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英達的相愛是在1987年，那年1月他母親去世，他從美國回來奔喪。正好劇院要排一個新戲《縱火犯》，由林兆華導演，英達任副導演算作實習，也為將來能留在劇院做準備。我在裡面演一個戲份很少的黑人小女僕。演出時我給自己梳了一腦袋小辮兒，滿臉滿手的黑油彩和一個大而厚的嘴唇，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聲音講話，可笑極了。那齣戲演的場次不多，在我的藝術道路上沒留下什麼痕跡，但它卻改變了我的生活。
建組的那天，在會議室討論劇本，大家圍坐在大桌子四周，我和英達挨著。我排戲從來不帶水，因為我覺得無論坐下來談什麼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習慣。英達的面前放著一個保溫杯，滿滿的香噴噴的茶水。導演正在談劇本構想，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講話，就在紙上寫了句："我能喝你的水嗎？我沒病。"他笑了一下，在下面寫："當然能。但我有，AIDS（愛滋）。"
他就是這樣一個機敏幽默的人，不認識他的人與他的第一次談話都會很難忘。他的聰明，他的博學，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讓喜歡他的人一見鍾情，讓討厭他的人不能容忍。
"有什麼了不起！"常常有人會這麼說，"不就是英若誠的兒子嘛，不就是去過美國嘛。"
我們的關係有進展是在排戲後大概兩星期。有一天早晨他進排練廳直接走近我，手握成一個拳頭放在我的手上，鬆開是一個被他的手摀熱了的煮雞蛋。我笑著把雞蛋磕開，連蛋清兒都還是水。
"你的手根本沒把它焐熟！"我大笑起來。
然後是我請他在一個叫"白樺林"的小西餐廳吃飯。
然後是我接到了一張紙條，上面寫滿了："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會娶你的！"
"咱們得好好談談。"我說。因為我發現問題有點兒嚴重。
"好啊！我有套單元房，在水碓子13號樓，你來吧！"他的表情特別真誠。
約好下午5點見面，差5分鐘5點我就到了。剛上樓梯我就听見有人在鼓掌，爬上來看見他換上了乾淨的白襯衫。
"我媽說女孩子跟人約會應該遲到。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還是早了5分鐘。真夠露怯的！"我說。
他笑起來。我說什麼他都笑，他好像特別愛聽我說話。
我們相愛了，像兩個18歲的少年。每天在劇院見面我們都大喘著氣。中午休息時我們跑到新僑飯店吃飯，整頓飯他都在教我唱英文歌。我那會兒一句英文都不會，靠死記硬背我的發音居然還特別準。 4年後我第一次去美國時給美國人唱過那些歌，有個美國人無論如何不相信我根本不明白歌詞是什麼意思，他簡直不能想像我那時不會說英文。
我不是那種把愛情一點兒一點兒給出去的人，我不在乎也不考慮是否自己像個傻瓜，我完全缺少女孩子的疑慮和謹慎。一旦愛上了就全心全意。愛會使我的理智消失，智商為"零"。人們常說："真正的愛只有一次"。我必須坦白地承認：我每一次愛都是"真正"的和"驚心動魄"的。
熱戀時記得有一次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英達在看報紙。電視裡演的是"世界名模大賽"。每一個模特走出來我都驚呼一聲，然後我說："快看呀英達，太漂亮了！這些女人真是上帝的寵兒！"英達漫不經心地抬了一下眼皮，嘟囔了一句："比你還差得遠啦！"
能想像我的智商嗎？不撒謊，當時體重近130斤的我差一點兒就相信了他的話！
他還告訴我，我是他見過的最聰明的女孩兒。 "大學裡的那些女孩子可能會讀書，但她們絕大多數都沒你聰明，聰明不一定會讀書，就像有文化不一定靈魂高貴一樣，你經常會看到一個文化人有一個小市民的靈魂，而你是既聰明又靈魂高貴。"
這些話我聽了心裡可太舒服了！我深深地把它記了10年。
後來他回美國繼續讀他的學分去了。我幾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的信。他還給我寫了好多特棒的"情詩"。他說他寫的詩老在"韻"上，他不會不押韻，而在"韻"上就不能算好詩。我自視為文學青年，同樣以詩回贈給他，同樣地每一句收尾都在"韻"上，這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