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與孩子們總是有一段距離。父母的餐桌與他們的分開，查理7歲時才下樓與父母親一起用餐。這是貴族家庭的拘謹、正規、約束的生活，是上一輩留下的教育方式。戴安娜弟弟查理回憶說那種方式特殊而過時，缺乏母愛。
缺乏母愛不僅在這方面，父母的離異成為了孩子們心頭永遠的創傷。對於這段以離婚告終的婚姻，已故的斯賓塞伯爵說：“14年的婚姻生活有多少是幸福的?我想都是，直到我們分手的時刻。我錯了，我們不是分手，而是互相疏遠了。”疏遠的婚姻又有多少幸福可言?帕克莊園和諧的氣氛隨之消失了。在公眾場合，夫婦倆笑容可掬，但私下里兩人的生活中就沒有歡笑了。冰冷的沉默、尖刻的語言、激烈的爭吵對孩子們心靈的創傷是顯而易見的。戴安娜清楚地記得，她曾藏在客廳門背後，窺視父母的爭吵。爭吵的原因是他們生活中出現的第三者———彼得·尚德·基德。這位富商賣掉了澳大利亞的牧場，回到英國。斯賓塞夫婦在倫敦的一次晚宴上見到這位性格外向的實業家和他的妻子。後來他們跟彼得一起去瑞士滑雪勝地度假。這次旅行是他們生活不幸的轉折點。在弗朗西絲的眼裡，彼得性情開朗、豪放不羈，似乎具有丈夫缺乏的一切特點。在興奮的交往中，弗朗西絲似乎沒有註意到彼得性格中消沉低落的一面。
度假歸來，42歲的彼得離開了家，離開了妻子和孩子，在南肯辛頓一個地方獨居，開始了與弗朗西絲的幽會。那是1967年夏天，戴安娜父母達成了分居協議。那一幕成了小戴安娜心中永遠的陰影：年僅6歲的她坐在帕克莊園冰涼的石階上，無助地抓著鍛鐵雕花的樓梯扶手，周圍混亂而嘈雜。她聽見父親把皮箱裝進了車尾行李箱，聽見母親的高跟鞋敲打著院裡的石子路，聽見車門重重關上，聽見引擎轟鳴，漸行漸遠。母親走出帕克莊園，走出了她的生活。
母親住到倫敦，她原打算帶著戴安娜和查理一起住在倫敦，但遭到了父親堅決的反對。父親的勝利不僅於此，母親的離開已經被冠上了“私奔”的罪名了。報紙上在報導這一丑聞時，把她說成極端自私、遺棄丈夫和孩子、投入另一個男人的懷抱的壞女人。人們紛紛對這個“壞女人”的丈夫表示同情，憤怒譴責弗朗西絲的醜行。
6歲的戴安娜太小了，不可能理解這一切。但被遺棄和背叛的孤寂卻刻骨銘心。她以為一切是她的錯，她不是一個男孩而導致了父母不和。婚姻破裂的確給當事者帶來了創傷，但給孩子的傷害更為巨大而難以彌補。
每天晚上，躺在周圍堆滿玩具的床上，戴安娜能夠聽見弟弟要媽媽的抽泣聲。有時候，她下床走到弟弟的房間，哄他入睡；有時候，同樣孤單害怕的她只能呆在房間裡聽弟弟哭泣：“我要媽媽，我要媽媽。”這時，她就只能把頭埋在枕頭里，任淚水打濕枕頭。 “我簡直不能忍受那種無助和害怕。我沒有勇氣下床去安撫弟弟。這些事我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她回憶說。
缺乏安全感成為孩子們必須忍受的折磨。作為孩子，戴安娜和查理都害怕黑暗，要求樓梯燈晚上必須亮著，屋子裡得亮著燈。窗外，風呼嘯著穿過樹林，貓頭鷹和其他動物的叫聲憂怨淒楚。對小孩來說，黑暗中的帕克莊園可怕極了。一天傍晚，父親隨便提到，有一個謀殺犯越獄逃到附近。孩子們嚇得睡不著覺，側耳傾聽空蕩屋子裡的每一點動靜。戴安娜甚至指望她的河馬玩具會保護她。她在河馬的眼睛上塗上發光漆，這樣晚上她就感到，河馬似乎在為她站崗放哨。
在外人的眼中，戴安娜仍是一個幸福的孩子。她忙碌於自己的小世界，整潔得如同嶄新的玩具娃娃。她安頓小動物睡覺，給她的玩具娃娃蓋上被子。她騎著那輛藍色的自行車在莊園的林陰道上奔馳，把玩具娃娃放在她坐過的童車裡，推著它玩，並幫助小弟弟穿衣服。熱情、慈愛、體貼他人一直是她的個性特徵。
快樂的後面卻是孤寂。母親走了，姐姐莎拉和珍妮住在寄宿學校，父親失魂落魄，委靡不振，一個人關在房裡，除管家以外，誰都不見。他的兒子查理回憶道：“離婚之後，他真是情緒很不好，主要是極度沮喪和自閉。他經常獨坐書齋，足不出戶。我記得和我在草坪上打板球，是他十分難得的開心時刻，但我卻很高興。”
處在離異家庭的孩子，往往會遇到兩種困境，被父母爭相拋棄或成為父母爭奪的對象。戴安娜姐弟幸而不幸地屬於後者。母親弗朗西絲與父親約翰尼都在把孩子們的愛爭取到自己一邊去。他們都給孩子們買來大量的貴重禮品，但卻並沒有給孩子們所渴望的擁抱和親吻。
在戴安娜7歲生日的那一天，約翰尼舉行了一次奇妙的晚會。那天下午他從達德利動物園借來一頭名叫伯特的單峰駱駝，讓受寵若驚的孩子們圍繞草坪騎著玩，他在一旁則興致勃勃地觀看。
聖誕節期間更是恣意揮霍。在節日到來之前，查理和戴安娜都收到了哈姆利的商品目錄，這是位於倫敦西區的一家很大的玩具商店。他們被告知說，他們要買什麼，便在目錄上打上一鉤。果不其然，到聖誕節那一天，他們的願望都實現了：他們床頭上的長襪子裡裝滿了好東西。查理說：“這些東西會使你信奉物質第一。”這種處境中的孩子尷尬而痛苦，有一件禮物迫使戴安娜作出她幼小的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個決定。 1969年她8歲時被邀請參加她表姐伊麗莎白·韋克-沃克和安東尼·達克沃斯-查德的婚禮，婚禮在聖·詹姆士宮附近的皮卡德利大街舉行。她父親送給她一件漂亮的藍色禮服，她母親送給她一件同樣漂亮的綠裙子。 “我記不得我穿的到底是哪一件，但我記得這件事使我十分苦惱，因為它使我必須選擇出偏向某一方。”
在學校裡，離異的陰影依然存在。戴安娜和弟弟是校內惟一父母離異的學生，這把他們與其他小朋友從根本上區別開來。戴安娜的前任年級主任德利薩·尼達姆說道：“她是我所知道的惟一父母離異的學生。這種事情在當時是罕見的。”
一個下午，陽光燦爛，大家正在上圖畫課，不知怎麼的，戴安娜傷心地哭起來，同學們都不明所以，只看見她在每幅畫上都寫著“獻給媽咪和爹地。”
父母親的離婚訴訟案的結果，是母親敗訴，孩子們的監護權歸父親所有。但每到假期、週末，戴安娜和弟弟都可以在保姆陪同下去倫敦和母親相聚。相聚並不是件開心的事，每次見面時母親的淚水令他們痛苦而內疚。母親從火車站把他們接回來後，往往突然淚流滿面。孩子們小心地問媽怎麼了。而母親的回答總是：“我不想你們明天走。”
這沉重的相聚因為繼父彼得·尚德·基德的出現而變得輕鬆起來。 1969年，彼得·尚德·基德正式進入戴安娜和查理的生活。他們是在利物浦大街車站初次見面。彼得西裝革履，英俊瀟灑，笑容滿面。初次見面時，孩子們喜歡上他。母親說他們那天早晨結了婚，孩子們就更加高興。
彼得從事家族牆紙生意，是個慷慨大方、感情外露、容易相處的繼父。
他帶領孩子們航海，允許小查理戴著他從前在英國皇家海軍服役時的將軍帽。查理從此有了“將軍”的綽號。他給戴安娜起了個“公爵夫人”的綽號，這個綽號在很長時間內被戴安娜的朋友使用著。這段和母親繼父相處的時光對戴安娜的性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查理說：“如果你想弄清楚戴安娜為什麼並不是一個嬌生慣養的浮華女子，那是因為我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並不總是住在氣派的公館裡，使喚著男管家。我母親的住處是一所普通的住宅，而每次假日，我們有一半時間都是與我們的母親一起度過，所以我們有不少時間所處的環境相對來說很一般。”
3年以後，即1972年，尚德·基德夫婦在阿吉爾郡的奧班以南的塞爾島上買下一處佔在1000英畝的農場，戴安娜的母親———弗朗西絲在那兒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孩子們到這裡來度暑假時，享受著田園詩般的風光，釣鯖魚、捕龍蝦、劃帆船，晴朗的日子裡在海灘上吃烤肉。戴安娜得到一匹屬於她自己的蘇格蘭種小馬，名叫蘇弗爾。正由於騎馬，她傷了一隻胳膊，從此便對騎馬畏懼。
當時，戴安娜騎著小馬在桑德林漢姆公園奔馳，馬突然被絆倒，她被摔出好幾米遠。戴安娜只感到疼，胳膊似乎沒有被摔傷。兩天后，她去瑞士滑雪。這時她才感到胳膊麻木，不聽使喚，於是便到當地一家醫院拍X光片，醫生診斷為“旁彎骨折”。這是兒童常見的疾病，由於骨頭軟，容易變形，但不易折斷。醫生給她的胳膊打上繃帶。但是後來戴安娜再次騎馬時，由於緊張又摔下來。她對馬背的恐懼，到了她成為王妃時，在英俊的馬術教練———詹姆斯·休伊特的幫助下，才得以克服。但她終生不熱衷於騎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