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七章康熙來了：年輕皇帝的頂層設計

大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冬至後三日，雲南竟然在隆冬時節“雷電雨雹風雪一時兼作”。按照古人的說法，這是千年罕見的災禍之兆。 恰在此時，一個名叫查如龍的人來到雲南昆明平西王府。這個人曾經做過南明弘光政權的官員。他呈遞給了吳三桂一封血書，建議吳三桂起兵造反。血書中說：“天下軍人和朝中大臣都在期待著王爺帶領他們重整河山。王爺是漢人，當年的事情出於迫不得已，今天，奪取天下的關鍵就在王爺手邊。只要您登高一呼，天下就會響應。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清朝野史大觀》卷五，上平西血書） 這位自以為看清了天下大勢的讀書人，萬萬沒有想到，平西王爺吳三桂竟然一根繩子把他捆送到了北京。結果，此人被朝廷凌遲處死。

他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後，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殺死大清雲南巡撫，發布反清檄文，自稱大明崇禎皇帝的三太子就藏在自己身邊，三十年忍辱負重為的只是這一天。他宣布脫離大清，建國號為“週”，自稱奉旨為“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他命令全軍剪掉辮子，改穿大明軍服，誓師直搗燕山云云。 吳三桂又一次面臨水深火熱的局面：只不過，前一次在山海關時，火爐上被煎熬的是他自己；而這一次，是他把他自己、他的家人部下和天下生靈一起推進了火坑。 關於康熙盛世的說法，我們已經聽得足夠多了。從某些特定的角度觀察，這種看法肯定是能夠成立的。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帝王政治中，大約有三百多位皇帝，就他們的文化素養、政治才幹、心胸、眼光、意志力、對國計民生關注和付出的努力諸方面判斷，康熙皇帝玄燁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可以說是名列前茅或者是首屈一指的。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康熙時期是一個完美的時代，也不意味著玄燁本人就是一位無懈可擊的政治家。學者王家范先生曾經準確指出：大清仍然循著大明的前轍舊軌前行，在改善製度深層次缺陷、提高人民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從心的難堪。 （王家範《明清易代：一個平民的實話實說》） 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儘管康熙皇帝曾經與困擾帝國之痼疾——貪官污吏們進行過堅定的鬥爭，但那仍然是一個貪官污吏層出不窮的時代。玄燁是一位具有相當高學識素養的皇帝，他的科學知識可能是中國所有皇帝中最高的，但在他執政的五十多年歲月裡，並沒有能夠開創出一個科學昌明的偉大時代，並且，仍然製造過惡名昭著的文字獄。他對於國家安寧、人民福祉付出過真誠的努力，但從全國的情形看，當時人民生活遠沒有後世一些學者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好。

從總體上看，應該說，康熙皇帝本來有可能遠遠超越於中國古代所有帝王之上，從而成為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但是，非常可惜，他沒有做到，他沒有能夠完成那個昇華過程，沒有能夠在思想與精神層面上，給他的祖國與人民帶來任何新鮮的東西，而他其實是有條件做到這一點的。 有人曾經根據江南地區的棉花、糧食產量，應用現代數理方法推算該地區乃至中國的生產與經濟規模，甚至計算出了康熙年間的GDP與人均收入。在統計手段如此發達的今天，進行這種計算尚且存在數據採集和計算口徑上的諸多風險，對三百多年前混亂不堪的數據居然能夠進行如此大膽的推算並得出更加大膽的結論，作者的勇氣的確令人無話可說。事實誠如王家范先生所說的那樣：假如初始數據是根據收成好的年景選取出來的話，這種推算即使不能說是一堆數字垃圾，其具有多大的價值也實在令人懷疑，更不要說還有全國各地之間的巨大差異。

大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扳倒鰲拜之後不久，玄燁就命令戶部，將直隸即今日北京、天津、河北地區前明廢藩的土地全部無償交給老百姓耕種。我們知道，明朝中晚期，皇室、藩王、外戚、勳貴、宦官們曾經在上述地區巧取豪奪了大量土地，甚至一度出現了京師之外，除了道路之外，已經沒有土地可以兼併的局面。這種情形必定是以眾多百姓失去土地的深重痛苦為代價。如今，皇帝一聲令下，一千多萬畝土地無償回到了農民手中。這項政策當時叫“更名田”，是康熙皇帝玄燁真正執政後的第一項德政善舉。 在此前後，滿族人的圈地運動，包括幾年前鰲拜推行的圈換土地政策、漢人被迫投充到滿族人家為奴的現象、官府到處緝拿逃人等惡政也陸續平息下來，並最終大體退出了人們的視野。應該說，這種情形和康熙皇帝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據說，在乾清宮皇帝御座邊的柱子上，貼著一張條幅，上面大書三件事：三藩，治河，漕運。在其當時，這是擺在玄燁面前最為緊迫的三件大事，應該說也是那個時代實現國泰民安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三藩，指的是在大清帝國入主中原的過程中，曾經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三個漢族藩王：廣東的定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本來還有一個駐紮在廣西的恭順王孔有德，他們是清初著名的四位漢族藩王。這個孔有德不走運，在平定廣西的戰爭中，碰上了張獻忠餘部裡最能幹的將軍李定國，結果在桂林攻防戰中，不但額頭中箭，城池也沒能守住。最後，他讓家人點火自焚，他自己也自殺死掉了。從此，只剩下了三位漢族藩王，也就是所謂三藩。

在我國歷史上，但凡大一統的中央帝制政權建立並穩定下來之後，那些手握重兵重權的地方藩王和功臣就會成為一個大麻煩。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說法，韓信被呂后派蕭何騙進大漢皇宮鐘室就死前，說的就是這句話。一般說來，中國帝制傳統下的君主，很難容忍那些位高權重的人。這種人的存在，與帝王政治文化的內在邏輯是不相容的。打天下時，為了刺激他們玩命幹活，需要名位上的獎勵；天下太平之後，這種人就成了威脅皇家利益、破壞安定團結的最大因素。劉邦臨死前，之所以要和諸臣殺白馬盟誓，不許再封異姓王，就是因為他已經勘破了其中的奧妙。 其實，不要說異姓王，到漢景帝時代的七國之亂時，為了削奪劉家子孫的王權，也都是在人頭滾滾落地之後，方才實現的。到了大明朝，朱元璋將自己的子孫分封在全國各地。他死後僅僅四年，握有重兵的四兒子朱棣便奪了自家侄子的皇位。從此，大明對藩王的權限作了極其嚴格的規定：只許吃喝玩樂，不許擁有軍隊，不許干涉地方事務，甚至不許走出王府所在城市的城門等等。

大清朝立國之初，大約是還沒有領教過這種勢力的厲害，於是，一口氣封了四位漢族異姓藩王。 事實上，在進軍全國的過程中，這幾位漢族藩王統率的軍隊，可能比滿洲八旗的兵員總數還要多。說大清朝的天下有一半是他們打下來的，應該不算過分。前面談到的那位孔有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廣西地區大體平定下來以後，孔有德曾經上書皇帝，談到自己滿身如同刻畫一般的傷疤，一到風雨時節，便痛不可當，幾次昏死過去。且自己生長在遼東，不習慣南方水土，因此，希望解甲歸田，安度晚年。皇帝不許，因為南方還沒有徹底平定。結果，還真讓皇帝說中了—— 不久，李定國便打到了桂林城下，這位孔有德也就此丟掉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另一位王爺尚可喜也曾經兩次請求激流勇退，由南方返回遼東居住，但同樣因為南方戰局未定而被朝廷拒絕。在這個意義上說，最後釀成三藩之亂，中央政府還真的有不小的責任，很難完全排除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後的嫌疑。如今，天下大體太平，於是，三藩就成了問題。特別是吳三桂，遠在西南邊陲，山高皇帝遠，實力又發展得特別大，已經成為皇家的一塊心病。

談到吳三桂的歷史，實在是頭腦錯亂、整個一個稀里糊塗的話題。 面對這個話題，應該感到尷尬的不單單只有一個吳三桂，還有所有願意正視這一段歷史，同時智商指數還不算太低的人。 以往，吳三桂受到了不少痛罵，這些罵聲並非毫無道理。當人們把他罵成是“漢奸”、“認賊作父”、“引狼入室”等等時，如果是出自晚明前清時代的文人之口也就罷了，畢竟他們中有不少人是明朝遺民，心中藏著深深的隱痛。若是出自當代人之口，問題就出來了。在把吳三桂罵得狗血淋頭時，這些人似乎已經把國家與民族利益扔到了腦後。道理很簡單：假如吳三桂與李自成聯起手來，將多爾袞與大清鐵騎打回到山海關之外的話，中國還會是今天的中國嗎？ 翻開歷史地理書籍和歷史地圖集，我們很容易就會知道，大明帝國最大時，其有效控制的國土面積大約在五百萬平方公里上下；到明朝末年，能夠有效控制和管理的則只有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左右。大清帝國入主中原之後，其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國土面積，最大時曾經達到過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以上；即便經過晚清時節的喪權辱國，中國國土面積仍然保留下來了一千多萬平方公里。

如果不是吳三桂打開天下第一雄關，有誰能夠告訴中國人——那已經爛透了的大明朝、剛剛進入北京就開始爛的李自成，還有那位差一點就把四川人殺光了的張獻忠等，還會做出些什麼驚世駭俗的事蹟來？ 如果說努爾哈赤統一女真、挑戰大明帝國，今天可以被頌揚成“為多民族祖國的壯大和中華民族的發展建樹了豐功偉績”的話，應用這種邏輯，吳三桂的功績可能比他大得多。因為，這種討論的內在邏輯是一致的，而不是多重標準的胡扯八道。 其實，談論吳三桂，可能從人性的角度入手才是最好的切入點。 一位並不是很了解吳三桂其人其事的女士，在聽我介紹了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直至最後身敗名裂的故事後，沉默片刻，便斷然評論道：“所有的女人都會渴望這樣的愛情！”假如她的話真能夠代表佔人類總數50％的女人，我們就勢必需要反省：以往，中國人在看待歷史和現實問題時，是不是太缺少人性的考慮了？

當一種制度與文化，時不時就要把人逼到去選擇是要自己合法的心愛女人還是要父親，是要這個女人與父親還是要地位、前程與名譽，是要活著還是要死去時，需要批判和反省的難道不是這種制度與文化嗎？或者換句話說，陳圓圓被人家搶走之後，一定要吳三桂去向搶人者致敬，並鞍前馬後地做這個人的馬仔，才是應該被肯定的嗎？顯然，對吳三桂的詛咒和這個問題之間的內在邏輯是一致的。 吳三桂的問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衝突與心理學意義上的人格分裂問題，吳三桂的矛盾掙扎，是在劇烈的社會衝突與變遷中，人的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矛盾與掙扎。缺少解決這種矛盾的觀念與機制，是釀成我們民族中許多出類拔萃人物命運悲劇的根源。顯然，吳三桂是一個本來出類拔萃，卻不幸被時勢、制度與文化逼著走向了反派的悲劇人物。 可以斷言的是：解決不好這個問題，是我們過去歷史上此類悲劇層出不窮的原因，今後，若解決不好這個問題，這樣的悲劇還會層出不窮。 現在，對於康熙皇帝來說，三藩的過去已經成為歷史，問題是對眼下的三藩應該怎麼辦？ 作為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皇帝，他所面對的確實是一個過於復雜而重大的問題。他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在乾清宮中繞殿徘徊，一個人對著那張條幅發呆，猶豫徬徨，不知如何是好。 此時，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戰亂流離，殘破不堪的國家好不容易安定下來，一切的一切都在百廢待舉。在當時的政治文化條件下，若能像宋太祖趙匡胤一樣實現杯酒釋兵權，可能是解決三藩問題的最好辦法。無奈，皇帝預備這樣做，三藩卻沒有交出兵權、回家安享富貴的覺悟。或者，皇家翻臉無情、政治上翻雲覆雨他們見得太多了，沒有人敢相信皇帝的誠意。這種情形可能是釀成三藩之亂的部分心理因素。 後來，曾經有學者考證大清朝滿漢開國功臣的身後故事，發現除了三藩之外，幾乎所有這些功臣的後代基本都生活幸福，許多人家直到辛亥革命前還都在安享榮華富貴。於是，感嘆三藩見不及此，結果，給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自己也身敗名裂、斷子絕孫。言下不勝嗟嘆。 據說，洪承疇在平定西南、返回北京之前，吳三桂曾經請教他：怎麼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疇的回答是：“不可使滇一日無事也。”（劉鍵《庭聞錄》卷三，第8頁）——只要雲南不安寧，他吳三桂的地位就不可動搖。此後，雲南大事小事不斷，不是土司叛亂，就是邊境報警，搞得朝廷一年數驚，真的沒人敢輕言撤兵減員了。有記載說，順治十七年時，大清朝全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八百七十五萬兩白銀，而當年供應云南一地的官俸軍餉就要支出九百多萬兩。到康熙十年前後，國家財政收入約兩千萬兩左右，三藩的開支仍然居高不下。時人評論說：吳三桂挾邊事自重，因為害怕兔死狗烹，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已經全然不顧國家勞民傷財了。 （《庭聞錄》卷四，第10頁）當時，還有人說：吳三桂有向外省委派官吏的權力，以至於竟有“西選之官幾遍天下”一說。 （《明清稗史彙編》卷十，四王合傳）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但是，不管怎樣，到康熙親政之後，昔日開國之功臣，已變成今日國家之大患。三藩問題肯定令玄燁忍無可忍、寢食難安。而吳三桂，於功成名就之後，全無家國之情懷，為一己之念，不惜將剛剛熬過半個世紀戰亂、正在醫治戰爭創傷的大半個中國再一次推入戰火，就憑這一點，縱然他有千條萬條理由，也夠得上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了。 康熙十二年三月，七十歲的定南王尚可喜上疏康熙皇帝，請求允許他帶領一批年老的部下返回遼東老家海城居住，王爵由長子尚之信承襲，繼續鎮守廣東。康熙接到奏疏大喜，立即命令眾臣商量處置辦法。最後，決定藉機撤藩，同意尚可喜歸老遼東，並以父在不能由子承襲為由，命令全部撤回。 這個決定做出後，吳三桂與耿精忠也相繼上疏，請求撤回安置。吳三桂的一位謀士建議他，不管別人怎麼說，決不要自己提出撤藩，免得授人以柄。據說，吳三桂怒吼道：“我就是說了，皇帝也決不敢真撤，我就是要自己提出撤藩，消除他的懷疑。”他可能真的沒有想到，剛剛二十歲的康熙皇帝竟然會斷然下令，全部撤藩。皇帝的理由是：“吳三桂蓄謀已久，不早除之，將養癰成患。現在是撤他要反，不撤他也要反，不如先發製人。”隨後，正式下達撤藩令。八月二十四日，派專使前往昆明、廣東、福建，命令三藩所有官兵及其家屬全部北上，同時，要求各有關部門著手解決安置事宜。 吳三桂可能是在接到皇帝的撤藩詔書後，立即下定了起兵造反的決心。從史料中看，吳三桂下這個決心和他的一個判斷有關——大清朝的開國雄傑已經凋零殆盡：多爾袞、多鐸病死了，代善、濟爾哈朗老死了，阿濟格、豪格、蘇克薩哈讓他們自己殺死了，鰲拜在大牆裡面被幽禁死了，文韜武略、運籌帷幄的洪承疇、範文程老病而死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死的死老的老，即便不死，他們和他們的後代大約也在和自己想著同一件事情……放眼天下，哪裡還有能夠抗衡自己的強力人物？ 吳三桂的長子吳應熊常年住在北京，其夫人是康熙的姑母和碩建寧公主，實際上等於是人質。吳三桂派人秘密入京，準備接應吳應熊出京。同時，他一邊假模假式地和康熙皇帝討價還價，抱怨中央政府安置自己的土地太少；一邊和皇帝特使約定起程時間；一邊封鎖了雲南進出內地的險關要塞，一切人等只許進、不許出，違令者一律就地處死。 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吳三桂下令起兵，並殺死誓死不肯參與叛亂的雲南巡撫朱國治。這個朱國治曾經在江南為官，素有酷吏之稱，名聲很糟。此次為吳三桂所殺，遂成就了他的忠義美名。 十二月一日，大清雲南同知劉昆當面痛罵吳三桂“在明亡明，事清叛清，兩朝亂賊，天地不容”，吳三桂還是率領二十萬大軍，揭起北伐的叛亂之旗，終於把他自己定格成了一個亂臣賊子的形象，從此，再也沒有可能洗脫這個惡名。 二十一天之後，吳三桂叛亂的消息傳到北京，舉朝震驚。反對撤藩的官員如索額圖堅決主張殺死力主撤藩的明珠等人，“以正國法”。明珠等人惶恐無地，不知如何是好。康熙皇帝此時的表現堅定坦蕩，極有擔當。他對群臣說：“其他人沒有罪，這是我的主張。”並說，“我從小就知道，三藩的勢焰越來越大，不可不撤。怎麼可能因為吳三桂造反就諉過於人呢？”中國歷史上開創了“文景之治”的漢景帝號稱明君，卻在“七國之亂”時，殺死力主削藩的晁錯，從而鑄成千古大錯。如今只有二十歲的玄燁，具有如此磊落之胸襟，比較起來高下立現，的確是不同凡響。 順治十六年，鄭成功曾經率領大軍打到了南京儀鳳門外。當時，玄燁的父親福臨驚惶失措，一度準備放棄北京，退回到山海關外去，受到孝莊皇太后的嚴詞呵責。後來，順治皇帝又拔劍砍剁御案，準備御駕親征。當時，順治皇帝福臨已經二十二歲。如今，康熙皇帝面對的局面比當年復雜危急得多，他的表現，也比他的父親出色得多。 據說，在大軍出征的儀式上，康熙皇帝親自將大軍送出西長安門，然後，他立馬久久目送，直到大軍的背影消失在遠方。 長達八年的平三藩戰爭，就此拉開大幕。 值此戰雲密布之際，康熙皇帝的身邊又連續發生了兩次未遂暴動。一次，發生在天子腳下的北京城裡。當時，一個名叫楊起隆的江湖人士，自稱是崇禎皇帝的三太子，秘密集結了一千多人，準備元旦那天，刺殺康熙，並在京師舉行反清復明大暴動。事情雖然被撲滅，卻也攪得北京城人心惶惶。 另一次則是發生在天子腳下的京畿地區。河北總兵蔡祿是鄭成功的老部下，投降後被任命為河北總兵。此次，南方烽火遍地，他便準備起兵響應。雖然這次兵變還沒有發動就被鎮壓下去了，但卻足以令人心驚。 到康熙十三年四月，整個雲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南、福建六省全部落入叛軍之手。全國形勢異常動盪不安。 偏偏在此時，吳三桂犯了一個絕大的戰略錯誤：他沒有乘軍事上連連獲勝之機，一鼓作氣打過長江，直上中原，卻在長江邊上勒馬觀望起來。從此，他再也沒有能夠跨過長江。後世學者談到這個原因時，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吳三桂深知自己在長江以北地區名聲太糟，擔心過江後處境尷尬；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吳三桂擔心自己逼得太緊，會斷送扣在北京的長子和長孫的性命。因此，他才會放還一直扣押在手中的皇帝特使，讓他們帶信給康熙皇帝，表示願意劃江而治、“裂土罷兵”。 結果，吳三桂想要保住子孫性命的想法，反而斷送了他們的性命。康熙皇帝接到吳三桂的書信後，立即召開會議。他不顧悲痛欲絕的嫡親姑姑和碩建寧公主的苦苦哀求，決定公開處死自己的姑父和表哥，即吳三桂的長子和長孫，以示決不妥協、不共戴天之決心。 據說，吳三桂得到一子一孫被處死的消息時，正在吃飯。他大驚失色，推翻飯桌叫道：“想不到皇帝小小年紀竟能如此行事！事情無可挽回了！”如今，他只能和小皇帝拼個魚死網破了。但此時，他已經錯過了將戰火燒到敵人土地上的最好時機，只能在已經佔據的土地上展開殊死戰。 對於康熙皇帝來說，康熙十四、十五兩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為嚴峻、最為難熬的時光。前一年底，他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鎮守平涼的陝西提督王輔臣加入叛亂，北京側後翼的戰略後方立即呈現不穩態勢！更糟的是，偏偏在此時，蒙古察哈爾部的布爾尼趁八旗勁旅南下、京師防衛空虛之機，發動叛亂，帝國真正的戰略後方燃起大火。據守台灣的鄭成功的兒子鄭經登陸福建，也加入了戰團；甚至有消息說，屬國朝鮮也想藉此機會復仇雪恥，並且可能已經派出信使前去聯絡鄭經。盛京瀋陽和北京城裡謠言四起，人心大亂。康熙皇帝陷入焦頭爛額的境地。此時，一個措置不當，他不但可能輸掉這場戰爭，屆時，就是想退回遼東的深山老林也都由不得他了。 王輔臣有一個外號叫馬鷂子，是當時名氣極大的一員猛將。他的臂力、武功、馬術據說達到了神勇的境界，已經可以和關雲長溫酒斬華雄相媲美，號稱勇冠三軍，以至於當時沒有哪個將軍敢於和他對陣。他曾經是吳三桂的部下，深受信任和倚重。 四年前，王輔臣被康熙皇帝調離雲南，提升為陝西提督，出鎮平涼。在其上任前，康熙皇帝親手把一支蟠龍豹尾槍贈送給他。這是康熙皇帝的父親順治皇帝留下來一對槍中的一支。康熙皇帝很動感情地對王輔臣說：“這是先帝留給我的，我每次外出必定把它列於馬前，以記住父皇的恩德。你是先帝的臣子，我是先帝的兒子，其他的東西都不值得珍視，就把這槍送你一支。你見到這支槍就好像見到了我，我見到留下的一支，就好像見到了你。”當時，王輔臣跪在地上淚流滿面，表示將肝腦塗地，報效皇上。如今，就連這樣一個人居然也參加了叛亂。 當時，王輔臣的兒子在朝為官。康熙皇帝將其招來，讓他回到父親身邊去。康熙皇帝說，他不相信王輔臣會真心背叛，自己對他將一如既往，絕不食言。據說，王輔臣聽到兒子轉訴了皇帝的話之後，痛哭失聲，從此，首鼠兩端、進退失據。他接受了吳三桂送來的軍餉和封號，卻並沒有進攻陝西。在拿下戰略要地秦州即今天的甘肅省天水市之後，毀掉陝甘兩省交界處的鳳縣偏橋，然後，就返回平涼去了。 此舉意義重大非凡。繼吳三桂勒馬長江之後，王輔臣叛而不攻，再一次給了康熙皇帝極其寶貴的從容調度時間。 這時，玄燁的老祖母孝莊太皇太后給他推薦了一個人。此人名叫圖海，是一個曾經堅決反對撤藩，但卻很能幹的滿族官員。孝莊太皇太后告訴玄燁，用這個人，必可克敵制勝，定能打敗察哈爾部的布爾尼。 布爾尼是察哈爾林丹汗的孫子。他的父親歸順大清後，被冊封為和碩親王。後來，他幾次違約背信，不按規定進京朝覲，結果被削奪王爵，軟禁在北京。布爾尼便承襲了王位。此時，他聽說為了對付吳三桂，北京已經沒有兵力防守了，便煽動奈曼等部落謀叛，想趁火打劫，攻進北京，搶回父親。 當時，北京確實已經無兵可調。誰知，康熙任命了圖海之後，這傢伙在幾天之內，居然將滿洲八旗人家中的青壯家奴組織成了一支三萬人的大軍。圖海動員這支大軍參戰的方式，和當年努爾哈赤組織八旗鐵騎時的思路一模一樣——他告訴這幫傢伙：布爾尼是林丹汗的孫子，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孫。當年，大元帝國最後一個皇帝逃離北京時，把全中國最珍貴的寶貝都帶走，傳給了林丹汗。布爾尼的父親歸順時，皇太極恩准他保留下了那些東西。如今，都在布爾尼手裡。圖海說：他早就苦於沒有機會拿到這些珍寶，如今上天終於把這些寶貝送到諸位眼前來了。他向大家保證，皇帝已經同意，拿到這些稀世之寶後，將全部分給作戰勇敢的巴圖魯（勇士）。 結果，這批傢伙被他煽動得嗷嗷叫，恨不得立刻就找到那個倒霉的布爾尼。就這樣，圖海連軍需糧草都不准備，就帶著這幫惡虎晝夜兼程地撲向布爾尼。他們一路上統統靠搶奪經過州縣的糧草維持軍需。碰上布爾尼的大軍之後，沒有任何懸念，一仗就把布爾尼的部隊打得屍橫遍野。布爾尼本人只帶三十餘人逃出戰場，又迎頭撞上了科爾沁部支援大清的部隊，結果一個沒剩地被消滅乾淨了。 一般說來，像三藩之亂這樣的叛亂，最怕曠日持久的相持。一旦進入這種情勢，只要政府不犯錯誤，政府軍一方廣大的戰略縱深和資源優勢就將逐漸發生作用。如今的吳三桂就陷入到了這種境地之中。 到康熙十六年，曾經來勢兇猛，蔓延到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廣東、江西、浙江、陝西、甘肅十一省的叛亂，已經被壓縮到了雲、貴、川、湘、桂西南五省內，並且，在北、東、南三個方向陷入重軍重圍之中。吳三桂可能怎麼也想不明白，當初自己登高一呼天下響應的熱烈場面，怎麼就會在幾年之中，變成了一哄而散的局面？終於，他不想再等了，他要當皇帝了。 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吳三桂在湖南衡州登基稱帝。他宣佈建立大周國，定年號為昭武，改衡州為定天府。然後，任命了一大堆的大學士、尚書、大將軍等等。此時，這位“大周昭武皇帝”已經六十七歲。 八月十六日，康熙皇帝召開軍事會議，二十五歲的青年皇帝有些按捺不住自己了。他第二次提出，準備御駕親征。第二天，大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八月十七日，吳三桂病死在湖南衡州那簡陋的臨時皇宮裡。死前，他甚至沒有來得及等到他十四歲的孫子，從昆明前來接班。 三年後，大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吳三桂十七歲的孫子在昆明自殺。十一月十四日凌晨，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打破了京城黎明前的靜謐——三藩之亂最後蕩平的捷報傳入北京。 在這場歷時八年的大動盪中，尚可喜誓死不叛，被他的兒子尚之信軟禁起來，曾經試圖上吊自殺未遂，後來在憂憤中病死；孔有德的女婿孫延齡先是響應叛亂，後來又想退出叛亂，被吳三桂派兵殺死；尚之信參加叛亂後，見勢不好，中途退出，叛亂平息後，被康熙皇帝下令賜死；耿精忠比尚之信更早參與叛亂，後來，和尚之信一樣中途退出，叛亂平息後，與他的部下二十餘人被分別凌遲處死或斬首；王輔臣只叛不攻，後來接受招撫，日夜憂懼，曾經與妻子一起上吊自殺未死。昆明被攻克之前兩個月奉命進京，走到西安時死去，死因不明。 這些驕兵叛將死則死矣，沒有太多人願意關心他們的下落。倒是有一個人的生前身後，似乎牽動著所有人的柔腸，她就是陳圓圓，那個可能在吳三桂生命歷程中發生過大影響的傳奇女子。關於她的下落，始終眾說紛紜，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或發現。有一種說法，比較願意為人所接受：據說，陳圓圓堅決反對吳三桂發起叛亂，後來，見自己已經無能為力，就在吳三桂鬧事之前幾年，出家進了佛門或者是道觀，三藩亂起後，不知去向。如今在貴州和雲南地區，有不止一處此女的香塚和傳說。沒有人知道是真是假，卻也表現出了中國人憐香惜玉之優美情懷。 三藩之亂的平定，帶來了另外一個始料不及的副產品，那就是這場大動亂催熟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時機。 從史書記載上看，唐代以前，中國政府可能就開始了對台灣的經營。到南宋時期，台灣隸屬於福建晉江，元明兩代均在此設立巡檢司。明末萬曆天啟年間，荷蘭人趁中國內政昏暗無暇顧及之機，佔領了台灣島。此後，在那裡一待就是三十八年。順治十六年，鄭成功與張煌言發動大規模長江口戰役，先勝後敗，遂於順治十八年四月進攻台灣，鄭成功敦促荷蘭人“還我先人故土”，經過九個月努力，迫使荷蘭人投降，奪回了台灣，並被明朝殘余政權冊封為延平郡王。康熙元年五月八日，正值英年的鄭成功病逝，其子鄭經接位。此後，鄭經與清朝之間進行了十數年的博弈。 三藩亂起後，鄭經立即響應，率數万大軍在福建廈門一帶登陸，迅速擴大戰果。他並不聽從吳三桂的指揮，不但搶奪清軍的地盤，也搶奪耿精忠的地盤，然後，大量劫掠物資運往台灣。鬧得耿精忠大為惱火，再也沒有心思全力北上，反而要回過頭來對付鄭經。 到康熙十九年，三藩之亂已經接近尾聲。鄭經一樣兵敗如山倒，甚至一度差點兒被手下譁變的官兵擒獻給康熙。於損失慘重之中，鄭經僅帶一千多人逃回澎湖列島。康熙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時機，他趁重兵集中在南方之際，立即將解決台灣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此之前，為了休養生息，康熙不願再動刀兵，因此多次派人與鄭經接洽，主張和平解決，為此也確曾一再做出讓步，答應鄭經，只要剃髮稱臣，便可封為“八閩王”，安享富貴。鄭經則堅持免削髮，不登岸，仿朝鮮之例稱臣納貢，以小尊大。此議被康熙駁回，康熙認為鄭經本是中國人，不可能允許他仿效朝鮮等外國屬藩。到了三藩之亂平息之際，鄭經也就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迴旋餘地了。 鄭成功一世英雄，他的這個兒子卻並不爭氣。當時，有一位居住在台灣的著名觀察家記載道：這位鄭經敗退回台灣後，不思進取，似乎受了什麼刺激似的，凡事全部交給兒子裁決，他自己“放縱於花酒，不預政事，而竟卜晝卜夜之歡”。 （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八，第307頁）就是說，這廝把國家大事扔到一旁，每天不分日夜地喝花酒。結果，康熙二十年正月，三藩之亂最後平定的前夕，在元宵節期間，鄭經又一次行“竟夕之樂”，竟暴卒。當時，他還不到四十歲。 此時，大清帝國的陸上武力相對強悍，水上軍力很弱，在進攻金門與廈門時，甚至曾經要藉助荷蘭的船隊。為了徹底收復台灣，康熙皇帝適時起用了精通海戰的將軍施琅，大力打造帝國海軍。從而，收復台灣已經成了時間問題。 施琅是福建人，早在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成為福建沿海最大的走私與海盜頭子時，他就追隨鄭芝龍縱橫於海上。在此期間，鄭芝龍娶了一位日本姑娘，生下鄭成功，並積累起了富可敵國的巨大財富。後來，鄭芝龍接受大明帝國招安，成為大明沿海地區的重要官員。鄭成功也從幼年起，便拜幾位極為著名的大學者為師，其中包括號稱江南文壇領袖的錢謙益，成長為一位亦文亦武的出色人物。 後來，鄭芝龍降清，鄭成功與父親分道揚鑣，高舉反清復明大旗，並一舉收復台灣，成為備受崇敬的民族英雄。施琅是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兩代的重要戰將。不幸的是，後來，鄭成功與施琅之間發生摩擦，施琅逃離出去，其親族多人被殺。因此，施琅堅持武力收復台灣，態度極為堅決。 後來，收復台灣的過程大體上可以描述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並沒有多麼離奇複雜。原因是，鄭經死後，他的幾個重臣馮錫範、劉國軒等人殺死他的長子，擁立年僅十二歲的次子鄭克塽繼位。在中國歷史上，一般說來，但凡出現這種情況，也就離分崩離析不遠了。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反季節、反常規，出其不意地在颱風季裡對澎湖列島發起攻擊，與台灣第一大將劉國軒發生激戰。從歷史記載上看，劉國軒太過囿於常規，他寄希望於老天幫忙，以為會有颱風來幫他吹翻施琅的戰艦。於是，他下令自己的軍艦全部躲進避風港，不許出戰。結果，連續數日艷陽高照，風平浪靜。就此，劉國軒失去戰機。這一仗打下來，清軍一共戰死三百二十九人，受傷一千八百餘人便解決了戰鬥。澎湖三十六列島望風而降。劉國軒帶僅剩的三十餘艘船衝出港口，逃回台灣。 劉國軒回到台灣後，島內已是風聲鶴唳，軍隊大體失去了固守台灣的信心和鬥志，絕大多數官員主張棄島外逃，並且整船待發。台灣民眾聽說官員們已經準備逃跑，置人民於不顧，一時間民心大亂，謠言四起。島內盛傳軍隊要“大搶掠而去”，人們日夜惶恐不安。劉國軒見人心瓦解，事不可為，倘一意孤行，恐怕會有不可測之禍，乃力勸鄭克塽、馮錫範放下武器。最後，大家終於選擇了一條現實而理性的道路——求降。 公元1683年10月3日，是為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台灣安平港外海堤之上，鄭克塽、馮錫範、劉國軒等率領文武官員人等，在此迎接施琅率領的大清水師。從荷蘭人佔領台灣算起到這一天，時間過去了整整六十年。 除率軍收復台灣之外，施琅的表現中還有一個令人稱道的地方：在收復台灣的整個過程中，曾經有人擔心他深蓄家仇私恨，會趁機大肆報復。從後來的發展看，他信守了以國以民為重、不計私怨的諾言，並在台灣後來的經營發展上，目光遠大，表現出色，被授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爵，世襲罔替。 到北京後，鄭克塽被授為正黃旗漢軍公爵，馮錫範被授為正白旗漢軍伯爵，劉國軒到北京陛見了康熙皇帝，被任命為天津衛總兵。據說，直到兩百多年後，上述人等的子孫還在北京安享富貴。 這一年，康熙皇帝玄燁正值三十而立之年。台灣收復的捷報恰好是在中秋節那一天送到他手中的。為此，玄燁寫下了一首對仗還算工整的七律，詩曰： 從中，可以看出這位青年皇帝的文化素養、治國安邦的理想與情懷。從他一生治國實踐看，應該說，他大體上是在按照這樣的信念在工作著。在我國政治舞台上，善於作詩、作秀的人物不在少數，一般說來，對此，歷史並不買賬。政治人物倘若於國於民沒有功德建樹，想靠作詩、作秀來贏得歷史的喝彩，應該說不太容易。這可能是康熙皇帝玄燁受到當時與後世人們讚揚與尊敬的最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根據施琅的建議，大清帝國中央政府正式設置台灣府，隸屬福建省。首府設在今日之台南市，於府治設台灣縣、澎湖列島歸台灣府直轄；於其南部設鳳山縣，就是今天的高雄市；於其北部設諸羅縣，位於今天台南縣佳里鎮。宋、元時代，中央政府在台灣設治時均設在澎湖。現在，首次將台灣地方政府設於本島。根據施琅的建議，中央政府決定，在台灣設總兵一員，副將兩人，駐軍八千人；澎湖設副將一人，駐軍兩千人。其下屬編制均與內地相同。第一任台灣知府是鑲白旗漢軍蔣毓英，第一任台灣總兵官是正黃旗漢軍參領楊文魁。 從此，台灣歷史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 當其時，在時年三十歲的青年皇帝領導下，他那龐大的帝國，在內部消除了最為重要的政治隱患，天下一統的格局已經大體形成。然而，此時還遠遠沒到歡呼盛世的時刻。 他腳下的土地瘡痍滿目，到處都是戰爭的創傷。 那條桀驁不馴的黃河，自古以來便如同懸在這個國家頭上的利劍，沒有哪一代帝王沒有吃過它的苦頭。從晚明時代天下大亂時開始，就很少有人去理會這條大河了。至康熙朝差不多近半個世紀時間裡，它幾乎年年決堤。其時，幾個縣、十幾個縣、幾十個縣平地水深過丈，大地頓成澤國，人民或為魚鱉，景象慘不忍睹。從懂事時起，康熙皇帝就知道，治理黃河是一件比天還大的事情，治理不好這條河的皇帝，就不配坐在皇帝的龍椅上。從古老得沒有人能夠說出年代的歲月開始，這個觀念就深植進了這個國家的骨髓之中。康熙皇帝深知，治理黃河的凶險程度雖然不像平三藩那麼大，其難度卻是遠遠超過了平三藩！ 然而此時此刻，他還不能全力以赴地對付這條大河。他必須全神貫注地將目光轉向北方，轉向白山黑水間的祖先故土。那裡，闖進來了一群“來自北方的狼”。他們殺人放火、搶劫財物。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在並不缺少食物的情況下，他們仍然在喝伏特加烈酒時，用人肉佐餐。當地的人們管他們叫“羅剎”，他們是一群效忠於沙皇的哥薩克騎兵。 事情的麻煩之處在於，他們不光闖進了北方的黑龍江流域，還在西北地區支持準噶爾部蒙古的噶爾丹，利用康熙皇帝平息三藩之亂無暇西顧的機會，得寸進尺，一步一步東向侵蝕，如今已經到了河西走廊邊緣，開始威脅甘肅、內蒙古地區。 新的內憂外患正在向大清帝國逼近。 好在此時三藩之亂已經平息，台灣也順利收復。康熙皇帝和他的大清帝國沒有了後顧之憂，他可以也必須集中力量盡快消除這一內一外兩大禍患。 康熙皇帝玄燁自幼熟讀經史，此時已經繼位二十二年。他可能對自己很不滿意。因為，作為同樣定鼎華夏的第二代君王唐太宗李世民，在位僅僅二十三年，卻已經開創了輝煌燦爛的貞觀之治，大唐盛世已經降臨。而自己每時每刻還在忙於連年不斷的戰爭。但是，他沒有辦法，他別無選擇。為了創造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他必須全力以赴。 時年三十歲的康熙皇帝玄燁和他立國華夏四十年的大清帝國，在從頭收拾河山的道路上，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