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聽，發脾氣了：“中南海是什麼地方？你陳伯達拍什麼照片、查什麼腳印？你給我搬出中南海去！”
這一起“腳印案件”，居然導致陳伯達遷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 ※ ※
1966年11月26日，毛澤東最後一次———第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從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以來，3個多月中，毛澤東已接見了1100多萬紅衛兵。
已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站穩腳跟的江青，也急於公開亮相。她能“接見”誰呢？自詡為“無產階級文藝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見”她的“文藝大軍”。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藝界舉行盛大集會。江青登台，陳伯達帶著“中央文革”的“秀才”們為之捧場。
江青在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講。這篇演講，成為她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之後的第二篇“力作”。這篇講話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公開發表，成為“學習文件”，而且還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講話選編》。
鑑於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開亮相（她以前的種種在群眾場合的即興講話，只是被用油印機印成傳單散發而已），她的講話將向國內外發布，所以她在向“文藝界的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之後，就“說說我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
江青從“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說起，到發現“《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到爭取“批評的權利”……
在談了冗長的“認識過程”之後，江青談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陳伯達。
接著，江青大言不慚地談起了“京劇革命”的“偉大成績”。她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這次大會上，陳伯達又一次給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陳伯達在北京廣播學院的那一番對江青的“高度評價”，還只是印在傳單上。這一回，陳伯達發表講話，對江青作了“熱情讚揚”。他的講話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紅旗》雜誌上。 “理論家”的“熱情讚揚”，對於公開亮相的江青來說，是何等的需要。陳伯達在講話中，稱讚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在毛澤東思想的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劇等形式，表達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群眾英勇鬥爭的史詩。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誌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陳伯達的講話，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號聲。 “理論家”的讚揚，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後，陳伯達仍不時為江青當吹鼓手。 1967年5月23日，陳伯達在首都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大會上，吹噓江青是“打頭陣的”。
陳伯達如此“熱心”地“樹”江青，拍江青的馬屁，討好江青，其實也是為了穩住他那“中央文革”組長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說一不二，掌握了實權。
江青當然感謝“理論家”為她捧場，不過，在這個驕橫的女人眼裡，陳伯達這“老夫子”只是個“迂儒”罷了。康生瞧不起陳伯達，罵他是“烏龍院”的“院長”，而江青也目中無人，罵他是“劉盆子”。
劉盆子何人？那是東漢時赤眉農民起義，欲立新帝，選中了劉盆子。劉盆子是西漢遠支皇族，算是劉邦的後裔，起初在起義軍中放牛，號為“牛吏”。劉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為皇帝，年號建世。江青罵陳伯達為“劉盆子”，挖苦他當“中央文革”組長如同劉盆子當皇帝一樣。
江青還嘲笑陳伯達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軍第21混成協統領。 1911年武昌起義時，黎元洪嚇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軍卻把他從床下拖出來擔任政府鄂軍大都督！
陳伯達和江青之間，捧捧罵罵，在“中央文革”裡爭爭鬥鬥。陳伯達常常鬥不過這位“第一夫人”。氣憤之際，陳伯達竟然也說：“我成了劉盆子！”在陳伯達看來，劉盆子不過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儘管“理論家”與“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鬥角，但他們畢竟是一夥，在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就在“理論家”為江青的公開亮相捧場一番之後，他的家中發生了一樁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報告：在陳家後門的外牆，發現幾個可疑的腳印！
劉叔晏走去一看，覺得那腳印確實有點蹊蹺，怎麼會落在牆上呢？
大抵是“階級鬥爭”觀點太強的緣故，陳家懷疑有人翻牆入院，或者爬在牆上觀察陳家動靜。
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組長，家中出現這等怪事，那還得了！劉叔晏馬上告訴保衛部門。於是，來了幾個公安人員，對著陳家牆上的腳印拍照。
究竟是誰的腳印呢？首先受到懷疑的，自然是陳家的近鄰。
與陳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後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靈得'可愛'的人”的懷疑之外，那個關於腳印的問號還在中南海不斷擴大……
消息進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聽，發脾氣了：“中南海是什麼地方？你陳伯達拍什麼照片、查什麼腳印？你給我搬出中南海去！”
陳伯達當時在釣魚台工作。知道腳印一事之後，回到家中，跟劉叔晏吵了一架，已無濟於事。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組長，只得忍氣吞聲，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組長的調遣，準備搬家。
沒多久，陳伯達便離開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麼，陳家後門院牆上的腳印，究竟是誰留下來的呢？
據云，是一位中學生，出於對這位“中央文革”組長的氣憤，對著陳家的院牆踹了幾腳，如此而已。既沒有翻牆而入，也沒有“偷聽”、“偷看”。
可是，這一起“腳印案件”，居然導致陳伯達遷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陳伯達埋怨著劉叔晏，夫妻關係原來已有些不和，這麼一來更加緊張。好在已經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陳伯達生怕給左鄰右舍聽見。
“你別神氣！如今，倒了那麼一大片人，你也遲早會倒的！”劉叔晏跟陳伯達吵架，有時蹦出這麼一句話，弄得陳伯達心中也好一陣緊張。
“什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時，劉叔晏言詞更加尖銳。
“理論家”一聽這話，臉色都變了。
就在“理論家”為江青的公開亮相捧場一番之後，他的家中發生了一樁不大不小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