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與唐比，唐強宋弱，若拿人物與文化比，則宋在唐之上。唐雖偉大，但末年局面不可收拾。無宋代即無此後一千年之歷史，這要由社會轉變講起。
唐後是門第社會，與貴族封建不同。宋有統一政府，而無世襲貴族。唐之宰相可有世系，一個家族可出十多位宰相。此乃表示門第社會，今日已沒有了。
南北朝至隋唐有佛教傳入，出家是最高第一等人，簪纓是仕宦之家，此非人生真理，但做官不算高，不出家即做居士，皇帝入佛教，封為國師。唐僧即自大門第出家，很偉大。唐僧取經回國，太宗親迎。社會上和尚稱師，社會上之先生，一種是教小孩子，一種是大人在家受學，平民無資格入學，讀了書可以做官，做大了官，再跟和尚研究佛法或做居士。
送兒子出家尚須出大部分家產，故和尚寺很像樣。西方中古時期以主教最闊綽，唐代時最闊是宗教與門第，唐末已無門第了。
後來，黃河北岸藩鎮區無人讀書。
長江以南少讀書人，只是為了經濟。
大門第多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之區。到五代時已無大門第，也無正式讀書人，剩下和尚寺為學習的環境。當時政治日壞一日，社會經濟亦日差一日。
唐代韓愈作《原道》《師說》諸文，認為讀了孔子之書應該作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即可以做三種先生：
“解惑”即啟蒙先生，學生是童蒙。
“授業”即有職業，如醫科、法科、文科……西洋有醫生、律師的訓練。
更重要的是“傳道”，是最高的。總之，以上三種先生都不做，總不能光吃飯不干活，那麼信基督教做牧師也好。
韓愈說，孔子亦是道，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又如柳宗元，當時已有人請他做先生，柳說：“我不作師，蜀犬吠日，但很少有太陽。只有佛教有道。”
五代時，和尚看世界有變，勸人讀韓癒的書。因修齊治平之後，平了天下，和尚才有辦法。
去美國等於雞犬登天，變成了仙雞，牡丹雖好，尚需綠葉扶持，故和尚寺要好，先要使國家有辦法。
今日是耶穌與馬克思在爭一日之短長，孔子與釋迦是差了，因國家沒有辦法。
五代時和尚不但寫作經典，而且也作散文、古文了，也提倡韓癒了，因而宋代出了讀書人。
范仲淹是在寺院讀書。范仲淹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所以他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秀才便是有資格考大學之學生。
今日之人，“憂者一身，樂者一身”。範讀好書，去睢陽書院教書，後來做到副宰相。他有二子，仍入寺院讀書，二子共穿一件衣袍，哥出弟在家。范仲淹在江蘇買了田，每年派子回家收租。有一次，兒子收了租回家，說那裡荒年。父責罵道：“糧租何不濟貧民？”子答：“已濟貧民矣。”范仲淹從此設立義莊，窮苦的均可受供養。此制度一直傳下來。
義莊是宋代范仲淹、錢二人開始，稱“範朱遺風”。中國如今日新文化運動之後仍有此制度，便不至於如此。
與範同時的尚有蘇北人胡瑗，亦在寺院讀書，去泰山棲真觀道士所居讀書。當時帶信與物件很難，因交通不便，山路又遠，信面寫“平安”二字，以免人未看封內之書而緊張，所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胡瑗見封面“平安”兩字，便投信入山澗中不拆看了，後來稱為“投書澗”。
胡瑗在棲真觀十年，范仲淹在蘇州做官，請胡到蘇州教書。胡在蘇州教書達二十年。後來朝廷知道，請他辦國立大學。由此，全中國都辦了學校，分為國學、州學、縣學及私立書院。先是公立的稱學，私立的稱書院，後來均稱為書院。
胡瑗是書院的大師，是一千年前的教育家。由此可知書院是由僧寺而來，故每年每一書院必供養一或兩位大師，如濂溪書院即為紀念週濂溪。今日中國人不爭氣，不知道辦學院。日本人為紀念王陽明，在台灣草山辦陽明學會，建房叫陽明山莊，作為講學、遊憩之所。台灣報紙竟說王陽明來過台灣。世界總要講個道理，不信耶穌便信馬克思。實是希望人信孔子，但孔子窮，辦書院是自由的、自動的、自主的，宋、元、明三代均盛，至清衰落。廣東有廣雅書院，後變為廣東省立一中。不要舊的，實在是糊塗。
如馬來的遺跡已毀滅了，只有土地，沒有歷史。這就是唯物史觀，只知有甘蔗、米……
香港的宋王台、車公廟，都是中古大歷史，歷史應與教育配合，各地應設書院，如博物館、圖書館應與古代歷史遺物配合。書院內有學田、祠堂、藏書，有無師生，則不在乎，大學畢業只是反面價值，消極而已。
范仲淹開創好的政治風氣，負責任，有人格。
胡瑗創辦新的學術，分經義齋與治事齋，其內包含文、史、哲、法、政、經各科，因此有新的人物產生。因而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後有人才起來。起初只是社會安定，而非覺醒，仁宗以後，士大夫開始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