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陳伯達在《人民日報》點起一把邪火。也就在這一天，康生跟陳伯達唱“雙簧”，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點起一把邪火……
據陸平告訴筆者，6月1日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開會。
散會時，吳德通知陸平：“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陸平心頭一震。這張誣良發難的大字報，值得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中國廣播！當晚8時，當陸平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時，果真，頭條新聞便是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
陸平事後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後搗鬼……
康生為什麼會插手北大呢？ 1967年初，當有人炮打曹軼歐時，康生於1月22日接待群眾代表，作瞭如下表白：
“關於我愛人曹軼歐，有人說她是北大工作組的副組長，這是不對的。我愛人等5人，曾組成一個調查小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調查彭真在那裡搞了哪些陰謀，發動左派寫文章，根本與工作組沒有關係。聶元梓的大字報，就是當時在我愛人的促進下寫的。”
康生“過謙”矣！曹軼歐對於那張大字報的作用，豈止是“促進”，乃是幕後導演也。
那張大字報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貼出之後，深夜12時，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派了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局負責人前來北大，重申內外有別的原則，批評聶元梓等人貼的大字報。
康生從曹軼歐那裡弄到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悄然轉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打電話給康生和陳伯達，決定廣播這張大字報。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勝仗似的，發布消息：“經毛主席同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今晚廣播，明天見報！”
陳伯達接到毛澤東的電話，當即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排，打算明日見報。陳伯達還準備親自到北京大學去看一看，考慮是否為大字報配發一篇評論。王力和關鋒自告奮勇前往北大，讓陳伯達留在《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關鋒從北大回來後，說北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於是，連夜趕寫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由陳伯達簽發，拼在第一版。
也就在6月1日晚，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張承先被任命為工作組組長，急急派往北大。
原北京大學工作組第一批成員之一的時友人先生，在1996年3月28日從北京給筆者來信，回憶當年的情景：
我本人即為該工作組的第一批成員，隨張承先同志於6月1日晚上入駐北京大學，直至8月初全體撤出。
當時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學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時多在家聽完中央廣播電台播完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後，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到蔣南翔部長辦公室，說有重要任務佈置，我立即隨來人一起回辦公樓，蔣南翔部長即向我和其他幾位同志宣布，當日下午中央決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義向北京大學派出工作組，組長為張承先，副組長為劉仰嶠（當時任高教部副部長），成員皆為高教部幹部共4人，即楊惠文、黃聖驊、白晶和我，並要我們立即出發去北大向張承先和劉仰嶠同志報到。我連家里人都沒能打招呼就走了。到北大後，當晚就在禮堂召開全校幹部大會，宣布北京新市委的決定，由工作組代行校黨委職權領導運動。緊接著中央又從國務院部委、各省市和海軍航空兵領導機關抽調大批人員參加工作組，形成校、係兩級機構。
6月2日，陳伯達“接管”之後出版的第2張《人民日報》，火藥味比6月1日更濃。
這天，在頭版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另外，還發表了一篇唱“左”調的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此後“文革”的種種用語，諸如“狠觸靈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等，源出於此篇社論。
《人民日報》刊載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等於在黨中央的機關報上點了宋碩、陸平、彭雲的名，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受到猛烈的衝擊。 6月2日下午，趕往北京大學，看到許多大字報對當天的《人民日報》表示“熱烈歡呼”，陳伯達得意地笑了。
康生顯得異常活躍。他說：“大字報廣播了，見報了，我感到解放了！”6月3日晚，陳伯達再度前往北京大學，看到一批反擊聶元梓的大字報。陳伯達氣呼呼地說：“保皇黨！現在又出現了保皇黨！”
6月4日的《人民日報》，又是硝煙瀰漫。頭版頭條，刊載了驚人消息：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共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任市委第二書記。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領導。新市委則作出3條新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領導“文化大革命”；（二）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雲的一切職務；（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
頭版，遵陳伯達之命，配發了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歡呼”北京市委改組和工作組進駐北大。
這天，陳伯達還簽發了社論《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公開透露了《五·一六通知》的內容。
6月5日，根據陳伯達兩次去北大後的談話精神，《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 》。陳伯達給那些支持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陸平為首的原北大黨委的人，送了一頂“保皇派”的帽子。從此，“保皇派”一詞在“文革”中廣泛應用，一大批堅持革命真理，反對“文革”的同志被斥為“保皇派”、“保”字號。
陳伯達主持下所發表的《人民日報》5篇社論，被印成活頁文選，廣為傳播，成了人人必讀的“學習文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 》。
這5篇社論起著極大的蠱惑、煽動作用，“文革”之火在中華大地熊熊燃燒起來。 《人民日報》所載聶元梓等大字報，在全國樹立起“造反”的“樣板”。成千上萬個聶元梓起來了，千千萬萬張“造反”大字報貼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