一邊率領千軍萬馬出入於血肉橫飛的戰陣，一邊還能徇徇如也，保持著滿口仁義道德的謙謙君子形象。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堯回到北京覲見皇帝，受到隆重而崇高的表彰。可能就在同時，雍正皇帝已經下定了收拾他的決心。十一月，在回任的路上，年羹堯收到皇帝發來的一份諭旨，話裡有話地警告他：“若以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 三個月以後，雍正三年二月，天空上出現了“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天象，被認為是大吉大利之徵兆。對於年羹堯來說，卻成了真正的惡兆。他和眾臣一樣，給皇帝上賀表。結果，把讚美皇帝勵精圖治的“朝乾夕惕”，寫成“夕惕朝乾”。雍正認為，這是有意不敬。他說：既然你不想把朝乾夕惕許給我，那你的青海之功是不是許給你，我還沒一定呢。 四月，皇帝下令免去年羹堯總督一職，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九月，命令將年羹堯押解進京。十二月，眾臣認為年羹堯犯有九十二款大罪，請求將他立即處死，以正國法。雍正皇帝不忍處死，恩賜年羹堯自盡。就此，年羹堯家破人亡。 （《清史稿》列傳八十二，年羹堯） 年羹堯是皇親國戚。他的妹妹嫁給了皇四子胤禛，胤禛成為雍正皇帝后，年羹堯的妹妹被晉為貴妃，在后宮中地位崇高，使年羹堯成了雍正皇帝名副其實的大舅哥。不過，這絲毫沒有妨礙皇帝收拾自己這位大舅哥，也沒有證據表明這樣做時，雍正皇帝更加手下留情。 雍正為什麼一定要置年羹堯於死地？當時的群臣和後世，包括今天的知識分子們為皇帝找到了很多理由。從眾多關於他的民間傳說乃至傳奇看，普通老百姓似乎並不認同這些罪名。和那些官員與知識分子比起來，他們好像更懂得中國政治傳統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道理。於是，對於年羹堯之死便呈現了眾說紛紜，言人人殊，五彩繽紛的景象。 不管怎麼樣，年羹堯被賜死了，留下了許多傳說，許多無奈。 隆科多的死，和年羹堯有某些類似的性質。 隆科多是佟國維的兒子。從親族關係上，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又是他的內弟。因為隆科多的姐姐是康熙皇帝的孝懿仁皇后。雍正皇帝幼小時，曾經由孝懿仁皇后撫養，因此，雍正皇帝稱呼隆科多為舅舅。康熙皇帝晚年，隆科多擔任步軍統領一職時間長達十一年。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職位，相當於首都警衛部隊的最高首長，紫禁城等皇家要地的警衛工作全部由他負責。康熙皇帝經常將一些極為機密的事項交給隆科多辦，表明對他的特殊信任。 康熙皇帝臨死時，只有隆科多在場。他一個人代表大行皇帝宣布了雍正繼位的遺詔，因此，許多人認為是他篡改了康熙遺詔，扶持雍正登上帝位。雍正繼位後，隆科多立即成為最為顯赫的新貴，與大學士馬齊一起，總理帝國事務。 隆科多與雍正皇帝的蜜月期大約也只有兩年時間。到雍正三年初，他的步軍統領一職被解除。當年，在收拾年羹堯時，雍正順便把隆科多一起修理了一番。皇帝警告他：“各宜警懼，毋自乾誅滅”——你們要老實點兒，不要自己找死。 兩年後，雍正五年，隆科多被捕，群臣審議出四十一款大罪，其中的一些罪名，比加給年羹堯的還要可笑，但只要皇帝認可，就自然成了真正的罪惡。最後，雍正皇帝仍然不忍殺死他，下令在暢春園邊上蓋了三間小房，將他永遠禁錮在那裡。第二年，隆科多在禁錮中死去，死因不明。 其實，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他們犯的最大錯誤，就是離皇帝太近。有一句西方諺語說：知道隱情最多的那個人，就是最該死的人。事實上，年羹堯和隆科多就是這樣走上死路的。 孟森教授在談到雍正皇帝時認為，康熙皇帝的這些兒子，都很沒有教養；唯獨雍正皇帝，在治國上，“天資獨高”。他“好名圖治，於國有功”，上天保佑大清，使大業偏偏落到他的手裡。孟教授認為，雍正皇帝不失為像唐太宗一樣“逆取順守也”。 （孟森《明清史講義》下，第468頁）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說法或許是有道理的。 雍正皇帝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勤奮的皇帝之一，是實行了最多製度革新與善政的皇帝之一，是對後世中國影響最大的皇帝之一。同時，由於上面所述和下面將要談到的原因，在清朝的皇帝中，他也是在後世挨罵最多的皇帝。雍正在位十三年，有兩項重大的製度創新。 其中一項製度創新是“定火耗，加養廉”，通俗地講就是過去官員們魚肉百姓是巧立名目暗中進行的，就如今天的各種回扣、附加費之類；現在要把這些名目化暗為明，變成官員們的養廉銀子，將各種不合法的附加費合法化，使得官員們極為有效地合法增加了收入。 可是，令為數不少的官員不舒服的是：這些回扣、附加費化暗為明之前，若狠狠心再加上手段辣，本來是可以拿到更多的，如今卻沒有了名目，只能拿那有限的養廉銀子，這未免使當官少了許多樂趣。於是，他們嘴裡也很難有什麼好聽的話了。當時，有“康熙朝有清官，雍正朝無清官”一說。意思是說：康熙爺在時，雖然有巧立名目的衣冠禽獸，卻也有潔身自好的清官。如今，沒有巧立名目了，卻也沒有清官了。過去，清官們還能造福一方，如今老百姓卻要一體遭受搜刮了。 從後來發展的情況看，大清朝中後期帝國官員貪贓枉法的程度並沒有減少，與以前歷朝歷代比較起來，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康熙在位時，官員們大量挪借公款，成為國庫中的呆壞賬。雍正採用霹靂手段予以清理，為此，可能逼死了不止一兩個各級各類官員。雍正整飭吏治的努力及其力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因為這種種原因，當然使那些掌握了話語權又心地齷齪的士大夫，不會說他什麼好話了。 他的另外一項重大製度舉措則是“拼地丁，停編審”。 通俗地講，就是攤丁入畝，或者叫地丁合一。也有人將其解釋為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這項政策是在大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開始推行的，實際上是從康熙時代的一項重大治國政策中引申和發展而來。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發布了一項重大國事宣言，宣布從這一年開始，“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在其當時和後來的世代裡，這被看成是一項極其偉大的善舉德政。九年後，雍正皇帝繼位伊始，便在此基礎上，繼續完善之，開始實施攤丁入畝，將在中國實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年的人頭稅取消，改為田畝稅。在製度層面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卻也把官僚士大夫階層享有數千年的一項特權剝奪了。過去由普通老百姓承擔的徭役，如今根據官紳擁有的田地數量也要一起承擔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極大的善政與德政，是不需要任何懷疑的好政策。這項政策應該毋庸置疑地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緩解了人民的痛苦。同時，也勢必加重了官紳的負擔，有效加劇了士大夫們的痛苦。 這項製度的另外一層深意是：至少在經濟或者叫財政賦稅這個層面上，有效地將普通老百姓和官僚士大夫拉成了一個平面，在皇帝面前，他們變成了人人平等。 顯然，這項製度變革不可能不受到士大夫們的切齒痛恨。中國士大夫階級沒有受過“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的訓練，因此，在掌握話語權的這批人口中，要想听到關於雍正的好話，自然是不太容易了。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誰也不會想到的是，這樣一項德政善舉在和其他社會因素交織纏綿後，竟演化得對後世中國產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從歷史記載和後世研究統計中看，在此之前的一兩千年間，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從來沒有超出過一億人，排除天災人禍、改朝換代的因素，最多時，基本在六千萬上下徘徊。實行上述善舉德政之後，解除了人頭稅壓力的中國人再無顧忌，人口迅猛增長。康熙五十一年頒布“永不加賦”政策當年，中國人口總數為兩千四百六十二萬人。 （孟森《明清史講義》下，第475頁）其後，以年增長率達千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速度膨脹。四十年後，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中國人口總數已經突破兩億，到公元1793年英國國王第一次派遣特使馬嘎爾尼訪問中國時，這個國家的人口達到三億以上；到鴉片戰爭前後，該項數字突破四億。這便是在後來很多年間，我們一直聽到的“四萬萬同胞”這一說法的由來。 事實上，一百多年來，已經不斷有學者指出：人口過度膨脹的壓力，人口與資源的不平衡，是這個國家諸多社會問題與動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遠在千萬里之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注意到：中國的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何博傳《山坳上的中國》） 然而，視科學研究為旁門左道、“奇技淫巧”的中國人，雖九死而其猶未悔，於是，直到今日還生活在這個巨大的夢魘之下。沒有人能知道，它的後果會是什麼。 於是，上述一切，最終形成了在歷史拐角處的——雍正悖論。 但是，不管怎樣，假如有所謂康乾盛世這回事兒的話，有意將雍正去掉是不公正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沒有雍正的努力，就不會有所謂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