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一七

他的面貌有了確定了的特點，由於這特點，他的面貌永遠銘刻於人類記憶中：寬廣的額上劃著雙重的皺痕，濃厚的雪白的眉毛，美麗的長須，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蒼老的臉容變得溫和了；它留著疾病，憂苦，與無邊的慈愛的痕跡。從他二十歲時的粗暴獷野，塞瓦斯托波爾從軍時的呆板嚴肅起，他有了多少的變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銳利逼人的光芒，表示無限的坦白，自己什麼也不掩藏，什麼也不能對他有何隱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聖宗教會議的答复（一九○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爾斯泰說過：“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與歡樂之中，使我能在和平與歡樂之中走向生命的終局。” 述到他這兩句時，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諺語：“我們在一個人未死之前決不能稱他為幸福的人。”

那時候，他所引以自豪的和平與歡樂，對他是否能永遠忠實？ 一九○五年“大革命”的希望消散了。在已經撥開雲霧的黑暗中，期待著的光明沒有來到。革命的興奮過去之後，接著是精力的耗竭。從前種種苛政暴行絲毫沒有改變，只有人民陷於更悲慘的水深火熱中。一九○六年時，托爾斯泰對於俄國斯拉夫民族所負的歷史的使命已經起了懷疑；他的堅強的信心遠遠地在搜尋別的足以負起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偉大的睿智的中國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無可挽救地喪失的自由，將由東方民族去重行覓得”。他相信，中國領導著亞洲，將從“道”的修養上完成人類的轉變大業。一九○六年十月致一個中國人書。 但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與孔子的中國如日本一樣，否定了它過去的智慧，為的要模仿歐洲。在他一九○六年的信中，托爾斯泰已經表示這種恐懼。被凌虐的杜霍博爾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裡，他們立刻佔有了土地，使托爾斯泰大為不滿。 “既然要容忍私有產業製度，那麼，以前的拒絕軍役與警役是無謂的舉動了，因為私有產業製全賴軍警制予以維持的，盡了軍役警役而沾著私有產業製之惠的人，比較拒絕軍役警役而享受私有產業製的人還較勝一籌。”（一八九九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霍博爾人書）格魯吉亞人，剛才脫離了國家的羈絆，便開始襲擊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而俄國的軍隊，被召喚著去把一切都鎮壓平了。即是那些猶太人，——“他們的國家即是聖經，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國家，”——亦不能不沾染著這虛偽的國家主義，“為現代歐羅巴主義的皮毛之皮毛，為它的畸形的產物”。

托爾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來：以後的事實證明他是不差的，上帝對於他的恩惠完全報答了。在他逝世前數月，在非洲的極端，甘地的救世的聲音傳到了。 （參看本書《亞洲對托爾斯泰的迴響》）“這將是完滿之至了，如果人們能夠在一霎間設法長成一個森林。不幸，這是不可能的，應當要等待種子發芽，長成，生出綠葉，最後才由樹幹長成一棵樹。”一九○五年，《告政治家書》。 但要長成一個森林必須要許多樹；而托爾斯泰只有一個人。光榮的，但是孤獨的。全世界到處都有人寫信給他：回教國，中國，日本，人們翻譯他的，到處流傳著他關於“授田於民”的主義。在《大罪惡》的篇末，我們可以找到《告被統治者書》。美國的記者來訪問他；法國人來徵詢他對於藝術或對於政教分離的意見。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致保爾·薩巴捷爾書。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他自己亦知道。且他也不籌思去獲得信徒。他拒絕朋友們組織“托爾斯泰派”的企圖。

“不應該互相迎合，而應當全體去皈依上帝……你說：團結了，將更易為力……——什麼？——為工作，刈割，是的。但是接近上帝，人們卻只有孤獨才能達到……我眼中的世界，彷如一座巨大的廟堂，光明從高處射到正中。為互相聯合起見，大家都應當走向光明。那裡，我們全體，從各方面來，我們和並未期待的許多人相遇：歡樂便在於此。”一八九二年六月與一九○一年十一月致一個朋友書。 在穹窿中射下的光明之下，他們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處呢？ ——沒有關係，只要和上帝在一起有一個也夠了。 “惟有在燃燒的物質方能燃著別的物質，同樣，惟有一個人的真正的信仰與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揚真理。”《戰爭與革命》。 這也許是的；但這孤獨的信仰究竟能為托爾斯泰的幸福保證到如何程度？ ——在他最後幾年中，他真和歌德苦心孤詣所達到的清明寧靜，相差得多少遠？可說他是逃避清明寧靜，他對於它滿懷反感。

“能夠對自己不滿是應當感謝上帝的。希望永遠能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的不調和正是生的標識，是從小到偉大，從惡到善的向上的動作。而這不調和是成為善的必要條件。當一個人平安而自滿的時候，便是一種惡了。”致一個友人書。 而他幻想著這小說的題材，這小說證明列文或皮埃爾·別祖霍夫的煩悶在心中還未熄滅：“我時常想像著一個在革命團體中教養長大的人，最初是革命黨，繼而平民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正教徒，阿多山上的僧侶，以後又成為無神論者，家庭中的好父親，終於變成高加索的杜霍博爾人。他什麼都嘗試，樣樣都放棄，人們嘲笑他，他什麼也沒有做，在一座收留所中默默無聞地死了。在死的時候，他想他糟蹋了他的人生。可是，這是一個聖者埃”也許這裡是在涉及《一個杜霍博爾人的故事》。

那麼，他，信心那麼豐滿的他，心中還有懷疑麼？ ——誰知道？對於一個到老身體與精神依然壯健的人，生命是決不能停留在某一點思想的上的。生命還須前進。 “動，便是生。”“想像一切人類完全懂得真理而集合在一起住在島上。這是不是生活？”（一九○一年三月致一個友人書）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多少事情都改變了。他對於革命黨人的意見轉變了沒有呢？誰又能說他對於無抵抗主義的信心絲毫沒有動搖？ ——在中，涅赫留多夫和政治犯們的交往證明他對於俄國革命黨的意見已經變易了。 至此為止，他所一向反對他們的，是他們的殘忍，罪惡的隱蔽，行凶，自滿，虛榮。但當他更迫近地看他們時，當他看到當局如何對待他們時，他懂得他們是不得不如此的。

他佩服他們對於義務具有高卓的觀念，整個的犧牲都包括在這觀念中了。 但自一九○○年起，革命的潮流開始傳布擴大了，從知識分子出發，它侵入民眾階級，它暗中震撼著整千整萬的不幸者。他們軍隊中的前鋒，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托爾斯泰住所窗下列隊而過。 《法蘭西水星》雜誌所發表的三短篇，一九一○年十二月一日。為托爾斯泰暮年最後的作品的一部分，令人窺見這種情景在他精神上引起多少痛苦多少淒惶。在圖拉田野，走過一隊隊質樸虔敬的巡禮者的時間，如今在哪裡。此刻是無數的飢荒者在徬徨流浪。他們每天都有得來。托爾斯泰和他們談過話，發現他們胸中的憤恨為之駭然；他們不復如從前般把富人當為“以施捨作為修煉靈魂的人，而是視為強盜，喝著勞動民眾的鮮血的暴徒”。其中不少是受過教育的，破產了，鋌而走險地出此一途。

“將來在現代文明上做下如匈奴與汪達爾族在古代文明上所做的事的野蠻人，並非在沙漠與森林中而是在都會近旁的村落中與大路上養成的了。” 亨利·喬治曾經這樣說過。托爾斯泰更加以補充，說：“汪達爾人在俄羅斯已經準備好了，在那麼富於宗教情緒的我們的民族中，他們將格外顯得可怕，因為我們不知道限度，如在歐洲已經大為發達的輿論與法度等等。” 托爾斯泰時常收到這些反叛者的書信，抗議他的無抵抗主義，說對於一切政府與富人向民眾所施的暴行只能報以“復仇！復仇！復仇！”之聲。 ——托爾斯泰還指摘他們不是嗎？我們不知道。但當他在幾天之後，看見在他的村莊中，在對著無情的役吏哀哀啼哭的窮人家中，牛羊釜鍋被抓去的時候，他亦不禁對著那些冷酷的官吏喊起復仇的口號來了，那些劊子手，“那些官僚與助手，只知道販酒取利，教人屠殺，判罰流刑，下獄，苦役，或絞死，——這些傢伙，一致認為在窮人家抓去的牛羊布匹，更宜於用來蒸餾毒害民眾的酒精，製造殺人的軍火，建造監獄，而尤其是和他們的助手們分贓花用”。

這真是悲苦的事：當一個人整整的一生都在期待愛的世界來臨，而在這些可怕的景象之前又不得不閉著眼睛，滿懷只是惶惑。 ——這將更為慘痛，當一個人具有托爾斯泰般真切的意識，而要承認自己的生活還不曾和他的主張一致。 在此，我們觸及他最後幾年——當說他的最後三十年吧？ ——的最苦痛的一點，而這一點，我們只應當以虔誠的手輕輕地加以撫摩：因為這痛苦，托爾斯泰曾努力想保守秘密，而且這痛苦不只屬於死者，而亦屬於其他的生者，他所愛的，愛他的人們了。 他始終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給他最親愛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兒女。我們已見到這忠實的伴侶，勇敢地分擔他的生活與他的藝術工作，對於他的放棄藝術信仰而去換一個為她不了解的道德信仰，感有深切的苦痛。托爾斯泰看到自己不被他最好的女友懂得，痛苦亦不下於她。

“我全個心魂都感到，”他寫信給丹奈洛摩說，“感到下列幾句話的真切：丈夫與妻子不是兩個分離著的生物，而是結合為一的；我熱願把我能有時藉以超脫人生之苦惱的宗教意識，傳遞一部分給我的妻子。我希望這意識能夠，當然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傳遞給她，雖然這意識是女人們所不大能達到的。”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日。托爾斯泰那時看見他的夫人為了一個男孩的死亡而痛苦著，他不知如何安慰她。 這個志願似乎沒有被接納。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愛“和她結合為一的”偉大的心魂的仁慈，愛他心地的純潔，愛他坦白的英雄氣；她窺見“他走在群眾之前，指示人類應取的途徑”；一八八三年一月書。當神聖宗教會議開除他的教籍時，她勇敢地為他辯護，聲稱她將分任她的丈夫所能遭逢的危險。但她對於她不相信的事情不能佯為相信；而托爾斯泰亦是那麼真誠，不願強令她佯為信從——因為他恨虛偽的信仰與愛，更甚於完全的不信仰與不愛。 “我從來不責備人沒有宗教。最壞的是當人們說謊時，佯作信奉宗教。”此外又言：“如果上帝假做愛我們，這是比恨我們更糟。”因此，他怎麼能強迫不相信的她改變她的生活，犧牲她和她的兒女們的財產呢？

和他的兒女們，齟齬似乎更深。勒魯瓦·博利厄氏曾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見過托爾斯泰，說“在食桌上，當父親說話時，兒子們竟不大遮掩他們的煩惱與不信任”。見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巴黎《兩球雜誌》。他的信仰只稍稍感染了他的三位女兒，其中一個，他最愛的瑪麗亞，那時已經死了。保爾·比魯科夫最近在德譯本中發表一部托爾斯泰與他的女兒瑪麗亞的通信。他在家人中間，精神上是完全孤獨的。懂得他的“僅有他的幼女和他的醫生”。見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巴黎《兩球雜誌》。 他為了這思想上的距離而苦惱，他為了不得不敷衍的世俗的交際而苦惱，世界上到處有人來訪問他，那些美國人，那些趨尚時髦的輕浮之士使他非常厭倦；他亦為了他的家庭生活所強迫他享受的“奢侈”而苦惱。其實亦是最低限度的奢侈，如果我們相信在他家裡見過他的人的敘述的話，嚴肅冷峻的家具，他的小臥室內，放著一張鐵床，四壁禿露無一物！但這種舒適已使他難堪：這是他永遠的苦惱。在《法蘭西水星》的第二短篇中，他悲苦地把周圍的慘狀和他自己家中的享用作對比。 一九○三年時，他已寫道：“我的活動，不論對於若干人士顯得是如何有益，已經喪失了它大半的重要性，因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傳的主張完全一致。”一九○三年十二月十日致一個友人書。 他真是如何的不能實現這一致！他既不能強迫他的家族棄絕人世，也不能和他們與他們的生活分離，——使他得以擺脫他的敵人們的攻擊，說他是偽善，說他言行不一致！ 他曾有過思念。長久以來，他已下了決心。人們已覓得併發表了他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寫給他的妻子的信。見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費加羅》日報，這封信，在他死後，由他們的女婿奧博連斯基親王交給托爾斯泰伯爵夫人。這是數年之前，托氏把這封信付託給女婿的。這封信之外更附有另一封信，涉及他們夫婦生活的私事的。此信為托爾斯泰伯爵夫人閱後毀去。 （見托爾斯泰的長女塔佳娜·蘇霍京夫人的敘述）應當在此全部轉錄出來。再沒有比這封信更能抉發他的熱愛與苦痛的心魂的了：“長久以來，親愛的索菲婭，我為了我的生活與我的信仰的不一致而痛苦。我不能迫使你改變你的生活與習慣。迄今為止，我也不能離開你，因為我想我離開之後，我將失掉我能給與你的還很年輕的孩子們的小小的影響，而我將使你們大家非常難過。但我不能繼續如過去的十六年般的生活，這種痛苦的情況自一八八一年，即在莫斯科所度的那個冬天起即已開始，那時候即托爾斯泰初次發現社會慘狀。有時是對你們抗爭使你們不快，有時我自己陷於我所習慣的周圍的誘惑與影響中間不能振作。我此刻決心要實行我已想了好久的計劃：走……如印度人一般，到了六十歲的時候到森林中去隱居，如一切信教的老人一般，願將他的殘年奉獻給上帝，而非奉獻給玩笑，說幽默話，胡鬧，打網球，我亦是，在這七十歲左右的時節，我在全個心魂的力量上願靜穆，孤獨，即非完滿的一致，至少亦不要有在我一生與良心之間爭鬥的不一致。如果我公開地走，一定會引起你們的祈求，辯論，我將退讓，或者就在我應當實行我的決心的時候就沒有實行。因此我請你們寬恕我，如果我的行動使你們難過。尤其是你，索菲婭，讓我走罷，不要尋找我，不要恨我，不要責備我。我離開你這個事實並不證明我對你有何不慊……我知道你不能，你不能如我一樣地思想與觀察，故你不能改變你的生活，不能為了你所不承認的對像作何犧牲。因此，我一些也不埋怨你；相反，我滿懷著愛與感激來回憶我們三十五年的冗長的共同生活，尤其是這時期的前半期，你用你天賦的母性中的勇敢與忠誠，來負起你所承認的你的使命。你對於我，對於世界，你所能給予的已經給予了。你富有母愛，盡了極大的犧牲……但在我們的生活的後半部，在這最近的十五年間，我們是分道揚鑣了。我不能相信這是我的錯誤；我知道我改變了，可這既非為了享樂，亦非為了別人，而是為了我不得不如此之故。我不能責備你絲毫沒有跟從我，我感謝你，且我將永遠懷著真摯的愛想起你對於我的賜與。——別了，我親愛的索菲婭。我愛你。” “我離開你這事實……”實在他並未離開她。 ——可憐的信！對於他，寫了這信似乎已足夠，似乎已經完成了他的決心……寫完了，他的決斷的力量已經用盡了。 ——“如果我公開地走，一定會引起你們的祈求，辯論，我將退讓……”可是於他不需什麼“祈求”、“辯論”，他只要一刻之後，看到他要離開的一切時，他便感到他不能，他不能離開他們了；他衣袋中的信，就此藏在一件家具內，外面注著：“我死後，將此交給我的妻，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他的出亡的計劃至此為止。 這是他的力的表現麼？他不能為了他的上帝而犧牲他的溫情麼？ ——當然，在基督教名人錄中，不乏更堅決的聖者，會毫不躊躇地擯棄他們的與別人的感情……怎麼辦呢？他決非是這等人。他是弱者。他是人。為了這，我們才愛他。 十五年前，在極端愴痛的一頁中，他自問：“那麼，列夫·托爾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揚的主義而生活？” 他痛苦地答道： “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應當被人蔑視。……可是，請把我過去的生活和現在的比一比罷。你可以看到我在尋求依了上帝的律令而生活的方法。我沒有做到我應做的千分之一，我為此而惶愧，但我的沒有做到並非因為我不願而是因為我不能……指斥我罷，可不要指斥我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認識引領到我家裡去的道路而我如醉人一般踉踉蹌蹌地走著，這便可說是我所取的路是壞路嗎？不是請你指點我另一條路，就是請支持我去遵循真理的路，而我已完全準備受你支持了。可不要冷落我，不要把我的破滅引為樂事，不要高興地喊：'瞧啊！他說他要走到家裡，而他墮入泥窪中去了！'不，不要幸災樂禍，但請助我，支持我！ 離他的死更近的時候，他又重複著說： “我不是一個聖者，我從來不自命為這樣的人物。我是一個任人驅使的人，有時候不完全說出他所思想他所感覺著的東西；並非因為他不願，而是因為他不能，因為他時常要誇大或徬徨。在我的行為中，這更糟了。我是一個完全怯弱的人，具有惡習，願侍奉真理之神，但永遠在顛蹶，如果人們把我當作一個不會有何錯誤的人，那麼，我的每項錯誤皆將顯得是謊言或虛偽。但若人們視我為一個弱者，那麼，我的本來面目可以完全顯露，這是一個可憐的生物，但是真誠的，他一直要而且誠心誠意地願成為一個好人，上帝的一個忠僕。” 這樣的，他為良心的責備所苦，為他的更堅毅的但缺少人間性的信徒們的無聲的埋怨所抨擊，為了他的怯弱，他的踟躕不決而痛心，老是在家族之愛與上帝之愛間徘徊，——直到一天，一時間的絕望，或是他臨死前的狂熱的旋風，迫他離開了家，在路上，一面徬徨，一面奔逃，去叩一所修院的門，隨後又重新啟程，終於在途中病倒了，在一個無名的小城中一病不起。一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清晨五時許，托爾斯泰突然離開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他由馬科維茨基醫生陪隨著；他的女兒亞歷山德拉，為切爾特科夫稱為“他的親切的合作者”的，知道他動身的秘密。當日晚六時，他到達奧普塔修院，俄國最著名的修院之一，他以前曾經到過好幾次。他在此宿了一晚，翌晨，他寫了一篇論死刑的長文。在十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到他的姊妹瑪亞麗出家的沙莫爾金諾修院。他和她一同晚餐，他告訴她他欲在奧普塔修院中度他的餘年，“可以做任何低下的工作，惟一的條件是人家不強迫他到教堂裡去”。他留宿在沙莫爾金諾，翌日清晨，他在鄰近的村落中散步了一回，他又想在那裡租一個住處，下午再去看他的姊妹。五時，他的女兒亞歷山德拉不湊巧地趕來了。無疑的，她是來通知他說他走後，人家已開始在尋訪他了：他們在夜裡立刻動身。托爾斯泰，亞歷山德拉，馬科維茨基向著克謝爾斯克車站出發，也許是要從此走入南方各省，再到巴爾幹，布爾加列，塞爾別各地的斯拉夫民族居留地。途中，托爾斯泰在阿斯塔波沃站上病倒了，不得不在那裡臥床休養。他便在那裡去世了。 ——關於他最後幾天的情景，在《托爾斯泰的出走與去世》（柏林，一九二五年版）中可以找到最完全的記載，作者勒內·普埃勒普－米勒與弗里德里希·埃克施泰因蒐集托爾斯泰的夫人，女兒，醫生，及在場的友人的記載，和政府秘密文件中的記載。這最後一部分，一九一七年時被蘇維埃政府發現，暴露了當時不少的陰謀，政府與教會包圍著垂死的老人，想逼他取消他以前對於教會的攻擊而表示翻悔。政府，尤其是俄皇個人，極力威逼神聖宗教會議要他辦到這件事。但結果是完全失敗。這批文件亦證明了政府的煩慮。列下省總督，奧博連斯基親王，莫斯科憲兵總監洛夫將軍間的警務通訊，對於在阿斯塔波沃發生的事故每小時都有報告，下了最嚴重的命令守護車站。使護喪的人完全與外間隔絕。這是因為最高的當局深恐托氏之死會引起俄羅斯政治大示威運動之故——托爾斯泰與世長辭的那所屋子周圍，擁滿了警察，間諜，新聞記者，與電影攝影師，窺伺著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對於垂死者所表示的愛情、痛苦與懺悔。在他彌留的床上，他哭泣著，並非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不幸的人們；而在嚎啕的哭聲中說：“大地上千百萬的生靈在受苦；你們為何大家都在這裡只照顧一個列夫·托爾斯泰？” 於是，“解脫”來了——這是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六時餘，——“解脫”，他所稱為“死，該祝福的死……”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