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姚文元洋洋得意，因為他們繼發明“一月革命”之後，又發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細細追究起來，“上海人民公社”的“發明權”並不屬於張、姚。陳伯達是一位“公社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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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黃浦江畔冒出了一個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張春橋、姚文元主持了百萬群眾參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內中這樣吹噓著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我們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向全中國、全世界莊嚴地宣告：在偉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風暴中，舊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們砸爛了，上海人民公社誕生了……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關，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地平線上，誕生在黃浦江畔，屹立在世界東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專政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
張春橋、姚文元洋洋得意，因為他們繼發明“一月革命”之後，又發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資派”們奪權。奪權之後建立的新政權，也將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已誇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義，絕不亞於當年法國的巴黎公社。
細細追究起來，“上海人民公社”的“發明權”並不屬於張、姚。陳伯達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場席捲全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陳伯達便是一位始作俑者，連毛澤東都說人民公社的“發明權”屬於陳伯達。在“文革”中，陳伯達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荷蘭學者雅普·馮·吉內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錄》一書（JaapVanGinnekenTHERISEANDFALLOFLINPLAOPenguinBooksLtd1976），專門寫了一節《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詳細地探索了陳伯達提倡公社的思想歷程：
1966年3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巴黎公社誕生95週年。
陳伯達本人研究過外國革命史。後來，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評家集團中年輕的激進作家、記者一起，埋頭研究歷史上存亡攸關時刻如何鞏固新生政權的實例，對它們進行哲學和歷史的分析。在《十六條》的第九條中，特別提到了這個問題：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
8月底，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一切領導人都由人民選舉產生。當選人必須是人民的公僕，並接受他們的監督：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和撤換被選舉人。”接著，又詳細地論述了這種選舉制度，但馬、恩、列、斯關於1871年經驗的消極教訓卻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與“大民主”的呼籲聯繫在一起。 1966年秋，在天安門廣場的最後幾次群眾大會上，他說：“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沒有這種大民主，不可能發動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陳伯達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張春橋、姚文元受到“啟發”，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權取名為“新上海公社”。
這時，《紅旗》雜誌正在準備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據社論的執筆者之一王力回憶，社論是毛澤東要陳伯達、王力、關鋒起草的。由王力、關鋒執筆，陳伯達主持。王力說，“這篇社論是主席奪權思想的綱領性文件，是根據主席歷次在常委會上談話和個別談話整理的。社論寫好後送主席審閱，主席批示：'寫得很好，照發。'”
這篇社論，透露了毛澤東一句甚為重要、未公開發表過的話：
“毛主席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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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聞風而動，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江青跟關鋒已在商量“北京人民公社”的領導成員，想由中共中央黨校造反派李廣文負責，戚本禹參加。毛澤東則不同意李廣文，要謝富治負責。
就在這時，陳伯達從北京給在上海的張春橋打電話。打電話時，王力在側。陳伯達在電話中，向張春橋通報了《紅旗》雜誌即將發表的社論的內容，以及北京準備成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消息。
急於搶頭功的張春橋和姚文元，馬上找上海十多個造反組織的頭頭們開緊急會議，決定把“新上海公社”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搶先召開成立大會。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要他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要張、姚參加上海新政權的領導班子，告知這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是主席的意見。但是，王力回憶說：“主席沒有叫我告訴他們讓上海成立公社。”
2月12日早上，奉毛澤東之召，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飛往北京。王力在機場迎接張、姚，然後陪同他們驅車直奔中南海游泳池。王力回憶說：“主席坐在屋裡，穿著他那件睡衣，跟張春橋、姚文元談話。”
王力記得，毛澤東這次談話，共談三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上海人民公社”。
毛澤東的談話，張春橋於1967年2月24日曾在上海作過傳達。現據檔案中所存張春橋傳達的記錄原文，照錄於下：
毛主席說：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誕生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而是勝利了，那據我看，現在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允許法國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這麼久，這是巴黎公社。再一個是蘇聯的政權的形式。蘇維埃政權一出來，列寧當時很高興，認為是工農兵的偉大創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但當時他沒有想到這種形式，工農兵可以用，資產階級也能用，赫魯曉夫也可以用。從現在的蘇維埃看來，已從列寧的蘇維埃變成赫魯曉夫的蘇維埃了。
主席還說：英國是君主制，不是有國王嘛？美國是總統制，本質是一樣的，都是資產階級專政，還有很多例子，南越偽政權是總統制，它旁邊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國，哪一個比較好一點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較好一點。印度是總統制，它旁邊的尼泊爾是王國，這兩個，哪一個好一些？看起來還是王國比較印度好點。就現在來看啊，中國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國叫王，唐高宗（即武則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說，你看名稱變來變去，我們不能看名稱，問題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制、國王制、君主制，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些都是形式。我們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總統這名稱在英文里和校長是一個詞，好像校長就低得多，總統就高得多，在英文裡是一樣的。所以主席說，名稱不宜改得太多。
他又舉了歷史上的王莽，這個人最喜歡改名字的了。他一當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職統統改了，把全國的縣名統統改了，主席說，有點像紅衛兵把北京街道名稱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後仍不記得，還是記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詔書就困難了，改得連縣名都不知道了。把老名字寫在詔書裡面，這樣，使公文來往非常麻煩。
主席還說：話劇這形式，中國可以用，外國也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我們也可以設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階級都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如果我們被推翻了，資產階級上台，他們也可以不改名字，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資產階級專政。如蘇聯一樣，他都不改，還叫蘇聯共產黨，還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問題主要是看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誰掌權，這是根本的問題，所以是不是我們還是穩當一點好，不要都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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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說，現在出了個問題，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與上海一樣，有的地方也叫了。
最近主席反复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初沒有那麼想，如這樣想下去，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國務院叫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麼？主席說，這樣就發生改變政體、國家體制問題、國號問題。是否要改為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否變成中華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長？出了這個問題，就發生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因為改變國號，外國的大使都作廢了，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主席說，我估計蘇聯是不會承認的，他不敢承認，因為承認了會給蘇聯帶來麻煩，怎麼中國出了個中華人民公社？資產階級國家可能承認。
還有一個問題，主席考慮如果都叫公社，那麼黨怎麼辦？黨放在哪裡呢？因為公社里有黨員、非黨員，公社的委員裡有黨員和非黨員，那麼黨委放在哪裡呢？總得有個黨嘛！有個核心嘛！不管叫什麼，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它總得有個黨，一貫道也是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不能代替黨，所以毛主席說，我看還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還是按照老的辦法，還是要人民代表大會，還是選舉人民委員會。他說：這些名字改來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不解決內容問題，現在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是不是還叫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的一席話，說得張春橋、姚文元啞口無言，緊張萬分。張、姚這一回搶頭功，狠狠跌了一跤。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於1967年2月24日宣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陳伯達這位“理論家”，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在理論上的重大失誤。
其實，倘若把康生1959年8月3日在廬山上寫給毛澤東的信重讀一遍，那就會發現，真正的“發明權”應當授予這位“大秀才”———他在那時候就已經提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公社”了：
恩格斯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時，曾提議不用“國家”一詞，而用德文古字“公團”
（Cemeinwesen）或用法文“公社”。可見“公社”一詞，並不等於“共產主義”（雖然外國文字很相同）。巴黎公社，廣州公社都不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根據恩格斯的信，不僅我們的農業合作社，可叫做“人民公社”，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以叫做“中華人民公社”。這不僅沒有違反馬列主義，而是符合馬列主義的……
儘管陳伯達與康生之間齟齬不斷，但在極左方面卻驚人地一致！
據王力回憶，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大約兩個多小時。這次重要的談話，照理應當讓陳伯達參加，因為張、姚是以“中央文革”的“調研員”的身份前往上海，回來“述職”之際，怎不請組長陳伯達來呢？何況，所談的又是關於“上海人民公社”的問題，張春橋是在打電話向陳伯達請示、徵得同意後宣布成立的。
談話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問王力：“你跟他們講沒講找他們來幹什麼？”
王力心中明白，毛澤東話中第一個“他們”，指的是陳伯達、江青；第二個“他們”，指的是張春橋、姚文元。
王力答道：“講了一些。等主席見了以後，再詳細講。”
張春橋、姚文元離開毛澤東那裡，才從王力嘴裡得知北京最新的“政治行情”：前天—
——2月1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江青，尤其是言辭激烈地批評陳伯達，說他打倒陶鑄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毛澤東要陳伯達、江青作檢查，“行情”變了，難怪毛澤東這次談話，故意撇開了陳伯達！張春橋懊悔地對王力說：
“我們正式成立公社時，打個電話來請示主席就好了！”張春橋的言外之意很清楚：算他倒楣！他向組長陳伯達請示過，而眼下正碰上陳伯達突然“貶值”，難怪毛澤東花了那麼多時間，廣徵博引，以古今中外的種種事例駁斥“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