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陸定一和嚴慰冰各被關押13年，嚴慰冰的3個妹妹受株連各關9年、6年、8年，長子關6年，70高齡的岳母關了一年後死於獄中，總刑期竟達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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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劉叔晏在氣憤之際，罵罵咧咧，說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這類在當時“違禁”的話，但是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參與過整人。
那時，她負責範若愚的專案組。範若愚，山西五寨縣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任《紅旗》雜誌常務副總編兼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 “文革”開始不久，被誣為“特務”，成立了專案組，專門整他。範若愚和他的親屬受到了誣陷。
範若愚的冤案越搞範圍越大，許多無辜者受株連。負責中央“專案”工作的江青，卻誇獎劉叔晏“辦案有能力”，要她負責更大的“專案”———陸定一專案。
陸定一的職務遠遠高於範若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文化部部長、是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中的一個。江青要劉叔晏負責陸定一專案，劉叔晏自知幹不了。陳伯達接過了這一專案。這樣，陸定一專案便由陳伯達主管。
筆者為了了解陸定一受迫害的情況，曾赴北京，在陸定一家採訪。據陸定一夫人嚴慰冰的胞妹嚴昭告訴筆者，陸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陸定一和嚴慰冰各被關押13年，嚴慰冰的3個妹妹受株連各關9年、6年、8年，長子關6年，70高齡的岳母關了一年後死於獄中，總刑期竟達56年！另外，四位曾為嚴慰冰診治的精神科大夫也受株連，投入獄中，其中兩位大夫含冤死於獄中！
陸定一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他對林彪的那一套“立竿見影”、“走捷徑”式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方法持反對態度，認為那是“簡單化、庸俗化、實用主義”。陸定一受迫害的導火線，則是妻子嚴慰冰那“五○二專案”。
所謂“五○二專案”，即“化名信專案”。那是從1960年3月起，化名“基督山”、“黃玫”等，寫了一封又一封信，直寄林彪、葉群，像一顆顆微型原子彈一樣，在林府爆炸，使林彪、葉群坐立不安。
據嚴昭回憶，早在延安時期，嚴慰冰便對葉群那種驕橫跋扈的派頭看不慣，在林彪取代了彭德懷之後，氣焰日盛。 1960年初，嚴慰冰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探望兒子德德，見到在那裡學習的林彪之女林曉霞。林曉霞是林彪前妻劉某所生。嚴慰冰得知林曉霞連寒暑假都不能回家———林彪和葉群不許她回去，對她很不好。出於義憤，嚴慰冰寄出了化名信，痛罵林彪、葉群。
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長來到嚴慰冰所在工作單位———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取嚴慰冰檔案。一看筆跡，便斷定“基督山”即嚴慰冰。
林彪得知化名信是嚴慰冰所寫，便決心“一窩端”，幹掉陸定一———其實，當時陸定一本人並不知道嚴慰冰寫化名信一事。
機會終於到來，1966年5月，在那次通過《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羅、陸、楊被定為“反黨集團”。 5月18日，林彪在會上所作的長篇講話中，猛烈地攻擊了陸定一夫婦：
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是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他說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麼能不知道？ ……
原本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的陸定一，被趕出去了，臨時住在北京安兒胡同一號。
嚴慰冰和她的胞妹嚴昭是在1966年4月28日同時被捕。陸定一則在5月底失去了自由。
1966年12月，陳伯達接管了陸定一專案。
誣陷、迫害陸定一，是陳伯達在“文革”中所犯嚴重罪行之一。為此，1980年12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就這一問題審問陳伯達。庭長江華出庭審判，審判長曾漢周主持審判。
以下是法庭審判記錄：
法庭出示和宣讀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批准1968年5月23日專案組關於逮捕陸定一的報告（引者註：陸定一早在1966年5月底遭非法關押。這份報告是指正式辦理逮捕手續）。報告上“同意”二字經字跡鑑定，系陳伯達所寫。出示後，陳伯達說：“這個批的完全是我的字，沒有問題，完全是我的字。這件事情呀，老實說，我這個記憶力太糟糕了，我實在不記得，但是事實俱在。”
問：“你實在不記得，現在你看過以後，這個是事實吧？”
答：“是事實。”
問：“你還提出要把陸定一交給紅衛兵審判，有沒有這個事情？”
答：“有這個事情……因為江青強迫劉叔晏接受這個案子，又請她吃飯，劉叔晏都不干，我看這個樣子，不好下台，我就接過來，我說我管好了。為什麼我接受這個案子呢？我跟陸定一無冤無仇，為什麼接受這個案子，就是有這個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這個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慮這個問題，迫害我全家，我當時是有所顧慮的……”
接著，法庭審問陳伯達對陸定一專案的三條指示問題。陳伯達先說了三條的內容。法庭出示、宣讀和投影了1966年12月16日陳伯達親筆寫的對陸定一專案的三條提示，原文是：
“一、降低生活標準（不超過12元），沙發、軟床、寫字台等等，一概搬掉。二、要他（和她）寫逐日活動，先從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慮交紅衛兵審判。（此事內部掌握）”
法庭還宣讀了原陸定一專案組錢光五的證言，以及筆跡檢驗鑑定書。宣讀後，審判員李明貴問：“你下達書面指示，要把身為副總理的陸定一交紅衛兵審判，這是嚴重違反憲法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法制的，你當時知道不知道？”
答：“當時沒想到。”
問：“這不僅會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會有生命的危險，這一點你知道不知道？”
答：“這些問題我都沒有想到，但是當時呢，我是在發瘋的時刻，人尤其在發瘋的時候，我是可能發瘋的。”
陳伯達在法庭的答詞中，有一句話倒是逼真地道出了他當年的心態：“我是在發瘋的時刻！”確實，“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發瘋”的運動，陳伯達在那些歲月如同“發瘋”一樣上躥下跳，以致成為人民的公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