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油印博士”和美國博士的握手——鄧小平和基辛(1)

基辛格的名字，對中國百姓來說，是很熟悉的了。這位與美國總統尼克鬆一起，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美籍猶太人，和中國的老一輩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情誼。而他跟鄧小平的交往與情誼，說起來還真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而且和鄧小平人生的“落”與“起”還好像有些平行。 當毛澤東和基辛格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書房，大談朋友、女人和對付蘇聯進攻的時候，開往北京的第４６次特快列車加掛了一節專用車廂，在江西鷹潭車站接待了一個“東南亞外賓”———“鄧小平復出了！鄧小平復出了！”外國記者搶著發出了這個頭條新聞。 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１２時１５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這次高度秘密的飛行，是他和尼克鬆一手策劃的。

應該說基辛格能夠擔任此行，他應該感謝尼克鬆的寬容。早在尼克松競選總統的時候，基辛格是作為尼克鬆的競爭對手美孚石油公司總裁洛克菲勒的競選“高參”，為洛克菲勒奔走呼號吶喊助威的，他甚至公開在記者面前挖苦尼克松，說尼克松競選總統是“荒謬可笑”的！但是在第一輪投票時，尼克鬆就以６９２票對２７７票勝出，基辛格對此可謂是氣急敗壞。然而讓基辛格也讓全美國意想不到的是，尼克松當選總統後，竟然任命基辛格做他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尼克鬆的用人之道確實令人敬佩！這個曾以“反共”起家的“鷹派”政治家，卻從此開始了他與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接觸。 １９７０年９月，他曾對美國著名的《時代》周刊記者說：“如果說，我去世之前，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幾天之後，一個美國人和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的顯著位置。這個人就是中國人民熟悉的美國進步記者、《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這是一個經過周恩來總理導演的意在向美國政府發出中美關係“解凍”的信號，可惜遠在太平洋西岸的尼克松沒有讀懂中國人這種特有的含蓄的表達方式。

直到１９７１年４月，美國乒乓球隊來中國訪問後，才有了“小球”推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基辛格於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啟程，開始了“到越南南方執行了解情況的任務，隨後將到巴黎和美國駐法國大使進行磋商。在去巴黎的途中去泰國、印度、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後，基辛格突然感到“偶有不適，肚子痛了”。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就公開藉口說伊斯蘭堡“天熱”，把基辛格請到了他的北方別墅去“休息幾天”。 基辛格就是這樣“休息”到了中國的北京，開始了他的秘密之行，為尼克松訪問中國開始與毛澤東、周恩來舉行秘密會談———中美關係的大門就這樣打開了。 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晚，尼克松出現在美國的電視屏幕上，宣讀了震驚世界的“七·一五公報”，尼克松將於１９７２年５月前訪問中國。

１９７３年２月，基辛格第五次來到北京。在一本名叫《基辛格秘錄》的書中，我們可以看見塵封了近３０年的中美談判機密記錄。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晚間１１時３５分，周恩來帶領基辛格、洛德走進毛澤東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的書房。毛澤東由身旁的護士攙扶著站起來，與客人握手寒暄。攝影師在一旁忙著拍照。唐聞生、沈若芸都在場作翻譯。 毛澤東說：我看起來還不差，但上帝已經對我發出邀請。他又對洛德說：你真年輕，在座的屬我最老。 周恩來說：我是第二老的。 毛澤東笑著說：你們也反對我們，我們也反對你們。所以我們彼此是敵人。 基辛格說：以前的敵人。 毛澤東說：現在我們的關係算是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朋友。

基辛格說：這是我們的想法。我對周總理說過，我們還沒有跟其他國家會談得像跟你們會談時這般開誠佈公。 毛澤東說：我們別說假話或耍詭計。我們不會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隨意放，測試一下。我們也不搞竊聽。這些小把戲都沒什麼用。我曾對你們的記者斯諾說過，對重大事件而言，你們的中央情報局沒有什麼幫助的。 基辛格說：這確實是真的。我們的經驗是這樣的。 毛澤東說：他們做得不好，例如，他們就不了解林彪。同樣的，他們也不知道你想來中國。你們的總統坐在這裡的時候也說過，每個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這也導致貴我兩國的攜手合作。 基辛格說：是的，我們都面對一樣的危險。有時我們會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標是一樣的。 毛澤東說：這樣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標相同，就不會我傷害你，你傷害我。然後我們可以共同對付一個冒牌貨。 （說至此大笑。）當然，實際上有的時候我們會想批評你們，你們也會想批評我們。這照你們總統的說法是受了意識形態的影響。你們會說，共產黨滾開，我們則會說，滾開帝國主義分子。有的時候我們會說這樣的話，不這樣做的話不行。

基辛格說：我想我們雙方都得忠於自己的原則。事實上，如果我們的話都一樣，可能會把情況弄混。 周恩來對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決定在雙方首都設立聯絡辦事處，以維持黃華（常駐聯合國首任代表）和白宮的聯繫。 毛澤東問：重要性何在？ 周恩來說：聯絡辦事處將處理一般民眾的交流事務。至於保密性強以及緊急事務則不包括在內，這將交由黃華代表的管理處處理。 毛澤東對基辛格說：黃華命苦。他在你們那里幹得很好，現在趕回上海，背給扭傷了。 基辛格說：他返回任所時，我們會給他找個好大夫。 毛澤東說：黃華好像在你們那裡比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 周恩來聽了大笑。毛澤東又對基辛格說：從你們總統觀看中國雜技團演出開始，我想越南問題會快解決了吧。還有謠傳說，你也快摔跤了。這件事，在場女士們可不太滿意。

全場都笑了，尤其女士們笑聲最響。 毛澤東也笑著說：有人說，要是博士垮了，我們也將沒活干了。中國和美國貿易量少得可憐，但逐漸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國是很窮的，我們沒有什麼（東西），女人倒是過剩。 又是一片笑聲。 基辛格也俏皮地說：女人過剩，就向美國出口吧，又沒有配額限制，我們免稅了。 毛澤東笑著說：如果這樣，我們可以給你們幾個，或者千把個。 周恩來也說：一定。要自覺自願。 毛澤東繼續笑著說：這樣倒可以減輕我們的負擔。但是，博士先生，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讓她們到你們那裡，絕對是個災難喲。 笑聲又起。 基辛格說：我們和中國進行經貿不是只考慮商業利益。 毛澤東說：你要是要我們中國女人，我們可以給你１０００萬。

在座的女士們笑得特別厲害。 在將話題轉入到與日本的關係問題之後，毛澤東又說：今天我說了一些無聊的話，為此，我必須向中國的婦女們致歉。 基辛格說：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稱職的翻譯。主席現在正在學英文嗎？ 毛澤東說：我聽說外面傳說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字，但不懂文法。 唐聞生說：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字。 毛澤東說：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彙———紙老虎。 基辛格聽了大笑說：紙老虎？ ！對了，那是指我們。 接著，毛澤東與基辛格談瞭如果蘇聯進攻中國時雙方的想法。 毛澤東說：假如俄國攻擊中國，我現在告訴你我們將採用游擊戰和持久戰，我們會讓他們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們想到黃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們進一步到長江流域，那也不壞啊！

基辛格笑著說：不過，如果他們使用炸彈而不派兵呢？ 毛澤東說：我們要怎麼辦？也許你可以組成一個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將讓他們猛攻一番，而他們將損失許多資源。 基辛格說：假如他們攻擊中國，我們肯定會基於我們的理由反對他們。 毛澤東說：但是你的人民並未覺醒，歐洲和你們都會認為禍水流向中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說：歐洲想什麼我無法判斷，他們不會做任何事，因為他們基本上與此事無關。我們考慮的是假如蘇聯佔領中國，將影響其他國家的安全並造成我們的孤立。 這次會見進行了將近兩個鐘頭，直到２月１８日凌晨１時１０分，在周恩來示意下，攝影師走進書房裡來拍了合影，會見才算結束。 之後，周恩來與基辛格共進行了六次會談。第六次會談是在１８日午夜零時２５分開始的。會談地點在釣魚台三號樓。雙方對此次基辛格訪華的新聞公報的措辭進行討論，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會談結束已經是２月１９日凌晨２時１０分了，在四號樓的門廳口，周恩來與基辛格擁抱握手，輕鬆道別。周恩來告別基辛格後立即回到中南海西花廳，焦急關切地問秘書：“南昌那邊有消息嗎？” 秘書迅速回答說：“今天下午他已經平安抵達鷹潭。要是快車不晚點，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周恩來如此關心的南昌方面消息的那個人是誰呢？ 此人不是別人，正是鄧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１１時左右，一趟加掛了一節專用車廂從福州開往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車，徐徐停靠鷹潭火車站。那個時候的鷹潭車站只不過是一個不起眼的小站，但是這一天，鐵路部門已經接到中央辦公廳的有關指示，這節專用車廂將在這裡接待一個“東南亞外賓”。而今天搭乘這趟列車的“東南亞外賓”，卻是鄧小平。後面跟著的還有他一家四代老小。有夫人卓琳、繼母夏伯根、女兒鄧林、鄧楠、女婿張勤和一個出世不久的小外孫，還有秘書王瑞林。

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等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是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特別禮遇的。鄧小平怎麼成了“東南亞外賓”呢？大家知道，１９７１年，在林彪“９·１３”事件之後，鄧小平的政治生活面臨轉機。周恩來總理安排他自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旬起從井岡山開始，對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及江西的農業生產、景德鎮陶瓷廠等作一次考察訪問，並特別叮囑有關部門要注意他的安全問題，絕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給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單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這就涉及到鄧小平的安全問題。當時，“林彪集團”雖然已經倒台，但是“四人幫”還在台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還十分活躍，極“左”思潮還在氾濫。再加上鄧小平還沒有正式宣布平反復出，頭上還戴著一頂“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帽子。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採取一些特別措施，就難保不出意外。周恩來之所以挑選老革命根據地，是考慮到那裡的人民對老紅軍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幫”的勢力相對薄弱一些。可能是從安全保衛的角度上考慮，鄧小平要到一個地方，就事先通知當地政府說是將有“東南亞外賓”前去訪問。但究竟是誰“發明”了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稱號的，現在或許已經無從查考了。然而這個稱號，在那個極“左”動亂的歲月裡，對於鄧小平在江西老區的考察和這次回京的安全保衛工作，無疑是起了作用的。 據史愛國先生在《初訪井岡》一文中介紹說： 在楓樹坪，三灣的群眾驚訝地看著正在參觀的“東南亞外賓”。這位“外賓”身穿灰色中山裝，腳穿一雙舊黑皮鞋，身材不高，卻很精神，偶爾流露出四川口音。他們越看越面熟。 “鄧小平來三灣了！” “昨天通知要來參觀的'東南亞外賓'，原來就是鄧小平。” 人們奔走相告，從家中，從地頭，自發地聚集到三灣招待所的大門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視著幾年來銷聲匿蹟的鄧小平。 鄧小平這次回京，是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具體指揮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車直接把鄧小平一家從南昌送到鷹潭，再換乘福州至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車的。汪東興要求務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衛工作，確保鄧小平及其家人的絕對安全。 周恩來的病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發現的。數天后，經京、津、滬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專家和病理專家討論匯總，５月１８日，確診周恩來患了膀胱癌。據《周恩來年譜》記載：１１月１１日，保健醫生卞志強、張佐良寫報告給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詳細匯報了自５月份以來周恩來心髒病發展情況，並列出血壓、脈搏、心電圖和便血等檢查數據，報告說：經過組織專家會診，一致認為“恩來同志的心髒病發展是比較重的”，“要及時嚴重註意”。報告建議周恩來“宜特別注意休息，增加睡眠，採取減輕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辦法”。葉劍英等閱後均同意報告所提意見，強調對周恩來的健康應加以保護。毛澤東閱後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鞠躬盡瘁的周恩來總理，深知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深知責任在肩，任重道遠，繼續堅守崗位，工作量絲毫沒有減少。半年後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清早６時許，周恩來在批閱了大量文件後，去衛生間洗漱，在解小便時，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血尿，病情突然惡化。醫療組立即向黨中央寫了“病情報告”。但此時已經７５歲高齡的周恩來仍然不懈地堅持工作。同時他想到了接班人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因為他清楚毛澤東此時也已身患重病，因此，想方設法加快鄧小平復出的步伐是當務之急。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１日，鄧小平靜悄悄地回到了北京。周恩來就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儘管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早在數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裡充滿了鬥爭。為此，周恩來在３月９日，特地為鄧小平復出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匯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情況，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並告：現在小平同誌已回北京。” 在毛澤東批示“同意”後，周恩來立即指示汪東興，將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達鄧小平本人，閱後對有關內容提出意見。 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辦完這一切，周恩來才放心地向毛澤東請假兩週，去玉泉山治療。兩週之後，周恩來回到中南海西花廳，第一件事就是辦理鄧小平正式複出的事。 ３月２８日，他在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先念的陪同下，與鄧小平見了面。這是兩人在“文革”動亂衝擊後的第一次見面，來不及長談，只是談了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國務院工作的事。 第二天，周恩來就約鄧小平去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與鄧小平這次見面的照片曾在許多報刊和畫冊發表。會見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議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至此，鄧小平的複出已經完成。但周恩來還需要挑選一個時機，讓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公開露面。 ４月２日，周恩來上玉泉山作手術。 ４月９日，周恩來手術後，鄧小平、卓琳上玉泉山與周恩來、鄧穎超作了長談，並共進晚餐。 兩天后的４月１２日晚上７時３０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盛大宴會，歡迎視察柬埔寨解放區後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身穿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一出現在熱鬧的宴會廳裡，就特別引人注目。這次鄧小平是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出席宴會的，也是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共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與中外人士見面。這次晚宴，除了毛澤東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了。當時在場的匈牙利著名記者巴拉奇·代內甚後來在他的著作《鄧小平》一書中，是這樣記述人們對鄧小平復出的驚喜的：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他。他孤獨一人站在大廳裡。他個子明顯矮小，但體肩寬闊，顯得剛毅有力。身著深色的毛式乾部服，但襪子是白顏色的。此刻，他當然知道從遠處，從人民大會堂大廳裡的許多圓桌旁邊，數百雙眼睛正好奇地註視著他，因為他是在消失之後又從被遺忘的角落裡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政治地震壓倒在地，爾後又恢復名譽、重新出台的人中間，他是地位最高的一個。 在那次令人難忘的招待會上，等待著宴會開始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談，而他孤身只影，緘默無聲。然而，他那兩隻大而近似歐洲人式的眼睛，正掃射著所有在場的人，似乎這孤獨絲毫沒有使他感到難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勢，端詳同伴，準備迎接新的任務和鬥爭。眼前的景像是：這邊站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們不久前剝奪了他的一切權力；那邊是政治犧牲者。但他現在又站在權力的大廳裡，是副總理之一。 此時此刻，他們能相互揣度些什麼呢？然而，鄧小平並沒有得到他過去的職銜，沒有恢復黨的總書記職務———這個職務已經在混亂中消失了。但作為新的“起點”，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敘說的景像沒有持續多久，很快，樂隊奏起了柔和悅耳的迎賓曲。這次宴會的貴賓西哈努克親王同中國領導人一起，在用鮮花組成的圖案裝飾起來的主賓桌邊就坐。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據不成文的禮儀規定，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時，被邀請的外交官和記者只能在宴會結束時離開席位，無論會上發表了什麼講話，記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後報導消息或書寫報告。更確切地說，這一規定只對記者真正有效。因為當時緊張的中蘇關係帶來的後果之一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終參加完一次宴會的。一般當宴會接近結束時（大概是上第七八道菜的時候），主人走上宴會廳的講台，祝酒詞中幾乎總少不了一句多少有些尖銳地批評蘇聯的語句。講話開始時，散發講稿的文本。記者們讀後就感到今天有可能會發生意外事件。按以往，當主人讀完了這句敏感的話後，有關國家的使節，便會穿過寬廣的大廳向出口處走去。可是，４月的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搶先急匆匆地走下樓梯的卻不是有關國家的外交官，而是各國的新聞記者。他們直奔近處的郵電總局，向全世界傳播一件重大新聞：鄧小平復出了！對於記者們的這一舉動，即使十分注重禮儀的中國禮賓官員也毫不介意。他們清楚地知道，這是一條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記者的使命不容延緩。 “文化大革命”的最後一幕開始了。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政治棋戰中，人們曾一度認為鄧小平失敗了。 而日本共同社駐北京記者發出的消息說：“這個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著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鄧小平，上千雙眼睛都像聚光燈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來的反對者們，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著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總是攜帶著美麗夫人的西哈努克親王反而成了陪襯。”法新社駐京記者評述說：“鄧小平的突然出現，說明他是強有力的，是打不倒的，這也是７０年代往後的中國政治舞台要發生新變化的明確信息。”港澳及西方所有大報以大字標題，赫然報導了鄧小平復出的消息。同時，中國國內所有報紙發表了新華社的電訊通稿，在報導出席宴會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字之後，才見到了副總理鄧小平的名字。外電還評述說：“許多在全國各地農場山村勞動改造的各級大小'走資派'，從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希望。就連一般的老百姓，有了這則電訊，都會不無驚喜地相告：'鄧小平出來了！鄧小平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