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四章廣州的“戰局”

1841年3月5日，參贊大臣楊芳匆匆趕到了廣州。當地的官紳士民就像盼到了救星一樣。 自2月26日虎門橫檔一線戰鬥之後，英軍於2月27日攻克清軍重兵把守的烏湧砲台，3月2日，又克琶洲砲台，3月3日再克琵洲砲台，兵鋒距廣州僅有數公里。 （詳見圖三） 已於2月28日與怡良共同出示，表明“自當親統兵前往，實力掃除”的琦善，此時竟不顧聖怒，作出一個驚人的舉動，3月3日，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前往英艦，面見義律，要求停戰，理由十分奇妙：琦爵即將罷黜。這好像是一位輸光了的賭徒，告訴討債的打手，“別打啦，我已經沒錢了”一樣。義律讓余保純帶回一紙《約議戢兵條約》，價碼比先前的《善定事宜》高出許多：賠款增至1200萬兩，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龍），以及片面最惠國條款等等。由於知道琦善將倒台，義律指明要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前兩廣總督林則徐、鄧廷楨，在3天之內，“共同當面蓋付公印”。這樣的條件，自然誰也不敢答應。

3天的期限，於3月6日到期，楊芳恰於3月5日趕到，怎能不讓民眾“歡呼不絕”，怎能不讓官吏“倚為長城”呢？ 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楊芳的地位絕非一般。楊芳，貴州松桃人。 15歲從軍，至此已經戎馬55載，身經百戰。以參加平定川楚白蓮教而官列總兵、署固原提督。以平定河南天理教而獲雲騎尉世職。因統部不嚴，曾多次罷免。但誰都知道他是個打仗的好手，一遇戰端，即請他出山，果然戰功卓著。他一生最顯赫的業績，在道光初年平定張格爾之役，是時他以參贊大臣的身份，率兵窮追，擒獲張格爾，檻送北京。道光帝親自受俘，給了楊芳一大堆獎勵：封三等果勇侯；授御前侍衛；加太子太保；繪像紫光閣；賞用紫韁、雙眼花翎、在紫禁城騎馬；賜其子為舉人。至於衣料袍褂扳指珊瑚等等賞賜，就難以羅列了。

1835年，楊芳已65歲，以病求退獲准。可第二年湖南鎮筸鎮兵變，道光帝又啟用他。他來廣東前，官位湖南提督，正準備進京請訓，行至江西豐城，於2月12日奉到參贊大臣的任命，立即折道南下。 道光帝此時的用意是很明顯的，以親信皇侄奕山為主帥，文有隆文（時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武有楊芳。在這三人之中，道光帝對楊芳的希望最大，冀求在南國的海疆，再展昔日西北的榮光。 與琦善相比，楊芳的優勢是明顯的：且不論他几上幾下，征戰遍及大半個中國，就同為侯爵，也不像琦善靠的是祖宗，而是硬碰硬憑著手中的刀矛弓箭打出來的。 然而，楊芳的戰馬從未涉足廣東。他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樣，遇到了陌生的敵人。 就在楊芳到職後的第二天，義律以約定的期限已到，於3月6日發兵進攻，陷獵德、二沙尾砲台，守軍大潰。

獵德、二沙尾今已屬廣州市區，距當時的廣州城東南角僅有3公里，英軍已經看見了廣州的城牆。可就在當日，義律發佈告示，表示願意停戰。據英方的記載，清方又派出餘保純前往談判，表示：儘管廣東當局也希望停戰，但皇帝絕不會批准。餘保純的這一行動，無疑得到了楊芳的批准。這很可能是這位參贊大臣上任後的第一項決定。 義律的要求雖未得到滿足，但雙方的交戰卻又停頓了幾天。 在這段時間內，楊芳又做了什麼呢？一私家記載稱：楊芳到廣州後，“終日唯購鐘錶洋貨為事，夜則買俏童取樂，甚而姚巡捕等將女子薙發，裝跟班送進……”該記錄又稱： 關於此中“購買馬桶禦炮”的情節，另一私家記載說楊芳認為英軍取勝，“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以當時人視為最不潔的婦女溺器，迎敵“邪教善術”的“蠻夷”，即所謂以邪制邪的法術。這種方法是否採用，還不能得到證實，因為該記載提到“出征烏湧”，即在烏湧作戰採用，而早在楊芳到達前，烏湧已為英軍所據。但是，從“馬桶”、“草人”、“道場”、“鬼神”背後表現出來的楊芳對西方利器的不解，我想應當是屬實的。

據林則徐日記，楊芳的到來似乎使他情緒大變。從3月5日至18日，或楊芳來拜，或林拜楊芳，短短的14天內，見面就有11次之多。 3月19日，因局勢緊急，很可能楊芳認為如此來來往往，仍有不便商及之處，乾脆搬到林則徐的寓所，同住了8天。 3月26日，楊芳另遷寓所，但與林的交往仍十分密切。由於林則徐在日記中記得過於簡略，我們不知道林、楊商議的內容，但楊芳的各種行動，林則徐應當是知情者。 據楊芳的奏摺，他到任後立即部署兵勇防守省城，並往省城之東的東盛寺和省城西南的鳳凰崗各派兵1000名駐守。他還在省河上構築塞河木排，排上安放木桶（不知是否即為民間傳說的馬桶），內儲毒藥桐油，準備火攻。英方的記載稱清方大作戰備，也證實了楊芳的說法。除此之外，廣東當局還於3月10日發給美國商船准許入港貿易的紅牌，以離間英、美，坐收“以夷制夷”之效。而義律聞訊，於當日宣布封鎖廣州，既然不讓英國人做生意，那麼誰也做不成！

英軍此時也沒有閒著，自3月6日攻克二沙尾之後，開始闖入河南水道，另闢通往省城的路線。 3月13日，正當被押的琦善解離廣州之時，戰火又起，英軍攻克了正在加緊設防的大黃滘砲台。 義律的情報似乎慢了一些。他顯然不知道琦善已經北行，於3月16日，再給琦善發出一份要求停戰談判的照會，派一艘打著白旗的小船由大黃滘北上，準備送往省城。但是，途經鳳凰崗砲台時，由楊芳派往該處的江西兵很可能還不知道白旗規則，發炮轟擊，英船隻得退回（此次戰鬥被描繪成一個大勝仗，後將詳述）。 義律對此決計報復，發兵大肆進攻。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艦由大黃滘北上，連克鳳凰崗、永靖砲台、西砲台、海珠砲台和河南的一座沙袋砲台。至下午四時，英軍佔領了廣州西南角的商館，在時隔兩年之後，重新升起了英國國旗。

至此，廣州城的東、西兩路已全無屏障，完全暴露在英艦的砲火之下。據林則徐日記，英艦向省城“開放飛炮、火箭各數十”，廣州已經成為一座危城。 讓我們回過頭來，檢討一下自2月27日烏湧之戰至3月18日英軍重佔商館這20天的廣州內河戰鬥。 自鴉片戰爭一開始，廣州的各位主帥，林則徐、琦善、怡良、楊芳，都已註意到虎門一旦被突破後的廣州內河防禦，先後撥兵撥炮，並在河道狹窄處沉船或以木樁阻塞，以防英艦直逼廣州。其中，烏湧砲台琦善派湖南兵900名，合之本地守軍700名，共計1600名，鄰近又有林則徐購買的安炮34位的戰艦甘米力治號（Combridge）和40艘戰船，兵力不為不厚，結果大敗，陣亡總兵祥福以下446名（大多在潰逃時被英砲擊斃）；二沙尾、獵德一帶，不僅有砲台，而且河道已阻塞，琦善先是派怡良前往坐鎮，後改由江西南贛鎮總兵長春駐守，然英軍在拆除河道障礙時，守軍竟坐視不顧，一經交戰即大潰；鳳凰崗一帶，楊芳派兵1000名，然在3月18日戰鬥中一無所為。大黃滘砲台守軍將領在臨戰前一天，竟派人與英軍商議：

對於這樣的軍人，我們能作何評論呢？ 據英方的記載，這20天的廣州內河戰鬥，英軍共摧毀清軍大小砲台、軍營十餘座，擊毀各種戰船數十艘，繳獲大小火砲共計約400位。 而英軍的這些軍事行動，每次僅出動幾艘輕型戰艦。如最為激烈的烏湧之戰，為英艦5艘、輪船2艘。又如最戲劇化的大黃滘砲台之戰，為英艦2艘、輪船1艘。就是3月18日橫行省河令楊芳震驚的那次行動，英軍也僅動用了5艘戰艦、2艘輪船、1艘運輸船和一些小船。歷來謂英軍大艦不得入內河、小船無能作為的清朝官吏，此次飽嚐了英軍輕型戰艦的威力。如同先前的虎門歷次戰鬥一樣，英軍在內河戰鬥中傷亡極輕，3月18日的戰鬥僅受傷8人，其餘各次戰鬥，我還沒有找到相應的記錄。

這裡，還有必要提一下西江水道戰鬥。 1841年3月13日，正當大黃滘砲台清軍以空砲迎戰英艦時，英武裝輪船復仇神號拖帶兩隻小船，駛入澳門西側的西江水道。在3天的航行中，這支小小的船隊，沿途竟打垮了6座砲台，擊毀了清軍9艘戰船，毀壞了清軍100多門大砲，並拆除了多道攔江障礙。於15日，順利到達虎門之後的蓮花山。按照英軍軍官的記錄，整個行動尤如假日郊外野餐。 從3月5日至3月18日，戰功赫赫的果勇侯楊芳，在這兩周中終於弄清了一個事實，他手中並無制服這些“夷”人的招術。他已經從來粵途中的滿腹韜略的迷夢中清醒過來了。 就當時英軍的兵力兵器而言，自1841年2月27日攻陷烏湧砲台後，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氣攻下廣州。

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義律不這麼做？為什麼他相反行事，於3月3日、3月6日、3月16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戰，呼籲談判？ 義律的想法很簡單，他不希望廣州的戰事嚇跑了居住在廣州的富商。 自1839年3月林則徐封鎖商館起算，中英貿易整整停頓了兩年。對倫敦、孟買和廣東的英國商人來說，這兩年中僅茶葉、絲綢貿易的損失就極為慘重，更兼英國政府財政部每年高達百萬英鎊的茶葉稅。作為對華商務總監督的義律，不是不明白此中的利害。而虎門口外始終徘徊未去的數十艘英國商船，又似乎時時刻刻在敲打他的神經，趕緊通商，趕緊通商！正因為如此，自與琦善的廣東談判一開始，義律便謀求早日恢復貿易，以能讓倫敦的紳士們繼續保持午茶的優雅風尚。

可是，生意須在兩國商人之間進行，若廣州的商人被英軍的大砲嚇壞了，紛紛逃難，又跟誰去做生意呢？ 軍事上的勝利若不能帶來經濟上的利益，那麼，再顯赫的武功也就喪失其意義。盎格魯—撒克遜人此行非為“宣威海徼”。他們把商業利潤看得高於其他。 因此，義律在得知琦善被黜後，預料到中英兩國條約一事不可能在廣州達成，改而謀求先恢復廣州通商，再領兵北上進攻，另尋締約的出路。 於是，1841年3月18日英軍重新佔領商館後，義律向廣州“欽差大臣”（他尚不知此時的廣州由楊芳當家）發出照會，要求當天立即與廣州的“貴爵大臣”面談，並限“半辰”（可能是指半個時辰，即1小時）答复。至於該照會的由頭“現在據有報知”，是指美國副領事多利那（Edward Delano）與廣州知府餘保純的會談。餘保純並沒有托美國副領事轉告義律，希望與英方和談，義律如此寫來，顯然是找個藉口罷了。 在廣州城岌岌可危的局勢下，楊芳很快便作了答复。他本是軍事統帥，無權與英方談判，因此對於英方的面談要求，只能予以拒絕。照會中有“公有戰，我有守”一語，也有一些玉碎的氣派。但是，楊芳並沒有關閉談判的大門，而是提出了書面交涉的方法。 據林則徐日記，3月18日晨，林則徐“往晤”楊芳。而英軍於當日下午4時佔領商館，因而義律與楊芳上引照會的交往，只能在4時以後進行。看來，楊芳的這一份照會，很可能並未經過林則徐。但是，據林3月19日日記，楊芳和怡良當日一起來到林則徐的寓所，“竟日議事”，共同商量對策。 就在楊、怡、林共討大計之時，3月19日，廣州知府餘保純正在商館中與義律進行談判。針對楊芳的照會，義律亦發出了一份措辭強硬的照會，指出“若大清國未能施以公道善定事宜，足崇大英國威，則我必仍行率兵，與各省力戰”云云；此外，義律還交給餘保純一項備忘錄，提出只要發告示優待外國人和恢復通商，英軍將撤退，並停止軍事行動。餘保純要求給予考慮的時間，但義律沒有同意。 餘保純帶回的照會和備忘錄，當時就在楊芳、怡良、林則徐這廣州三巨頭之間討論。討論的具體內容，林則徐在日記中沒有詳說，但從日記中可看到兩項結果： 一、3月19日討論後，“參贊移至餘寓同住”，若雙方旨趣不投，“同住”似為不可能。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三巨頭得出了相同的意見。 二、3月20日日記稱：“參贊委餘守（保純）赴夷船給回文”。這說明楊芳的行動林則徐是知情的，這又反過來說明楊芳在移往林寓“同住”時，並沒有隱瞞自己的立場。 3月20日，楊芳派餘保純送去照會，同意義律備忘錄中的兩個條件。同日，楊芳和怡良還聯銜出具告示： “……現準各國商人一體進埔貿易，爾等商民與之交易往來，一如舊例，不得窒礙生事……” 這就是楊芳—義律3月20日的停戰協定。但是，義律並沒有退兵。他決定用英軍的武力，來保證這項對英國極富利益的商業活動的進行。 從今天的知識來檢討，楊芳、怡良、林則徐之所以屈服，同意恢復通商，主要是他們沒有識破義律的真實意圖。義律的強硬態度和言辭使之認為英軍真的慾攻破廣州。就另一方面來講，他們也實無退兵之計。儘管3月18日戰事正鏖時，林則徐在廣州點驗壯勇，分佈各路，但他心中似乎明白，這幾百名壯勇未必真能起作用；不然，他就不會早在3月1日得悉烏湧失陷後，就送眷屬“登舟赴上游寄寓”，以避戰難了。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根據當時的情報判斷，不論是楊芳、怡良、林則徐，還是清王朝中的其他人，此時若要保全廣州，唯有同意恢復通商，別無選擇。這與他本人內心是否主戰或主和都沒有關係。 戰爭的權威性，就在於強迫對方順從。 與琦善相比，楊芳的違旨行為不知嚴重多少倍。琦善奉旨主“撫”，始終不肯與英人簽訂條約。楊芳奉旨主“剿”，卻擅與英人達成停戰協定。可楊芳的結局又不知好過琦善多少倍。這裡面的關鍵，在於如何上奏。 1841年3月6日，楊芳到達廣州的第二天，上奏道光帝，隱匿了琶洲、獵德、二沙尾等東路砲台的失陷，僅虛筆略提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餘里遊奕”，然後筆鋒一轉，大談自己如何布防，宣稱“可以仰慰聖廑”。道光帝於3月21日收到此折（正是廣州恢復貿易的第二天），吃下了這枚空心湯糰，上諭中稱“覽奏稍紓憂念”。 3月12日，楊芳再次上奏，謊報烏湧之戰中清軍“砍斃逆夷，多於官兵”，即殺敵446人以上，並稱其籌防措施已使“民心大定”，“軍民鼓勇，可期無虞”。至於道光帝迫切希望的“進剿”，他尋出了一個延宕的理由：怕英軍逃竄而不能全殲。他建議“暫為羈縻”，等奕山、隆文趕到後，“再為設法水陸兜剿”。 楊芳的這一番本意拖延時日的托詞，歪打正著，恰中道光帝的心思。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先前道光帝決議主“撫”，其中一條重要理由，便是擔心在陸路上佔有“優勢”的清軍一旦進攻得手，英軍退往海上，便無法追剿，戰爭將拖延下去，不能獲得如同西北擒獲“夷酋”張格爾那樣的徹底勝利。他一開始下令奕山、楊芳出征時，便提出了“剿捦逆夷”。後又多次下令，不要放跑了英軍，“務將（英國）首從各犯及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法懲治”。因此，當他得知英軍由虎門深入內河，不以為憂，下旨“可期一鼓作氣，聚而殲旃”。當3月28日收到楊芳的這份奏摺，對楊的“不趨小利而誤大局”的做法非常滿意，在該段上硃批：“如能設法羈縻，不令遁去，方合機宜。”又在該折尾興奮地一連寫下了兩段硃批： 他還由內閣明發上諭，稱讚楊芳“曉暢軍務”，“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 道光帝所企盼的捷音果然不久而至。 4月2日，他收到楊芳於3月17日發出的奏摺。在這份奏摺中，楊芳竟將3月16日鳳凰崗擊退英方打著白旗致送照會的小船，誇張成一大勝仗，稱英軍“大兵船兩隻、火輪船一隻、三板船十數只，衝過大黃窖（滘）廢營（用'衝過''廢營'的字樣，掩飾了大黃滘砲台的失守），直欲闖過省河”，駐守鳳凰崗的清軍“奮不顧身，疊開大砲百餘出”，擊沉英三板船兩隻，擊斷英大兵船主桅一根，擊斃英軍多名，英船“畏懼退走，不敢遽行省河”。該折還提到了西江水道戰鬥，稱清軍的極力“抵禦”，使英船當晚便“退出”。道光帝讀及於此，如何能不喜悅，在上諭中稱楊芳“調度有方，出奇制勝”，並再次將楊芳“交部從優議敘”。 一直到了第五天，4月6日，道光帝仍未從前一天的興奮中緩過勁來，諭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將軍奕山： 。該將軍等星速前進……務即會同楊芳熟籌妥辦，一俟大兵齊集，，以彰撻伐而振國威。 （重點為引者所標） 可是，楊芳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就在他出奏的第二天，3月18日，英軍便肆虐於省河，省城深為可虞。儘管楊芳在3月20日的照會及告示中，都向英方保證“據實陳奏”，但3月22日他的奏摺，仍是一篇粉飾的傑作。 在這份由楊芳、阿精阿（廣州將軍）、怡良合詞恭具的奏摺中，先稱美國副領事多利那請求允許英國恢復通商，被正詞駁回；再稱英軍於3月18日乘風冒死闖入省河，由於清軍防守嚴密，不得不於18日至19日退出；最後稱行商伍怡和呈遞義律字據：“不討別情，惟求即準照常貿易，如帶違禁之貨，即將船貨入官”，請道光帝對是否准許恢復通商一事“指示機宜”。 楊芳恐這份虛掩過分的正折說不清楚，隨奏另附兩份夾片，要求“留中不發”。第一份夾片婉轉承認清軍力量不足，防守廣州有八難，於是，楊芳稱經其深思熟慮： 第二份夾片稱，英軍退出後，立即在大黃滘、獵德壘石阻斷河道，另派兵前往堵塞虎門內河，待奕山、隆文趕到後，“熟籌剿辦”。 楊芳的正折和夾片，隱匿了兩項最重要的事實：一是完全不提廣州內河各軍事要點的失守和英軍重佔商館，反而謊稱英軍因清軍防守嚴密而退出；二是完全沒有提到餘保純與義律的談判及楊芳的照會和告示，將既成的事實作為尚待請旨的議案。為了使道光帝同意廣州恢復通商，楊芳竟詭稱如此將有利於將來的“剿辦”。 若不知廣州的真情，僅憑楊芳的折片，人們很難揣度當時的形勢。智商平平的道光帝，對此更是不得要領，下了一道讓今人莫名其妙的諭旨： 。 ……洋商呈出義律筆據，代懇通商等情，此系該逆奸謀，懈我軍心，惟現在大兵未集，不敷調遣，著楊芳，俾不得遠遁外洋，致將來攻剿費手。其現在奕山、隆文計已抵粵……著仍遵前旨，，克復香港，以副委任。 （重點為引者所標） 且不論其中的“設法羈縻”、“不為遙制”究竟該作何解釋，就看看當時不和諧場景就使人哭笑兩難：一邊是兵敗無策後屈服“夷酋”，一邊是企盼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廣州與北京，尤如現實與夢境。 3月31日，廣州恢復通商已經10天，楊芳仍在奏摺中欺騙道光帝，聲稱美國商船駛入黃埔引起英國商人的好一陣歆羨，由於得知楊芳已上奏請旨，義律等人抱有一線希望，所以“旬日間無一動靜”。楊芳此折的目的，是以英方“無一動靜”的馴服姿態，誘引道光帝儘早批准恢復中英貿易。可道光帝卻發現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銷售豈不是放縱英人得逞，於是，他一面下令楊芳嚴查有無蒙混影射等弊，一面明確宣布“斷不准”英國通商。 廣州到北京的驛遞速度，讓楊芳、怡良等得心焦。 4月3日，他們再次上奏，試探道光帝的態度，聲稱3月31日因美、法兩國的請求，已批准港腳（即英屬印度）商人恢復通商，並請求道光帝批准英國通商，“暫作羈縻，以便從容佈置，可期計出萬全”。 15天后，這份奏摺到達道光帝的案上。他觀此勃然大怒，在該折上硃批達5條之多，其中有： 並由內閣明發上諭，斥責楊芳、怡良，將其“交部嚴加議處”。 4月23日，吏部議奏，楊芳、怡良照溺職例革職。道光帝因“現當剿辦吃緊之時”，改為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比起前任林則徐、琦善，楊芳的處分真是輕得不能再輕了。況且楊芳一生立的功大，闖的禍也大，褫花翎、摘頂戴已是多次，最重為革職遣戍，對他說來，“革職留任”不過是濕衣裳的毛毛雨。但是，楊芳未受重罰，並非是道光帝待人不公，而是他在奏摺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飾誇大加躲閃騰挪的功夫。他始終沒有讓道光帝知道廣州內河戰敗的真情，始終沒有讓道光帝知道英國已恢復通商。 威風凜凜戰功赫赫的果勇侯楊芳，在與英軍的作戰中，未露絲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對道光帝的捏謊上，卻大顯驚人的“果勇”氣派。 但是，若將楊芳的謊言與後來的奕山相比，又只是小巫見大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