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查爾斯偕戴安娜前往威爾士，進行了為期3天的訪問，那是戴安娜第一次以威爾士王妃的身份執行王室任務。
第一次她就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能和不同凡響之處。
面對成千上萬湧上街頭歡迎她的人群，戴安娜表現得那麼投入，又那麼自然，好像這20年來她已經做慣做熟一樣。
讓查爾斯驚訝的，不僅是他新婚妻子的受歡迎程度，更主要的是她與別人那麼親切地握手、交談，卻沒有戴上白手套。
長長的白手套幾乎是白金漢宮女性的標誌。在所有的公眾場合裡，她們都會戴上長長的白手套，不論是冬天還是夏天。白手套是高貴，是矜持，也是距離的象徵。
但是戴安娜卻不管那一套，她坦然地握住無數雙熱情的手，渴望的手，展現迷人的微笑。她是平民的女兒，不願與自己失去的真實生活再隔上了一層手套。那一雙雙手，溫暖的、潮濕的、冰涼的、乾燥的、柔和的、強有力的，她都坦然地握住了。
人民為之著迷，童話王妃微笑向他們走來，交談、接觸，一瞬間的微笑似乎可以撫平心中所有的滄桑。
那是他們的王妃———不戴手套的平民王妃。
戴安娜在婚姻路上坎坷10年後，重生的她又以加倍的熱情投入到慈善事業。她終於明白，作為王妃，她的價值不僅在於她的花容月貌，她還可以利用自己的王妃身份，用天生的愛心撫慰那些苦惱的不幸的人們。
1988年的瑞士雪崩事故中，在竭力安慰朋友的同時，她也經歷了心靈的成長。
1990年6月，王儲在奇倫賽斯特打馬球摔傷右臂，被送進當地一家醫院。經過幾週的治療和休息，未見好轉，醫生建議他接受第二次手術。王儲的朋友向他推薦了諾丁漢大學醫院。在探望查爾斯期間，戴安娜進一步發現了自身的價值。
在看望丈夫後，她總是花些時間和其他病人在一起，特別是因車禍受傷、昏迷不醒的迪安·伍德沃德。出於天生的同情心，她曾經默默守護在他床頭許久。他出院後戴安娜還去他家看望過他。
這對戴安娜來說，再自然不過了。新聞界從迪安家人手中買到這條消息後，照例大肆宣揚一番。戴安娜對新聞界的效率感到非常驚訝。
遠離了那些攝像機、滿面笑容的頭面人物和好奇心頗強的公眾，戴安娜更能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實感情。 3天前，鮑德頓村發生了一起悲劇，女主人弗雷達·希克林突發腦溢血生命垂危。在特別護理區，戴安娜從帷帳後發現，弗雷達正靠著輔助呼吸器維持生命，她的丈夫彼得焦急地緊握著妻子的手，坐在她的身旁。
從醫生處得知弗雷達已處於生命中最後的時刻後，戴安娜輕聲地徵得彼得的同意，與他一起守護在病人旁邊。她靜靜地也把一隻手放在彼得握著他妻子的那隻手上。大約兩小時後，患者悄然逝去。接著戴安娜又與彼得及其繼子尼爾及尼爾的未婚妻休走進一間屋子。休方才被搶救場面嚇暈了，沒有認出戴安娜，只是模糊地感到她像是電視上出現過的某個人。 “就叫我戴安娜。”王妃說。為了緩解他們失去親人的悲痛，戴安娜與他們聊一些日常瑣事。她與休談到日常生活、醫院的規模、王儲的傷勢等，她還詢問尼爾的林業生意。
戴安娜甚至叫貼身警衛去找一瓶杜松子酒，為彼得安心定神。彼得後來回憶道：“儘管和我們素不相識，她卻能想盡辦法使我們振作起來。這說明她在待人接物、處理問題方面很在行。她做了很多工作才使尼爾能冷靜地對待其生母的過世。在我們要離開醫院時，他和戴安娜已經像老朋友一樣了。臨分手時，他還上去吻了她的面頰。”
尼爾贊同他繼父的觀點：“她是一個非常親切、善解人意的人，值得信賴。她理解什麼是死亡，什麼是悲傷。”
在尼爾和彼得準備葬禮的時刻，他們意外地收到了來自肯辛頓宮的慰問信。在這封寫在專用信箋上的信中，戴安娜寫道：
親愛的彼得：
這幾天，我一直想著你和尼爾。但我很難想像你們必須經歷的痛苦和損失是多麼巨大。
那個星期六，在醫院裡你們是那樣的堅強。但我一直擔心，你們回到家中觸景傷懷之後，將會怎樣去面對。
我想讓你知道，我在想著你們並為你們祈禱。發生在你們身上的事，幾天來一直縈繞於我的心頭。但願我能給你們一些安慰。
隨信寄上我的愛和發自內心的同情!
戴安娜
這件事成了戴安娜人生中又一次成長的階梯。長期以來，她認為自己毫無價值，除長相不錯之外，對世界毫無用處。而現在她知道她可以對別人有所幫助。當人們從她的幫助中得到莫大的鼓勵和安慰時，戴安娜也看到了一個新的戴安娜在向她微笑。
她發現自我價值了。她恢復了自信，勇敢地承擔起一些具有挑戰性的艱苦工作。她的興趣轉向衛生事業，如關心艾滋病患者等。
她不再是溫莎王室中一個掛著“威爾士王妃殿下”頭銜的偶像，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她不再是除了穿衣吃飯時尚的生活品味外，什麼都不懂的無用之人，而是一個從自身痛苦經驗中成長，又為其他痛苦的生命送去快樂的有用的人。
隨著她興趣的改變，她花在其他一些部門的時間減少了。在一次芭蕾舞團的執委會上，芭蕾舞團董事會責怪這位名譽團長花在芭蕾舞上的時間變少了。戴安娜鎮靜而堅決地回答：“生活中有些事比芭蕾舞更重要，有人正在街頭死去。”
1992年1月，在倫敦寒冷的冬天裡，她同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羅馬天主教紅衣主教巴茲爾·休姆一起，7次微服探視流浪漢收容所。巴茲爾·休姆是援助無家可歸者基金會的一位贊助人。一個週末，她在該紅衣主教的陪同下探訪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家收容所。那裡都是一些無家可歸的青少年，不少是因為酗酒、吸毒而被收容。他們對威爾士王妃在這樣寒冷的周末晚上來訪感到驚訝，有些人則提出一些挑釁性的問題。
當戴安娜與他們交談的時候，一個酒鬼撞了進來，呆了一呆之後，嘴裡嘟囔著“你好!美人兒!”這令紅衣主教極為尷尬。有人讓他閉嘴，但是，那酒鬼根本不願聽任何人的勸阻，反而加了一句：“我不知道她是誰，反正是個漂亮妞!”
戴安娜卻沒有放在心上，仍舊與那些年輕人談天說笑。這些人儘管舉止粗魯，缺乏教養，但卻給她一種比與王室人員和朝臣們在一起更自在的感覺。他們是真誠的，沒有被規章制度束縛過。
她的興趣改變了。在她還是英國王妃的時候，她和所有的王室人員一樣，喜歡觀看一年一度的身著盛裝的騎士與那些雄健漂亮的馬匹行進的壯觀場面。但當她成為了戴安娜自己時，她發現那些場面何等的無聊。
1991年的皇家阿斯科特賽馬會期間，5天之中她只有2天到場，其他時間則用於參加別的公益活動。她對朋友說：“我不再喜歡那些宏大的場面了，因為我感到很彆扭。我更願意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
她放下了自己的身份，毫無顧忌地投身到慈善事業中。幾年以前，她總是對於自己所受到的種種讚美有種負疚感，那時她只是一個時裝明星。而今日，每一句友善的話，每一個友好的舉止，都會讓她得到莫大的滿足。在拯救別人的同時，她也拯救了自己。每次為別人做點什麼，自己的生命也因此而充實豐富。
對於那些病患者和生命垂危的人，她的內心深處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幫助慾和獻身精神。戴安娜曾經與一些宗教領袖，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牧師，討論她內心的感受。她說：“哪裡有痛苦，哪裡就是我想去的地方，哪裡就是我要盡全力的地方。”去醫院探望病患者，對她來說，不是一種公務，而是一種滿足。
1991年7月的一天，當時的美國總統夫人芭芭拉·布什與戴安娜一同探訪一家醫院的艾滋病病房。
在與一位病得已經起不來的患者聊天時，戴安娜給了他一個深深的擁抱，患者禁不住流下熱淚，總統夫人和其他在場的人都被深深地打動。
艾滋病至今仍是絕症，其患者在現實生活中會遇到許多歧視。所有接近艾滋病患者的人，除了要克服自身對於疾病的恐懼外，還要面對旁觀者的指點、艾滋病人的不信任和拒絕。關照艾滋病患者是一個極需勇氣的工作。另外，必要的接觸技巧也是同情心外的一大關鍵點。
戴安娜不是沒考慮這些。但她按捺不住自己的真誠與同情，總想替這幫社會角落裡的人做些什麼。她期望以自己的努力去解決由艾滋病引起的種種難題。愛、同情、勇氣是戴安娜努力奔走的力量之源。
她深深懂得，一旦她對一項真正艱難的事業注入熱情，她便只有風雨無阻。一般的慈善工作誰都可以做，但要真正去幫助人的靈魂，為改善別人的處境作些切實的努力，去觸及別人竭力避開的問題，就必須要有真誠而持之以恆的人道主義精神，甚至自我犧牲精神。
關照艾滋病人只是她工作的一方面，事實上，她對於沉淪於苦病中的毒癮者、麻風病人、無家可歸的人、受虐待的兒童，都傾注了自己的深切的同情和愛心。她為艾滋病人做那麼多的工作，是因為她發現人們為艾滋病患者所做的少之又少。
她的確適合這個工作，因為她不僅有獻身的勇氣，也有關心體貼他人的善心。她的愛心總是能夠輕輕撫摸到患者的病苦之處，哪怕是小小的不安。
對於這點，她的弟弟查理更是深刻地體會到了。
他曾經請他的一位美國朋友做剛出生的女兒凱蒂的教父，他是一位艾滋病晚期患者。從紐約到倫敦的長期飛行讓他疲憊不堪，而有王室人員在場更讓他局促不安。
戴安娜馬上體察到他的心情，她走近他，以一種真正基督徒的方式同他攀談。她詢問他的身體狀況，使他相信他可以堅持到底。她的關心無疑對他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所選擇的路，絕不平坦，路上多的是瀕臨垂危和受苦受難的人。她所要做的就是通過心與心之間的交流去撫慰受過重創的人的靈魂。她懂得他們，因為她自己也曾有過一長段灰暗的日子，經歷過最痛苦的時刻。那種曾支持過自己的精神力量，現在又推動著她向前進，讓她和受難的人處於同一平台上交流。
“要拯救他人，先得自己受苦。”特蕾莎修女的這句話，她越來越深刻地領會到了。經歷過生命中的痛苦，她已經重生為美麗的鳳凰，為每位經歷著苦難的人帶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