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中國重視經學與儒學。
東漢末年，黑暗日子來臨，書生沒有出路，范滂對兒子說：“好人壞人都難做。”故當時看重老莊思想。魏時有王弼注《老子》書，晉有郭象注書，因悲觀消極不談政治而講清談，可稱是玩世的哲學。老莊原是遁世，是隱遁出世之人。也就是玩世不恭，混日子過，態度不嚴肅，卻仍在政府做官。
當時有位名臣王衍，石勒打倒晉後，捉到王衍，要他說出晉失敗之原因。王衍說：“此非我之責任，因我的主張不能實行。”勸石勒做皇帝。石勒對王衍說：“先生名揚四海，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會不預事？破壞天下，正是君之罪。”可見石勒偉大，見識亦了不起。
王衍一生從不說一錢字，其太太某日晚上在其床上都鋪滿了錢幣，讓其醒來時可以談到錢字，但王早晨醒來時命婢女道：“拿掉阿堵物。”王雖清高，其太太卻最喜歡錢。但他不管家事，很糊塗。這個人名氣很大，有的地方常人不可及。
民國時人吳稚暉活到快九十歲，清時參加革命，到今天他從不負責，一輩子不開口做官。他一生不坐人力車即黃包車，上車時行李自己提，一身破衣服，到重慶時抗日戰爭時，已有七八十歲，住在某藥房之一間小屋中，生活清苦，做事認真，但對國家大事並不提意見。今日已沒有像石勒那樣的人干涉他了。吳氏可說名揚四海，何言不預事？如蔡元培者亦如此，都是養清望之人。
石勒並沒有殺害此等養清望之人，只說他們衣冠神氣像樣，代表中國文化，不可殺。擺放著又沒有用。現今也有這一類人，他們代表著一個社會，什麼都好，風流、神采非凡，但事情卻壞在他們手裡。
東晉南渡後仍是清談，玩世不恭之風仍是照常，可見移風易俗之不易也。
是一部極好的兼有文學、歷史及哲學的書。自東漢末年起，完全可講述這些故事，“雖小道，必有其可觀者焉。”故不可一筆抹殺。
王獻之羲之之子愛竹，每到一處，立刻命人在其住處周圍栽竹，他說：“我不可一日無此君。”他認為竹最清高。有人告訴他某家之竹很好，於是獻之就於某日去看竹。該種竹之文人家便準備以待，王獻之去到後，一直跑入竹園中，主人卻在所中等待，他看完竹便走人，主人因得不到相見而生氣，將大門關閉不讓他出去。王獻之說，這個主人好，要與他談談。恭恭敬敬要請他見面，他不願，直到關起門來才願相見。中便有這一類故事。
當時讀書人的這種藝術精神，是令人欽佩的。
當時東晉有位大人物名叫桓溫的，帶領軍隊想統一中國，但未成功。有王徽之者，在桓沖恆溫弟手下做騎兵參軍，但不管事。當時人認為他很了不起。桓沖問徽之管什麼事，說管馬。問有多少匹馬，王徽之說：“不問馬。”中有一典故，有火藥庫爆炸，孔子問：“傷人沒有？”孔子只問人，不問馬，故王徽之說：“不問馬。”不管馬死了多少匹。徽之說：“未知生，焉知死？”又說：“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其實學老莊應到山上去。對這種人只有用石勒的方法，只和他談天氣可也。可見魏晉時人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了。
後來南北朝佛教大盛。桓溫想統一中國，東晉手下亦不幫助，到了洛陽亦不能說。溫在北方遇王猛，但王猛不肯去南方。
宋、齊、梁、陳四代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是一位好書生，篤信佛教，其子昭明太子蕭統，作《昭明文選》一書，此是《楚辭》之後的一部重要文學彙編。梁武帝之私人道德與漢文帝、康熙帝相同。他信佛法，吃素，穿布衣，但仍關心政事。後有侯景之亂。
北方守舊尊孔，南方有新潮流、新思想。北方是胡漢合作，漢人起來統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