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推門進來，見屋中站了五個軍人，她頓時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幹什麼？到這裡來抓人？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們來的？”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傅崇碧“衝擊”釣魚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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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餘、傅事件”的“傅”，即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
傅崇碧挨整，主要因為他幾次得罪了江青。特別是“七·二○事件”爆發後，陳再道奉命進京，住在京西賓館，造反派衝進來要批鬥陳再道，是傅崇碧設下妙計，保護陳再道：把陳再道鎖進電梯，再切斷電源。造反派們在京西賓館東尋西找，找不到電梯中的陳再道！
傅崇碧被打倒，是在於“釣魚台事件”。用江青的話來說：“傅崇碧的膽子好大，他帶了兩部汽車衝中央文革！這樣下去，我們的安全還有保證沒有？”
奇怪，作為北京衛戍司令，怎麼會去“衝”那個“中央文革”？即便去“衝”，怎麼只帶“兩部汽車”？
“文革”十年怪事連篇。傅崇碧“衝”“中央文革”，也是其中的怪事之一。這樁怪事，又與陳伯達有關。
董保存的《楊餘傅事件》（《東方紀事》1988年一期）中，曾這樣寫及：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釣魚台“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內。
會議室裡坐得滿滿的，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謝富治等人正在說著什麼，等他進來坐定，周恩來說：魯迅的夫人許廣平給主席寫信，說原藏在魯迅博物館內的魯迅書信手稿不見了。主席指示，讓我們迅速查找。
事情是這樣的：1968年3月初，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給毛主席寫信，稱原藏在魯迅博物館的書信手稿不見了。毛澤東當即要周恩來馬上查找。
任務是周恩來、陳伯達交給楊成武的。
楊成武知道此事不好辦，就說：“這就像大海裡撈針一樣，怎麼個找法呀？”
周恩來出主意說：叫衛戍區去查，你們還可以去提審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況。
交代完任務，已經是凌晨3點多鐘，楊成武打電話給傅崇碧，要他帶幾個人馬上到楊成武的住處等，然後一起去秦城監獄。
傅崇碧帶了劉光普等4人很快趕到了楊成武的家裡。
等楊成武開完會回來，便驅車直奔秦城。到了監獄時，已經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他們很快見到了戚本禹……
據戚本禹交代，“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韓書信知道此事。傅崇碧急找韓書信，而他正巧回四川休假，隨即要韓書信連夜乘飛機飛回北京。韓書信一聽說此事，便說何先倫知道。
傅崇碧在北京西苑旅社找到何先倫，他又說承辦人是“中央文革”的保密員卜信榮。
這時已是3月8日了。如董保存的《楊餘傅事件》一文所寫：
大家目瞪口呆。查來查去，轉了那麼大的彎子。知情人就在釣魚台！
他們趕快打電話報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引者註：即江青之女李訥）接了電話。
傅崇碧問：“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有卜信榮這樣一個人嗎？”
“有。”
“他知道魯迅手稿的下落。你給江青同志報告一下，我們隨後就到。”
打完電話，傅崇碧他們立刻登車，駛向釣魚台。
吉普車開得飛快。幾分鐘便到了釣魚台。
釣魚台的門衛，依舊像往常一樣，站得筆直。見到傅崇碧的車號，他們正準備放行，但兩輛吉普車同時剎住了。
他們先到傳達室，讓負責接待的同志給“中央文革”打電話，請示是否可以進去？衛戍司令的車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輛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的秘書很快答复：“可以進來。”
就這樣，兩輛車子緩緩開進了釣魚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辦公樓前，車子剛剛停下，見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過來。禮節性打過招呼，他們便一起走進會議室。
進屋還沒有站定，江青推門進來，見屋中站了五個軍人，她頓時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幹什麼？到這裡來抓人？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們來的？”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傅崇碧“衝擊”釣魚台事件！
那個同意傅崇碧進釣魚台的陳伯達秘書，是王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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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說：“傅崇碧前一時期帶了兩輛汽車，全副武裝，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這件事情本來是楊成武的命令，他給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楊成武不承認……”
我一聽，才知道事態的嚴重性，才明白為什麼一次次要我作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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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1988年11月4日採訪王保春時，請他詳細談了事件的經過。
王保春回憶說：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陳伯達從“中央文革”開會回來，要我打電話給楊代總長，說是有一件要事要他處理———魯迅手稿丟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楊成武轉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辦。
傅崇碧經過幾天調查，從“中央文革”的一個工作人員（記得此人是五十四軍的，原駐四川的部隊）那裡得知，魯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辦公樓某個房間的保險櫃裡。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帶人前往釣魚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實一下。如果魯迅手稿確實在“中央文革”那保險櫃裡，他的尋找手稿的任務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陳伯達吃過晚飯，跟秘書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釣魚台值班。這時，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辦事組組長肖力。肖力讓辦事員打電話給我說：“王秘書，傅司令現在東門，要求進來。”
我馬上給東門警衛室打電話，告訴他們讓傅司令進來。因為傅崇碧是北京衛戍區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進來，我當然同意讓他進來。
這時，我又給釣魚台警衛處打了個電話，要他們立即派一輛車，沿著西郊公路頤和園方向尋找，見到陳伯達的車子，馬上追上，請他回釣魚台處理急事。
傅崇碧的車子進釣魚台之後，沒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樓，而是直奔十六樓“中央文革”辦公樓。
傅崇碧到了十六樓後的情形，我不在場，不清楚。
沒一會兒，陳伯達給追回來了。他一回來，直奔十六樓，在那裡開會。開會中間，陳伯達來到十五樓找我。當時，他臉色很難看。
他一見到我，就問：“是你同意傅崇碧進來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問：“你為什麼讓他進來？”
當時，我感到奇怪，便說：“他是衛戍區司令，我怎麼能讓他等在門外？在禮節上也說不通呀！”
“你要寫個檢查！”陳伯達虎著臉對我說。
我簡直糊塗了，這要寫什麼檢查呢？我就問：“伯達同志，這檢查怎麼寫呀？”
“你就寫，你為什麼不請示，就同意傅崇碧進來！”陳伯達說。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寫吧，馬上就寫，我等著要。”陳伯達催促說。
我只得寫檢查，主要是寫了事情的經過。寫好後，當場交給陳伯達。陳伯達拿著我的檢查，又去十六樓開會。
江青一看我的檢查，生氣了，說：“王保春寫的是什麼呀，他沒有觸及靈魂！”陳伯達拿著我的檢查，又回到十五樓，要我重新再寫。
我很惱火。我說：“傅司令經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台，這是他的工作呀。
為什麼這一次進釣魚台就不許進來？我的檢查，沒法寫深刻！ ”
這時，陳伯達拿起我的檢查，給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話，然後，要我照著他改過的檢查，重抄一遍。我記得，他給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請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類的話。
另外，我自己一生氣，又加上了：“由於本人水平低，不適宜於在中央機關工作，要求調離。”
陳伯達把我抄好的檢查看了一遍，似乎滿意了，又去十六樓。
很快的，一兩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傳閱文件，內中有江青對我的檢查的兩條批示：
一、王保春同志應在組織生活會上作深刻檢查，以使其他同志從中汲取教訓，引以為戒；二、王保春同志去留，由伯達同志定。
當時，我是想不通的。後來，到了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我也去了。林彪說：“傅崇碧前一時期帶了兩輛汽車，全副武裝，衝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這件事情本來是楊成武的命令，他給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楊成武不承認……”
我一聽，才知道事態的嚴重性，才明白為什麼一次次要我作檢查。我當時受到很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