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寫長文“批判”了彭德懷之後，陳伯達又重新得到毛澤東的信任，要他負責起《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共9章60條，人稱“六十條”。
須知，陳伯達雖是人民公社的“發明”者，當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起草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時，並沒有通知這位“發明”者參加。據陳伯達說，其時他也住在北戴河。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經過了反复的修改過程：
1960年11月3日，先是下達《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
這封信共12條，人稱“十二條”。根據“十二條”，寫出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這個草案是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由陳伯達執筆起草的。陳伯達曾自述如下：
1961年，在廣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60條，是徵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草後，我到一些鄉村詢問群眾關於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家熱烈地贊成完全取消。後來，即根據各地的經驗，對取消公共食堂問題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這個修改過的六十條，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議後寫的。
起草個什麼文件，本來並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陳伯達終於重操舊業，從危機中解脫出來———這危機始於第一次會議，而在廬山差一點成了滅頂之災，最後隨著“反戈一擊”才反敗為勝。
從《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對農村人民公社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規定：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互助互利的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避免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人民公社一般為3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大隊對生產隊實行包產、包工、包成本和超產獎勵的三包一獎制；生產隊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組織收益分配；農民可以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從事小規模家庭副業；……
1961年6月，陳伯達在北京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對草案進行了部分修改，取消了部分供給制、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等規定。修改後的條例，稱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1962年9月27日，《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由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討論通過。
為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能夠寫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1961年1月，毛澤東曾指示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分別帶一個調查組下鄉，進行調查。
為此，毛澤東還特地找出他1930年5月寫的《調查研究》一文（後來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收入1964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發給每個組員。
關於這次下鄉調查，毛澤東曾給秘書田家英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調查研究》這篇文章，請你分送陳伯達、胡喬木各1份，注上我請他們修改的話（文字上，內容上）。
（二）已告陳明，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6人，連組長共7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
每人發《調查研究》（1930年春季的）1份，討論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去搞農村。 6個組員分成2個小組，1人為組長，2人為組員。陳、胡、田為大組長。 1個小組（3人）調查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另1個小組調查1個最好的生產隊。中間隊不要搞。時間10天至15天。然後去廣東，三組同去，與我會合，向我作報告。然後，轉入廣州市作調查，調查作業又要有1個月，連前共2個月。都到廣東過春節。
毛澤東
（1961年）1月20日下午四時
此信3組21個人看並加討論，至要至要！
毛澤東又及
毛澤東像當年指揮作戰一般，向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佈置了調查任務。然後，又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經過集體討論，由陳伯達執筆，才寫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廣州寫出草案之後，毛澤東還以中共中央名義於1961年4月25日發出通知，提出了關於當時農村工作中若干關鍵問題的調查題目，其中包括：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給農民留一定數量的柴山作為自留山的問題，三包一獎問題，耕牛、農具歸大隊所有好還是歸生產隊所有好的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恢復手工業問題，恢復供銷合作社問題以及其他問題。那一時期，毛澤東傾注心血於整治人民公社問題。經過調查研究，經過一次又一次修改條例，才使中國農村從1958年突然爆發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慢慢地納入軌道運行。
從1961年8月起，胡喬木患病，毛澤東建議他“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這樣，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澤東不得不更倚重於陳伯達了。
陳伯達也幫助劉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參與起草了劉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他也曾對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了整理、修改，並在他主編的《紅旗》雜誌上重新發表。據云，《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延安發表時，陳伯達也曾作過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內中所引孟子的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陳伯達建議劉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陳伯達“變臉”，對劉少奇“反戈一擊”。陳伯達所主編的《紅旗》雜誌，成為轟擊所謂“黑”《修養》的主砲———劉少奇“貶值”了，他的《修養》也隨之“貶值”。重新發表《修養》的是《紅旗》雜誌，總編陳伯達；倒過來狠批《修養》的也是《紅旗》雜誌，也是總編陳伯達。這一切，都隨著“政治行情”的漲落而漲落。
順便提一筆，在陳伯達倒台之後，他的那篇《人性、個性、黨性》（載於1944年9卷15期延安《解放》周刊），則被當作“黑《修養》”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編的《紅旗》雜誌的批判———因為那時的陳伯達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從《紅旗》總編的寶座上摔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