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油印博士”和美國博士的握手——鄧小平和基辛(2)

毛澤東請“軍師”。中國一個大人物來到聯合國。鄧小平在聯大的風光讓基辛格頓生嫉妒。第一次與鄧小平見面，基辛格不僅感到鄧小平的作風與周恩來大不相同，柔和圓滑甚至有點狡猾的外交風格丟掉了，而且發現同鄧打交道很難。 鄧小平與基辛格的第一次見面，是在１９７４年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上。因為鄧小平這次出席聯大特別會議在政治局惹起了一場風波，江青大鬧釣魚台國賓館。這還得接著從鄧小平復出說起。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在自己的書房裡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這是少有的。因為一般政治局開會，大都由周恩來主持。這次會議由他親自主持，可見會議內容非同一般。原因很簡單，因為與鄧小平的複出有關，非由他出面做工作不可，要不，有些人就不會安生。政治局委員們都按時來了。鄧小平也來了，仍然只坐在一個角落裡。毛澤東曾對美國記者斯諾這樣抱怨過：“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１９５９年以來，６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這次就不能怪人家，鄧小平還不是政治局委員呢！

在１９７３年８月間舉行的中共“十大”前後，鑑於林彪事件，因中風和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澤東已經在考慮身後之事了。 “十大”產生的核心領導班子，充分反映了他內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訓———除周恩來之外，葉劍英、朱德、李德生、董必武等老同志也當選為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與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廖承誌等一批久經革命考驗的老同志一起，也被選為中央委員。有關檔案材料表明，在中央委員會開會時，最初的候選人名單中是沒有鄧小平的。顯然，鄧小平的名子是經毛澤東同意才加上去的。而且，毛澤東這次還主張“十大”不能再像“九大”，黨中央不能只設一個副主席。如果只設一個副主席，“十大”就只設王洪文一個了。這樣就設了五個副主席，可見毛澤東對接班人的考慮是慎重的。因為在周恩來患了絕症之後，他也開始擔心王洪文這個年輕的左派能挑得起黨與國家的重擔嗎？顯然，毛澤東是很不放心的。

據曾經擔任過英國駐華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所著的記述： 當年秋天，毛派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離京到外地視察。他把這兩人推到一起的動機大概是看看他們是否容忍對方，判定一下他們將來是否願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誰也不曉得他們這次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鄧後來對王洪文有個評價，說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飛機”（“坐直升飛機”這是鄧創造的新詞。由此可以看出鄧對王洪文個人及其能力的觀感）。他倆視察回來後，毛問他們，他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王洪文回答說，中國將繼續致力於堅持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在這個基礎上達到統一。鄧則機敏或者更老實地說，軍閥將會再度出現，全國將會陷入混亂。毛認為鄧的回答比較好。表面上看，王洪文說的是聽起來舒服的好話，鄧小平說的是乍聽有些驚人的真話，但毛澤東相信鄧小平關於他去見馬克思後中國有“軍閥混戰”的預言。

鄧小平的回答，更加讓毛澤東相信鄧小平有著非凡的洞察力：軍隊介入支左，軍隊領導掌握著各省革委會的大權。毛澤東同樣敏感地意識到這是林彪時代留下的“槍”管著黨、管著政，這是十分危險的後遺症。就在這個時候，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當面向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軍委工作。”毛澤東採納了葉劍英的建議，所以這次政治局開會他就請鄧小平也來參加了。 接著，毛澤東讓葉劍英召集各大軍區司令、政委迅速來京議事。在１２月１５日和政治局的有關同志以及八大軍區司令員、政委談話時，毛澤東再次鄭重推薦鄧小平。他說：“我們現在請來一位參謀長鄧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的。政治局請回來的，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說完，毛澤東又轉身對身旁的鄧小平說，“你呢，大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點嘛，裡面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他召集這些司令員來中南海開中央軍委會議，在當眾宣布中央和軍委的決定時，他指著鄧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薦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同時，性格倔犟向來不輕易認錯的毛澤東，在這次軍委會議上，主動作了坦誠的自我批評。他握著朱德的手說：“老總，你好嗎？你是紅司令啊！人家講你是黑司令，我總是批他們，我說是紅司令……”他還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也要翻案呢！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他還提到了要給羅瑞卿平反，因為也是聽了林彪的話。可見毛澤東在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上，又邁了一大步。

不久，周恩來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鄧小平任職的通知》。通知中說：“遵照毛主席的建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特此通知。”從１９７４年初開始，周恩來也把外交事務的日常工作交給鄧小平處理了。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４日晚，病重的周恩來強忍病痛，在人民大會堂宴請來訪的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幾乎同時，江青在釣魚台國賓館裡發火了，厲聲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原因就是這份由外交部就中國出席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代表團團長人選問題的專題請示報告，建議由鄧小平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該次大會。周恩來批示同意了，毛澤東也親筆圈閱了，準備正式報請中央政治局批准。

這顯然是江青不願意看到的。本來她對鄧小平復出而且執掌軍隊與政府的大權就極為惱火。但鄧小平復出是毛澤東定的，她雖怒火在胸，卻無可奈何。但她似乎還不甘心，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求見信。三天前的３月２０日，毛澤東复信拒絕見她，還在信中把她批評了一番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對毛澤東的批評，江青心裡正窩著氣，今天又看了讓鄧小平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報告，她就更火了。她把王海容、唐聞生狠罵了一通，強令她們立即撤回外交部這個報告。 其實，這個報告是按照毛澤東的秘密指示辦的。 １９７４年春，專門研究世界原料和發展問題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即將在紐約召開，這是一次表達發展中國家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經濟掠奪、剝削的強烈願望的重要國際會議。第三世界國家十分重視這次會議，許多國家元首都要出席這次會議。而周恩來因為身體原因實在不能遠行。 ３月２０日，外交部就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團團長人選問題專門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收閱報告後，隨即建議由鄧小平當團長，同時由已連續三年出席聯大的“識途老馬”喬冠華擔任鄧小平的“參謀”。出於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慮，毛澤東又對王海容、唐聞生表示：此事不要講是他的意見，還是讓外交部寫報告正式提出為好。

得知江青在釣魚台發難，周恩來心中極為焦慮。他本來是要住院的，但他又害怕江青一夥再整剛剛複出的鄧小平，他就堅持著遲遲不肯住院。與此同時，江青還不罷休，又繼續施壓，連續四次打電話給王海容、唐聞生，非要逼迫她們撤回讓鄧小平率團去聯大的報告。 王海容、唐聞生知道江青的厲害，十分擔心在２６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會取得支持，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兩人就商量先了解一下毛澤東現在到底是什麼態度。於是，在２５日這天她倆撥通了中南海毛澤東住處的電話，請示了最關鍵的兩條———“毛主席是否仍主張鄧小平率團與會？”“我們是否可以將毛主席提議讓鄧小平當團長的意見說出去？” 毛澤東的秘書回電話了，除了複述向周恩來、王洪文傳達的毛澤東的意見之外，還特別補充了一句：“毛主席說，如果實在不行，也可以說明，讓鄧小平當團長是他提議的。”一直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兩人這才心中有了底。

３月２６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會議，討論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問題。江青仍肆無忌憚地發難，並在會議中途命人召來了王海容、唐聞生。她倆就認真如實地將派鄧小平出國參加聯大特別會議是毛主席的意見一說，江青才明白過來。但她還不罷休，氣呼呼地說：“毛主席是允許我保留意見的。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並不同意批判彭真、吳晗，就允許我保留意見。後來我組織了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毛主席還是支持了我，這樣才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很明顯，這是江青存心掣肘，給周恩來設置障礙。看到周恩來總理如此操勞，王海容、唐聞生兩人從東大廳出來後，就搶先把會議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毛澤東知道內情后，非常不高興。 ３月２７日凌晨，毛澤東寫信給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同時，毛澤東讓秘書把信的內容打電話告訴了王海容、唐聞生。 這樣，鄧小平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事才終於塵埃落定。 ４月６日上午，經毛澤東批准，在機場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周恩來破例親自率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以及各界群眾４０００餘人，為鄧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記者報導說：鄧小平復出不久，就作為政府首腦人物出席聯大會議，這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這是至今為止出席聯大的中共最高級官員，大多數中共政治局委員都到機場歡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對手”。 與此同時，世界都在關注著中國代表團的到來。他們都在紛紛猜測：鄧小平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最重要的是鄧小平要在大會上闡述毛澤東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這個發言是周恩來和他經過縝密考慮經毛澤東批准並由喬冠華起草的。同時，他作為周恩來事實上的繼任者，還要在紐約與美國的基辛格舉行會談。為了與基辛格的第一次見面，他進行了仔細的準備。因為周恩來總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離職住院治病，政治局決定要他在作了聯大發言及會見了與會的一些友好國家領導人之後，就趕回北京。而且行程已經基本安排好了：４月７日，鄧小平抵達紐約。 ４月１０日，鄧小平在特別聯大代表中國發言，在這期間，會見一些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並預定４月１４日與基辛格博士會見，然後於４月１６日晚間離開紐約經巴黎回國。 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第六屆特別代表大會，是繼１９７１年在第２６屆聯大新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後又一個令人激動的歷史時刻。這是廣大亞非拉國家為改變自身經濟不平等地位，要求與發達國家建立經濟平等關係的一次重大嘗試，因此“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就是這次會議的宗旨和口號。 ４月１０日，因為聯合國秘書處的官員說“中國的一位大人物來到了聯合國，今天要發表演說”，會場內外和觀眾席上都擠滿了代表和觀眾。許多華僑攜帶子女在觀眾席上就座，人們的臉上也顯出興奮的神色。作為美國代表團團長的基辛格，特別注意觀察這個穿黑色中山裝的矮個子。從那敏捷深邃的目光和堅定的步伐中看，鄧小平是個性格堅毅頑強的人。鄧小平的複出在國際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此前，基辛格專門看過美國駐華聯絡處和中央情報局分別呈寫的有關鄧小平的材料，知道這是一個經歷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層領導人，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多次代表中共與蘇聯打交道，使另一個矮個子赫魯曉夫深感頭疼，為此令毛澤東大為讚賞。顯然，此次毛澤東讓他代表中國出席聯大特別會議，表明他就是周恩來的繼任者。 鄧小平健步走向聯合國講台。會場頓時安靜下來，所有的目光都在註視著他。他個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裝，精神抖擻。寬敞的聯合國會議大廳裡，響徹了他那堅定、明朗、清晰、自信又帶四川口音的中國話。他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的理論： ———兩個超級大國是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 ———處於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達國家的情況是複雜的。它們當中的一些國家至今還同第三世界保持著不同形態的殖民主義關係；同時，所有這些發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著這個或者那個超級大國的控制、威脅和欺侮。 ———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遭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它們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但都還面臨著肅清殖民主義殘餘勢力、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民族獨立的歷史任務。這些國家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這些國家受的壓迫深，反對壓迫、謀求解放和發展的要求最強烈。它們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鬥爭中，顯示了無比巨大的威力，不斷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他們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 聯合國大會召開時，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現中斷的場面。鄧小平３０多分鐘的講話，中間被多次熱烈掌聲所打斷。結束時掌聲更為熱烈，響徹了整個會議大廳。中國代表團席位前排起了長龍，幾十個國家的大使或者團長向這個中國矮個子表示熱烈祝賀。大會因此中斷了好些時候，這在聯合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鄧小平的風光多少讓這位以能言善辯著稱的基辛格博士羨慕到有點嫉妒了。基辛格目睹著這個熱烈場面，心裡卻醞釀著該怎樣與這個中國對手進行第一次見面的會談。多年以後，基辛格回憶當年的情景時說：“說實話，我那時不知道他是誰，因為他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們那時認為他是中國代表團的一名顧問，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但他處理事情的果斷能力以及對事物的洞察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４月１４日晚上８時０５分，鄧小平與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的基辛格國務卿見面了。這是他們間的第一次會談。會談是在紐約沃爾多夫·阿斯托利亞飯店基辛格的套房中舉行的。喬冠華副外長陪同參加了會見。 《基辛格秘錄》一書就曾詳細披露了這次會談的細節。 在記者進房拍照之後，鄧小平先拿出一盒煙來，問基辛格能不能吸煙。 基辛格：我不會抽煙，早就听說您抽煙是很有名的，當然也不反對您抽煙。 鄧小平：你不會抽煙，那你就缺了點什麼。 基辛格：我不抽煙，可我有其他的壞毛病。 …… 鄧小平：你同蘇聯打交道已經有了許多年的經驗。 基辛格：是的。好多年了，那總是使人疲勞的事情，同時也總是千篇一律。一開始，氣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爭得面紅耳赤，到最後一天，在還有兩小時我們就離開時，他們看到我們不放棄最終的立場，於是又變得遷就和愉快起來，每次都一樣。 鄧小平：我也有不少與蘇聯打交道的經驗。 ……根據我的經歷，我們從來都不能和他們達成協議。 他們走進了飯廳，先談了一陣中東問題之後，基辛格端起茅台向鄧小平敬酒。在場的溫斯頓·洛德開玩笑說：我相信我們用茅台可以解決能源危機。 鄧小平接過話頭幽默地說：那我們也能解決原材料危機嗎？ 基辛格也以美國式的幽默答道：我認為只要喝了足夠的茅台，任何問題都能解決。 鄧小平馬上接著說：那我回國後一定採取措施增加茅台產量。 基辛格說：我們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美中關係看做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週總理會談時所說的，我們力圖尋求使我們關係正常化的途徑。 鄧小平：這個政策和建立在這個政策基礎上的原則，是得到毛主席本人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兩次長談中，你會明白這一點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談了有三個小時。 基辛格：我們談了許多細節……以我們的經驗，中國人是說話算數的。 在基辛格與喬冠華乾杯的時候，鄧小平說：博士，即使喝掉所有這些茅台，你明天的講話也會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真令人感動不已！我大約應該好好抨擊一下超級大國。我很高興副總理肯定了喬副外長在北京已經對布魯斯大使說過的話。我們之間的關係沒有變動。 鄧小平：我讀過你同毛主席談話的記錄。非常坦率。你們從戰略的觀點討論了中美之間的關係。有些談不攏的是，關於蘇聯的戰略重心到底放在哪裡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有些分歧，但這些分歧不算什麼，因為事實將表明真正的重點在哪裡。 基辛格：是的，不管第一個重點在哪裡，下一個重點卻是明顯的。如果重點是在歐洲，那麼下一個重點就是中國。如果重點在中國，下一個就是歐洲。如果重點放在中東，那麼下一個也是明擺著的。 …… 鄧小平：為什麼對“水門事件”那麼吵吵嚷嚷？ 基辛格：這是一連串難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們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反對總統。 鄧小平：毛主席告訴過你，我們對此並不感到高興。這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我們的關係。 基辛格：我可以向你保證，不管“水門事件”怎樣，我們一直在執行著我們的政策，我們也將繼續執行這個政策而不受“水門事件”的影響。 鄧小平：我們對這類事情並不太關心。 基辛格：我們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廣泛的美國公眾的支持。我第一次見到週總理時，我曾說中國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現在美國自己似乎成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地方。 鄧小平：這種事對我們來說真是不好理解。 基辛格介紹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級會談”的計劃後，說：無論我們和蘇聯人做什麼都是雙邊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約束。美蘇間在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計劃，我預測不會達成一致。 鄧小平：我也覺得在這方面你們不可能達成協議。就我們同蘇聯的關係而言，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東部邊界，情況沒有改變，還是原來的樣子，在軍事部署上沒有變化。 基辛格：我想，有一點變化，但我不能肯定。我認為他們現在已經增加了三個師，但我還得查一下。 鄧小平：主要是他們沒有改變什麼。 基辛格：這也是我們的印象。 鄧小平：在我們非常長的邊界上，他們部署了１００萬軍隊，分散在整個的邊境地區。他們用這種辦法嚇唬神經衰弱的人！我想毛主席在同你談話的時候說過，１００萬軍隊既不夠用作防守，也不能用於進攻，他們必須再增加１００萬。 基辛格：那取決於他們想做什麼。如果他們想佔領全部中國，那是對的，這取決於他們的目的。 鄧小平：如果他們佔領了邊境的某些地方，那將意味著什麼？他們就真正陷入了泥潭。 基辛格：我沒有估計到他們有這樣的企圖，但可能是那樣的，在某種情況下，他們可能會試圖摧毀你們的核設施。我不是說他們已經確定地計劃要那樣做，但我認為這是可以想像的。 最後，鄧小平主動提出了台灣問題。當時，身陷“水門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為了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其國內親台勢力的攻擊，在台灣問題上有所倒退。 １９７４年２月間，尼克松以快得異乎尋常的速度任命了高級外交官列昂納德·安格爾為美國駐台新任大使，而沒有採取本來可以用一位代辦可以負責的方式。同時，還允許台灣在美國開設兩個新的領事館，並再次向台灣出售潛艇和先進的軍事裝備。鄧小平已經註意到了尼克鬆的這些做法。 鄧小平問：在台灣問題上我們可以做什麼嗎？ 基辛格：正如我告訴你的，我們正繼續減少我們的存在。我們正在考慮怎樣使上一個公報所表達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得以發生效力的方法。我們還沒有形成整個的想法，但我們願意傾聽你們的任何意見。 喬冠華副外長：我在想這個問題，我明白問題的實質。我參加了公報的起草，擬定了它的語言。其基本含意就是毛主席告訴你的。我們之間關係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中日建交以日與台斷交為前提）為基礎。其他模式都不可能。 鄧小平：關於這個問題，還有兩點。第一，我們願意這個問題解決得相對快一點。第二，但我們對這個問題並不心急。這兩點毛主席也告訴過你。 鄧小平與基辛格的第一次會談給基辛格的感觸頗深。據與基辛格有過接觸的英國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曾任英國駐中國大使）在其著作《鄧小平》一書中說：“從１９７４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務的日常工作交給鄧處理了。這對鄧來說是個新的領域。鄧立刻顯露出他的作風與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圓滑甚至有點狡猾的外交風格丟掉了。從１９７１年７月至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在完全秘密情況下四次來華訪問的基辛格，曾同周恩來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諒解的關係。他發現同鄧打交道很難。鄧不容易讓人接近他。事實上鄧當時向基辛格傳遞的信息的確比周恩來更嚴肅、刺耳。他對基辛格講，美國如若想從與蘇聯的和解中撈到點什麼，肯定是危險的。美國也並沒有兌現稍早所作的有關台灣問題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