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一章康熙陰暗面：盛世之下，乾淨東西真不多

康熙皇帝玄燁在位六十一年。從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七歲時繼位，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九十一歲去世，他在位的實足時間已經接近六十二年。在中國歷史上，他是所有帝王中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 康熙一朝，氣象萬千，開啟了我國帝制社會最後的繁榮興盛。誠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其中，可圈可點之處甚多，如影隨形的陰暗也著實不算少，可能是這種政治制度最後的迴光返照。 或者換個角度，說不定可以這樣思考：僅僅因為外面的世界變得很精彩，而且越來越精彩，面對這種情形，帝國顯得很無奈，於是，才會有迴光返照一說。否則，拜帝王政治和孔孟之道所賜，我們大約可以在朝代輪迴中永遠地輪迴下去。如果不信，看看洪秀全及其奮發有為的同志們，曾經何等意氣風發，他們建立短命政權太平天國之後，在南京城中、天王宮裡的作為，大體能夠讓我們明白那輪迴的力量有多大。

在過去的歲月裡，我們對康熙皇帝玄燁的很多政治行為藝術做了匆匆巡禮。現在，我們應該盡可能貼近這個人，做一番稍微細緻一點的近距離觀察。 十七世紀即康熙皇帝成長與生活的時代，正是世界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期，是人類科學在與愚昧的較量中走向昌明的時代。隨著新航道的開通，地理大發現極大地擴展了人們的視野，哥白尼、伽利略、牛頓使這種視野變得無限高遠而又深邃。 公元1662年，是大清康熙元年。 這一年，倫敦成立了大英皇家學會，人們聽取了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上最新研究成果的報告。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決定由他支付法國科學院院士們的年金，伊薩克·牛頓爵士成為這個科學院的外國名譽院士之一。當牛頓爵士在英倫三島約克郡的蘋果園裡，俯下身子撿起那隻紅彤彤的蘋果時，遙遠東方的紫禁城裡，比牛頓小十二歲的康熙皇帝可能正在為那神秘的天空而如醉如痴。

事情發生在康熙七年十一月底。當時，在帝國欽天監里工作的外國傳教士南懷仁和欽天監最高長官楊光先發生激烈爭吵。原因是，南懷仁認為，在楊光先支持下編制的《康熙八年七政民歷》中，有許多誤差，而楊光先等官員堅決不承認，導致南懷仁上疏皇帝予以揭露，楊光先隨即上疏反駁，雙方在康熙皇帝面前激烈論辯。 在那一堆堆天文、曆算的術語面前，康熙皇帝如墜雲裡霧中，完全無法判斷誰是誰非。 於是，十四歲的小皇帝採用了最為簡單也最為聰明的辦法予以裁決：他下令，讓爭論的雙方，用實測的方法證明自己結論存在的理由。為了保證實測的公正性，他派遣內閣大學士等二十名高級官員臨場監督。一個月之後，到第二年正月，他們分別檢測了立春、雨水、月亮、火星、木星，結果很不幸，楊光先一派採用我國傳統方法所做的測算是錯誤的，而南懷仁採用西法做的預測幾乎分毫不差。為了進一步驗證，康熙皇帝命令雙方在紫禁城的午門外廣場上，用日晷針測試陽光在正午時的位置。這一天，所有朝臣齊集午門之外，所有人都很關心事情的結果，大家瞪大雙眼盯著那兩根日晷針影。隨著太陽的移動，針影向事先算好的刻度逼近，恰在正午時分，南懷仁所劃的刻度與針影重合，而楊光先所劃之刻度尚差幾分。至此，任何辯駁都無濟於事。楊光先受到申飭，皇帝命令南懷仁擔任欽天監副長官，參與天文曆法的測算與編制。

事情並沒完，因為這場爭論，涉及了發生在幾年前一場更大的事件。 就如表現出來的那樣，楊光先自己對天文曆算懂得的很有限，但他毫無疑問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情形和今天互聯網上的那些激進民族主義“憤青”很相似：對當代科學技術知識和各國情勢所知甚少，在不需要負責的情況下，他們具有超人的勇氣對自己不懂的事務發表評論。楊光先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對西式天文曆算發起攻擊並成功入主帝國欽天監的。 晚明前清時代，我國曾經產生過一部偉大的天文曆算著作——《崇禎曆書》。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評價說：這是一部“包括當時所有科學知識的不朽巨著”。這部巨著，就是在徐光啟所推薦的傳教士鄧玉函、湯若望等人幫助下完成的。

鄧玉函（Schreck Terrenz）是德國傳教士，本人是山貓學院院士、物理學家兼天文學家，在世界科學史上成就斐然，與赫赫有名的物理學家伽利略、天文學家開普勒是好朋友，曾經向開普勒介紹過我國的古代典籍《尚書》、、《春秋》及《堯典》中對日食和星辰方面的記載。他是在北京去世的，對我國晚明前清近代天文曆算的發展有著重要貢獻。 鄧玉函死後，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湯若望了。他對推動晚明時代我國科學技術的進步有著極大影響。那時，天文曆算不是一種學問，而是一個官職。中國官員非常討厭這個有可能搶奪他們官位的洋夷，因此，湯若望曾經受到過士大夫們的猛烈抨擊，使他受到多方排擠和難堪。崇禎四年，徐光啟奏請崇禎皇帝批准，安排湯若望和一批中國天文官員，同時觀測一次日食，結果，湯若望的計算與觀測分毫不差，那批齷齪官員則丟盡臉面。梁啟超認為，歐洲曆算學的輸入，是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書特書一筆的大事件。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方以智的《物理小識》、徐霞客的幾乎都出現在那同一個時代。

大清入主中原之初，表現得頗有氣象，只要是好東西就敢拿來用。湯若望編制的崇禎歷，沒有造福大明帝國，卻便宜了大清朝，並且一直使用了將近兩百年。就此，湯若望受到順治皇帝的尊敬，威望很高，致使漢族士大夫們十分不安。 但在當時，沒有人敢用“華夷之辨”這種意識形態來排外，因為在漢人心目中，皇帝和滿族也是“夷”，這使他們很難受。到順治十六年五月，當時只是江南省歙縣秀才的楊光先開始發難，他不太明白西洋曆算，對中國曆法也所知甚少，但他懂政治。他認為，愛西洋曆法十分危險，就像愛虎豹美麗毛皮而將它們豢養在臥室裡一樣，使用西洋曆法就等於讓我大清失去了上天賦予的正統地位，就等於奉西洋為正朔。因此，他明確提出，“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

當時，順治皇帝很喜歡湯若望，也就沒人理睬這位憂心忡忡的愛國者楊光先。 順治皇帝死後，楊光先再次上疏，受到四位輔政大臣的支持，結果，康熙三年發生了“曆法獄案”，第二年，湯若望被判處死刑，南懷仁等一批傳教士被流放充軍，五位支持湯若望的中國官員被處死。而這位楊光先儘管不懂天文曆算，卻也順利登上了帝國欽天監最高長官——監正的位置。幸好，此時偏偏恰到好處地發生了一場地震，湯若望方才逃過這一劫。被關了小半年的湯若望，氣息奄奄地走出監獄，一年後，死在東堂，位置在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北大街路東。 這件事情可能給康熙皇帝的影響特別大。許多年以後，他曾經說過：就是因為這場官司，令他發憤苦學。偌大一個帝國，連一部好曆法都沒有，實在不是件體面事兒。康熙八年，鰲拜等輔政大臣回家玩兒去以後，南懷仁上疏皇帝，控告楊光先依附鰲拜，無緣無故地冤枉湯若望意圖謀反，並以同一罪名冤殺五位中國官員。議政會議討論後，認為這楊光先的確罪大惡極，情節特別惡劣，建議處死，並為湯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認為，楊光先年紀不小了，驅逐回安徽老家算了。結果，楊光先病死在半道上了。

此後，康熙便迷上了天文曆算、數學和幾何。他在養心殿附近專門闢出一間教室，裡面擺滿了最新的科學儀器。除傳教士們進獻的之外，他還讓人仿製了許多，用來學習這些知識，幾位有科學根底的傳教士幾乎每天進宮為他上課。 幾年後，當他已經成為一位準天文學家時，曾經下令：“從今以後，不懂得新式即西洋天文曆算者，不許在欽天監做官，做了官而對此道不熟練者，不許升遷。”（《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五六）此時，他也完全掌握了歐幾里得幾何學和阿基米德幾何學，他可以在野外，根據星座的位置熟練計算出準確的時間和方位；可以用簡單的器具，測量出遠處的準確高度與距離。多年以後，他曾經在水利工地上，親手教他的兒子和水利官員們，如何使用器具測量地形、地勢與距離，令眾多官員們嘆服莫名。

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數學家名叫梅文鼎，著有數學方面的專門著作，代表了當時中國最高數學成就。老先生曾經預言：這門學問將來會大行於世。康熙通讀全書，在上面做了大量圈點批閱，然後，得出結論是，此書沒有大毛病，但算法不夠完備。在南巡路過梅文鼎家鄉時，將梅文鼎請到他的御舟上，連續討論三天數學問題。最後，很遺憾老先生年紀太大，無法請他出山。一年後，康熙下令把老先生的孫子召到北京大內去研習。年輕人讀了皇帝學過的數學著作後，認為康熙的造詣已經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清史稿》梅文鼎傳及文鼎孫谷成傳）他成了中國歷史上科學素養最高的皇帝。 中國以農為本，從很久遠的年代，便將重農輕商、崇本抑末定為立國的基本國策。可能從漢代時開始，每年開春時節，皇帝都要率領百官來到京郊，舉行躬耕大典，就是在鐘鼓齊鳴中，由皇帝親自扶犁，耕下春天第一犁，以示對農業的重視和勸勉。到後來，和我國許多形式化的東西一樣，大體成為像徵性的假模假式。

滿族人以漁獵立國，對農耕所知甚少。入關以後，滿洲八旗會種莊稼的人很少，圈佔的土地主要由漢族農民替他們耕種，偏偏康熙皇帝特別喜歡種莊稼。據他晚年自己說：他自幼時起，就特別喜歡觀察農作物的生長，“所得各方五穀菜蔬之種，必種之，以觀其收穫”。這應該不是誇口。在中南海的豐澤園裡，確實有一塊皇帝自己耕種的農田。而且，他還親手選育成功了一個水稻優良品種，為中國農業發展做出過不小的貢獻。若在今天，他的這個成果可是能夠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的高級別獎項。 康熙皇帝自己寫過一本書，名叫《幾暇格物編》，其中談道：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他在自己的稻田邊上散步，發現一株稻十分奇異，不但比別的稻子高，而且應該九月成熟的稻穗，在六月已經接近成熟。他遂將這株稻穗收藏起來，作為種子。第二年，這些種子播下後又在六月成熟。以後，他連年播種，越收越多。於是，康熙將這些種子拿到承德避暑山莊里試種，仍然大獲豐收，並可以在白露前收穫。據說，康熙每年到承德避暑山莊時吃用的稻米，都是他自己種的，且有富裕。於是，康熙皇帝決定在江南地區試種。

在南京和蘇州地區試種的結果是：由於生長期短，加上江南無霜期長，這個品種一舉做到了一年兩種兩收，畝產平均增長五成左右。書上描述說，這種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禦稻米”。這就是以前在南方地區曾經廣泛種植的“禦秈稻”、“百日種”優良稻種的來歷。此稻後來在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迅速普及，兩百多年間一直是當地水稻的當家品種。據說，中所描寫的“禦田胭脂米”，就是此物。 在江浙一帶巡視時，他發現往來船隻上，載著很多豬毛、雞毛，便詢問船家這些東西是乾什麼用的，船家告訴他，福建地區的水稻田時常引山泉水灌溉，山水寒涼，用這些東西可以使禾苗生長正常且早熟。康熙回到北京後，立即在西山的玉泉山下實驗，“果然早熟且豐收”。他還注意到：江浙一帶稻田大多使用池塘水灌溉，池水不寒，所以不用這個辦法。 從史料中，還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研究深耕、除草、合理密植、治旱、治澇、治蝗等等心得。他認為，冬天利用農閒時節，深翻土地，可以把蟲卵凍死，是治蝗最好的辦法。蟲子繁殖時收拾易，長成後收拾難；小時候收拾易，長大後收拾難；在地上跳時收拾易，能飛以後收拾難。到今天，這都是符合治蝗規律的真知灼見。 由此，我們大體可以知道，這位皇帝受到人們尊敬的部分理由。有學者譬如孟森先生曾經感嘆說：假如康熙皇帝能夠在他所學到的天文曆算、數學、幾何、園藝中，昇華出一般規律，然後，以他的巨大權力和威望，在全國大力鼓吹與提倡的話，說不定中國就會與同時代的歐洲一道步入科學昌明的時代了。 可惜，假設對歷史沒有意義。 這位科學素養很高的皇帝，終究沒能超越他的時代。 當時，以及直到後來很久很久，中國的讀書人仍然認為，科學技術是旁門左道，是奇技淫巧，只有四書五經、孔孟之道才是終極真理。有一位學生，向孔老夫子請教農業技術問題，他老人家很沒有好氣。這位學生離開後，孔丘很惡毒地咒罵他是不可造就的小人。在這位頗有點兒勢利眼的聖人心目中，只有做官才是正道，是君子之道。遂使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後，飽嚐了一百多年不懂科學的苦惱與恥辱，直到今天，還在苦苦追趕與掙扎。 據康熙說，他學習天文曆算、數學、幾何，是因為自己不懂這些東西，無法在臣子們打架時判斷孰是孰非，因此，發憤苦讀。如此想來，他對中國古代典籍的鑽研大約也有這種動機，除了好奇心、求知欲之外，他肯定不願意被漢族臣子看成是只會騎馬射箭、殺人放火的粗野夷虜，自尊心會要求他在精神文化層面上、在個人修養上也都成為勝利者。到後來，當他深切而明確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時，必定會令他自覺地將這種東西當成一個君主治國平天下的立身與立國之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藩之亂尚未平息，他就寫道：“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表明他特別清楚地知道，儒家意識形態的道統與他帝王統治的治統是不可分割的兩位一體。苦心研讀四書五經之類，就此超出了自身的慾望，成為他現實政治的需要。 “天不變，道亦不變”，出自先世大儒之口，說得真好。他要讓那些漢族士大夫知道，除了皇家的姓氏之外，天沒有變，道也沒有變，一切都不會變。這應該是他學習那些儒家經典的最深層動機。 康熙初年，曾經一度廢除了八股經義取士，改為策論，要求應考的學子們針對社會問題，在命題範圍內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是唐宋時期實行多年的科舉考試方式。康熙親政後，將這種有助於活躍思想的方式再次廢除，又改回到了那種僵死的經義和八股之中。由此，我們就會知道此人的大體思路——一切以維護皇家的權威為基本前提，任何可能的背離都在不能允許之列。並且，也就能夠明白，在他手裡是不可能實現什麼科學昌明了。 只有清楚了這一點，我們才會明白，同樣在康熙皇帝身上，為什麼會有截然相反的另外一面。 從各種史料中判斷，康熙的文化素養還不錯。他的父親順治皇帝福臨有一股狠勁兒，在刻苦鑽研那些古代典籍時，曾經累得吐過血。玄燁和他的父親一樣，據說也曾經在廢寢忘食的學習中“咳中帶血”。有資料說，為了練習書法，他臨摹的大家手捲有萬種以上，手書寺廟匾榜多達千餘。高士奇等當時和後世的書法家稱讚康熙的書法“深得古人之意”，應該不僅僅是在拍馬屁。還有一種說法，對康熙就大為不利了，說是在宮中檔案裡，發現了一些康熙寫的親筆信，字跡拙劣得就像低年級小學生，由此認為他那些冠冕堂皇的書法作品可能都是別人代寫的。若果真如此，大清朝皇家作假的本事可就太大了。在有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出現之前，我們姑且存疑。 至於康熙寫的那些詩文辭賦就真的不好說了，基本看不出什麼古意來，像大紅大綠金碧輝煌的北京故宮紫禁城，滿眼俗不可耐的暴發戶氣息，很少能夠讀出才華靈氣，能讓人記住的東西不多。可能是害怕別人說他沒文化，所以康熙拼命堆砌華麗辭藻和古僻典故，使很大勁頭掄高檔形容詞，聲嘶力竭地加重語氣。結果，因為太使勁兒，反倒露了餡，透出一股子小家子氣。就像今天讀書沒讀通的文化人，寫出文章來，通篇沒人能看懂的生造詞彙，彷彿患了精神上的消化不良，吃什麼拉什麼。不過，和他號稱“十全老人”的孫子弘曆——乾隆皇帝比起來，他又強出了許多，他畢竟還說過不少人話。那位據說一輩子寫過五萬首詩詞的乾隆皇帝，才真正是製造文字垃圾的高手，在他那洋洋灑灑、蔚為大觀的御制詩文中，幾乎沒有一句是讓人能夠記住的人話。除了炫耀權勢富貴、顯示濫情紈絝之外，至少在詩文方面，這位智商極高的乾隆皇帝，大體可以被看成是一個為老不尊的老花花公子。若非如此，他也沒有本事把父、祖幾代人留下的大好基業，糟蹋成鴉片戰爭之前的那副淒慘模樣。 康熙做的另外一件事兒，倒是頗有古意。他大約很想將宋仁宗君臣在後苑賞花釣魚的佳話再現於當世。於是，在三藩之亂平息後的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把侍從文臣和部院重臣們召集到瀛台，讓他們使用事先備下的小舟、漁具，在皇家花園的亭下橋邊任意遊玩捕釣，並可以將釣到的魚帶回家去，與家人共享。他可能舉辦過很多類似的活動，可惜，也許是刻意的成分太重，似乎沒有留下什麼美談。 另外一個時代的因素，肯定也在起作用：宋仁宗一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從制度到皇帝本人的秉性，仁慈寬厚是真的，由此，才會在四十年間出現那麼多鼎鼎大名的歷史文化名人。大清朝在血肉橫飛的兇殘之基上立國，康熙皇帝本質上十分專橫。他的所謂仁慈寬厚，基本可以理解成是為政治目的做作出來的。他太想博得這樣的名聲了，與漢文帝、宋仁宗大體是兩回事。於是，六十年間也沒有培養出一個像樣的歷史文化名人，僅有的一個納蘭性德還夭折了。由此可知，玫瑰花的美是自然而然的，若是這朵花每天嚷嚷著讓人們來欣賞自己美貌的話，大概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會願意挨近它。 與此相關，大清朝的臣子已經蛻變成了奴才——禽獸補子馬蹄袖，腦袋後面拖著根難看無比的豬尾巴，官帽上插著根孔雀毛，全身都是皇家犬馬、家養寵物的裝扮，當時的人們已經將官員們形容成是徹頭徹尾的衣冠禽獸。他們只能秉承主子的旨意行事，全無自己的思想靈性。因此，除了曹雪芹之外，整個大清朝三百年沒有產生一位放在中國歷史上能夠叫得響的一流歷史文化人物，原因端在於此。而曹雪芹之所以能夠寫出，大約也是拜沒有躋身官場之賜。 有一種說法，認為康熙皇帝出於仁慈寬厚、出於對漢族士大夫的尊重與推崇、出於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而大力推行孔孟之道並禮遇士大夫。這種說辭固然會為康熙所欣然接受，但很有可能不是事實。在現實中活不出個人樣的中國文人，喜歡沉浸在白日夢裡意淫。有眾多證據表明，康熙皇帝鄙視滿洲人與漢族士大夫詩文唱和的情趣追求，特別討厭他們學習漢族文化，堅持騎射武功為滿族之根本國策。 他多次訓諭自己的兒子們，“我們這些上等人，要時時訓誡，防止沾染漢族習俗。歷史上，金、元時代，漸漸漢化，竟變得像漢人一樣，我對此深深警鑑，並屢屢告誡你們，這實在是我朝最首要的事務。對此，你們一定要小心謹慎”。 （《庭訓格言》第95、52頁）對滿族大臣，他說得十分坦率：“為國家長治久安考慮，滿洲人決不可學漢人”，“文臣中許多人希望我學習漢族習俗。漢族文化有什麼難學的？一入漢俗，便大違祖宗明訓，我誓死都不會去做”，“我身邊的這些兒子，若有人沾染漢族習俗的話，我決不會饒過他，有祖宗成法在，就是想姑息也難”。 （《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第1639頁） 在這種心態之下，他的確只會推行孔孟之道，來維護他一家一族的利益，而不會為這個國家民族的長遠考慮，去提倡什麼科學。 對於漢族士大夫，他嘴上說的和心裡想的，可能也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有多少寬容仁慈的成分，實在可以成為一個很大的疑問。康熙十八年，他曾經痛罵漢族官員：“大小漢官凡事推諉，滿族官員做的好事，他們都要歸功於自己，事情搞砸了，就推給別人。滿漢官員在一起談論事情，往往不能和衷共濟。漢官總說滿官偏執，若漢官真能出以公心，滿官豈有不從之理。”（王先謙《東華錄》卷二十四，康熙十八年八月） 最能表達他真實體會的，應該是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的一次談話。這次談話，發生在康熙與他的子孫之間，因此特別坦率。當時，康熙已經六十三歲，他告誡自己的子孫：“漢人人心不齊，不像我們滿人、蒙古人那樣數千萬人一心一意。我治理這個國家多年，深知漢人之所以難治，都是因為他們不能齊心的緣故。國家太平的日子久了，你們一定要居安思危。”（王先謙《東華錄》，康熙五十五年八月） 皇太極時代，文臣在內廷辦公的地方稱為“書房”。康熙皇帝親政後讀書的地方，叫“南書房”，位置在乾清門內西側的朝房裡。康熙皇帝先後選拔了一大批文臣入值南書房。表面上，這裡只是皇帝讀書寫字、討論經史的地方，實際上，有著很深的政治考慮。 當時，諸王貝勒推舉皇位繼承人的製度已經在事實上廢止，而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還在發揮作用，在許多國家事務的決策上，對皇帝仍然具有箝制作用，這可能使康熙皇帝很不爽。於是，當這些文臣入值南書房之後，便成了他事實上的機要秘書班底。許多重大決策就是在這裡，通過皇帝直接下發詔旨的方式，避開了王公大臣議政制度的牽制，使皇帝逐漸向獨操權柄方向靠近。而那些心有靈犀的文臣，也兢兢業業地幫助皇帝暗度陳倉。他們得到的回報，則是陸續被皇帝提拔為部院甚至內閣重臣，致使入值南書房，成為當時漢族士大夫最高的政治追求與夢想。 最後，南書房終於過渡為雍正朝及其後來的軍機處，並最終使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也在事實上被廢止。就此，大清朝終於蛻變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極權專制政體。這些，都是在康熙皇帝仁慈寬厚的政治秀中，逐步實現的。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在康熙皇帝指導下，發生了惡名昭著的大文字獄——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少年時代就以才識過人而聞名鄉里。康熙親政後，戴名世只是個秀才，曾經被破格任命為知縣，他沒有接受，自己賣文為生。他為人坦誠，說話直率，一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有點兒怕他那張嘴，也就自然有些恨他。康熙四十八年，已經五十七歲的戴名世參加會試，結果一舉考中第一名，並在殿試中僅次於狀元，成為當年的探花郎。於是，進入翰林院，授職編修。 戴名世進入官場之後，不改書生本色，仍然不大會看人臉色，實話實說，出語驚人。當時，老先生已經快要六十歲了，一輩子就這樣過來的，實在是要改也難。結果，他成了官場上特別不受歡迎的另類。偏偏此人名氣太大，尋常拿他沒什麼好辦法。於是，大家便“力擠之”，希望把這個不受歡迎的同事擠出朝廷，讓他回家玩兒去。 這些人找來找去，最後終於找到了戴名世政治上反動的證據—— 三十年前，戴名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主要是記錄幾個南明政權垮台的歷史。既然是寫這一段歷史，他自然就使用了那些政權的年號。結果，被這些小人翻騰出來，指控他妄圖否定大清朝的正統地位。這戴名世生在清朝，長在清朝，考的是清朝的官職，他的文章裡，只是意圖寫出那些南明政權，是如何由於“亂賊誤國”而導致垮台的史實，希望以此警示後人，的確看不出反清復明的意思。他自己也萬萬沒有想到，生在盛世，居然要為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獲罪。他更加沒有想到，仁慈寬厚的康熙皇帝竟然會為沒影的事兒而雷霆震怒，把他視為禽獸不如的亂臣賊子，下令要徹查嚴辦。 就這樣，先後有一百多人被莫名其妙地牽連進來。刑部官員經過幾個月的嚴刑追逼，確定這是一樁相互勾結的大逆不道罪案，屬於十惡不赦範圍內之大罪。於是，擬定了許多人分別凌遲處死、斬首示眾、發配為奴的處理意見。 到康熙五十二年，經過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終於最後定案：戴名世從寬處理——斬首，已經死去的一位學者開棺戮屍，其他一百多人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為奴的為奴，最輕的三十二位官員，也都受到了降級撤職等處分。由此，為雍正和乾隆兩朝愈演愈烈的、文化上無中生有、羅織罪名的黑暗時代，開啟了惡劣的先例。 就在戴名世一案弄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刻，江南鄉試——高考作弊案又鬧得沸沸揚揚，讀書人從大鬧學宮開始，一直鬧到兩名最高地方官員互相彈劾。這是當時最有名的兩位封疆大吏，他們之間的糾葛，涉及當時最敏感的問題，到了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程度。一時間，全國為之震撼，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康熙皇帝，希望知道皇帝會怎樣處理如此棘手的難題。 事情是從一樁攷試作弊案開始的。 當年九月九日，江南鄉試放榜後，引起一片嘩然。原因是，中榜者大多是鹽商或官宦子弟。蘇州考生近千人，只錄取了十三名，除一人之外，其他入選者都十分可疑。隨後，有消息說，其中至少有五人是給考官送了錢的。當時，主考官是都察院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是翰林院編修趙晉。考生們寫了一副對聯，曰：“左丘明有眼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國家考試場所的大門上，有人將“貢院”兩個字增減筆劃，改寫成了“賣完”二字；揚州考生將左必蕃的祠堂拆毀，以發洩憤怒。九月二十四日，終於發展到了頂點：上千名考生抬著財神像浩浩蕩盪來到教育管理機構，將財神爺像和孔聖人像放到了一起。 康熙皇帝在收到的報告上批下了五個字：“可羞之極矣！”遂派出欽差大臣前去查辦，並命令兩江總督噶禮和江蘇巡撫張伯行會同查辦。 誰知，案子剛剛開始查，就演變成一督一撫兩位封疆大吏之間的殊死戰。原因是，案子牽涉了兩江總督噶禮。 當時，通過複試，查出確實有被錄取者作弊，作弊者不但文理不通，就連卷子都是槍手代考的。審訊中，作弊者供認了行賄作弊的過程。結果，發現有三百兩行賄的黃金下落不明。繼續深究時，一個叫李奇的傢伙當堂招供說，那三百兩黃金是行賄給了兩江總督噶禮，會同辦案的主審官一下子成了犯罪嫌疑人。當著欽差大臣的面，噶禮怒不可遏，下令將李奇亂棍打死。就在衙役們抄起大棍時，江蘇巡撫張伯行堅決制止，會審公堂一時幾乎變成全武行。隨後，在那李奇家裡搜查出銀兩。李奇大叫“陷害”，堅決予以否認。至此，案子變得撲朔迷離，複雜萬分，顯然已經無法繼續往下查了。 幾天后，噶禮和張伯行的奏疏分別到了康熙皇帝手中。張伯行彈劾噶禮，在此一案中收受賄賂五十萬兩白銀——相當於今天幾千萬元人民幣。張伯行說那噶禮“賣官、賣法兼賣舉人”，可謂罪惡累累。噶禮則彈劾張伯行“猜忌糊塗”，眼下正在查辦的戴名世《南山集》在蘇州就印了三千冊，張伯行並不查辦等等。弄得康熙皇帝也不識就裡，只好下令將二人一起停職，以便欽差大臣放手查案。 結果，沒有幾天，從江南織造曹寅那兒，送來了秘密報告，說是被牽連進案子裡的兩個縣官，一個翻供，一個上吊自殺，江南人民紛紛傳說是殺人滅口。那兩位欽差可能是害怕案子拖久了不知還會鬧出什麼事情來，於是便草草結案，建議皇帝將涉案人員該殺的殺，該抓的抓，該流放的流放，該抄家的抄家。對於噶禮和張伯行則是這樣判定：二人互參，查無實據，是屬虛妄。張伯行無端彈劾總督，導致二人互參，所以，噶禮降一級使用，張伯行革職流放。 這個報告還沒送到皇帝手上，江南地區已然是群情激憤。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兩個欽差大臣根本就是一對渾賬，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曹寅在給皇帝的秘密報告裡告訴康熙：此次，欽差大臣在江南地區的名聲受到極大損害，人人都認為這個判決是糊塗徇私的結果。眼下，已經有大批士子、百姓聚集在江蘇巡撫衙門，為張伯行申冤請願。 康熙皇帝隨即發布指示，斥責欽差大臣草率，認為必須將一督一撫的互相彈劾一案徹底查清。朝中重臣們開會商量後，建議皇帝仍然讓二人繼續審查。皇帝認為不可，此二人已經不堪信任，另派兩名重臣前去審理。 這兩位重臣在盛夏時節，來到江南，於揮汗如雨的酷暑之中，走馬燈一般審理案情，煞有介事。大家一看，覺得挺像那麼回事兒，應該是有一個公正了。誰知，判決一出來，竟然比前一個判決惹出的眾怒還要大。原因是，這次判決中，對考場舞弊一案的涉案者一律從嚴從重處理，然後判處噶禮與此案無關，張伯行誣陷帝國重臣，應該撤職查辦。 此時，皇帝兩派欽差，歷時一年，查辦的結果，除了噶禮之外，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沒有天理，甚至認為，根本就是康熙皇帝在袒護貪官。 曹寅又一次緊急呈遞秘密報告，稱：江南地區民心不服。第一次判決時，張伯行從揚州返回蘇州，數万揚州民眾擔心張伯行被人謀害，沿江列隊保護，蘇州人民則扶老攜幼攜帶瓜果飯食沿途奉獻兼作保護，場面極其壯觀感人；如今這第二次判決下來，張伯行回蘇州候旨之際，整個蘇州家家焚香遮道，為張伯行祈福，從楓橋到葑門，張伯行經過之沿路二十余華裡，人山人海，擁擠不可行。誰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如此顛倒黑白的判決，人們認為不是皇帝袒護貪官，就是貪官勾結矇騙了皇帝，否則，不會有這麼離奇的判決。 其實，百姓們的判斷很有道理，事情還真的和皇帝有關。兩撥欽差大臣搗糨糊、弄出一本渾賬，原因特別簡單——皇帝態度曖昧，他們摸不清楚皇帝的底牌，只好委屈張伯行，做出有利於噶禮的判決。原因同樣特別簡單：噶禮是滿洲勳貴的後代，皇帝對他比對張伯行要親近信任得多。 這噶禮不是一般人，他的曾祖父是努爾哈赤時代赫赫有名的開國五大臣之一何和禮。噶禮本人也極受皇帝賞識，因為在康熙親征噶爾丹時，正當前線軍糧不足，即將影響軍心士氣時，噶禮及時將糧草送到了前線，從而保證了戰事的順利進行。此事，給皇帝留下至深之印象，認為他勤敏能幹、忠誠可靠，很快就將他提拔為山西巡撫。從此，這傢伙貪贓枉法，縱容部下盤剝百姓，把山西人民坑得不輕。 《清史稿》說他：“撫山西數年，山西民不能堪。”就是說，這廝主政山西幾年，山西老百姓被他搜刮得痛苦不堪。 康熙四十二年，皇帝西巡太原、西安。噶禮驅趕著山西百姓一直迎接到了河北省的望都縣，花了三十多萬兩白銀——約合五六千萬元人民幣，為皇帝修建行宮。迎接到康熙以後，他進獻了四位美女給皇帝。康熙揶揄噶禮說：“怎麼著，想給我使美人計是不是？把我當什麼人了？”（李光地《榕樹續語錄》卷十八，第828頁）康熙雖然沒有收下這些美女，有證據證明，從此以後，皇帝對噶禮是更加信任了。此後，凡是彈劾噶禮的監察官員，不是報告送到皇帝手中便沒有了下文，就是不讓繼續追查，甚至還曾經將幾位彈劾噶禮的官員撤了職。隨後，大約是覺得山西太窮，不方便噶禮施展的緣故，在屢屢被彈劾“貪酷無比”之後，康熙皇帝將他升遷為兩江總督，調到了天下最富庶的膏腴之地——江南，讓他來到“天下賦稅，盡出其半”的魚米之鄉大展拳腳。 張伯行則是康熙一朝最負盛名的清官之一，其名聲之大，差不多可以和湯斌、於成龍比肩。他比噶禮晚半年被派任巡撫江蘇，在此之前，他是福建巡撫。其離開福建時，曾經發生了數万福建百姓攔住馬路，哭著挽留他的景象。 來到江甦之後，張伯行很快就意識到，和這位噶禮在一個省里共事實在不好玩，於是，上疏皇帝，以年老體衰的名義，請求退休，求皇帝放歸田裡。皇帝批示說：“我知道你操守清潔，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把他的請求駁回。就在張伯行進退兩難時，發生了這場考場大案，把他身不由己地捲了進來。 十月五日，欽差大臣的判決結果送到朝中復議。帝國重臣复議的結論是：張伯行撤職，噶禮免議。報告呈遞皇帝后，皇帝終於正式表明自己的態度了：他先是把噶禮和張伯行各打五十大板，認為此二人互參是出於私心，實在可恥。隨後，話鋒一轉，他認為欽差大臣擔心噶禮權勢顯赫，所以不敢較真，害怕給自己招禍，也很可恥。再往後，皇帝明確指出：張伯行的操守天下第一，斷不可參；這個判決，是非顛倒，同樣可恥。皇帝下令，重新審議再報。 這回，帝國重臣們終於知道皇帝的底牌了。第二天，重臣會議後對皇帝說：皇上的評議極為精闢，天下臣民無不心悅誠服。但如何處理，重臣們還是沒有定論。皇帝很英明地指示說：“張伯行居官清廉，天下共知，噶禮的操守，我沒法相信。如果沒有張伯行在江蘇，噶禮有本事把江南的一半裝進自己口袋。我自幼飽讀詩書，要是這樣的清官都不能保全，那麼數十年讀書有什麼用！你們這些重臣明明知道張伯行是清官，為什麼一言不發！如今，我說出來，你們才表示贊成，晚啦！” 十月十二日，全體朝官一致決議：將二人同時撤職，張伯行是否革職留任，請皇帝定奪。皇帝下令：噶禮革職，張伯行革職留任。 就這樣，號稱操守天下第一的張伯行，好好地做著官兒，卻無端地被貪官牽累，受了個革職留任的處分，成了此案中的輸家之一。 噶禮明明天下貪瀆第一，卻僅僅是被革職。而且，還不再追究其罪行。這簡直是貪官污吏在這個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好出路了，從此，他算是安全著陸，再也不必提心吊膽，他可以用他那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銀子，幸福地享受生活了。於是，噶禮成了事實上的贏家之一。 而最大的贏家則毋庸置疑是康熙皇帝。 史書記載說，皇帝的聖旨下達到江南時，江蘇百姓歡聲如雷，人們紛紛書寫條幅貼在大門上，上面大字書寫道：“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在宣讀聖旨時，曾經出現了數万人拜謝皇恩，齊聲歡呼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壯觀場面。半個月之內，有數万蘇州百姓手持香火，集體跪在暢春園外，願意每人各自減壽一年，獻給皇帝，願吾皇長命萬年。 據說，福建百姓也出現了萬眾歡呼萬歲的場面。史書上沒有記載，我們無法得知皇帝的反應如何。無法知道，面對此情此景，他心中是不是會泛起一絲不安？或者，他可能會一笑，說：這幫人，真是天下最好的百姓！他們真夠可以的。 這裡面，最叫人牽掛的，其實是噶禮的命運。 《康熙起居注》記載說：這廝回到家裡，享受了一年半的幸福生活。忽一日，他的老母親竟然來到皇宮門前叩闕告御狀，說自己養了個忤逆不孝的兒子。原來這廝派人在老太太的飯菜裡下毒，要毒死他媽。悲憤的老人家還揭發了兒子其他一些不為人知的劣行。刑部報告皇帝：依大清律，噶禮需抄家後凌遲處死。康熙大怒，以至於有點兒前言不搭後語，曰：“噶禮斷不可留。當官就不是個好東西，又不孝，還有這麼多劣跡。問問九卿，九卿雖然被問，誰敢說這傢伙該殺？能這樣說的人本身就是該撤職的人。滿洲人還從來沒有這樣的東西，凡滿洲應共殺之！”（《康熙起居注》第二冊）隨後，皇帝命令寬大處理，將凌遲處死改為賜令自盡。 對於大清帝國來說，康熙五十年前後，是個真正的多事之秋。兩廢兩立太子發生在此期間，給康熙朝帶來惡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發生在此期間。江南考場案和噶禮、張伯行互參案發生在此期間。在處理這些無窮無盡煩惱的同時，康熙皇帝受到後世無窮讚美的著名仁政——“永不加賦”也發生在此期間。 所謂“永不加賦”，並不是指永遠不增加賦稅，而是說，從康熙五十一年起，新增加的人口不再徵收人頭稅。原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從而，在未來的歲月裡，引發了雍正皇帝一項意義極為深遠的賦稅制度改革，對中國的巨大深遠影響，至今還在發生極為重大的作用。目前，尚看不清後面的發展會是什麼樣的景象。 康熙皇帝有多少妃嬪是一個沒有人能夠說清的話題，有名號的大約是六十七位。這個龐大的女性群體，為皇帝生出了五十五位子女。其中，有三十個兒子，二十五個女兒。就目前所知，在中國的高產皇帝中，宋徽宗趙佶以六十五個拔得頭籌，唐明皇李隆基以五十九個位居第二，康熙皇帝的五十五個，只能屈居第三。 《清朝外史》第二篇關於康熙朝的記載中談道：康熙的大學士張英備受皇帝寵信，他的一個兒子就是後來雍正與乾隆朝大名鼎鼎的張廷玉。張廷玉的弟弟也是朝廷重臣，據說，其夫人乃國色天香。一次，太后過生日，貴戚命婦進皇宮朝賀，他的妻子，出宮後雖然服飾依舊，卻面目全非，被換成了另外一個人。原因是，康熙大帝對這位美麗女子一見鍾情，他自己留下享用了。據說，漢族命婦不允許進宮朝賀，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可能是為了維持皇家的尊嚴，保護皇帝的體面。於是，也就有了“臟唐，臭漢，鼻涕宋，邋遢清”一說。 在承德避暑山莊，康熙往山坡上拋灑金銀錢兒，為的是看那些腳踩花盤底高跟鞋的妃嬪宮娥前仰後合地爭搶，以此作樂。 曹雪芹的祖先曹寅留下來的檔案資料表明，到康熙皇帝晚年時，他還在江南搜羅美女以充實后宮。皇帝的大兒子四十多歲時，皇帝的小兒子們還在陸續出生。 曹雪芹說得沒有錯，盛世當中，除了門前那一對石獅子，乾淨的東西真不是特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