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31日深夜，戴安娜的座車為躲避一群尾隨緊盯的摩托飛騎自由攝影記者，於時速約兩百公里的飛馳疾駛中，在巴黎市區的艾菲爾鐵塔附近的阿爾瑪橋塞納河畔一隧道內觸壁翻車慘死，與她同車的42歲男友法耶茲和司機當場喪命。紅顏歸西，世人唏噓。
法國警方盤問7名騎摩托追逐戴安娜乘坐轎車的攝影員，以便從中找到罪魁禍首。當戴安娜在事故發生後痛苦呻吟之際，攝影記者湧上前去拍照，卻沒有人想到趕緊救人。警方控告他們犯有故意傷人、殺人和見死不救罪，以及是否在車禍後只顧拍照而沒有及時報警甚至阻礙了救援工作的進行。
公眾輿論因戴安娜的驟然辭世，將怨憤直接投向那幫被貶稱為“帕帕拉奇”(Paparazzi)的追車自由攝影記者。專程從南非來英倫為其姐送葬的斯賓塞伯爵不無憤懣地指出：我早就說過，她會喪生於那幫記者的手中，但卻沒預料到來得如此迅速和不加掩飾。
戴安娜從她嫁入王室之日起就成為帕帕拉奇和花邊新聞的最大捕捉對象。她私人生活的每一個起伏都無一例外地、一次再一次地淪為帕帕拉奇的捕捉“獵物”。正當她努力走出個人生活的陰影，開拓更廣闊的人生之際，卻被那場飛來車禍奪去了生命。
儘管她曾與某一攝影記者打過官司，法院下令必須與她保持300米的距離；儘管她在離婚後曾懇請記者們不要再乾擾她的私生活，讓其享有隱私的空間，但這些均如耳邊清風，一掃而過。帕帕拉奇照盯不誤，每條花邊新聞都獲得巨額報償。戴安娜死前一段時間，她與情人法耶茲的照片、新聞成為了新聞界的“硬通貨”。一名攝影記者在8月份拍到了戴安娜與情人法耶茲在地中海度假的照片，賣到了400萬法郎。一夜成為百萬富翁，羨煞同行。
早在戴安娜車禍身亡之前，帕帕拉奇已經臭名昭著了。 Paparazzi是一個意大利詞彙，它來自於意大利著名導演費力昂在50年代末所導演的電影《甜美生活》。在影片中，名叫Paparazzi的攝影師主人公為了拍攝自己偶像的照片不擇手段，窮追不捨。
一時間，帕帕拉奇成為國際範圍內譴責的對象。但是憤怒過後，警方調查的結果是司機酒後開車，剎車失靈所致。帕帕拉奇的瘋狂追獵只是一個因素。他們不能對戴安娜的死負擔全部責任。
戴安娜死後，記者貝利薩里歐為9月1日的泰晤士報紙寫了一篇文章。在六七十年代，貝利薩里歐專門拍攝王室人員的私生活。他在1964年偷拍女王與瑪格麗特公主在海邊度假的照片，開了侵犯王室隱私權的先例。不過貝利薩里歐當年的所作所為，比起今天來是小巫見大巫了。當年他用長鏡頭偷拍王室，關鍵是不讓人發現。今日的記者早就不在乎了。他們肆無忌憚地追踪戴安娜，恨不得把鏡頭貼到車窗上。在追獵中，危險的不僅是在車中的戴安娜，還有那些以性命換取金錢的攝影記者。
這直接的推動力量便是金錢了。據法國某雜誌介紹：在薩拉熱窩的槍林彈雨中呆上十天半個月的攝影師，沒有一位賺過2500美元。可是有些媒體願意付15000美元一晚僱傭一位“帕帕拉奇”去拍攝某一名人的照片。市場天平的傾斜顯而易見。
拍到戴安娜車禍照片的攝影師，準備以100萬美元向全世界兜售。鑑於輿論壓力，各報紙都表現得義正詞嚴地拒絕了再用戴安娜之死來提高發行量，同時忙不迭地與所謂小報劃清界限。
在世界的一片口誅筆伐中，許多報導聲稱這是西方黃色小報、缺乏職業道德的攝影記者的所作所為。但是，從巴黎警方的報告中可以發現，被警方拘留詢問的攝影師中，有兩位Gamma圖片社攝影師，一位Sygma圖片社的攝影師，一位Sipa圖片社的攝影師。世界上3家最著名的新聞圖片社所僱傭的攝影師決不會是等閒之輩。為Sygma圖片社工作的攝影師傑克奎·蘭格威曾任美聯社的攝影記者達7年之久。加盟Sygma圖片社後，蘭格威報導過盧旺達大屠殺、波黑戰爭、中東戰爭、羅馬尼亞政變等世界重大新聞，他在中東和中國拍攝的照片曾為他贏得國際新聞攝影的獎項，是一位享譽影界的攝影記者。聲稱被警方拘留起訴的是西方黃色小報不入流攝影記者的所作所為的說法有栽贓的嫌疑。
熱衷刊登並能夠出大價錢購買名人照片的媒介都是有極大發行量和廣大讀者群、受廣告商青睞的娛樂媒體。嚴肅的主流媒體也時常參與競爭，如《時代周刊》曾8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人物》曾二十多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媒體對戴安娜照片的需求是攝影師拍照的直接動力。
每一分向攝影師購買戴安娜照片的錢都出自那些熱衷於名人趣事讀者們的口袋和對這些讀者感興趣的廣告商的口袋。一位傳媒評論家嘲諷道：只要照片、不要攝影師的讀者對攝影師太不公平了。
戴安娜死後，在白金漢宮無數向她致意的花束中，有一張沒有署名的卡片寫道：“是我殺了她，因為我經常買小報”。戴安娜的死像是丟給了所有熱愛戴安娜、熱愛買小報的人的一顆良心的手榴彈。但是把責任推諉給讀者也是不公平的。小報追逐名人是為了市場需求，問題是讀者絕對沒有要求帕帕拉奇的瘋狂追獵。這是報紙自己的選擇。
做名人常常也是個人的自我選擇。戴安娜也不是生來就是名人，她有選擇是做名人還是不做名人的自由。戴安娜不僅選擇做了名人，而且還是利用媒介與王室對抗，她曾經故意向媒體爆料，使王室不願看到的新聞上了報紙的頭版。
單純地指責攝影師是不公允的，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攝影師、媒介、讀者和戴安娜都應承擔各自應該承擔的責任。在這個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被捲入了媒體時代的怪圈中。
法國著名記者阿爾貝·杜魯瓦在他的一本引起轟動的書《虛偽者的狂歡節》中對這個怪圈作了深刻、精闢的分析。他認為，名人需要出名，就要新聞媒體的捧場；新聞媒體要有銷路，就要有名人新聞；而讀者往往不滿足於名人願意透露給新聞界的新聞，也想知道偷情啦、離婚啦這些名人所不願意告訴讀者的“隱私”。於是媒體就開始突破名人對自己的報導所設立的界限，進入到名人所不願意暴露於眾的私生活。而一些名氣不那麼響的名流，發現“適當地”暴露一些自己的“隱私”，既能夠滿足讀者的“窺淫癖”，亦能夠大大地提高自己在公眾中的知名度，可以彌補自己在專業領域中的不足，於是，帕帕拉奇就大大地紅火起來。這就形成了“金錢=出售名流隱私=報刊發行量=名流之名聲=金錢”這樣一種怪圈。
帕帕拉奇也許會因為戴安娜之死而有所收斂，但是絕對不會消失。
在這個媒體怪圈時代，戴安娜究竟死於何人之手呢?我們聳聳肩，只好說：大概是喝醉了的司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