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14章情系中華(1)

·百年奧運滄桑路 ·數載沉浮 ·一票的失敗 ·何振樑與薩馬蘭奇 ·“鄧亞萍是我最喜歡的運動員之一” 火炬轟鳴，頌歌高唱。千萬羽和平鴿展翅高翔，飛向四面八方。歐洲11國和美國、澳大利亞的選手湧人白色大理石浮雕裝飾著的橢圓形運動場。這是1896年4月5日，希臘雅典，第一屆奧運會的開幕式。 人們發現，這裡沒有任何一個亞洲國家的代表，沒有一個黃皮膚黑頭髮的亞洲人。國際奧委會難道把遙遠的東方忘記了嗎？ 首屆奧運會籌備期間的一天，北京東交民巷法國駐華使館人員，把一封信函送給了由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李鴻章主持外交的清朝政府，這是希臘奧運會組委會邀請中國參加第一屆奧運會的信函。 現在想來，人們對奧委會邀請中國也許會有幾分不解。當時的中國，在英、法、日、美、俄等帝國主義洋槍洋砲的威脅中驚顫不已。泱泱中華，被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等烈火燒得遍體鱗傷。腐敗落後，不堪一擊，好像任何一個西方惡魔都能從她身上割下一塊塊肥肉。作為顧拜旦勳爵祖國的法國也同樣趁火打劫。拿破崙第三執政的法國，悍然與英國狼狽為奸，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迫使清政府訂立了一個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法帝國主義者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

在西方人眼中，中華帝國有過多麼風光的時代。歐洲的哲學家伏爾泰說，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國家”。費爾巴哈說：“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楷模。”波維爾則稱：“中國可以為世界提供一個作為去向的美妙境界。”在法國，也曾流行“中國風格”、“中國趣味”。路易十四時，中國的轎子幾乎成為達官貴人們出行必備的交通工具。王室舉辦化妝舞會，人們都以化妝成中國人為榮耀。 可是，中英交戰一聲炮響，使清廷威風掃地，打破了西方對中國的仰慕和崇拜。一位普魯士的傳教士郭實臘斷言：“中國的龍要被廢止，只有基督教義才能拯救這個已經'死去'的文明國家。”《英軍在華作戰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議論：“中國是個愚昧而又驕傲的國家，是一個沒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國家，是世界範圍內落後國家的成員之一。”

說到這裡，人們不能不對顧拜旦勳爵懷有崇敬之情。他與國際奧委會沒有拘囿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鄙夷和蔑視，還是伸出了表示友好的手。 這是為什麼呢？中國，畢竟是個四萬萬人口的大國，畢竟曾經是世界最發達、最威風，對人類貢獻最大的一個國家。四大發明、萬里長城……睡獅昏聵而餘威猶存。但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釋，恐怕是奧林匹克運動的理想和宗旨使然。其理想是：增進各國運動員之間的和平、友誼與團結。其宗旨為：鼓勵組織和發展體育運動與體育競賽；在奧林匹克理想指導下，鼓舞和領導體育運動，從而促進和加強各國運動員之間的友誼；保證按期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使奧運會無愧于由皮埃爾·讓·顧拜旦勳爵及其同事們恢復起來的奧運會光榮歷史和崇高理想。顧拜旦及其同事們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之初，就努力維護奧運理想和宗旨，堅持奧運之門向一切國家、民族開放，不管它是大國、小國，富強的、貧弱的，西方的、東方的……奧運會向當時的中國發出邀請，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令人不解的是，當時的清政府對奧委會的邀請為何石沉大海，毫無反響呢？這也許是中國走上奧運路途中一個不大不小的斯芬克斯之謎吧。 1912年，一個叫布朗的外國人來到了中國上海，他是菲律賓基督教青年會幹事，還是菲律賓體育協會的會長。他來華的目的，是想搞一個中、日、菲三國參加的遠東運動會。當時中國、菲律賓的體育事業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青年會操縱的，布朗的來訪立即得到了中國青年會的支持。而在此前，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每年2月都組織一個“嘉年華會”的節日活動，其中有體育比賽，不斷邀請中日兩國選手參賽助興，三國聯合搞運動會的基礎已經有了。更何況，當時的中國，對近代體育的興趣方興未艾，上上下下似乎都表贊同，事情就好辦了。這時，中國已成立的“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成為與布朗共同發起遠東運動會的體育組織。又經與日本方面協商，遠東業餘運動協會——亞洲體育史上第一個區域性體育組織，便在世界的東方宣告誕生了。這對於亞洲體壇，對於中國體壇，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事實上，有了這個組織，亞洲就有了與遠在瑞士洛桑的國際奧委會直接對話的資格。

遠東體協很快作出決定：每兩年舉辦一次遠東運動會，由三國大城市輪流承辦。有趣的是，遠東運動會原來的名字是“遠東奧林匹克運動會”。這個名字反映了亞洲體育向國際奧林匹克運動靠攏，以便進入世界體壇的積極傾向。 當歐美大陸以外的世界各地體育，大都還在限於國內活動的時候，遠東三大國聯合運動會上的發令槍聲，傳到了洛桑。顧拜旦勳爵微笑著東望古老中國的新變化。當1915年5月，第二屆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的時刻，他指令奧委會致電祝賀，並宣布他們承認遠東奧委會（遠東體協）為國際奧委會的東方支部，還邀請中國參加第六屆奧運會。國際奧委會如此看重遠東體協，是令人欣慰的。每次遠東運動會舉行時，國際奧委會一定會派委員一人為專使，並在會員國內，指定一名體育家，作為奧委會的專門代表，來指導遠東運動會。早在遠東運動會成立時，就得到了國際奧委會的鼓勵，他們送來金花圈一個，贈給遠東運動會，以資獎勵。

若將1895年國際奧委會對清廷發出的邀請，算作對中國的第一次邀請的話，那麼參加第六屆奧運會應該說是第二次邀請了。兩次邀請，對中國來說都是一次機遇。令人不解的是，中國又沒抓住這個機會。歷史再次在中國走向奧運之路上，留下了莫大的遺憾。有的學者說，中國可能走向奧運的機會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火焚毀了。的確，應於19！6年在德國舉行的第六屆奧運會，因為德國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停止了。 1919年世界大戰的戰火熄滅了，世界又恢復了暫時的平靜。 1920年，國際奧委會正式確立了與遠東體育協會的關係。 1921年5月30日，一個叫嘉納治五郎的日本柔道家抵達上海。他放下行裝，即驅車前往虹口體育場，在中日菲三國體育官員陪同下，登上了主席台。他代表國際奧委會對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遠東運動會表示祝賀。嘉納是日本柔道的創始人，是中國的一個老朋友。他曾為早期中國的留日學生花費過很多心血，嘉納私人開設的宏文學院曾先後接納過7192名中國留學生，其中3810名由該校畢業。中國著名的大文豪魯迅、革命家黃興、陳獨秀等都曾經在這裡學習過。

嘉納在主席台上一出現，場內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人們分明感到，國際奧委會對遠東體協，對中國體育的關注越發真切、實在了。果然，翌年，國際奧委會便吸收了中國的王正廷為國際奧委會的委員，成為中國的第一位奧委會委員。看來，中國人出現在奧運賽場的時間理當為期不遠了。 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多年混跡官場外交，數度沉浮。青年時期與基督教青年會關係密切，做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曾留學美國。武昌起義爆發後，當過都督府的外交副主任。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任唐紹儀內閣工商部次長兼代總長，次年當選參議院議長。還曾參加護法運動，署理軍政府外交總長。此人在外交上混的時間較長，數度出任外交部長和駐美大使。 1935年奉調回國任國民黨中央執委。 1949年移居香港。 1961年死於香港。

王正延之所以成為中國的奧委會委員，因為他一是政界名流，二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頭面人物，三是老資格的外交官，四是體育界的一個風雲人物，擔任過第二、五、八屆遠東運動會的會長。既有身份，又拿得出錢來贊助支持遠東運動會。誰知這個人自從戴了頂奧委會委員的帽子之後，從不去參加國際奧委會的會議。由此來看，王氏參與體育，不過是把它作為一項“業餘”活動，一筆取得社會地位和國際聲望的資本。至於參加國際奧委會會議，那是無關緊要的。這樣又怎能推進中國與奧委會的關係呢？當時中國政府官方對奧運會態度之怠慢，認識之膚淺可見一斑。試想，如果中國政府與奧委會採取積極合作與參與的態度，又何至於拖到1931年，國際奧委會才正式承認中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體育組織——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為中國的國家奧委會呢？

1928年，第九屆奧運會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舉行。奧運會的大門再一次向中國敞開。這時，把人類拖入罪惡淵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十年，隨著戰爭創傷的癒合，各國人民和運動員在五環旗下重新取得了諒解，有46個代表隊匯集荷蘭，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屆。連德國也有人擠進了國際奧委會。阿姆斯特丹美觀實用的奧林匹克運動場，又一次變成了人類尋找友誼和進步的世界。無疑，世界奧運會，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國際社會更理解它，也更喜歡它了。然而當荷蘭女王的代表宣布奧運會開幕時，人場的國家中卻沒有中國，而只有一個中國人前來觀禮。這個人姓宋，名如海。宋孤身一人，無聲無息地站在看台上，看著一面面外國的國旗引導著各種不同膚色的運動員人場，不知心裡是何等滋味。

堂堂中國，難道就派不出幾個運動員來嗎？宋先生回國後寫過一個小冊子，叫作《我能比呀》，是從奧林匹亞（OlymPia）的讀音套出來的。作者在書的扉頁上解釋道：“我能比呀，雖係譯音，亦含有重大意義，蓋所以示吾人均能參加比賽，但凡各事皆須要決心毅勇，便能與人競爭。”宋先生只說對了一半。試想，運動員連國門都邁不出，縱有決心與毅勇，又當何用？ 1924年，巴黎的第八屆奧運會就要舉行了。有三個喜歡打網球的中國留美學生吳仕光、韋榮洛、徐恆，相聚在一起，議論中心為中國又不派運動員參賽而憤憤不平。此時，美國人已組成291人的龐大奧運代表隊，即將遠征了。那是何等氣派！相比之下，四萬萬人的中國，仍然在奧運會的大門外躑躕觀望。一個稍有愛國心的中國人，怎能無動於衷！

這幾個可愛的小伙子，明知自己網球水平難與世界好手匹敵，也沒有人會為他們慷慨解囊，毅然自掏路費出征了。他們首先繞道澳大利亞，參加戴維斯盃網球賽，作為熱身。賽畢即馬不停蹄趕赴巴黎，雄赳赳地打上奧運會的網球賽場。他們初賽時就被淘汰出局。人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取得參賽資格，又是打著什麼旗號報名的。也許，在他們看來，這意義不在比賽的勝負，而在於參加；在於他們是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由於他們的出賽，並非為他們的祖國的派遣，他們的技術水平又無驚人之處，所以，體育史家並沒有視之為第一批正式參加奧運會的中國運動員。今天回頭看看，他們的行動是多麼勇敢，多麼自信，多麼雄壯，多麼閃光。他們身上有那麼一些中國人的自暴自棄的萎靡相嗎？沒有。何謂中華無人！ 1932年7月8日上午。上海黃浦江畔。 連陰多日的天好像突然放晴了，蔚藍色的天空，飄著幾堆棉絮狀的白雲。外灘的一幢幢洋樓在喧鬧聲中兀然屹立。南京路、隴海路，……行人如潮水般，向黃浦江畔流湧。 黃浦江，混濁的江水，插著星條旗、米字旗的巨輪，沉悶的汽笛聲，還有從浦東一座座大工廠裡飄過來的股股濃煙…… 碼頭上擠滿了各色人等。西裝革履，長袍馬褂，有政府要員，有也普通市民，學生，商賈，黃包車夫。一條十幾米長的橫幅上寫著：“今日送君出征，來日恭候佳音。”還有些人手裡舉著三角形的小旗，紅的、藍的、綠的、黃的。人們議論著，期待著，臉上凝聚已久的“九·一八”的陰霾似乎變得明亮了些，歡快了些。 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極其不尋常的日子。 九時許，一輛黑色的福特牌轎車，在人們的矚望中開進碼頭。車上走下來三個人，其中一個年輕人穿著法蘭絨上衣，白色嘩嘰褲子。 “他就是劉長春！”人們一下子認出了這個正要踏上奧運會征程的中國唯一的選手。此時劉長春的名字已家喻戶曉，前幾天上海各報都登出了劉長春的大幅照片和他出征洛杉磯奧運會的消息。他將作為中國唯一的選手橫渡太平洋到美國洛杉磯去參加第十屆奧運會。走在劉長春身邊的，一個是體育界知名人士赫更生，一個是教練宋君復。少頃國際奧委會中國委員王正廷，帶著他一身珠光寶氣的婦人也抵達碼頭送行。 王正廷對激動萬分的劉長春訓話說：“我國此次派君赴奧運會，為中國之第一次，實含無窮之意義，予以至誠之心，茲代表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授旗與君，願君用奮鬥精神，發揚於洛杉磯市奧林匹克運動場，乃無尚光榮也。” 劉長春立即立正行禮，遂作答詞曰：“我此次出席奧運會，係受全國同胞之囑託，我深知責任之重大，當盡我所能，在大會中努力奮鬥。”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匯集成一股熱浪，引得行人駐足，江上船隻減速行駛，觀看這壯觀的歡送場面。幾艘貨輪和客輪的司機拉響了汽笛，向即將遠行的健兒致敬。 灰色的郵輪威爾遜總統號，早已停靠於碼頭邊，船上掛滿了彩色紙條，紅的、黃的、綠的、紫的，在輕風中飄動，和那藍色的無空，混黃的江水，交相輝映，場面壯觀。 “嗚——”威爾遜總統號一聲長鳴，好似呼喚著健兒啟程。 劉長春看了看送行的人群，看了看通向大海的寬闊的黃浦江，與身邊的朋友們，同事們一一擁抱、握別。本已想好的告別語，擠在喉頭難以吐出。他太激動了，千言萬語化作兩行熱淚，順著兩頰如泉水般湧出。 當他踏上登船的渡橋時，他突然感到，中國，多災多難的中國，邁出這一步是多麼艱難…… 多難的中國，多難的民族，為自己鋪設了一條多麼曲折坎坷的奧運之路。 “該登船了，劉、宋二位先生。”送行的工作人員提醒道。 劉長春、宋君復踏著微微顫動的登輪渡橋，向威爾遜總統號走去。 經過風雨侵蝕的威爾遜號，顯得陳舊了。混濁的黃浦江水打著旋渦，從其兩側匆匆流過。 劉長春在船邊站住了腳，回眸岸上，送行的人們頻頻向他招手。此刻，他的心情是激動的，亢奮的，又是沉重的，甚至可以說是悲壯的，頗有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的味道。是的，偌大的中國，四萬萬同胞，第一次出征世界奧運會，僅僅派出他一個選手，自己的兩肩，能撐得起這重過千鈞的國人期待嗎？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期待啊！ 他回憶起，7月初在北平的時光，且不說親朋好友，連北大、清華的學生，都紛紛找到他，激勵他“要為中國人爭口氣”。一名畫家特意畫了一幅“大鵬展翅”的國畫，為他壯行。 “爭口氣”呀，中國人近百年來受了多少欺凌和屈辱，哪裡有為他們出氣的地方？北平市有的要員特意把他請到自己家裡設盛宴招待，觥籌交錯間慰勉有加。 他更不會忘記抵達上海的這些天。 4日下午，當他到達中華體育場練習時，那裡已被觀眾圍得水洩不通，場地人員幾次推擠湧到跑道上的觀眾，告訴他們不要影響劉長春的訓練。記者們緊隨不捨，提出種種大大小小、好回答的或難以回答的問題。來訪的其他客人也是絡繹不絕。這裡還不妨記錄一個劉長春在滬的其他日程： 5日，招待各報記者，由赫更生報告中國這次派員出席奧運會的經過。 6日下午，上海新聞界為劉長春洗塵。 7日晚，上海24個團體近兩千人於東亞飯店舉行招待會，為劉宋二位餞行。 6、7日上午，上海狐狸電影公司為其拍有聲電影，以便隨輪寄往美國上映，廣為宣傳。 成衣店連日為其趕製服裝，除了西裝還有燕尾服、漆皮鞋，專為跳舞用。大概是為了在洋人那裡，也不能顯得太土氣的緣故吧。 還有一個小插曲，他們原來預訂乘坐的是麥斯開輪船，宋教練怕劉長春暈船，遂改為設施較好的威爾遜號，自貼美金也在所不惜了。 這些場面是歡快的。但歡快中夾雜著多少辛酸，多少憤怒，多少民族的憂患。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密令其守備隊島本營川島連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溝附近的鐵軌，反誣是張學良將軍的東北軍所為，遂命令關東軍進攻瀋陽，炮轟北大營。張學良電請南京國民黨政府組織抵抗。蔣介石一再复電：“絕對不抵抗”，“力避衝突”。日軍一夜之間攻占了瀋陽，遼寧。吉林、黑龍江大片國土僅4個月零18天即淪陷於日寇的鐵蹄下。日軍有恃無恐，氣焰囂張，侵略矛頭直逼關內。 “9·18”事變後的第三天，正在東北大學上學的劉長春一個人回到大連家中，準備赴北平復課。次日，受到日本警察派出所的傳喚： “劉君有何打算？” “只有在家安靜心氣，且有同班同學寄住我家，想待些日子看看時局再議。”劉長春回答。 敵人已開始跟踪監視劉長春了。劉長春不敢在家久留，連夜讓愛人趕回娘家湊了70無路費，第二天，悄悄地乘上去天津的客輪，跑到北平去了。 日本人哪能善罷甘休！ 其後，日本人又兩次上門糾纏。 “只要讓你兒子回大連，滿洲國會給他教育部、體育部門最大的官做，不然的話……”日本人對劉長春的父親萬般威逼利誘，讓劉長春代表“滿洲國”參加奧運會。 劉父被逼無奈，只得去北平尋找兒子，同時，又倉惶地將家搬到鄉下，躲避日本人的糾纏。 不久，偽滿各報就迫不及待地刊登了一條消息：田徑名將劉長春和於希渭將作為“滿洲國”運動員赴洛杉磯參賽。日本操縱的滿洲國傀儡提前下手了。他們致電洛杉磯奧運會組委會，得到了認可。美方復電承認“滿洲國”提議，並要迅速交上所謂“滿洲國”的“國旗”、“國歌”，以供需要。 消息傳開，全國嘩然，民眾無不義憤填膺，抗議的浪潮席捲全國，而國民黨政府卻無動於衷。尤其天津一帶的青年學生們，他們之中很多人是從東北流亡進關的，國恨家仇集於一身，便遊行示威，他們憤怒地質問國民黨政府，為何既不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又不抵制滿洲參加奧運會的陰謀活動。國民黨大員們躲的躲、藏的藏，不敢與學生們對話。 劉長春拍案而起：“苟餘之良心尚在，熱血尚流，又豈能忘掉祖國，而為傀儡伯國作馬牛。” 山河破碎，千百萬人淪於帝國主義蹂躪的鐵蹄之下，人民大眾怎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政策，又怎能容忍政府放棄顯示中國獨立與民族威望的奧運會參賽資格！奧運會問題再次與國家和民族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 離奧運會只有兩個多月了，國人心急如焚。劉長春毅然於1932年5月初在《大公報》發表聲明： “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我是中國人，決不代表偽滿洲國出席第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當頭一棒。 而此時，於希渭卻還在東北，處於日本帝國主義嚴密的監視與控制之下，不得脫身。當劉長春南下上海之時，曾暗中相約於希渭也從大連乘船南下。由於日本人的阻撓，加上交通不便，於希渭終未能成行。於希渭不得已稱病在家，這就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失去了另一個可資利用的選手。 人們都眼睜睜地看著國民黨政府如何動作。 全國體協是很想派員參賽的，曾經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申請。等啊，等啊，眼看到了5月初，教育部終於開了金口：鑑於時間倉促，準備不足，決定不派遣運動員參加奧運會。體協自己無錢可籌，看來又只能像上屆奧運會一樣派個代表去觀禮了。 國民黨政府對世界奧運會的冷漠與麻木不仁，給了偽滿洲國以可乘之機。這再次顯示了，在中國沒有一個人民的政府，奧林匹克運動是絕對不會興旺發達起來的。 “為何不派劉、於二位選手作為中國的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呢？”這個建議很快得到了多方面的讚同。可是錢又怎麼辦？ 就在這時，一個留著背頭、身著西裝，有幾分儒雅文風的中年男子走進了張學良將軍的公館。此人便是赫更生，當時他身為東北大學的體育系主任，與兼任東北大學校長的張學良自然有很多來往。 寒暄過後，赫更生提出了那個“錢”的問題。 張將軍慨然應允，出口給了1000美元，可是，於希渭不能入關組隊，劉長春又不懂英文，一人赴美行動不便，只好再增派東北大學體育系的宋君復以教練身份結伴而行，這樣錢不夠了。張學良得知，又加了600美元，一共1600美元。 張將軍何以如此慷慨？答案寫在東北血淋淋的歷史之中。 1928年6月4日清晨，奉系軍閥頭子張作霖乘坐的專列，吐著黑煙開進了瀋陽西北的皇姑屯站。一聲巨響，日本人預先埋在南滿鐵路吊橋的巨量炸藥爆炸，炸毀了火車。張作霖被炸成重傷，奄奄一息，等送回瀋陽帥府，已命赴黃泉。正在北平的張學良獲悉，大驚失色，立即化妝成士兵，坐著問罐車趕回瀋陽奔喪。 張將軍看透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為了振興東北，除整編軍隊，發展經濟以外，還鼎力支持教育和體育事業。他視察了東北大學之後，決定從張作霖的部分遺產中撥出150萬專款，添建文法兩院大樓及體育場、圖書館、教授住宅等，還掏出500萬建立漢卿教育基金會，資助教育、體育事業。於是一處寬闊的高爾夫球場、一坪國際網球場相繼出現在瀋陽北陵。 1928年9月，日本和法國在大連舉行田徑對抗賽，邀請張學良出席。張將軍特派兄弟學銘前往參觀。張學銘歸沈後發表感想說：“日人以較劣於吾人之體格竟能戰勝法國田徑隊，殊令吾輩驚異，吾國與日本乃同文同種，視今日日本之能戰敗法國，可見東亞民族之力非不強，吾國今日亟待獎勵體育運動，以冀達到進出世界之途。”在張學良的支持下，先後舉辦了東北三省聯合運動會、中法模范運動會等。為此張學良撥出25萬元巨款，又在北陵修建了一座有水泥看台的運動場。該運動場呈馬蹄形，可容納觀眾三萬人。離開賽還有三天功夫了，場地尚未最後竣工，急得張學良下達緊急命令，調軍隊晝夜施工，趕在開幕之日的凌晨交付使用。 另外，張學良還十分愛惜體育人才，特發給短跑名將劉長春每月30元，以資鼓勵。東北造就了一批以劉長春為代表的體育人才。 劉長春出生在大連一個尋常人家，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早就刻在了他幼小心靈深處。在小學裡，日本孩子欺侮中國孩子，中國孩子不得還手，還嘴。劉長春不干。每當中國孩子挨打挨罵時，他總是衝鋒在前，他年齡大，力大如犢，常常是獲勝者。日本教師知道了，狠狠地打劉長春耳光，還把他提起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劉長春苦悶的心情無以排解，就拚命地在操場上跑呀、踢呀。與日本孩子踢球，他在高速奔跑中使勁地踢。日本孩子想踢他，卻迫不上他。體育成了劉長春復仇的工具，民族仇恨成了他練體育的動力。 劉長春14歲時，100米成績已達到11秒8，400米成績59秒。 1927年他的百米成績出人意料地提高到11秒。是年底，他被東北大學體育系吸收為學生，來到了張學良將軍創建的北陵體育基地訓練。與日本人、俄國人的一場場比賽激起了這個青年人的民族自強之感。當國家處在存亡關頭，一個有良知有愛國心的運動員，是不可能不將自己的勝敗與祖國的榮辱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一次，與俄僑進行4×400米接力對抗賽。劉長春接第4棒時落後幾米，急如閃電的速度卻使他先於對手十多米到達終點，令執法的俄國裁判目瞪口呆。 1929年的一次中、日、德田徑運動會，他以10秒6的百米成績名列世界前10名。這幾乎成為自有奧運以來，中國人百米成績在世界上排出的最好名次。 劉長春，從一個側面顯示了中國人走上奧運會的巨大潛力。 浩瀚的太平洋，波急浪湧。時時有熱帶風暴襲擊中國大陸。威爾遜總統號，駛出黃浦江口，載著中國人的代表，中國人的期待，向萬里之外的美國西海岸慢慢駛去。 洛杉磯，西臨太平洋。早晨，蔚藍色、金黃色交織著。黃昏，暮靄悄悄降落山頭，風景是美麗的。威爾雪莉大街，是當時洛市最重要的一條馬路，它從商業區的市政中心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豪華的商店、公寓、大樓，鱗次櫛比，十分壯觀。從好萊塢的新星到普通市民都喜歡來這裡祥倘遊覽。 為了第十屆奧運會，這座佈局散亂的城市已經打扮起來，到處可見點綴奧運氣氛的標語、彩帶、氣球。 當時，洛杉磯正籠罩在經濟大蕭條的陰霾之中，世界各地移民如潮水般湧人，更增加了城市的重負。這里人們的周薪平均才有17美元。偷盜、強姦、兇殺、詐騙隨時可能發生。有人形容這座世界有名的大都會是個讓人“不可思議的地方，它不斷讓居民和遊客感到吃驚。” 中國人開始到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謀生，大概要追溯到1848年，第一批移民是來自廣東的二男一女。他們乘“鐵錐號”輪到達美國的西海岸。一下船，那位男子便直奔淘金的礦區，女人到傳教士查理·吉勒斯皮家當傭人。自從來華做生意的美國商人傳說加州有大金礦，開採者一個早上就可變為富翁，於是高山崩坍了、太平洋乾涸了，距離縮短了。貧困而急於求生的中國人便匯入世界淘金者的洪流湧進了洛杉磯一帶。到了1851年，加州華人就達到2500人，到了本世紀的三十年代，華人就有數万之眾了。他們在那裡採礦、修路、開飯館、當傭人，受盡了歧視與欺凌。多少人在“東亞病夫”的咒罵聲中被虐待而死。 第十屆奧運會要在洛杉磯舉辦的消息頗使他們高興了一陣，因為，遠方的祖國會派人來參賽的，有機會讓洋人們瞧瞧，國人並不是“東亞病夫”。可後來，奧運會就要開幕了，聽說只是來了個觀察員，他們大失所望。過了幾日，又有信息說，參賽的中國隊已經啟程了，正在路途中。他們又轉悲為喜，奔走相告，等待著親人的到達。 7月29日下午4時，在太平洋上顛簸二十五個晝夜的威爾遜號，在數百華人的歡呼聲中抵達洛杉磯港。下船的中國隊雖然只有兩個人，那海外遊子與祖國親人相見的情感依然不減半分。劉長春乘上轎車，在美國警察的四輛摩托車引導和護送下，直朝唐人街開去。當時的場面十分壯觀，聞聲趕來的美籍華人排成了近1公里的長龍，為劉長春歡呼鼓舞，鞭炮聲、鑼鼓聲、汽笛聲、喇叭聲沖天而起。接著是各界僑胞接連不斷的宴請。宴席豐盛豪華，觥籌交錯唯恐不能盡意，席間大家傾訴思鄉之苦，祝愿祖國強大，其心拳拳，其情切切，劉長春不勝酒力，更不勝僑胞的深情厚誼。 熱情歡迎劉長春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僑胞們，還有熱情的美國人民。他們聚集在奧運村，一旦發現劉長春便欣喜地高喊：“China！”請他簽名，問長問短。問他為何沒有長辮子，喜歡美國人嗎，將參加什麼項目的比賽。劉長春常常被圍住久久難以脫身。 劉長春尚未進奧運賽場，就嚐到一點奧運精神的滋味了。 美國人也不都是一樣的。在劉長春抵達洛杉磯市的第二天，美國報紙便登出了他的照片，照片說明是：“看看，這個小中國人明天如何跑法……”充滿蔑視與嘲弄。這極不友好的話，大大刺痛了劉長春的心，但也更加激勵了他全力以赴，賽出好成績的決心。 8月1日，第十屆奧運會男子百米預賽在美國觀眾的熱情歡呼中正式開始，劉長春被分在第二小組第四跑道，發令槍聲一響，各國好手奮力衝刺，劉長春也不甘落後，用盡全身力氣沖向終點的紅絲帶。 20米、10米、5米，劉長春仍然跑在第四名。場上觀眾的狂呼似乎給劉長春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身體觸及絲帶的一瞬間，超過了前面一名法國選手。裁判報告他的成績為11秒35。分組預賽結束後，按照規定只有前8名才有資格參加決賽，第8名的成績為11秒02。劉長春痛失良機，國人為之扼腕。回國後，在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舉辦的招待會上，宋君復總結了劉長春比賽失利的原因，認為失利主要是因為路途遙遠，海上旅行容易造成身體疲乏，加上到達洛杉磯的第二天就直接投入比賽，根本沒有好好休息，致使水平發揮不足。 不管成績如何，劉長春畢竟是我泱泱中華參加奧運會的第一人。他的參賽改寫了中國沒有參加世界體育大賽的屈辱歷史，打開了中國進入奧林匹克運動的大門。這對當時被稱為“東亞病夫”的苦難深重的中國來說，無疑象徵著一個新的開端。 繼劉長春參加第十屆奧運會後，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又於1936年派出由牟作雲先生帶領代表團參加了第十一屆慕尼黑奧運會，參加了田徑、足球、籃球、舉重、拳擊等項目的比賽。由30名隊員和2名領隊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到達德國後不久就感受到來自希特勒納粹主義的壓力，代表團處處受到歧視，幾乎不能參加首場比賽。由於缺乏實戰經驗，中國隊除了付保盧獲得撐竿跳高及格賽的參賽權外，其餘項目一敗塗地。 1939年，經王正廷推薦，時任中央政府財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出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王正廷推薦孔祥熙的用意不言自明，正如他當時對記者所說的，“體協是個民眾團體，其經費以及中國參加奧運會的經費來源都是靠政府補助、社會捐助和門票收入三項。因此，國際奧委會中國委員中必須找一個能向著中國說話的人，找有錢的人才行。”但令人失望的是，孔祥熙對奧運會毫無興趣，根本不參加奧委會的任何會議。他雖然掌管著國民政府的金庫，但就是不給體協一分錢。經過中華體育協進會的一再求情，1942年孔祥熙終於開恩，施捨給體協2萬法幣，這點錢在當時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幾乎不值什麼。中國參加奧運會仍然面臨著經費嚴重匱乏的困難，前景一派灰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奧委會於1948年7月在英國倫敦舉行中斷了12年之久的奧運會，這就是第十四屆奧運會。國民黨政府派出了一支主要由足球隊和籃球隊組成的50多人的體育代表團前往英國參賽，團長是國際奧委會委員王正廷和全國體育協進會付主席張伯齡。出征之前，代表團即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按照預算，此行共需15萬美元，結果行政院只批了1．2萬，赫更生和王正廷經過千辛萬苦，從南洋華僑胡文虎（萬金油老闆）等人處募集到近3萬美元。足球隊還到印尼、菲律賓、新加坡等國“走穴”，一方面掙取一些出場費，另一方面增加國際比賽經驗。 7月20日，在經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奧運代表團飛抵倫敦。由於缺錢，運動員和領隊只能擠住在一所條件非常惡劣的小學校裡，成為本屆奧運會上唯一沒有人住奧運村的代表團。正式比賽開始後，代表團的伙食費也出現了問題。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中國代表團根本不可能取得什麼好成績，籃球隊和足球隊先後被淘汰，田徑選手也未能擠人決賽，中國仍然沒有突破奧運獎牌為零的記錄。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團啟程回國時，連機票的錢都不夠了，只得緊急向國內求援，後來還是找當地華僑東借西湊，再賣掉帶去的大米，才輾轉回國。 1947年，王正廷從國際奧委會退休後，新任中華體育協進會會長董守義被國際奧委會選為國際奧委會委員。與前兩個委員不同的是，董守義自身熱愛體育運動，對國際奧委會的動向也很關心，只要有機會，他總是想方設法參加國際奧委會召開的會議和其它活動。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同年10月，原中華體育協進會改組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中國奧委會的前身），全面領導中國的奧林匹克運動。 1952年奧運會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屆奧運會，但由於國際奧委會委員在中國的席位問題上存在分歧，特別是布倫戴奇受美國政府的指使，敵視新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支持逃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拒絕向中國發出邀請。這一惡劣行徑立刻引起了中國的義憤。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負責人、國際奧委會委員董守義向國際奧委會提出抗議，世界上許多主持正義的國家也紛紛向國際奧委會施加影響，迫使國際奧委會改變決定，於7月18日向中國發出了邀請，而此時離開幕僅剩一天時間。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倉促組團，派出了由榮高棠領隊的足球、籃球和游泳選手參加此屆奧運會。可惜等代表團到達赫爾辛基時，比賽已接近尾聲（離閉幕只有5天時間！），只有吳傳玉一人獲得參加一項仰泳比賽的機會。 1954年在雅典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50次全體委員會議上，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作為國際奧委會的一個會員得到了正式承認。新中國的奧林匹克組織在成立5年後終於在國際奧委會取得合法的席位。 但兩年以後，席位問題又起風波。儘管許多國際奧委會委員主張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布倫戴奇一意孤行，獨斷專行，在政治上大搞“兩個中國”的陰謀。當時代表台灣的“中華民國奧委會”與中國全國體育總會在國際奧委會同樣擁有合法席位，等於承認台灣是獨立於大陸以外的另一個主權國家。在第十六屆墨爾本奧運會召開之際，布倫戴奇親自致函邀請“中華民國”奧委會派團參賽，同時也向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發出了邀請，企圖造成“兩個中國”的既成事實。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識破了布倫戴奇等人的陰謀，於1956年11月6日發表聲明，宣布拒絕參加第十六屆奧運會。 1957年，中國大陸的國際奧委會委員董守義在索非亞國際奧委會會議上建議將中國大陸的奧委會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並將所謂中華民國奧委會稱為中國台北奧委會，竟遭到了布倫戴奇的指責。 由於國際奧委會堅持承認台灣的奧委會，中國奧委會於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斷與國際奧委會的一切關係，董守義也辭去了他在國際奧委會的職務。從此，中國與國際奧委會的聯繫徹底斷絕了。 同樣的問題，來自愛爾蘭的基拉寧勳爵的觀點卻與布倫戴奇針鋒相對。但中國在奧林匹克運動中的合法地位也只是在基拉寧勳爵出任主席之後，經過多方努力才得以恢復。 在布倫戴奇將中國排斥在奧林匹克運動之外的同時，以基拉寧為代表的部分國際奧委會成員卻同北京秘密進行了將近10年的會談。 後來布倫戴奇聽到了風聲，決定任命台灣的徐亨為國際奧委會委員。 在國際奧委會1970年阿姆斯特丹會議上，布倫戴奇把徐亨的名字夾在其他幾個人名中間，提議增加一批新委員。坐在布倫戴奇左側的埃克塞特勳爵立即高聲喊道：“我們不推選徐先生！” 基拉寧勳爵等委員也支持埃克塞特勳爵的態度。但布倫戴奇不顧多數委員的反對，硬是宣布徐亨當選了。 由於布倫戴奇的干涉，國際奧委會同北京之間的秘密通道也被關閉了。 兩年之後，布倫戴奇卸任，基拉寧當選。布倫戴奇在離職前，為台灣繼續留在國際奧委會做好了安排。 基拉寧於1977年任命了一個由新西蘭的蘭斯·克羅斯、牙買加的托尼·布里奇和羅馬尼亞的亞歷山德魯·西佩爾科組成的調查小組，並成立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審查中國問題，基拉寧本人負責這個委員會的工作，並於同年9月來到北京，會見了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的領導人。 基拉寧說服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接受了一項呼籲國際奧委會“加強中國奧委會，並維持對總部設在台北的奧委會的承認”的決議，但這項決議沒有獲得國際奧委會全體大會的通過。 1979年10月25日，國際奧委會在日本名古屋召開執委會議。基拉寧意識到，這也許是他爭取恢復中國在奧林匹克運動合法地位的最後一次機會了。他提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為中國全國性奧委會的議案，同時提出實行通訊投票，將他的提案郵寄給所有國際奧委會委員，投票完畢後寄往洛桑國際奧委會總部。由於基拉寧事先做了些工作，大多數委員投票贊成基拉寧的提案。 1979年11月26日，國際奧委會在洛桑宣布，經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通訊表決，以62票贊成、17票反對、2票棄權，通過了10月25日在名古屋作出的決議。基拉寧終於在他離任之前完成了自己的心願。 按照這個決議，中國奧委會參加大會時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歌。台灣的體育組織作為中國的地方性組織可以中華台北奧委會的名義參加奧運會，但使用有別於以往使用的歌曲、旗幟和會徽。台灣方面仍然堅持使用自己的所謂國旗和國歌，於是被禁止參加奧運會。 薩馬蘭奇擔任主席之後，仍然堅持國際奧委會的這一正確立場。於是徐亨向洛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保護他們在國際奧委會中的地位。薩馬蘭奇通過外交途徑使這一訴訟被永久地擱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