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標題便非同凡響：《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文章根本不是楊成武寫的，而是藉楊成武的大名發表！決定借用楊成武大名的，不是別人，正是陳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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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多事。就在打倒了王、關、戚之後不久，又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楊、餘、傅事件”。
“楊、餘、傅”之“楊”，即當時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上將。
楊成武是福建長汀縣人，生於1914年，15歲那年，他便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過長征，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中，戰功卓著。楊成武忽然被推入“打倒”之列，內中有錯綜複雜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和江青要打倒他。其中原因之一，跟陳伯達轉嫁禍水有關……
那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標題便非同凡響：《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在那種特殊的年月，文章很少署個人名字，就連“理論家”陳伯達這兩年也很少發表署名文章，而此文卻赫然署著楊成武的大名！
楊成武是將軍，不是“秀才”，本來就不大發表文章，這一回怎麼忽地推出整版的文章？
其實，這文章根本不是楊成武寫的，而是藉楊成武的大名發表！決定借用楊成武大名的，不是別人，正是陳伯達！
這篇文章是解放軍總參謀部政治部寫的，原署名“總參謀部無產階級革命派”。楊成武兼任總參謀部黨委書記，政治部寫完此文，把打印稿送楊成武審閱。
楊成武正陪同毛澤東去武漢。 “七·二0事件”發生後，又與毛澤東一起飛往上海，楊成武順便就把文章送給毛澤東審閱，他以為，這篇文章是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應當聽聽毛澤東的意見。
毛澤東翻了一下，“盡是吹我的”，便隨手寫下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達、文元同志酌處。”
於是，文章便轉到陳伯達、姚文元手中。
在陳伯達看來，大抵因為此文“大樹特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使毛澤東不便表態，是毛澤東“謙遜”的表示，所以“送伯達、文元同志酌處”。 “理論家”在挨了毛澤東批評之後，正想找機會討好毛澤東，便決定全文予以發表。為了加強這篇“重要文章”的“權威性”，陳伯達決定署上楊成武的大名。
“文章不是我寫的，怎麼能用我的名義發表呢？”楊成武感到詫異、震驚。
陳伯達向他解釋了一通，說是署楊成武比署“總參謀部無產階級革命派”要響亮得多。
楊成武知道事關重大，而又無法再向毛澤東請示，便改向林彪請示。陳伯達與林彪事先已經通氣，所以林彪的意見竟與陳伯達完全一致。
既然林彪也同意了，楊成武只得從命。
文章見報的第三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跟康生、楊成武談工作的時候，就說了：“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的。這是陳伯達的事！”毛澤東對楊成武說：“不是你的事。”
在“中央文革”的碰頭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話。這下子，陳伯達懵了：原來，他完全猜錯了毛澤東的意思，作了錯誤的“酌處”！
楊成武誠心誠意地在會上作了檢討。
“理論家”也作了幾句自我批評。
陳伯達希望，這件事到此也就了結。因為《紅旗》的“八·一”社論，弄得王力、關鋒下台，如今千萬別再惹風波……
可是，這篇文章是在權威性的《人民日報》上以顯著地位刊出，文章的標題一時間竟成了最流行的“時髦”口號。
一個多月後———1967年12月18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的碰頭會上，又一次提到了那篇文章。這一回，毛澤東的批評更加尖銳了。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4壽辰。這天。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給毛澤東送來了《關於慶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鐵路通車向中央請示報告》。這份報告中，用了最流行的“時髦”口號，一次又一次提到“大樹特樹”“絕對權威”。
毛澤東不悅地提起筆來，寫了一段著名的批示：
絕對的權威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只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
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和威信只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
儘管毛澤東在“文革”中說了許多錯話，而他寫這一段批示時頭腦是清醒的，這段批示迄今看來仍是正確的。
這段批示很快作為文件下達，在全黨、全國進行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