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如此起勁地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為的是表白自己“緊跟”毛澤東。以冷靜的目光重新審視那時中蘇兩黨的論戰文章，蘇共那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氣焰確實過分，而中共的極左思潮也相當厲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論家”一邊投身於“反右傾”，一邊致力於“批判現代修正主義”。陳伯達和康生，是“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兩員干將。
如今，那場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早已成為歷史。以冷靜的目光重新審視那時中蘇兩黨的論戰文章，蘇共那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氣焰確實過分，而中共的極左思潮也相當厲害。
鄧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處理兄弟黨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一文對這場大論戰作了客觀的總結：
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 ……歐洲共產主義是對還是錯，也不應該由別人來判斷，不應該由別人寫文章來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裡的黨、那裡的人民，歸根到底由他們的實踐做出回答。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嘛……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
對於“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儘管鋒芒所向是對準蘇共赫魯曉夫，但最初卻是點南斯拉夫鐵託的名。陳伯達在《紅旗》雜誌創刊號上，便發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向鐵托猛轟一炮。
陳伯達如此起勁地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為的是表白自己“緊跟”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確指出：“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在《紅旗》創刊後的第二期上，陳伯達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寫了《美帝國主義在南斯拉夫的賭注》一文。
此後，論戰公開在中蘇兩黨之間進行。 1960年4月20日，為了紀念列寧的90週年誕辰，陳伯達所主編的《紅旗》雜誌發表了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這篇文章以紀念列寧90週年誕辰為契機，全面譴責了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如何背離了列寧主義。 《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
從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連發表七篇論戰文章。這些文章，公開了中共與蘇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這些文章大都由釣魚台“秀才班子”起草。陳伯達也參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從1960年起，中共中央為了適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論戰的需要，調集了一批“秀才”，在釣魚台國賓館里工作。
這個“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吳冷西、王力、姚溱、範若愚。康生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是“秀才班子”的負責人。吳冷西是新華通訊社及《人民日報》社社長。王力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姚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範若愚為《紅旗》雜誌副總編。
據云，《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陳伯達起草。
這七篇文章的發表，使論戰逐漸趨於白熱化。 1963年7月3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系統地提出他們的看法。
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的來信，要作公開答复。釣魚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張寫一長文，系統地批駁蘇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種種觀點。寫出草稿後，被毛澤東否定了。這時，毛澤東說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話：“我要的是張燮林式，不要莊則棟式！”起草任務落到了陳伯達頭上。陳伯達反反复复揣摩毛澤東的那句話，悟明了毛澤東的妙語本意：莊則棟與張燮林同為中國乒乓球名將，打球的風格卻截然不同。莊則棟用的是近台快攻，是進攻型的，而張燮林則是削球手，號稱“攻不破的長城”，擅長防守，能夠救起對方發來的各種各樣的刁球、險球。
陳伯達查閱了毛澤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次講話記錄，和王力、範若愚一起，從正面闡述毛澤東的觀點下筆，寫出“張燮林式”的文章。這篇洋洋數万言的文章，經毛澤東審閱，正合他的心意。
於是，毛澤東在武漢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王力、姚溱、範若愚，經過討論，此文定稿了，即《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此文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國際共產主義的25條意見，常被人簡稱為“25條”。
“25條”除了正面闡述中共中央的論戰觀點之外，還全面批判了蘇共的觀點，概括蘇共觀點為“三和兩全”，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這“三和”及全民國家、全民黨這“兩全”。
蘇共中央於1963年7月14日針對中共中央的“25條”，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逐條批駁了“25條”。蘇共中央在蘇聯報刊上發表《公開信》的同時，作為“附件”，一起發表了中共中央的“25條”。
1963年7月20日，中國報紙作出反響，重新刊登了“25條”，同時發表了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此後，蘇聯報刊針對中共中央的“25條”，連續發表社論《蘇共高舉列寧主義偉大旗幟》、《黨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們忠於列寧主義》等。
此後，中國以《人民日報》、《紅旗》編輯部名義，接連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這便是當年家喻戶曉的“九評”。
此外，《十評》原也已經寫好，因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評》未及發出，改作彭真的講演稿公開發表。
1964年11月2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台的》。
這場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批判“現代修正主義”運動，其中包含有批判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等正確內容，但是歷史已證明其中對於當時把赫魯曉夫在蘇聯所進行的改革、鐵託在南斯拉夫所進行的改革，一概斥之為“復辟資本主義”，則是錯誤的。赫魯曉夫實際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魯曉夫對於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又做得過分。毛澤東把改革和對個人迷信的批判都當作“現代修正主義”，結果在“左”的迷誤中越陷越深，以致著手發動“文化大革命”，宣稱“文革”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同時他的個人迷信也在“文革”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陳伯達這位“理論家”在批判“現代修正主義”中，“跟準”毛澤東，在1960年初他就“明確地指出”：“毛澤東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後來，這句話加上三個副詞，被寫入以林彪名義發表的《毛主席語錄》的《再版前言》：“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