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九章康熙皇帝的極端手段，納蘭性德的傳奇人生

大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未滿八周歲的玄燁在聆聽了父親的遺詔後，宣誓“恪遵遺詔”，繼位為皇帝。當時，他可能根本沒聽懂遺詔裡說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在那份遺詔裡面，順治皇帝歷數了自己十四條罪過，譬如，不遵守祖制，接受漢族文化習俗，過分親近漢族官員，導致滿族官員沒有心思做事等等，實際上等於用皇帝的口吻將他所做的一切全部否定了。 這份遺詔從皇帝臨死到最後定稿，中間經過了大約十多個小時。因此，有理由將其看成是孝莊皇太后和滿洲親貴們的意志，而非出自福臨的本心。 七年後，康熙七年正月，已經親政半年的康熙皇帝為父親建“孝陵神功聖德碑”，在很大程度上，將順治遺詔中對自己的批判翻轉了過來。如順治在世時，苦讀經史，廣泛涉獵諸子百家，大量選拔漢族人才，視滿漢如一體，遇文武無輕重等等，過去一股腦的罪過，如今全部變成功德，並且成為康熙皇帝執政的基本國策。此時的康熙或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要想治理好這個以漢族為主要成分的龐大國家，未來的自己，將要在這裡汲取很多東西，並且會比自己父親走得遠得多。

事實上，形勢使然，他們肯定都有各自的理由。我們只能說，在一種詭異的政治機制下，這種顛三倒四已經應該被看成是題中應有之義。 康熙繼位時，滿漢關係十分緊張。入主中原十八年的大清朝，基本算是站穩了腳跟。但揚州、嘉定、江陰、湘潭等一系列屠城事件，不可能不留下長久的傷痛，薙發、圈地、逃人、投充之類更是惡名昭著。順治十四年發生的江南科場案，順治十五年發生的奏銷案，順治十八年發生的哭廟案和康熙二年發生的莊廷鑨《明史》案，無不令人談而色變，使那一時期變成了一個真正血腥的時代。 收拾江山不易，收拾人心更難。而人心恰是這江山的根基，沒有人心支撐的江山，將恍如懸在半空搖搖欲墜的龐然大物，沒有人知道那大傢伙會在什麼時間轟然砸下。

康熙親政時，同一職級的滿漢官員，滿族官員的級別高於漢官。譬如，滿族尚書、左都御史為一品，漢族尚書、左都御史則只有二品；滿族大學士為一品，漢族大學士只有五品。其他職位也全部如此。當時，同樣是尚書，漢官見到滿官時，需行跪拜大禮。稍早一點的觀察家甚至記載說：滿洲八旗的低級官吏甚或兵卒，時常會在不高興時，用馬鞭抽打高級別的漢族官員，或是飽以老拳。 康熙八年，將鰲拜打翻在地之後，康熙皇帝大權在握，立即下令將滿漢官員品級拉平。他大力宣揚滿漢一體，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實際也開始選拔漢族官員出任封疆大吏。他多次表示，自己任用官吏，只看是否賢能，不論是滿是漢。吳三桂發起三藩之亂時，以為大清朝已經沒有人可以和自己抗衡，誰知，康熙皇帝所任用的一批漢族軍政官員，卻在平息叛亂中發揮了極大作用，這顯然得益於他親政後這種一以貫之的態度和政策。

康熙十七年，平息三藩之亂的戰爭剛剛有了一點轉機，康熙皇帝便又舉重若輕地做了一件大事——這就是開博學鴻儒科，網羅天下賢才。這是在清朝歷史上極其著名的一次大手筆運作，不但大面積化解了社會矛盾和敵對情緒，而且將全國富有影響的學者幾乎一網打盡，導致文運昌盛，人才輩出，成為我國數千年曆史上的一大美談與盛事。若沒有對社會心理深邃的洞察能力、沒有偌大的心胸格局與才幹，恐怕是斷然難以做到的。 這博學鴻儒科算是康熙皇帝首創的一個玩意兒。 本來，科舉考試中沒有這麼一個名目。大唐盛世中，唐明皇李隆基在開元年間曾經開創了一個“博學宏詞科”，就是在已經考中進士的人裡面，再考選才學更高的一批人的意思。後來，因為難度太大，雖然一直在延續，卻沒有很普及。如今，康熙皇帝想出這麼一個“博學鴻儒科”來，雖然只有一音兩字之差，意思可是大不相同。 “宏詞”變成“鴻儒”，意思就完全變成兩回事兒了。鴻儒者，碩德飽學之大儒也，是學問之集大成從而有很高成就者，可不是一般咬文嚼字的酸秀才。 《陋室銘》曰：“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鴻儒現身，是可以蓬蓽生輝的。俗話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於是，一時間，能被推薦參加這場考試本身，已經成了讀書人極大的榮耀，何況是皇帝親自主持考選。康熙皇帝一眼看透了中國文人士大夫們心裡想的那點事兒，從而設了這樣一個局，真是夠難為他的。

在為此發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認為：自古一代之興盛，必定需要天下賢才振興文化、共襄盛舉方可達成。因此，他下令，全國官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可以舉薦人才，只要品學兼優、學識卓越，不管是否已經做官，都可以在推薦之列，皇帝將親自考試錄用。隨後，一場在全國范圍內搜求薦舉人才的運動轟轟烈烈地擴展開來。 當時，大清立足中國已經三十多年，儘管新一代已經成長起來，但大明遺民的亡國之痛、士子氣節、種族成見和對大清入關後暴政的不齒，仍然在心底里發生著作用。因此，在薦舉名單中，那些聲望素著、影響巨大的超一流人物，如顧炎武、黃宗羲、傅山等人便成了一個大麻煩。地方官拿著徵舉詔書來到顧炎武家裡時，六十五歲的顧炎武表示，他寧死也不會應召，如果一定要強迫的話，則唯有一死而已。地方官無可奈何，只能作罷。黃宗羲也一樣，對來動員他的官員說，若要相逼，自己可以自殺。

關中名儒李顒（yong）和山西大儒傅山的遭遇很好玩。 以前，朝廷曾經徵召他們入朝做官，被他們以身體不好或者病重為由拒絕了。這次，地方官可能是太想表現一下自己實心任事的精神了，於是，就把這些真正的鴻儒包裹起來，強行用床抬著他們前去參加皇帝的考試。李顒被抬到省城後，一連絕食六天，地方官慌了，害怕把喜事變成喪事，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後來，康熙皇帝到西安要見他，他託病不見。搞得皇帝好生無趣，悻悻然的康熙居然寫了一塊匾額送給他，上面大書四個字，曰：“志操高潔”。就憑這一手，康熙還真是不簡單。傅山則是另外一個路數：被抬到北京城外時，他賴在轎子裡死活不肯進城，大哭大鬧，城裡的王公大臣們慕名前來看他，他就裝傻充愣，徹底將喜劇變成鬧劇，看上去實在有失體統，康熙無計可施，於是也原樣把他抬了回去。

這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對天下人的善意，這種態度時常可以換取巨大的回報，想必康熙心裡算得很清楚：中國文化是一種等級順從文化，一般不大會培養出天生不識好歹的人，對抗的升級常常在官府舉措失當之後發生。推測起來，他必定堅信：自己釋放出去的善意不會落空。若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令人很難想像他如何能夠長期堅持這種做法。 最後，一百七十餘人的薦舉名單上，有一百五十四人來到北京。皇帝很體貼，告訴他們說，時令已經十一月，“冬日晷短，難於屬文，弗獲展厥蘊抱”——冬天到了，晝短夜長，不是做文章的好時候，難以顯現出大家的滿腹才學。大家可以在北京充分準備一下，來年天氣暖和了再說。然後，命令有關部門安置好他們的食宿，每人每月發給頗為優厚的補貼，使大家不必為衣食發愁。

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正是北京春暖花開的時節。大家被召進紫禁城，來到體仁閣，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考試。事情偏偏還沒完，大家入座後，皇帝並不急於考試，而是大擺宴席，讓大家吃好喝好，還好言好語地忽悠大家說，本來知道諸位才氣縱橫，不需要考試就可以為國家效力，但出於對大家的敬重，還是給大家一個顯示才學的機會。 考試題目按照當時的標準看，實在是簡單得不像話，叫《璇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簡單說就是寫一篇散文、作一首詩。皇帝所派的讀卷官，若用今天的語言描述，真的是超級豪華陣容：皇帝本人，三位大學士，再加上一位翰林院掌院學士。最後，在一百五十四人中，錄取了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這些人全部進入翰林院，已經有官職的授侍讀侍講，曾經中過進士的授為編修，布衣生員以上授檢討，讓他們全部參與修撰《明史》。當時，這些人裡面，有不少名氣很大，迫於官府的壓力，不得不來應付一下。因此，有人寫詩時故意不合轍押韻，甚至讀不通，有人竟敢在詩文中寫上犯忌的字樣，還有人卷子沒有答完，只寫了一首詩便草草交卷等等。這些人全部被康熙皇帝錄取，並授以官職。到了北京而不肯參加考試的如傅山、杜越等人，授予官職後放他們回家。有人接受官職之後，再找理由要求走的，同樣予以批准。

康熙皇帝玩的這一手，看起來又像開玩笑似的，顯得很不正經。然細細品味起來，真是厲害無比，其四兩撥千斤之功效很快就在現實政治中顯現出來。孟森先生指出：後來，就在這些人中，出現了一大批“理學、政治、考據、辭章、品行、事功，多有籠罩一代者”。意思是說，在康熙皇帝所選拔的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成了當時社會生活中幾個最重要領域裡出類拔萃的佼佼者。因此，孟森教授才會如此評論說：這是康熙皇帝定天下之大計也。這是一種大聰明，用來對付中國文化人的小聰明，應該是足夠了。若情商和智商不夠的話，可能想學都學不來。 就這樣，康熙贏了。他不光贏得了讀書人的心，還贏得了天下人的心。人們意識到：這位皇帝是真的想治理好國家。遙想當年，這十五歲的康熙小皇帝惡作劇一般扳倒了鰲拜；如今，又輕喜劇一樣就把天下最富有號召力的一群持不同政見者收攏到了自己一方。從一般人的心理判斷，他們即便心裡不高興，也很難鼓起勁頭再去和康熙作對；即便能夠鼓起勁頭去和康熙作對，他們能夠號召多少人跟著走也大成疑問。因為，皇帝請你來幫助他治理國家，你不願意，那麼，你還能用什麼理由來號召大家反對他呢？僅僅以種族為號召嗎？這恐怕會讓人覺得偏狹了一些，很難喚起人們的共鳴。後來，雍正時代的著名文字獄“曾靜案”就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康熙皇帝的做法，已經頗有點“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意思了。

此後，堅冰出現了明顯解凍的跡象。萬斯同是黃宗羲的弟子，在經史方面名氣極大。他和老師一樣，誓死不與清朝合作。被列入薦舉名單之後，他堅辭不就，地方官拿他毫無辦法。如今，一大批遠遠不如他的人被皇帝請進翰林院，還要讓他們修明史，這使萬斯同痛苦萬分，因為，修明史是他的終身夢想。他十分恐懼，害怕這幫傢伙糟蹋了這個機會。終於，黃宗羲同意他以布衣身份參與修撰明史。當時，有關方面負責官員見這位刀架到脖子上都請不動的萬斯同，居然肯大駕光臨，高興得差點暈過去，康熙皇帝也立即授予他翰林院撰修官之職。他堅決拒絕，聲明自己不入史館，不受官銜，不取俸祿，只以布衣之身參與明史修撰。若干年以後，這位可敬的大學者就是在這種工作狀態中去世的。

把弟子送到北京之後一年，黃宗羲再一次派人前往北京。這一次，他派去的是自己的兒子黃百家。不僅於此，這位中國晚明前清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還在自己的著作中，讚揚康熙皇帝是“聖天子”。而正是這位黃宗羲，根本不在乎以死相威脅，在著名抗清詩人張煌言兵敗被處死後，為他撰寫墓誌銘，其中，就有千古名句“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在那個風雨如磐的時代裡，在數千年其媚入骨的孔孟之道說教中，又是他，率先喊出了“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禍害就是帝王政治！ 如今，面對康熙皇帝，黃宗羲甚至希望自己的同志們一起來贊助國家的文化事業。假如康熙不是做得足夠出色，大約很難令黃宗羲有這樣的表示。 另外一位和黃宗羲同屬超一流大家的顧炎武，一生以反清復明為己任，到處奔走，聯絡抗清志士。如今，態度變得日益溫和，從視大清政權如寇仇，到開始關心整個國家和政府的發展與治理。康熙皇帝玄燁所做的一切，顯然在其中發生了重大影響。 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一點是，康熙皇帝在做這些事情時，前方平息三藩之亂的戰爭正在打得死去活來。一場血肉橫飛、意義重大的戰爭和一次重大而意味深長的文化盛事，居然讓康熙收發自如的同時做得有聲有色。 惡名昭著的大文字獄“莊廷鑨《明史》案”發生時，康熙皇帝只有十歲。這件事情給當時的學者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以至於修撰明史時，大家都很害怕因文字得罪。為此，康熙皇帝多次發表談話，要求一切從史實出發，“唯從公論耳”。有些話，他說得坦率而明智：“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採，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如果輕率地論斷是非，後世自有公論，肯定要歸罪於我，我不怕當時，但怕後人。我之所以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清聖祖實錄》卷二一八） 今天我們看到的《明史》，完成於康熙晚年，經過後來雍正與乾隆大興文字獄的黑暗時代，在二十四史中，這部《明史》仍然被認為是一部良史，其中，康熙皇帝功不可沒。中國歷史上的政治人物中，會說漂亮話的數不勝數，而從心裡害怕後世公論、能夠把事情做得像康熙這麼漂亮的，真的找不出來幾個。 在經濟政策上，康熙十分開明。扳倒鰲拜自己執政之後，他首先做的幾件事情之一，就是將京畿地區一千八百多萬畝土地無償分給沒有田地的農民；對新開墾或複墾土地徵收賦稅的年限也一再放寬，達到六年以上；有些地方甚至永不徵賦，並對耕種者預借耕牛、種子、農具；開墾出來的田地面積並不清丈，全憑自己申報；到康熙後期，全國耕地面積已經從明朝後期的四五億畝，增加到了七億多畝。有統計數字顯示，康熙年間，先後在全國各地豁免稅糧、丁銀、積欠賦稅五百四十五次，總數可能遠遠超過了幾億兩白銀以上。 這種情形，勢必會令百姓的經濟狀況大幅度好轉。康熙很明白，他嫻熟地應用古代聖賢的教導來解釋自己的作為：“民為邦本，要把體恤他們放在第一位；政在養民，不要用賦稅搜刮他們是最要緊的。百姓富足了，國家自然富足，我當皇帝的怎麼會不富足？政府的好處不給老百姓，那準備給誰呢？” 說實話，中國歷史上，懂得這個道理的政治家並不少，而照著去做的卻實在是太少啦。 把豬養肥養大了之後再殺，是大家都懂的道理。帝國的皇帝和官員們從來都不弱智，問題在於，皇帝也是人，人所具有的慾望他都有，人所不敢有的慾望，他也可以有。這是瘦豬小豬也要殺的基本原因。官員們則更是如此，他們的慾望同樣比普通人強烈許多，他們需要政績，需要更高的位子與權力，於是，也就有太多的理由需要錢，需要把錢弄到手的理由與機會。他們任期有限，更高的位子與權力是許多人都在熱切憧憬和嚮往著的。而這頭豬不是他的，早殺早出政績，早殺早得實惠，他有一千個理由問自己：為什麼還不動手？養肥養大之後，說不定就輪不到自己殺，而要便宜別人了。 康熙皇帝本人和他所推行的政策，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令此種景像大為緩解。這應該是他收拾河山與人心取得成功，並進而贏得自己歷史地位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初冬時節，康熙皇帝南巡，視察黃河治理情況。在江寧——今天的南京，他先是派遣官員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隨後，他自己又親自來到明孝陵前，向這位前朝開國皇帝致敬。當時，他向朱元璋行的是最高級別的三跪九叩首大禮，並在寶城前行三奠酒。這個舉動，釋放出了一個很強烈的信號，那就是希望消除滿漢仇恨，實現民族和解。應該說，儘管這一做法帶有很強的政治用心，但表現出來的的確是一種善意。那些思明仇清的大明遺民，在勝利者的這種舉動中可能會備感心酸和惆悵。 回北京路過山東時，康熙皇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大張旗鼓地直奔曲阜，跑到孔老夫子的故鄉，來對這位漢族人心目中的第一大聖人表達自己的敬意。 十一月十八日一大早，他排開全副儀仗，自曲阜南門，直趨孔廟。在奎女閣前步行至大成殿，然後，趴在孔子像前，又是三跪九叩首大禮。一時間，樂舞大作，漢族官員與大明遺民感動得錐心刺骨、涕泗滂沱。 在孔府，康熙皇帝和孔聖人的後裔親切交談，聽他們講解儒家經典——儘管那些人生格言式的東西，康熙皇帝自己早就可以倒背如流——但他還是很專注、很謙虛地聆聽著。然後，勉勵他們繼承和發揚先聖的光榮傳統，將其世世代代發揚光大。最後，皇帝揮毫為孔廟留下題詞，曰：“萬世師表”，至今懸掛於孔廟之大成殿中。 可能就是在康熙皇帝隆重跪拜在孔老夫子像前的那一刻起，一個“有道明君”、“一代令主”的形象，終於被他成功地樹立在了中國人的心目中。從此，康熙皇帝再也不是氣運不過百年的夷狄之君了。在潛移默化中，人們認為——可能連他們自己都沒有覺察到——如今的大清帝國已經變成了華夏正統。於不知不覺之中，康熙皇帝從心理上征服了這個龐大的民族。如果說中國人特別自作聰明，特別喜歡玩“師夷之長技以製夷”這套鬼把戲的話，在這塊土地上，千百年來，還沒有哪一位漢族同胞比玄燁玩得更精彩、更漂亮，能夠讓他的對手們如此心悅誠服地給他做奴才，並至今發自內心地對他贊不絕口、頌揚備至。 透過明孝陵前和孔廟中人們的婆娑淚眼，康熙皇帝可能找到了治理這個國家的靈丹妙藥，從此，他越發嫻熟地使用著這些技巧。在他治下的人們，則幸福地沐浴著聖人和聖君的陽光雨露茁壯成長，直到鴉片戰爭開始。 上天彷彿成心要為康熙皇帝的政治行為藝術做出註釋一般，在玄燁盡情揮灑著自己政治技巧與才華的同一時刻，北京城上空又冉冉升起了一顆璀璨奪目的詞文藝術明星。這顆明星的光輝如此耀眼，不但令他的父親——大清朝第一重臣明珠黯淡無光，就是與政治明星康熙皇帝的光彩相比較，其輝煌燦爛也絲毫不遑多讓。於是，在大清朝的天空中，形成了政治和藝術領域裡堪稱兩絕的雙子星座，其光芒足以輝映千古。這顆藝術明珠，就是帝國武英殿大學士明珠的兒子——納蘭性德。實事求是地說，假如不是因為正宗的皇家血統，使玄燁成了康熙皇帝的話，他的人生事業可能會遠遠不如納蘭性德。 按照中國人的算法，納蘭性德和玄燁在同一年出生在同一座城市。順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巳時即上午九點到十一點之間，康熙皇帝玄燁出生在北京紫禁城景陽宮裡，他的母親佟妃屬於最早投奔努爾哈赤的漢族佟氏家族，是故，玄燁身上有部分漢人血統。這年年底，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納蘭性德出生在北京一個皇宮侍衛的家裡。按照公曆紀年，玄燁生在公元1654年5月4日，納蘭性德則生於1655年1月19日。 納蘭性德的身世十分特殊。因為，他的身上流淌著一半大清愛新覺羅正宗皇家血統，還有一半流淌的則是皇家仇敵的血統。 納蘭性德的父親明珠，出身於大清皇室愛新覺羅家族的死敵葉赫納喇氏。他的祖父就是堅定對抗努爾哈赤的葉赫部酋長金台吉，在與努爾哈赤的殊死戰中，兵敗自焚未死，被努爾哈赤下令用弓弦絞死。也許因為皇太極的母親孟古格格是這位金台吉堂妹的關係，於是，他的後代便被努爾哈赤交給皇太極“恩養”。當時，皇太極統領正白旗，後來繼位為汗後，正白旗旗色改為正黃旗，這可能是正黃旗中出身葉赫部落的人特別多的原因，包括明珠。因此，按照當時的漢文譯名，明珠應該叫納喇明珠，納蘭性德也應該叫納喇性德。可能是接受漢族文化的緣故，納喇顯得土里土氣，而納蘭，雖然只是一音之差，卻立即變得蘭香滿口，讀來頓覺鏗鏘，顯得高雅而不流俗套。 納蘭性德的母親則是更加大名鼎鼎的阿濟格的女兒，是努爾哈赤正宗的孫女。算起來，納蘭性德和玄燁是堂姑表兄弟。 明珠大約是在順治十一年前後結的婚。那時，他家的世職由他哥哥襲任，他只能自己出來闖前程，於是，成了順治皇帝的宮廷侍衛。結婚時，他的妻子更倒霉——兩年前，隨著叔叔多爾袞去世，她的父親阿濟格在劇烈的政治鬥爭中被控告圖謀不軌，抄家入獄，並被革除宗籍，他的家庭不再被承認屬於皇族，不久在監獄裡被處死。這位皇家格格也就變得十分破落寒酸，好在她嫁了一個極為聰明能幹的丈夫，且婚後二人感情甚篤，納蘭性德就是他們夫妻恩愛的結晶。 史料中，對於明珠的記載很多，而對於納蘭性德母親的記載很少，我們只看到了一則，還對她十分不利。史書記載說，明珠的這位夫人悍妒異常，在明珠位極人臣之後，她仍然不允許丈夫和家裡的侍女交談。有一次，夫妻二人聊天，明珠偶然提到家裡一個婢女眼睛長得漂亮。第二天一早，明珠起床梳洗時，夫人命一個男僕將臉盆放在明珠面前，裡面盛著的，是那位侍女的雙眼。這段記載，出自大清宗室昭槤著名的《嘯亭雜錄》。昭槤是皇族成員，對大清上層的各種秘密瞭如指掌，他的這本書歷來為史家所推重。假如這裡記錄的東西是真實的話，這位女士就太令人恐怖了。這樣一個凶悍的婦人，居然能夠養育出納蘭性德這樣一顆中國文學史上的奇葩，也算得上是個異數。 我們很難想像，當時，滿族只有幾十萬人口，他們走出游牧漁獵生活的時間很短，幾十年前，剛剛借助蒙古文字母，創造出了滿文。據懂這種文字的人說，那是一種很難進行複雜表達的文字。到玄燁和納蘭性德大放異彩的時刻，他們進入中原地區也才僅僅三十幾年。什麼樣的機緣條件，竟能夠培育出這樣兩位人物？真是一個有趣的文化史命題。 這樣的詞句，就是放到柳永、李清照的時代，也應是毫不遜色。一句“天為誰春？”想必能問得普天下文人騷客張嘴結舌、黯然神傷了。 “銀河親挽，普天一洗。”僅僅八個字，胸襟、抱負、才情、靈性便直追李、蘇。那深受三綱五常浸染的明清時代詩界詞壇，在這八個字面前，變得灰頭土臉，再無神氣。 在《原詩》一文中，納蘭性德寫道：“十年前之詩人皆唐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宋。近年來之詩人皆宋之詩人也，必嗤點夫唐……矮子觀場，隨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寧不悲哉！”寥寥幾句，便道出了中國數千年文化的痼疾之所在，為千年少見的真知灼見，真乃千古之評也！讀他的詩文，令人常感疑惑：這位滿洲少年，怎麼會有如此縱橫洋溢、飛揚靈動的才氣？ 在康熙皇帝的博學鴻儒科中，一些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一流學者、詩人被網羅其中。陳維崧是著名東林黨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陳慧貞的兒子，當時影響最大的詞人，號稱陽羨詞派宗主，他的詞為天下所傳唱。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人，為浙西詞派領袖，是極負盛名的學者詩人。嚴繩孫是明末刑部侍郎嚴一鵬的孫子，他在考試時藉口眼睛有病，只寫了一首詩，並且其中有的文句還不通。康熙皇帝特別指示：修明史不能沒有此人，結果，以二等最後一名被錄取。毛奇齡也是名聲很響亮的人物，在答卷時大寫女媧補天，康熙皇帝沒有在政治上計較，將他取為二等。這是一些思念前明、仇視大清卻又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們視公侯權貴如糞土，偏偏全都是納蘭性德的摯友。他們當中，最大的比納蘭性德大三十多歲，最小的也比他大近二十歲，沒有人拿納蘭性德當宰相公子，卻全都表現出對這位忘年小友的真心喜愛。他們在一起詩酒唱和，光風霽月，其樂也融融。 在此期間，納蘭性德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做了一件很是令人稱道的好事，就是幫助順治年間遭受“科場案”迫害的著名讀書人恢復自由。 科場案是清朝開國初期最著名的冤假錯案之一，發生在順治十四年。這一年，正值三年一次的鄉試之年。當時，科舉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在省裡舉行的叫鄉試，中選者是舉人。第二年在北京舉行會試，中選者就是進士。順治十四年江南鄉試時，發榜之日，輿論大嘩。不久，就傳出兩位主考官貪贓受賄、徇私舞弊的各種細節。以至於這兩位考官離開南京時，眾多學子追著他們乘坐的官船沿江唾罵，並用磚瓦石頭拋打。醜聞傳到北京後，順治皇帝決心嚴厲懲處。本來，懲治貪官污吏是對的。可是，順治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卻想藉此機會鎮壓江南的反清情緒，於是，懲罰行動迅速擴大化，演變為一場真正的冤假錯案。 當時，兩位主考官、十八位同考官全部被處死，家產充公，妻子籍沒為奴。考生除了參與作弊者之外，許多被誣告的著名學者、才子，如桐城方拱乾、方孝標父子、兄弟、妻子一門和吳江吳兆騫等一百多人都被籍沒家產，鋃鐺入獄，並被發配到當時令人談而色變的極苦寒之地寧古塔。 這是先皇帝御定的欽案，是故，沒有人敢為他們說話。二十多年過去，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陸續死在寧古塔。納蘭性德從他的那些漢族好朋友口中，知道了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於是開始設法營救。我們無法知道他都做了一些什麼，但確實有人被陸續釋放回來。 《清史稿》中也記載了納蘭性德營救著名江南才子吳兆騫的事蹟，可惜過於簡略。當時，納蘭性德是康熙皇帝身邊的侍衛，儘管康熙皇帝對他很看重，但仍屬人微言輕。他很有可能是說服了自己的父親，通過這位當朝重臣辦成這件事。另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納蘭性德出了一筆錢，將吳兆騫贖回來的。不管怎樣，《清史稿》描述說：“士尤稱之”——他的義舉受到讀書人廣泛好評。 納蘭性德才華橫溢，為人卻極為謹慎，避而不談世事、政事。他的忘年摯友嚴繩孫說他“惴惴有臨履之憂”，意思大約是說他時常處於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狀態之中。我們無法知道，他究竟為什麼會這樣。按理說，他出身世家豪門，二十歲出頭——康熙十四年就考中了進士，是滿族人中少見的學識淵博、風華絕代人物，本來應該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才對，為什麼他會如此憂傷抑鬱？至今，這始終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團。 《清史稿》記載說，康熙皇帝對他很是青睞，從三等侍衛，很快將他提拔為一等侍衛，在他生病時，皇帝正在外地，專門派人回來命令御醫給他看病，並要求隨時將他的病情報告給皇帝。這種情形若發生在一般浮浪子弟身上，早就令他們得意忘形了。但，若如此，納蘭性德便不成其為納蘭性德了。 在納蘭性德的詩文中，一種深深的憂鬱悲傷始終揮之不去，並時常流露出對官場生涯的厭倦、對人生的不平—— 有人從他詩詞隱隱約約透露出來的信息中判斷，他很可能有一位青梅竹馬、彼此深深眷戀的愛人，卻不幸按照滿洲皇家的規矩，被選秀入宮了。更不幸的是，詩人每天的工作卻是在皇宮中擔任侍衛。這可能是他心情特別壞，又完全無法也不敢說出口的部分原因。 然而，從上面的詞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便如此，這也遠遠不是問題的全部。 在今天學者滿口稱頌的康熙盛世裡，一位風華正茂的滿洲貴冑少年，於膏粱錦繡、殿閣宮闕的包圍下，每天出入於大清帝國最高門戶之間，卻發出如此多的不和諧之音。他似乎在提醒人們，浮華喧囂的下面，盡有全然不同的另一面，誠所謂“太平有道莫輕題”。年輕的詩人已經看透了帝國政治的無奈，泡沫下面，方才是生活本來的源流呵。 就這樣，僅僅三十一歲，納蘭性德就患病去世了。時為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三十（公元1685年7月1日）。他為他的時代增加了一道極為靚麗的異彩，為後世留下了難能可貴的精神財富，卻也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疑惑和遺憾，讓人為他難過為他感傷。 納蘭性德逝去，帝國文化昌明的時代似乎剛剛現出曙色，便匆匆黯淡下去。從此，越來越多的傾軋、爭鬥浮出水面，且漸趨凶狠，帝國官場的千年痼疾——貪官污吏日益活躍，圍繞著太子名位，皇家與帝國決策層裡翻雲覆雨，終至在康熙皇帝手中釀出新的惡名昭著的文字獄。面對帝國深層次的製度缺陷，即便是康熙皇帝玄燁，也難免墮入其彀中而不自知……從此，帝國政治文化漸漸跌入雍正、乾隆主政後至為黑暗的時代。 為了收拾人心，重整河山，康熙皇帝將打擊貪官污吏、澄清吏治當成自己施政的極其重要環節。他曾經說過：“我恨貪官污吏更甚於恨噶爾丹，要是澄清吏治能像收拾噶爾丹一樣就好了。”他深知帝國政治以下事上為其根本，官員層層巴結必然導致層層腐敗。因此，他對中央官與地方官一級級交往時饋送賄賂極為厭惡，曾經專門下令嚴禁，一經發現，官員立即撤職，經手人要處以死刑。 從整體上看，大清入主中原之前，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柄國政制度，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均實行八旗分治、分享、分立原則，眾目睽睽之下，徇私舞弊變得很困難，加上努爾哈赤、皇太極的嚴於執法，因此，在大清早期，很少見到關於貪贓枉法的記載。大清入關之初，多爾袞認為，貪污受賄是敗壞國家政治、人心的第一位因素，大明垮台，“罪莫大於此者”，因此，打擊起來不遺餘力，達到一經發現，就要處死示眾的程度，受到廣泛擁護。這是大清朝能夠在備受貪官污吏荼毒的中原地區迅速站穩腳跟的重要原因之一。到康熙時代，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康熙處理起來難免投鼠忌器，有時顯得異常艱辛。 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曾經揭出過一場震驚全國的大貪腐案。 五月，監察御史錢珏上疏皇帝，指出山西省火耗甚重，請嚴行禁止。康熙問他：“何以見得？”他回答：“去年山西最高地方長官聽到有人談論這個話題，就立刻下令禁止，但卻連一個人都沒有查處，由此可知，他是在巧為掩飾，陽奉陰違。”康熙沒再說什麼，但心中很不高興。原因是，他知道山西官員不善者多，所以專門派了一批滿族官員前去任職，穆爾賽擔任巡撫。如今，就連他信得過的滿族官員也有問題，他不勝嘆息，為此，諮詢了不止一個人。結果，所有被問到的人，都說那位穆爾賽口碑不好。於是，他決定要一查到底。 九月，他聽取法紀部門的人匯報關於穆爾賽案件的進展情況，發現所有的人都在迴避實質性問題，處理意見也不痛不癢，遂命令帶頭揭發的那個監察御史錢珏，公開揭發事實。九天后，錢珏拿出了很紮實的材料。康熙皇帝大怒，把維護穆爾賽等人的幾個滿族重臣痛斥一番，下令將山西所有涉案貪官全部押解來京，嚴加審問。 當年十月，審問結果出來後，康熙皇帝命令將庇護穆爾賽的滿族大學士降二級、滿族部級幹部降三級，命令他們繼續窮追犯罪事實，倘若膽敢以“彌天之手”徇情包庇的話，將嚴懲不貸。 十一月，案件核實清楚後，皇帝下令，將巡撫（相當於省長）穆爾賽及其部下布政使（主管財政的副省長）納鼐、按察使（主管司法的副省長）庫爾康及知府、知縣等十餘人全部處死。一時間，舉國人心大快，官場風氣為之一振。 像這種貪腐案件，康熙皇帝一般處理得乾淨利索，並不拖泥帶水。然而，還有一些情況，牽一發而動全身，則使他大傷腦筋。 康熙二十八年，納蘭性德死後三年，他的父親明珠被彈劾，牽出一批高官。不久，湖北最高行政長官在貪污案件中，供認出了兩位皇帝身邊的中樞重臣曾經接受過他的賄賂。其中，一個是徐乾學，另一個是高士奇。 徐乾學在當時名氣極大，他和他的兩個弟弟徐元文、徐秉義三人連中進士，一門三進士是當時流傳極廣的盛世佳話。徐乾學學問淵博，是大清修撰《明史》的總裁官、《大清會典》和《大清一統志》的副總裁。他入值南書房，升內閣學士，是陪伴在皇帝身邊讀書並負責機要文秘工作的心腹重臣，他還是納蘭性德的老師。在隨後的一些彈劾奏章中，揭發出這位帝國重臣本人和他家人許多貪贓受賄、橫行鄉里的不法情事，稱得上是劣跡斑斑。當時，和明珠一起被扳倒的一位大學士，名叫餘國柱，人稱“餘秦檜”，而這位徐乾學，則被稱為“徐嚴嵩”。民間歌謠曰：去了余秦檜，來了徐嚴嵩。 然而，皇帝偏偏對他網開一面。原因是，這位徐乾學的舅舅是大名鼎鼎的當代大儒——誓死不肯和大清朝合作的顧炎武。皇帝正在大力推進滿漢一體，大力爭取漢族士大夫的合作。打騾子馬也驚，打了徐乾學，會不會影響這一基本國策的效果，這使康熙皇帝頗費躊躇。此時，徐乾學斯文掃地，自知沒有臉面出入朝堂，請求皇帝“放歸田裡”。康熙批准他以原級別退休，但要留在北京繼續修撰那幾部大書。 不料，監察官員們得理不讓人，他們不依不饒，連連上疏，陸續揭發出徐乾學及其家人大量惡劣事實，弄得康熙皇帝毫無辦法。雖然一再斥責甚至打壓那些監察官員，無奈皇帝也無法命令這些人收回已經吐出嘴唇的話。最後，因為徐乾學的名聲實在太壞，已經影響到了朝廷的形象，皇帝只能將他革去官職，逐出北京。即便如此，皇帝在他離京時，還手書匾額，曰“光焰萬丈”賜給他。幾年後，皇帝想想不對，下令仍然叫他回京來修書。這位名譽掃地的學者型大官僚，沒能看到皇帝的恩眷就死掉了。 另外那位高士奇更是一個異數。此人博覽群書，天資頗高，寫得一手極漂亮的書法，但一直窮困潦倒，步行千里來到北京找機會，頗有點兒今天“北漂”的意思。不料，機會還真讓他找到了，而且還是個天大的機會。當時，康熙皇帝正在如痴如醉地迷戀書法，對真、楷、行、草各體都下過很深的功夫，尤其喜歡米芾和董其昌的作品。皇帝曾經對身邊的儒臣們表示：“治國之道首先推崇儒雅。”因此，他命令翰林院的官員們要把他們的詩賦辭章和書法作品隨時送給他看。這還不算，皇帝命令翰林們要隨時發現外面長於辭賦書法的人，把他們的作品也要送給自己。結果，高士奇被皇帝一眼相中，不但將他破格補為翰林，而且，直接讓他入值南書房。這一步登天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雞犬也跟著升天了。 高士奇成為皇帝的貼身機要近臣後，全力以赴，忽悠得皇帝對他特加寵愛，甚至說，“有了高士奇，我才找到了做學問的路徑”，高士奇儼然成了帝王之師。於是，門庭若市，中央各大機關的齷齪官兒們紛紛奔走其門下。他則一會兒和這個結下親家，一會兒和那個認了乾親，再不然就結拜為異姓兄弟。許多地方官員拜託他關照，饋送起來“成千累萬”，中央部門官員則給他送“平安錢”，求他指點“真門路”。到最後，這廝居然和帝國最高監察長官合夥做起生意來。這位長官名叫王鴻緒，官居左都御史。他和高士奇兩人合夥，在蘇州、松江、淮安、揚州一帶大發利市，生意經營得紅紅火火，達到了相當於今天幾億元的規模。有民間傳唱的歌謠為證，詞曰：“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那東海，指的是徐乾學，而這澹人，就是高士奇的字，他名士奇，字澹人。 這一回，事實俱在，皇帝也無法寬容。於是，罷了高士奇、王鴻緒等一幫子齷齪官員的官兒，讓他們回家玩兒去。後來，皇帝南巡到杭州，還專門駕臨高士奇的西溪山莊，賞賜給他一幅自己的書法作品。這個智商極高、品行不見得高的高級文化混混，在江南士林中不見得有什麼崇高的影響，卻有極廣泛的交遊。他從潦倒到發蹟的過程，已經成為士林中的傳奇。這可能是康熙給予他不同尋常寬容與厚愛的主要原因，因為，皇帝同樣需要求才若渴、禮賢下士的傳奇。 就這樣，貪官污吏們前赴後繼，雨後春筍般一茬接一茬地冒出地面，沐浴著帝國溫暖的陽光雨露茁壯成長，生長得無比茂盛。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卻也並沒有採取什麼特別的應對措施。他要籠絡人心，卻不知道殺貪官污吏最得人心；他要仁慈寬厚的名聲，卻不知道，在帝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政治家只能以霹靂手段，方能顯菩薩心腸。他可能真的想為自己的人民做好事，卻沒有為深受貪官污吏之苦的人民解除這種痛苦，這些貪官污吏事實上已經成為帝國最為危險的敵人，康熙皇帝卻以他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所謂寬厚仁慈，庇護了一大批這樣的敵人。在他執政後期，貪官污吏漸有氾濫的趨勢，令他的兒子雍正皇帝不得不以“殺勢”來製止這種趨勢。這已經成為歷史的定評。帝國政治因人而異之弔詭，真是舉世無出其右者。 為此，康熙皇帝寫了許多文章、文告、訓諭，發表長篇談話，苦口婆心地試圖教化世道人心和那些貪婪的官員，從實際情況看，收效甚微。他自己克勤克儉，居住的宮殿裡，一塊地毯鋪了近四十年，仍然不許更換；他吃穿用度之儉，可以列入帝國有史以來最節儉的帝王之列。他苦心發現了一批清廉正直的官員，在全國范圍內大力表彰，將他們樹立成官員典範，希望全國的官員能夠在他們的感人事蹟面前，感到羞愧，從而天良發現。這些官員如江蘇巡撫湯斌、張伯行，兩江總督於成龍、傅臘塔、張鵬翮，江寧知府陳鵬年，嘉定知縣陸隴其等都是他先後大力表彰並樹立的清官榜樣。這些人確實優秀，在歷史上也的確受到了長久的尊敬，但是，榜樣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在特定的共鳴與共振點上發生作用，離開了這些條件，他們甚至會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成為笑柄。何況，形格勢禁之下，這些榜樣本身就有著無窮的煩惱，譬如湯斌。 湯斌是康熙一朝最著名的清官，品行高尚，為官公正廉潔。他做江蘇巡撫時，深受人民愛戴，後來被調到北京擔任太子的老師。消息傳出後，江蘇人民扶老攜幼哭成一片試圖挽留他，皇命不可違，他只能去京城赴任。臨行時，南京市人民罷市三天，人山人海地焚香送行。到北京後第二年，天大旱，一位中級官員上疏皇帝，指斥當朝重臣。皇帝命令群臣討論此人的奏章。一位大學士說：“通篇胡言亂語，殺掉他就完了。”湯斌聽說後，說道：“他是照皇帝的命令上書言事，怎麼會有死罪？大臣不說，小臣說出來，我們難道不該反省嗎？”結果，自然招致重臣們的痛恨。湯斌在江蘇時，曾經發布過一篇文告，其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字樣。這些人認為這是在誹謗皇帝，遂向皇帝報告，並相繼找出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請皇帝降罪湯斌。皇帝倒是很明白湯斌的為人，下令不許。這時，重臣們在外面散佈消息說，皇帝要重重處置湯斌。當時，湯斌正在生病，他扶病上朝，準備接受皇帝的處罰。 《清史稿》記載說，“道路相傳，聞者皆泣下”——聽到這個消息的人們，沒有不哭泣的。當時，很多居住在北京的江蘇人，聚集在一起，準備到皇宮前敲登聞鼓為他鳴冤。 《清史稿》作者感嘆說，假如不是因為康熙皇帝始終信任並重用湯斌的話，他不知要受到什麼樣不可測之禍呢。 就是這樣一位廣受愛戴的清官，死後，康熙皇帝仍然很惆悵地問身邊近臣：“我待湯斌不薄，他為什麼總是不停地對我不滿呢？” 康熙皇帝，據說是一位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明君；湯斌，一位當時與後世公認的賢臣。他們之間尚且如此，其他真是不談也罷。這種情形唯一可以表明的就是：帝國政治中的智慧資源與空間已經枯竭。 步履蹣跚的老大帝國，走到今天實在不易，前方，已經接近山窮水盡。在未來的歲月裡，隨著政治爭鬥的加劇，帝國日益步入了迴光返照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