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退居塞外後，比成吉思汗時期以前處於更孤立的狀態，蒙古與明朝以及其他國家地區的貿易幾乎完全停頓了。由於游牧生活，從前工匠和農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但是，他們對於糧食、紡織品和鐵器等金屬製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儘管他們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於蒙古入主中原達百年之久，中原地區的影響並不能馬上消失，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也不能馬上改變。比如他們吃的是“食兼黍谷”，並非全是肉乳；他們穿的是“衣雜縑布”，“富者至被緹繡”，“食最喜甘，衣最善錦”，其首酋愈以“衣錦服繡”為榮。但這些物品皆非草原所產，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他地區求得。其手段不外乎“以掠或易得之”。甚至在與明朝處於交戰狀態時，蒙古人也悄悄與守邊士卒進行交易，“以斧得裘，鐵得羊肘，鈿耳墜得馬尾火石”。說明了商品交換的不可避免。
明朝廷當然了解這種情況，對同蒙古等少數民族的貿易一向控制甚嚴。它一方面利用貿易作為控制蒙古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手段，同時也用貿易對其示以懷柔。另一方面，明朝為了邊防，需要大量馬匹，這使得與蒙古等地區的貿易勢在必行。
洪武時期，對於邊地的貿易有很細緻的規定。馬文昇說：“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緞等物，奏奉明文方才給予，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一切不經朝廷許可的私人貿易都嚴格禁止。 《大明律例》中上述禁令的條文繁複重疊，反映出明廷對這一問題重視的程度。明人認為，這些規定是為控制戰略物資的出口，亦為了減少因貿易引起的糾紛，一切蒙古人所需之物均在朝廷掌握，則可以“操縱機宜”。
朱棣即位之初，為顯示寬仁大度，對北部邊疆各族的貿易似乎稍有放寬。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遣使齎敕諭兀良哈、韃靼、野人諸部曰：“朕今繼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內外，俱效職貢。近邊將言爾諸部酋長，咸有歸向之誠，朕用嘉之。特令百戶裴牙失裡齎敕諭爾，其各居邊境，永安生業。商買貿易，一從所便。欲來朝貢者，與使臣偕至。”同時，由於“靖難之役”，天下馬匹損耗甚多，全國僅有馬兩萬三千七百餘匹。為鞏固政權和邊防，朱棣十分注意馬政，一方面“嚴督所司，用心孳牧”，同時開民間養馬之禁；另一方面就是加強與產馬地區的貿易，大量買馬。
一種交易是不定地點，價格由官方規定：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陝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於寧夏市馬，請官市之，以資邊用。上從之。命有司償其直。上馬：每匹給絹四匹、布六匹；中馬：絹三匹、布五匹；下馬：絹二匹、布四匹；駒：絹一匹、布三匹。軍民私市者禁之”。
永樂七年七月乙酉，“敕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官帑有綺帛布鈔，可與新附韃靼易馬。良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大量的貿易以朝貢的形式出現。蒙古和其他民族的使節或商人，赴邊境或進京貢馬及方物，朝廷以賞賜的形式給予報酬，或直接給予貨值。馬和方物都有定價，賞賜有定額，如果賜賚不足額，進貢者則會不滿。這種進貢，實際上是各族首領或商人與明廷之間在做買賣。在這種貿易當中，朱棣的方針是“懷柔遠人，寧厚無薄”。不僅給貨值，還要給予豐厚的賞賜。蒙古和其他各族來朝貢馬及方物的記載，不絕於史書。比如：
“永樂元年十一月丙子，兀良哈頭目哈兒歹遣其部屬脫忽思等二百三十人來朝貢馬。命禮部賜鈔幣襲衣，並賞其馬值。上馬每匹鈔五十錠，中馬四十五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彩幣表裡一”。
二年四月己丑，指揮蕭上都等自兀良哈還。韃靼頭目脫兒火察、哈兒幾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隨上都等來朝貢馬，命脫火兒察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哈兒歹為都指揮同知掌朵顏衛事……各授指揮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及白金鈔幣襲衣。脫兒火察言，有馬八百餘匹留北京，願易衣物。命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大僕寺第其馬之高下，給價償之”。
“三年三月戊戌，哈刺溫等處韃靼也裡麻等五十五人來歸，貢馬。命禮部如例賞之”。
“九月庚子，款多倫地面韃靼納哈刺等來朝貢馬，賜之銀鈔彩幣”。
在東北和西域，明朝同樣與當地少數民族建立了市易朝貢關係。這是明朝控制東西雙方以箝制韃靼和瓦剌的手段之一。 “遼邊西壁近虜，境外多物產，如貂皮人參材木魚鮮之類”。但洪武時期，對遼東的貿易管理甚嚴，以至“凡公差人員，不許捎帶松榛等物進口渡海，違者一二斤、三五兩俱分屍，號令所過，官司縱容，一體治罪”。女直、兀良哈頭目經常赴內地貢馬。永樂時期，在遼東開原廣寧設立了三處固定的馬市，定期開市貿易；又規定女直部落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兀良哈三衛一年二貢，每貢三百人，計每年赴內地朝貢者一千六百人，而實際不止此數。朝廷給予來貢“夷人”的賞賜也有定額。另外，朝廷還花費大量經費用以晏賞、迎驛。這些措施加強了同東北各民族間的聯繫。鞏固了東北邊疆，也削弱並牽制了韃靼侵擾勢力。
西北方面，永樂初明朝就與當地諸民族建立了通貢關係，撫之甚厚。
永樂四年八月壬子，敕甘肅總兵官宋晟曰：“西北番國及諸部落之人，有來互市者，多則遣十餘人，少則二三人入朝，朕親撫諭之，使其歸國宣布恩命。”
以貿易關係為手段來爭取少數民族的意圖是很明顯的。
與西番的茶馬貿易是明朝與少數民族貿易的重要部分。河州一帶是西域門戶，控制河州，才能使通往西域的道路暢通無阻。永樂時期的翰林學士解縉說：
(河州)善馬之出，佈於天下。先是，民商夷虜利相售易，或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荈茗為上……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陝之茶於司。官茶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州之馬如雞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識效信義，有仕為臣者，不但茶馬之供而已。
朝廷茶馬之禁甚嚴，“雖勳戚而不宥”。洪武三十年，駙馬都尉歐陽倫坐犯私茶，竟然賜死。布政使司官不言，並倫賜死，家人等皆坐誅，茶貨沒入官。朱元璋說：“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永樂時期，仍與西番保持了茶馬貿易關係。
永樂三年二月，朱棣談到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出關時曾說：“邊關立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但看其永樂六年等令諭，其禁令之嚴或踰於洪武時期，大概也是“制馭夷狄不得不然吧”？
永樂五年十月壬辰，敕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舊禁軍器出境。近聞有鬻於外夷者，此邊將失於關防之過，目今須嚴禁約。
六年二月戊子，何福奏涼州諸衛士軍多私出外境市馬，請按其罪……從之。
六月丙申，敕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舊禁■絲綾羅與外夷交易。比聞軍民裁製衣服與回回易馬，貪利違法，爾更申明其令。
同年，令諭各關把關頭目軍士，務設法巡捕，不許透露緞匹布絹私茶青紙出境，若有仍前私販，拿獲到官，將犯人與把關頭目，各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
永樂十五年再次申諭：國家兵器以御外侮，近有小人貪圖貨利，私鬻出境，反以資寇，宜嚴禁止，犯者雖勳戚不宥。
禁令十分嚴厲。所謂“商賈貿易，一從所便”云云，是在朝廷的嚴格控制下進行的。
明天順中，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的馬文昇說：“四夷來貢，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所行者，亦我朝廷之故事也……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沙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彩緞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饜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朝貢和市易，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少數民族的生活需要，也有利於加強各民族間的聯繫和邊疆地區的穩定。朝廷也因而得到了大量的馬匹。
但是，通貢也帶來了許多新問題。以西域貢使言之：
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投為從人，或貨他人馬來貢，即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運至，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數倍。以此，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途軍民遞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俟候於官，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途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歸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為朝廷方招懷遠人，無敢與較。其為騷擾，不可勝言。
東北方面的貢使，也有類似的問題。
在朝廷把“四夷來朝”看作歸順或向化；而“四夷”未始不把朝廷的賞賜看作是軟弱納款。永樂以後，政治腐敗，國力召衰，兀良哈、韃靼甚至借武力邀貢、添貢。貢市非惟不能撫懷邊外，反成了肇禍之源。正統成化以後，紛擾不已。張萱在《西園聞見錄》中引用明人張濤說：“今日缺貢，明月補貢，今日革賞，明日補賞。塞上血未口乾，胡馬之嘶風踵至。”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甚至痛切地說：“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