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天，北京城柳絮漫天。透過那些小小的白色降落傘往上看，還可見藍天中花花綠綠的風箏。這時，我接到了研究生考試的成績通知。我花不到一年時間新修的光纖通信專業竟然考了第一名！學校這一年共有兩個公派研究生出國留學名額，我想其中一個肯定是我的。儘管還不清楚留學究竟會給我的未來帶來怎樣的變化，但可以肯定，一個更廣闊、更激動人心的世界將因此出現於我的生命之中。
出國名額公佈的那天，我信心十足地在公佈欄裡找我的名字，卻沒有找到。在研究生處一張窄小的辦公桌後面，一個戴著眼鏡的中年人聽著我的申述，漫不經心地掃視了一遍我遞過去的申請材料。 “你在大學階段沒有獲得一次三好學生……考試第一名也沒有用……你不是代表個人出國的，是代表學校出國的……我們得按規定辦事……”我不知道他口中的“我們”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但我明白期盼良久的那扇出國之門已經對我關上了。
1984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年份。這一年年初，鄧小平南下廣東，肯定了深圳的種種經濟新現象。中國政府的對外開放戰略全面鋪開，在民間，一場外表平靜而內在洶湧的商業革命也就此掀開序幕。這一年，後來被商業史家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就在我身邊的北京城郊，中關村電子一條街開始初顯繁榮景象，一批先驅企業家紛紛下海創辦公司。也是在這一年，蘋果電腦公司新發布了麥金托什（Macintosh）家用電腦，比我在中科院半導體所看見的那台蘋果Ⅱ還要漂亮。 《時代周刊》將其評價為個人電腦大眾化普及的開始，比爾·蓋茨不久也據此為自己的微軟公司設定了“讓每一張辦公桌、每一個家庭都擺上電腦”的偉大目標。
雖說大學時代的我一貫關心時政，但對商業大勢的走向還知之甚少。我更無法想像，個人計算機產業這條不起眼的小溪將從此刻起發展成波濤洶湧的大河，10年後自己也將投身其中，並親身經歷它如一場超級雪崩般席捲整個世界的過程。可是現在，我的眼睛只能看見正發生在我身上的不公。
接下來的幾天，北京城裡的春光依然明媚，可我已經視而不見。那時還不流行“鬱悶”這個詞，我只知道難過呀！痛心呀！這是什麼樣的規定和製度？這個學校怎麼可以這樣？我想要和那個研究生處中年男人口中的“我們”辯論，但我能辯得過“我們”嗎？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一貫信奉的“只要努力就一定會有回報”是不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想法。
可我不想放棄。
“成功4＋1”之機遇
很多人說一個人的成功跟機遇有關。當然有關！為什麼有些人能得到機遇，而有些人就得不到呢？有些人的機遇好像是老天特意空降到他頭上的，這僅僅是運氣的成分嗎？每個人都需要機遇，我也是如此。如果我當年乖乖接受學校的安排，出國留學的機遇可能就永遠地失去了，我也可能永遠無法成為如今的我。
很多人把自己的不成功歸結於機遇的不公平。其實可以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在大學時每個人都差不多，而10年以後，人與人就會產生巨大的差別。反思一下，難道每一個機遇都是公平的嗎？當然不是，
機遇肯定是不公平的，機遇只屬於那些有準備的人。
根據我打聽來的結果，教育部對出國名額的要求非常苛刻。研究生考試共6門課，要求每門及格，其中英語還必須在75分以上。這一年的英語考試非常難，後來教育部不得不把75分降到了70分，但即使這樣，成績達標的也還是寥寥無幾。像北郵這樣的學校，才只有5個學生合格，我考了78.5分，就已是全校第一名。照此推理，其他的學校，特別是那些不如北郵的大學，會不會有很多考生因為外語被刷掉，而空出了用不上的出國名額？如果把研究生關係轉到還有出國名額的學校，出國的可能性是不是會重新出現？當我產生這個念頭後，心情莫名地變好了，我似乎看見一線光亮從那扇已經關閉的門縫裡透出來。
接下來我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我找來北京市高等院校招收研究生的所有招生手冊，一頁一頁地翻看，尋找哪個學校有公派出國的名額。學校裡的公用電話總是排著長隊，我跑到實習的半導體所裡，用那裡的電話給各個大學的研究生處打電話。
“老師，你肯不肯把多餘的名額讓給我？”
接電話的人莫名其妙：“你搗什麼亂啊？”
也有怒氣沖衝的：“我們自己的學生都不夠呢，哪裡輪得到你？”
我面帶微笑，聲音誠懇，毫不氣餒地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地打下去，詢問是否有出國名額，如果有是否被用掉。
如此打了三天電話。在第三天的下午3點鐘，我終於從電話那頭聽到了夢想中的回答—“我們還有沒用完的出國名額，你可以先來看看。”雖然對方依然是個中年男子，對方的口裡主語依然是“我們”，但在此刻的我聽來，這個聲音多麼寬厚美妙，足以令我終身難忘。
這位老師叫吳懷仙。這所學校是北京廣播學院。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電視業還不發達，作為中國廣播電視教育最高學府的北京廣播學院（現改名中國傳媒大學）遠不及後來風光，和當時的北京郵電學院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當時我住在中關村附近，騎自行車去北京廣播學院要兩個小時。第二天上午，我騎車來到北廣研究生處，與吳老師有了下面一番對話。
“看你的成績很好，你們北郵應該取你呀！”
“北郵當然取我。但是，我從小愛看電視愛聽廣播，未來中國的廣播電視事業一定會有很大的發展，為了這項事業，我願意放棄北郵，來到北廣。”
“照你現在的說法，你不是為廣播事業而來嗎？怎麼又跟出國有關？”
“中國的廣播事業很落後，需要去國外學習一些先進的理念、先進的技術回來呀！”
“老實說你來有風險，如果教育部不批的話，你不能出國，就必須留在廣播學院讀書。可是北廣沒有碩士學位的授予權，你只能取得研究生學歷，得不到學位。”
“我來的目的很明確！為了中國的廣播事業，有沒有學位沒那麼重要。”
當然，我沒有說實話，我的明確目的就是出國。不過我說的也是實話，為了這個目的，失去研究生學位的風險完全不算什麼。
看起來，吳老師似乎被我感動了。他說需要一點時間和校方研究。過了幾天，他通知我，北京廣播學院願意把我推薦給教育部。門縫裡的那線光亮開始擴大了。
弱勢群體與迂迴前進
通過努力，我把一個在別人看來遙不可及的機會，漸漸地變成可能性越來越大的機會。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和當時的我一樣，都屬於弱勢群體。當碰到類似的人生壁壘時，很多人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人生會遇到很多壁壘，如果躲避它們，你可能就失去了非常重要的機會。
其實弱勢並不意味著就得退讓，就得放棄！如果選擇退讓和放棄，那麼機會肯定也隨之離你遠去。選擇直接的衝撞？結果一定是頭破血流，失敗而歸。這時到底如何是好？要知道，機會有三種：第一種是別人給的，第二種是爭取的，第三種是運作出來的。
迂迴前進是運作機會的最佳方式之一，對於處在弱勢態勢下的人來說尤其有效。
改變性格
我過去的人生經歷，無論是失敗還是成功，都和我的性格有關。大學時期，老師和同學其實並不喜歡我，因為那時我和很多年輕人一樣，年輕、高傲，以至於後來申請出國的事都受到了排擠。
性格能改變嗎？很多人說不能。可是我認為，本性是不能改變的，但性格是一定能改變的，大學時期的你一定要嘗試改變性格。大學是什麼？大學是個“小社會”。從跨進校門時，每個人就應該進入改變性格的階段。如果你連自己的性格弱點都改不了，你和成功的距離就非常遙遠了。
一個人如果連性格都不想改變，就不要奢談成功。
當我給各所大學打電話時，我痛切地感覺到自己身上從大三以後開始發生的性格變化。我第一次發自肺腑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幫助。轉志願的時候，以我第一名的成績，學校一般是不允許的。我找到應用物理系的系主任徐大雄老師，和他說了自己的情況。徐老師比較同情我，主動去找研究處的老師，幫我開了綠燈。雖然他只是一句話，卻幫了我很大的忙。 2008年6月5日是他的八十大壽，北郵為他辦生日宴會，我去作了演講，並為他專門成立了一個獎學基金。古語云：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我這一點報答和湧泉相去甚遠，只是表達對老師的一份感恩之心。
如果一個人在大學階段什麼都沒學到（如同我大學前三年那樣），只要做一件事：把你的性格變好。這就是最大的收穫。
性格是一種習慣，只要堅持改，就一定能改變。
很久之後，當我有權力決定別人的命運時，我格外珍惜對這份權力的使用。很多經我之手被面試的年輕人都知道，只要我可以給他們一個機會，我絕不會吝惜。我想，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我就是那個站在門後的人。只要有可能，我是多麼希望為他們將那扇門多打開一些，讓他們安然進到那個更廣闊的世界。
眼下，我還得自己去推我那扇門。從時間上來說，出國審批的期限已過，我已經沒有機會了。我拿著北廣開具的介紹信，來到教育部出國司。一位姓李的副司長一邊看著介紹信，一邊聽我用戰戰兢兢的聲調講述事情的原委。聽完後他把介紹信扔進抽屜裡，讓我回學校去等消息。等了幾天，當然不會有任何消息。我再一次跑了去，李司長說審批工作早已結束，已經報部委領導了，不可能有特例。你回家吧，他說。
我該怎麼辦？從教育部騎車回住處的路上，我止不住地胡思亂想。給鄧小平寫信，還是去教育部靜坐？一個個荒謬又可笑的念頭，像路旁的電線桿子從我眼前一閃而過，又消失得無影無踪。沒有權力，沒有金錢，沒有門路……那我還有什麼？時間。
從第二天開始，我便每日準時到教育部去上班。 8點上班我7點半就到了教育部門口，看見李司長走來，我就說：“李司長，早上好！”到了中午吃飯的光景，我還在門口等著，我說：“李司長，您出來吃飯了？”李司長吃好飯回來，我又說：“您吃好飯了？中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下班的時候，看見李司長出來，我又說：“您下班了？走好。”
到了第四天早上，李司長終於對我開口說話了：“你是誰？為什麼天天來叫我的名字？”我急忙告訴他，我就是那個沒有被他批准出國的學生。他說：“哦，知道了。”中午他出來吃完飯回辦公室，我依然恭恭敬敬地站在那裡跟他打招呼。他讓我去他辦公室，在那裡他對我說：“我們看了一下你的資料，各方面不錯。不過時間晚了。但你可以去廣播學院郵電學院補一些資料，補來後我們再考慮是否給你出國名額。”
我立刻回去將該要的資料都拿來了。我知道李司長需要的不是這些資料，我已經可以出國了。果然，我很快就從北廣研究生處接到了教育部轉來的出國審批成功的通知。在那一刻，我覺得什麼都值了，我甚至願意去教育部門口再站4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