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小院裡的海外來客

1979年7月25日清早，巴金早早就起床了。 夏天的清晨，天亮的很早，從前在5點鐘他才會起來的，而今天早晨巴金是4點剛過就穿衣起來了。他來到晨曦灑落的院落裡，看到小甬路兩廂的綠茵茵草地裡已經現出了早春的芬芳。幾叢鮮花在晨光裡正露出馨香。他知道今天將有一位美籍華人作家來到他這幽靜的小院作客。他必須把小院裡的一切打掃乾淨。巴金知道這是自己“文革”後外事活動的開始，這意味著十年前那寫作之外的緊張外事活動，隨著他在刊物上公開發表文章，隨著他不斷地在公開場合露面，已經悄悄地開始了。 “巴金先生，於梨華小姐這次專程從美國到祖國大陸來，她想見到的第一位作家朋友就是您！”巴金記得幾天前，上海市作家協會組聯部的同志，曾親自來到他的寓所，關照對旅美女作家於梨華接待的相關事宜。

“於梨華？”巴金對於梨華的名字顯然有些陌生。也許他在這十多年中很少讀海外文學刊物了，特別對這位早年從台灣前往美國讀書繼而又從事寫作的女作家所聞有限，所以一時感到難以適從。 作協的干部向老人介紹說：“巴金先生，於梨華女士是近年在美國較為有名氣的華裔作家之一。她是五十年代從台灣去美國留學的，據說於梨華在洛杉磯讀大學的時候，無意中用英文寫了一篇題為《THESOKROWATENDOFYACTSERIVER》的短篇小說。沒有想到她竟因此獲得了校內舉辦的文學大獎，從此她就和文學結了緣。以後於梨華就以華文和英文同時寫小說和散文。現在成了美國很有名氣的作家。當然，她所以想面見您，是因為她早在讀大學的時候，就對您的小說《激流三部曲》很感興趣了。”

“哦哦，”`巴金對這位台灣旅美女作家的成就格外重視，同時也希望馬上會見她。於梨華在國外的自強自重，讓巴金驀然想起他從前在法國的留學生涯。他說：“只是，我這些年來很少讀書，特別是英文作品讀得更少了。不知能否替我找一些於梨華小姐的作品讀一讀，以便和她見面的時候有所準備。” 負責接待的同志表示願望代為尋找，並補充說：“於梨華近年的代表作，主要有《夢迴青河》、《歸》和《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其中一些作品國內有些期刊已經作了轉載。當然，於梨華的早期作品有些不好找，如她在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的幾本集子，《變》和《也是秋天》等等。暫時怕無法讓巴老來讀了。” “好好，我能讀多少是多少，接見外賓總是要嚴肅的。”巴金儘管堪稱中國文壇的著名大師，可是，當他聽說要會見一位從美國來的作家時，仍希望自己在會見對方之前能夠先讀一讀她寫的作品，這樣才能在會見時彼此有共同的語言。

巴金已到耄耋之年。可他並沒有在一個晚輩作家面前表示出自傲與清高，他仍然利用在會見於梨華的前兩天，抽空戴著眼鏡讀了她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就在巴金對於梨華有了初步了解以後，才決定在這幽靜的小院裡會見剛剛從美國飛到上海的於梨華。 “巴老，我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生的，我父親是勤工儉學留法的，回國以後在光華大學教書了。”於梨華在巴金這樣的大師面前，是以小學生的謙虛在敘說自己的經歷。她當然知道坐在面前的白髮老人的資歷與學識，幾乎可以作為她的師長。這因為在於梨華出生的時候，巴金已以他那部著名小說在上海灘揚名一時了，所以她才十分渴望與巴金見面。而於梨華在讀到那部的時候，已是她隨家人到台灣以後的事了，所以於梨華當然知道巴金在中國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

“於小姐的父親也是留法學生？”巴金沒有想到他和於梨華的談話，會比預想的還要融洽。作為從“文革”地獄中走出來的巴金來說，他對如何參與外事活動已感到萬分陌生，他在來訪的客人面前暗暗要求自己盡量謹言慎行，“文革”的硝煙儘管早已消散，然而在老人心中仍然殘留著餘悸。在他聽說於梨華的父親也曾和自己當年的經歷一樣時，他和客人的距離忽然縮短了：“那麼你的祖籍也在上海？” “不不，我的祖籍在鎮海。”於梨華感到能和巴金在家裡對話是一種榮幸。她在美國多年就期盼這一天。現在她回來了，萬沒想到會這樣順利地拜見小時候崇敬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她吃驚的還有，在海外一度風傳早已在紅衛兵衝擊下自殺身死的巴金，如今不但仍然健在，而且老人還記憶驚人。她對巴金說：“我在上海住到7歲，才回故鄉鎮海，後來我父親失業了，我們全家就到福建去，我在福建讀了小學以後，因為戰爭又流亡到湖南。抗勝利後我們又去了寧波。至於去台灣，那是1947年的事了，那時我剛剛高中畢業。”

“於小姐在美國的寫作很順利嗎？”巴金在談話中不想涉及政治，他想談的還是文學和寫作。 “巴老，坦率地說，一個華人在異國它鄉從事寫作，決不是一件輕易而舉的事。”女作家在巴金面前傾吐心事，她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外賓，於梨華與其是來賓造訪，不如說是位遠在海外的女學者兼女作家，回到國內向久仰多年的大作家請教。她把巴金帶入了一個曾經心儀的陌生天地：“在美國決不是作家的地位很高，而是很低。我在那裡主要是以教書為主，其餘時間才能寫作。而且我喜歡的並不是英語寫作，而是用自己的母語寫作，為什麼？就因為作家寫出來的東西，必須要給熟悉她的讀者來讀才行。” 巴金的心頓時狂跳起來。他沒有想到這次和於梨華的會見，竟然找回他心中久違了的東西。曾在經歐洲飄流過的他，和於梨華的心情大有同感。聽了她的話，巴金才忽然感到自己當年走的路並沒有錯誤。他情不自禁地問：“為什麼？”

於梨華說：“我在洛杉磯讀書的時候，雖然因為用英文寫小說獲得過一次獎，可是，後來我卻接連遭遇到幾年的寫作失敗，退稿一度成了我心中最難以忍受的事情。直到1961年我寫《夢迴青河》的時候，才認識到我雖然在美國寫作，可是我仍然還是中國人啊！因為我的讀者其實始終都是中國人！” 巴金很激動地說：“這是因為你頭腦中的藝術構思、素材，多數都是來自於自己的祖國，對嗎？” “一點不錯，巴老，我的靈肉始終離不開自己的祖國呀！”於梨華感到和巴金談話很隨便，她們的交談並不是官方安排的會晤，而像是一老一少兩代作家，坐在巴金那間寬大客廳裡在談創作體會。她告訴巴金：“素材是我童年和少年時積累的，人離開家鄉多年了，就始終懷念家鄉。我曾把我的苦惱告訴給一個朋友，他說既然你用英文寫作不能表達自己的感情，那麼為什麼不能用母語來寫？寫出以後給誰來看呢？這也是個問題。後來我想還是給自己的同胞們看，我就把稿子交給了台灣的皇冠公司，果然我在自己的國土上獲得了成功，《夢迴青河》發表以後，在台灣首先轟動。台灣的電台和報紙都連載它，後來又拍了電視劇，巴老，這也是我此次為什麼要回祖國大陸尋根的原因啊！”

“對呀，於小姐，還是自己的國家好啊！”巴金和於梨華的會面，給他心靈上的震憾是出乎意料的。此前巴金雖然已經走出了“文革”的陰影，也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寫作自由。但是，巴金還沒有從內心深處認識到這場災難給自己帶來的挫折和傷害，究竟應該如何面對？他也曾以博大的胸襟努力要求自己忘掉過去。特別是妻子蕭珊的不幸之死，留給他心靈深處的傷痛太深太重。然而他真正認識到祖國——母親與自己血肉相融的關係，還是在奉命會見於梨華這個“外賓”之後。巴金感到於梨華對他講的全是肺腑之言。在會面中，他也從這位成功女作家的身上，發現了自己的弱點。巴金知道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和非人待遇，儘管一度讓他痛斷肝腸，然而祖國畢竟是自己的母親啊。

在此後的頻繁外事活動中，巴金始終抱著這一原則：決不會在任何外籍作家面前“訴苦”，當然，老人更不想多談“文革”遭際。他想說的都是自己對中國文學的癡情。 1980年5月22日，巴金又在他那座飄蕩著玉蘭花香的小院裡，會見了從美國回祖國訪問的著名女作家聶華苓。 她同樣是一位傑出的華裔作家，聶華苓雖然也是從台灣去美國從事寫作的女作家，但她和於梨華所走的道路卻大相徑庭。這位湖北籍的女作家，曾在台灣主持過與蔣介石對峙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國》，在祖國大陸發生浩劫的前夕，她就毅然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任“作家工作坊”的訪問作家。近幾年來，聶華苓在美國極力主辦旨在團結包括中國大陸作家在內的“國際寫作計劃IWP”活動，聯絡了許多海內外華裔作家。聶華苓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她——一個中國女人，1977年竟然成為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這在華人作家中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那天上午，聶華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國著名詩人保羅·安瓦爾一起來到武康路13號小院的。巴金和她談的主要是海外文學和台灣文學的現狀等問題。聶華苓告訴巴金：海外的中國作家無時不在讀國內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台灣時期，因為無法讀到國內作家的著作，特別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慮。那時的台灣最多只能讀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書。她開始研讀魯迅的著作大約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時的寫作就像孤兒一樣地摸索著。 聶華苓認為：在台灣寫作很困難，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然，那時台灣的古典文學還是有的。她們那些在五十年代就開始寫作的作家，也覺得是有豐富的文化遺產。但是聶華苓認為：我們現代中國人應該有現代中國人的處境，而且還必須要有現代中國人的文學。她是在這種情況下去了美國的。她對巴金說，她到了美國以後，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所以她就更加憂國懷鄉，總希求將現代風格的寫作融化在自己的傳統文學氛圍之中。

巴金通過和於梨華、聶華苓這兩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談，使他進一步認識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閉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經。可是，當他對從海外來的客人談起自己的寫作時，巴金仍然充滿著對祖國和人民的真誠之愛。他說：“我的寫作也有曲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不好。我想用我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去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寫得比較少了。有一個時期我到了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裡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衝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彷彿我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在朝鮮那個鬥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非常突出。人們習慣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我發現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制止內心的鬥爭。所以，我感到在中國寫作是最大的幸福。” 來訪的外賓們聽了巴金的談話，都無法相信他是在浩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因為巴金心裡沒有任何陰影，他的話語充滿著對黨和人民的赤誠之心。 巴金對來訪的客人說：“我經常會想起我在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變得善良一些，純潔一些，對別人有用一些。'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蹟都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復，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繫中斷了。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 來訪的客人都希望巴金談一點“真話”。他對“文革”也毫不避違，巴金再不是從前在牛棚裡連話也不敢講的人了，巴金的性格決定巴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講真話：“'文革'前我經常出國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讚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Ｋ'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剝奪了發表文章的自由。有一個時期，我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家一起祝福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拋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協分會傳達室里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彷彿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地照他們的訓話去做。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蕭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繫著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 所有在巴金客廳裡聽他談話的外國友人，都不能不承認老人的心水晶般的透明。從巴金坦蕩的談話中，幾乎看不出他對“文革”有半點怨恨與隱痛。特別是巴金在談起剛剛結束的那場風暴時，他是這樣說的：“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以後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夠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觀察那些發言的人。我漸漸清醒了，我能夠獨立思考了，我也學會了鬥爭的藝術。在批鬥了七年之後，“四人幫”及其黨羽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許我搞點翻譯。這樣他們就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就準備翻譯的赫爾岑回憶錄，每天譯幾百字，我彷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裡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制黑暗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而且分別了十七年之後我又有權利、有自由和各國朋友友好的交談了。現在，我又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面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 沉默的巴金又復活了。 他再不是從前在牛棚裡敢怒不敢言的“牛鬼蛇神”，他是一個有膽有識，有骨氣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