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方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主要在長江以南的江蘇、浙江一帶。江浙的水利事業之發展，乃是歷年來不斷的有水利專官積累而成。
五代時吳越建國，政府常僱用數千工人，用來治河築堤，開墾種植。在宋仁宗時，有大規模的圩田以及河塘。所謂江南舊有的圩田，每一圩田方數十里，如一座土城。其中設有河渠與門閘。旱時開閘，引江水入田；水浸時，則閉閘以拒江水。因此免除了水旱兩災，為農謀利。
宋代，南方文化日高。仁宗時，就有至和塘之修建。此至和塘建自崑山到婁門，凡七十里長，只有積水而無陸路，後來發明此水塘中建堤，每隔三四里則造一橋以通南北之水，此事詳記於邱與權的《至和塘記》。
宋神宗時，有一位崑山人詳論蘇州水利，他認為環繞太湖之地有二百餘里，可以造田；又有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前者在水之下，後者在水之上。有聰明人將上述之田闢為圩田，而且用適當措施，使水災不浸，旱災不干，均成為良田也。這位崑山人建議學古人治水之法，使之縱則有浦，橫則有塘，憑人力均可完成。
宋以前一千多年中國經濟文化之重心在北方，宋以後則遷到南方來了。包括蘇州在內的三吳水利，成為宋以後中國南方經濟文化的重要營養源。
當時三吳水利，不但重視水利之興修，也極重視種子的選擇。真宗時，因江淮兩浙之地多旱災，則水田難種，於是派使者去福建取得占城稻三萬斛，此為旱稻，滿足了旱稻可早熟之期望，而避免了亢旱之苦。
宋室南遷後，江南地區更大力開發，以百萬之眾大興水利，並且有大量北方難民，一起參與開發南方的土地。
紹興五年時，有屯田郎中樊賓建議，江南、湖廣等地膏沃之田數千里，無人可耕，如能讓北方士民千萬人來南方盡耕荒閒田地，則地無荒田，人無遺力，國可中興矣。於是大興水利計劃，遂有“蘇常熟，天下足”之諺語產生。不過美中不足者，兼併之事，因之而生。
由於當時豪強的兼併，富者田連阡陌，兼且逃避賦稅，因此遂有公田制的產生。政府沒收貪官之大量田畝此等田均為官田，於是景定四年，宰相賈似道實行限田之法。
宋代官田租額甚重，元明時繼承了。
元代時並將官田經常賞賜給大臣。
此時期蒙古人、色目人視江南如在天上，紛紛想方設法遷來江南定居。回人來江南居住者更多。北方此時來南方設法工作者亦接踵而來，北方人尤為欣賞江南人之技巧精妙。而此時江南人兼併之風更為有增無減，富室奴役貧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因此江南成了少數大地主含蒙古人、色目人及漢人、南人管治多數佃戶之局面，而大地主之財富佔了天下十分之七。
到了明代籍沒土豪田租，但田租仍照舊額付與政府，此法南宋時已有。
當時富庶之區在江南，天下的租賦，江南佔了十分之九，浙東、浙西又佔了整個江南的十分之九。而蘇州、松江、常州、嘉興及湖州五府又佔了兩浙的十分之九。而蘇州更甚，蘇州一府都是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而已。
假使以蘇州的田賦與唐代的租庸調製相比，則此時蘇州之田賦要比唐代重四五十倍，因而英宗時，松江一地已積荒田四千七百餘頃，皆因田租太重，遂造成久廢不耕之現象。
田賦較蘇州稍輕者為松江。宋代徵收蘇州賦稅，夏稅付錢，秋稅科米，總稅額每年不過三十餘萬；松江則每年不過二十餘萬。後來因改行公田，賦法遂雜亂矣。
元初之賦稅仍照宋制，但賦額則大增。至明洪武時，賦稅較元減少兩成左右。但永樂即位，賦稅又復加重。自萬曆到明末，賦稅仍重，故民間繳賦者，歲不過全年所賦之十之五六而已。此種賦稅不均問題，一直到清代亦無改革。
總言之，唐中葉之北方財富，到明時已轉到南方，但南方人之生活已較唐代之北方人為苦，亦即顯示明代國運不及唐代了。此時財富集中於江南之富豪，小民則水深火熱。總算富人對社會事業之關懷，還相當顧及，對於農田水利，當時有進修，也能維持不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