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當場寫了一張條子，遞給劉少奇，條子上寫著一句重要的話：“不要搞工作組。”
陳伯達向來“少奇同志”長，“少奇同志”短，這一回怎麼突然反常，獨持異議呢！陳伯達能夠“眾人皆醉吾獨醒”，是因為他走了“內線”，得知了毛澤東的用意。
激烈的一幕，終於在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爆發。局勢變得緊張、複雜而又微妙。
北京一片亂紛紛，毛澤東卻不在北京。
毛澤東在哪裡？他在杭州！就連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也不參加，由劉少奇主持。他把由他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交康生帶去，在劉少奇主持下由會議通過———須知，《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親筆所加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指的就是劉少奇。劉少奇被蒙在鼓裡，居然由他主持通過《五·一六通知》！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毛澤東依然在杭州，冷眼看著北京。
北京，劉少奇主持著中央工作。作為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為劉少奇的主要助手。周恩來主管著政府工作，正忙於準備出訪。 6月16日，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三國，歸國途中，還視察了某導彈試驗基地。在7月初，周恩來才飛回北京。江青在這些日子裡，也不在北京，而是旅居上海。
旨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眼下卻由劉少奇主持。劉少奇的心境，如同他後來所說的那樣，是“老革命遇上新問題”，不知所措。
6月9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伯達等，曾由北京飛往杭州，向毛澤東請示。劉少奇懇請毛澤東回京親自主持“文革”。毛澤東談笑風生，卻說暫時不能回京。毛澤東處於反常之中：往年，他喜歡在冬日去杭州，畢竟江南暖和，氣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從1965年春便離開北京，很少回北京。
既然毛澤東一定要劉少奇在北京“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只得照辦。而對波詭雲譎的“文革”，劉少奇心中無數。他用老辦法來對付這“新問題”———派工作組。
當年，土改時派過工作組，“三反”、“五反”派過工作組，“四清”運動更是大派工作組。 1964年9月，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光是北京派出的“四清”工作組便達3．8萬人！
在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提出了要派大批工作組進駐北京各單位，以便領導“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支持劉少奇。
出乎意料，陳伯達當場寫了一張條子，遞給劉少奇，條子上寫著一句重要的話：“不要搞工作組。”
劉少奇皺起了眉頭，把條子遞給鄧小平。鄧小平一看，當眾念了陳伯達的條子，而且不客氣地反問道：“陳伯達同志，你說不要搞工作組，可是你別忘了你自己現在正是進駐《人民日報》的工作組組長！”
鄧小平的反問，問得陳伯達啞口無言。鄧小平接著還把陳伯達批評一頓。在政治局裡，陳伯達陷入了孤立，真不是個滋味。
陳伯達向來“少奇同志”長，“少奇同志”短，這一回怎麼突然反常，獨持異議呢！
原來，陳伯達能夠“眾人皆醉吾獨醒”，是因為他走了“內線”，得知了毛澤東的用意。
在起草“二十三條”時，陳伯達已經知道毛澤東對劉少奇不信任了。
在上海起草《五·一六通知》時，江青又給陳伯達透露了極為重要的信息。
那是在起草小組對《五·一六通知》作最後修改的時候，陳伯達和康生從杭州趕來。看到毛澤東在草稿上加了“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陳伯達吃了一驚。他當然意識到毛澤東的話有所指，便悄然向江青“請教”。
“老夫子，你簡直成了老糊塗！”江青把眼珠子一瞪，對陳伯達說：“你還不知道中國的赫魯曉夫指誰？你幫他推薦、修改、發表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哼，什麼《修養》，全是唯心主義的一套！你給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點兒！”經江青這麼一指點，陳伯達豁然明白，頓開茅塞。
這一回，陳伯達又是從江青那裡得知重要信息：“主席不主張派工作組！”
為了避免自己再犯“錯誤”，陳伯達寫了那張條子……
劉少奇忙著派工作組。一個個工作組，如同一支支消防隊。劉少奇所念的，還是1957年的那套“經”。他曾對工作組作如下指示：
“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
在劉少奇看來，“牛鬼蛇神”、“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就是那些造反派。劉少奇說，要抓“游魚”，抓“右派”。
激烈的一幕，終於在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爆發。
筆者從檔案中查到《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1966年6月18日》，茲照原文，摘錄於下。
今天（18日）上午9時至11時，全體工作隊員正在開會的時候，在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係等單位，先後發生一些亂鬥的現象。據我們初步了解的情況，鬥了40多人。在這些被鬥的人當中，有重點人，也有些有問題的黨團幹部和教師，還有2個反動學生。鬥爭時，發生了在臉上抹黑、戴高帽子、罰跪、少數人被扭打的現象。
當時情況比較混亂。
事情發生後，工作組領導小組同志和各系工作組同志，立即趕赴現場，張承先同志在兩個鬥爭地方講了話，當即得到絕大多數群眾支持。 11點以後，情況已緩和下來。今天發生的問題，同北大革命運動剛開始時所出現的一些問題，性質根本不同。據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帶頭給被鬥人戴高帽子，動手打人的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有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據房產科有個工人反映，17日晚上，歷史係有個學生（姓名待查）給校外打電話說：“明天上午工作組開會（會議是17日晚10時左右才決定的），是個好機會。工作組不來，我們鬥我們的，工作組來了我們就把他們攆出去。”同時，在斗爭時出現一些可疑的現象，據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齋（引者註：北大把樓叫成齋）有7個未戴校徽來歷不明的人，用電話到處聯絡，說已鬥爭過什麼人，現在正鬥誰，到10點鐘到校辦公樓集合等話。還發現十幾個騎自行車的人，到處搜索他們想鬥的人，並且把這些被鬥的人拉到同一個場合，在一個所謂“斗鬼台”，幾個不明身份的人在群眾中煽風點火……
化學系二年級許多學生，在討論中揭發了幾個假左派的活動情況，有些同學說：“壞人企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攪渾，轉移鬥爭目標。我們今天就是混戰了一場，上了壞人的當。”許多系的廣大師生在會上就高呼口號：“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把北大的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 ※ ※
簡報中還詳細介紹了北大工作組對於防止今後再發生亂鬥現象的種種措施。
這份簡報在19日印出，飛快地送到劉少奇手中，劉少奇於20日寫下批示，全文如下：
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時，陳伯達也同意劉少奇的意見。陳伯達說：“'六·一八事件'是一個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個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陳伯達的意見，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在劉少奇的領導之下，北京各工作組開展了“反干擾運動”。在20多天裡，進駐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組，把1萬多名學生打成了“右派”，把數千名教師打成了“反革命”。
這時陳伯達和康生髮覺“風向”不對，不斷把北京的反常的情況密報毛澤東。在這一“非常時期”，毛澤東在中國南方，行踪秘密，似乎在提防著什麼。在6月17日至28日，毛澤東住在故鄉———湖南韶山的滴水洞裡，對外絕對保密！
中國的政治形勢處於錯綜複雜之際，毛澤東不僅提防著劉少奇，而且也提防著那位“親密戰友”林彪。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念“政變經”，作了那個令人震驚的長篇講話，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致江青的信（這封信在當時極為機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風時，才作為黨內文件印發），透露了他那段時間的神秘行踪和他的複雜的心態。他在信中“左右開弓”，對林彪、劉少奇都作了斥駁：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引者註：即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裡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6月15日離開武林（引者註：武林，杭州的別稱）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引者註：指湖南韶山滴水洞）裡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 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引者註：指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引者註：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樑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翹翹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引者註：此處“他”，指林彪。“五月會議”，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樑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在毛澤東的所有著作之中，這封寫給江青的信最值得探究、尋味。這封政論式的信，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他那頗深的城府，洩露他的內心世界。他既要“打倒右派”，同時又防範著他的那位“朋友”。陳伯達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其實淵源於毛澤東的晚年思想。毛澤東在此信中已寫得明白不過，“文革”就是“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不僅搞這麼一次，“七八年後還要有一次”，而且“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毛澤東的信，寫得瀟灑，寫得流暢，一氣呵成，是他的思想的曝光。可以說，這封信的重要性，絕不亞於《五·一六通知》，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高度濃縮。
在寫了此信之後的第八天———7月16日，73歲的毛澤東出現在武漢長江。 5000人隨毛澤東伴遊，10萬人在兩岸歡呼。 “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這一回，他又發感慨：“長江水深流急，可以鍛煉身體，可以鍛煉意志。”
完全出人意料，在武漢剛剛公開“亮相”，7月18日，毛澤東便突然回到了北京—他已看夠了陳伯達那“中央文革”不斷送去的“很有興味的”材料，要到北京收拾那亂糟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