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一六

托爾斯泰永遠不委棄藝術。一個大藝術家，即是他願欲，也不能捨棄他自己藉以存在的理由。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發表；但他不能不寫作。托爾斯泰從未中輟他的藝術創作。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地方在最後幾年中見到他的保爾·布瓦耶說他埋首於宣道或筆戰的工作與純屬幻想的事業；他把這幾種工作作為調劑。當他完成了什麼關於社會的論著，什麼《告統治者書》或《告被統治者書》時，他便再來寫一部他想像了好久的美麗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軍隊的史詩，歌詠高加索戰爭與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見一九○二年十一月二日巴黎《時報》。藝術不失為他的樂趣，他的寬弛。但他以為把藝術作為點綴未免是虛榮了。一九○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致書姑母，亞歷山德拉·托爾斯泰婭女伯爵，有言：“請不要責備我在行將就木之年還在做那無聊的事情！這些無聊的事情填塞我空閒的時間，而且使我裝滿了嚴肅的思想的頭腦可以獲得休息。”他曾編了一部《每日必讀文遜（一九○四——○五），這部文選，托爾斯泰視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每日必讀文遜，是我作品中很經意的東西，我非常重視它……”（一九○九年八月九日致揚·斯季卡書）其中收集了許多作家對於人生與真理的思想，——可說是一部真正的關於世界觀的文選，從東方的聖書起到現代的藝術家無不包羅淨盡，——但除了這本書以外，他在一九○○年起所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沒有印行的手寫稿。這些作品到托爾斯泰死後才陸續印行。那張目錄是很長的，我們可舉其中重要的幾部如：《庫茲米奇老人的遺著——日記》，《謝爾蓋老人》，《哈吉·穆拉特》，《魔鬼》，《活屍》（十二場劇），《偽票》，《瘋人日記》，《黑暗中的光明》（五幕劇），《一切品性的來源》（通俗小劇），若干美麗的短篇：《舞會之後》，《夢中所見》，《霍登卡》等等。參看本書末托爾斯泰遺著書目。但主要作品還是托爾斯泰的。它包羅他一生中四十年的時間，從高加索參戰時起直到他逝世時止；它是一個偉人所能寫的最赤裸裸的懺悔錄。

反之，他大膽地、熱情地發表他關於社會論戰的含有攻擊性的與神秘的文字。在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間，他的最堅強的精力都消耗在社會問題的論戰中，俄羅斯經歷著空前的恐慌，帝國的基礎顯得動搖了，到了快要分崩離析的地步。日俄戰爭，戰敗以後的損失，革命的騷亂。海陸軍隊的叛變，屠殺，農村的暴動，似乎是“世紀末”的徵兆，——好似托爾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題目所示的那般。 ——這大恐慌，在一九○四與一九○五年間達到了頂點。那時期，托爾斯泰印行了一組引起迴響的作品《戰爭與革命》，本書的俄文名是《惟一的必需品》。 《大罪惡》，《世紀末》。大部分在他生前被檢查委員會刪節不少，或竟完全禁止發行。直到大革命為止，在俄國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讀者的大衣袋裡的。即在今日，當一切都印行了的時候，共產黨的檢查並不較帝國時代的檢查為寬大。在這最後的十年間，他佔據著惟一的地位，不獨在俄羅斯，而且在全世界，惟有他，不加入任何黨派，不染任何國家色彩，脫離了把他開除教籍的教會。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中有一章講起彌撒祭的事情。這一章，在法譯本中可惜被譯者刪掉了。他的理智的邏輯，他的信仰的堅決，逼得他“在離開別人或離開真理的二途中擇一而行”。他想起俄國的一句諺語：“一個老人說謊，無異一個富人竊盜”；於是他和別人分離了，為的要說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說給大家聽了。這撲滅謊言的老人繼續勇敢地抨擊一切宗教的與社會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獨對於古代的虐政、教會的橫暴與皇室權貴為然；在這大家向他們擲石的時候，他對於他們的憤怒也許反而稍稍平靜了。人家已經認識他們，他們便不會如何可怕！而且，他們做他的職務並不欺騙人。托爾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書，關於土地國有問題，參看《大罪惡》（一九○五年印行）。在毫無對於帝皇應有的恭順之中，卻充滿著對於人的溫情，他稱俄皇為“親愛的兄弟”，他請他“原諒他，如果他在無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爾斯泰所最不能原諒的，所最刻毒地抨擊的，是新的謊言，因為舊的謊言已經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並非是奴隸主義，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間，我們不知托爾斯泰更恨哪一種人：社會主義者或“自由黨人”。 他對於自由黨人的反感已經是年深月久的事。當他在塞瓦斯托波爾一役中當軍官，和處在聖彼得堡的文人團體中的時候，他已具有這反感。這曾經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這驕傲的貴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這些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幻夢，說是不論出於自願與否，依了他們的理想，可使國家獲得真正的幸福。俄羅斯人的本色很濃，且是淵源舊族，勒魯瓦·博利厄說他是“純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統的偉大的俄國人，芬蘭的混血種，在體格上，他是更近於平民而較遠於貴族”。 （見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國《兩球雜誌》）他對於自由黨的新理論，這些從西方傳來的立憲思想，素來抱著輕蔑的態度，而他的兩次歐洲旅行也只加強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來時，他寫道：“要避免自由主義的野心。”一八五七年。

第二次旅行回來，他認為“特權社會”絕無權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認識的民眾。 ……一八六二年。 在中，他對於自由黨人的蔑視，表現得淋漓盡致。列文拒絕加入內地的民眾教育與舉辦新政的事業。外省紳士的選舉大會表出種種欺罔的組織，使一個地方從舊的保守的行政中脫換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麼也沒有變，只是多了一樁謊騙，這謊騙既不能加以原諒也不值得為之而耗費幾個世紀。 “我們也許真是沒有什麼價值，”舊制度的代表者說，“但我們的存在已不下千餘年了。” 而自由黨人濫用“民眾，民眾的意志……”這些辭句，益增托爾斯泰的憤懣。唉！他們知道些關於民眾的什麼事情？民眾是什麼？ 尤其在自由主義獲得相當的成功，將促成第一次國會的召集的時候，托爾斯泰對於立憲思想表示劇烈的反對。

“晚近以來，基督教義的變形促成了一種新的欺詐的誕生，它使我們的民眾更陷於奴僕的狀態。用了一種繁複的議會選舉制度，使我們的民眾想像在直接選出他們的代表時，他們已參與了政權，而在服從他們的代表時，他們無異服從自己的意志，他們是自由的。這是一種欺罔。民眾不能表白他們的意志，即是以普選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為在一個有數百萬人口的國家中，集團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是有這種意志的存在，大多數的選舉票也不會是這種意志的表白。不必說被選舉人的立法與行政不是為了公眾的福利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也不必說民眾的墮落往往是由於選舉的壓迫與違法，——這謊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為服從這種制度的人會墮入一種沾沾自滿的奴隸狀態……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為可以選舉執掌獄中警政的獄吏而自以為享受了自由……專制國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是在暴政苛斂之時。但立憲國家的人民永遠是奴隸，因為他承認對他施行的強暴是合法的……瞧，人們竟欲驅使俄國人民和其他的歐洲民眾同樣入於奴隸狀態！”見《世界之末日》。 （一九○五年）托爾斯泰在緻美國某日報的電報中有言：“各個省議會的活動，其目的在於限制專制政府的威權，建立一個代議政府。不論他們成功與否，它必然的結果，將使社會真正的改進益為遲緩。政治的騷動，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進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進步反而停止了，這是我們可以根據一切立憲國家而斷定的，如法國，英國，美國。”在答復一位請他加入平民教育推進委員會的婦人的信中，托爾斯泰對於自由黨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們永遠做著欺詐的勾當；他們因了害怕而為獨裁政制的共謀犯，他們的參政使政府獲得道德上的權威，使他們習於妥協，被政府作為工具。亞歷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黨人是為了名譽而賣身，如果不是為了金錢。亞歷山大三世曾經毫無危險地銷毀他的父親的自由主義的事業；自由主義者互相耳語說這使他們不快，但他們仍舊參預司法，為國家服務，為輿論效力；在輿論方面，他們對於一切可以隱喻的事物作種種隱喻；但對於禁止談論的事情便謹守緘默，他們在報紙上發表人們命令他們發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們亦是如此。 “當這青年的君主一無所知，什麼也不懂，無恥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時，自由主義者會不會抗議？絕對不……從種種方面，人們向這年輕的帝皇表示卑鄙無恥的諂媚與恭維。”

在對於自由主義的離棄中，輕蔑統制著一切。對於社會主義，如果托爾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會加以痛恨。他加倍地蔑視社會主義，因為它集兩種謊言於一身：自由與科學。它的根據不是某種經濟學，而它的絕對的定律握著世界進步的機捩的嗎？ 托爾斯泰對於科學是非常嚴厲的。對這現代的迷信，“這些無用的問題：種族起源論，七色研究，鐳錠原質的探討，數目的理論，化石動物，與其他一切無益的論辯，為今日的人們和中世紀人對於聖母懷胎與物體雙重性同樣重視的”，托爾斯泰寫著連篇累牘的文字，充滿著尖利的諷刺。 ——他嘲弄“這些科學的奴僕，和教會的奴僕一般，自信並令人信他們是人類的教主，相信他們的顛撲不破性，但他們中間永遠不能一致，分成許多小派，和教會一樣，這些派別變成鄙俗不知道德的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類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為他們摒棄了惟一能團結人類的成分：宗教意識”。見《戰爭與革命》。

當他看到這新的熱狂的危險的武器落在一般自命為促使人類再生的人手中時，他不安更甚，而憤怒之情亦更加劇了。他採用強暴手段時，他無異是一個革命的藝術家。然而革命的知識分子與理論家是他痛恨的：這是害人的迂儒，驕傲而枯索的靈魂，不愛人類而只愛自己的思想的人。這類人物的典型，在中有諾沃德沃羅夫，那個革命煽動者，極度的虛榮與自私窒塞了他的智慧。絕無想像，毫無懷疑。在他後面，跟隨著一個由工人轉變成的革命家馬爾克爾，他的要革命是為了受人壓迫，心存報復，他崇拜科學，但他根本不知何謂科學，他盲目地反對教會。在《又是三個死者》或《神與人》中，還有若干新革命青年的典型。 思想，且還是卑下的思想。 “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滿足人類最低級的需求：他的物質的舒適。而即是這目的，還不能以它所擬的方法達到。”一九○四年終，致日本人阿部畏三書。參看《亞洲對托爾斯泰的迴響》。

實際上，它是沒有愛的。它只痛恨壓迫者，並“艷羨富人們的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們有如簇擁在穢物周圍的蒼蠅”。見丹奈洛摩著：《托爾斯泰名言錄》（社會主義章）。當社會主義獲得勝利時，世界的面目將變得異樣的可怕。歐羅巴的遊民將以加倍的力量猛撲在弱小民眾身上，他們將他們變成奴隸，使歐羅巴以前的無產者能夠舒適地、悠閒地享樂，如羅馬帝國時代的人一樣。同前。 幸而，社會主義的最精華的力量，在煙霧中在演說中耗費了，——如饒勒斯那般：“多麼可驚的雄辯家！在他的演辭中什麼都有，——而什麼也沒有……社會主義有些像俄國的正教：你儘管追究它，你以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轉過來和你說：'然而不！我並非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別一樣東西。'它把你玩於手掌之間……耐心啊！讓時間來磨煉罷。社會主義的理論將如婦人的時裝一般，會很快地從客廳裡撤到下室中去的。”托爾斯泰與保爾·布瓦耶談話。 （見一九○二年十二月四日巴黎《時報》）然而托爾斯泰這樣地向自由黨人與社會主義者宣戰，究非為獨裁政治張目；相反，這是為在隊伍中消除了一切搗亂的與危險的分子之後，他的戰斗方能在新舊兩世界間竭盡偉大的氣勢。因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較之一般革命家的另有一種理解：這是如中世紀神秘的信徒一般的，企待聖靈來統治未來：“我相信在這確定的時候，大革命開始了，它在基督教的世界內已經醞釀了二千年，——這革命將代替已經殘破的基督教義和從真正的基督教義衍出的統治制度，這革命將是人類的平等與真正的自由的基礎，——平等與自由原是一切賦有理智的生靈所希冀的。”見《世界之末日》。

這預言家選擇哪一個時間來宣告幸福與愛的新時代呢？是俄羅斯最陰沉的時間，破滅與恥辱時間。啊！具有創造力的信心的美妙的機能啊！在它周圍，一切都是光明，——甚至黑夜也是。托爾斯泰在死滅中窺見再生的先機，——在滿洲戰禍中，在俄國軍隊的瓦解中，在可怕的無政府狀態與流血的階級鬥爭中。他的美夢的邏輯使他在日本的勝利中獲得這奇特的結論，說是俄羅斯應當棄絕一切戰爭：因為非基督徒的民眾，在戰爭中往往較“曾經經歷奴僕階級的”基督徒民眾佔優。 ——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讓？ ——不，這是至高的驕傲。俄羅斯應當放棄一切戰爭，因為他應當完成“大革命”。 瞧，這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宣道者，反對暴力的老人，於不知不覺中預言著共產主義革命了！一八六五年始，托爾斯泰已有關於社會大混亂的預告的言語：“產業便是竊盜，這真理，只要世界上有人類存在，將比英國憲法更為真確……俄國在歷史上的使命是要使世界具有土地社會公有的概念。俄國的革命只能以此原則為根據。它將不是反對帝王反對專制政治，而是反對土地私有。”

“一九○五年的革命，將把人類從強暴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革命，應當在俄國開始。——它開始了。” 為什麼俄羅斯要扮演這特選民族的角色？ ——因為新的革命首先要補救“大罪惡”，少數富人的獨占土地，數百萬人民的奴隸生活，最殘忍的奴隸生活。 “最殘忍的奴隸制度是令人沒有土地。因為一個主人的奴隸是做一個人的奴隸；但沒有土地權的人卻是眾人的奴隸。”（見第七章）且因為沒有一個民族對於這種褊枉的情況有俄羅斯民族所感的那般親切明白。那時代，俄羅斯的確處於一種特殊的環境中，即令托爾斯泰把俄國的特殊情形認為是歐洲全部的情形是一種錯誤的行為，我們可不能驚異他對於就近所見的痛苦具有特別的敏感——在《大罪惡》中，有一段他和鄉人的談話，描寫那些人缺乏麵包，因為他們沒有土地，而他們心中都在期望能重新獲得土地。俄羅斯的農民在全部人口中佔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托爾斯泰說在大地主制度之下，致千萬的人都鬧著飢荒。當人們和他談起補救這些慘狀問題，言論自由問題，政教分離問題，甚至八小時工作制等等時，他便嘲笑他們：“一切裝做在到處探尋拯救大眾疾苦的方法的人們令人想起舞台的情況，當全部觀眾看見一個演員隱藏著的時候，配角的演員也同樣清楚地看到的同伴，卻裝做完全不看見，而努力想轉移大家的注意。”除了把土地還給耕種的人以外更無別的挽救方法。為解決這土地問題起見，托爾斯泰贊成亨利·喬治的主張，實行徵收地價稅，而廢除一切雜稅。這是托氏的經濟的聖經，他永遠提及它，甚至在他的作品中，有時採用喬治整句的文字。

但尤其是因為俄羅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感染真正的基督教義的民族，而那時爆發的革命應當以基督的名義，實現團結與博愛的律令。但這愛的律令決不能完成，如果它不是依據了無抵抗那條律令。 “無抵抗主義是最重要的原則。徒有互助而不知無抵抗是永遠沒有結果的。”（見《世界之末日》）而無抵抗一向是俄羅斯民族的主要性格。 “俄羅斯民族對於當局，老是和歐洲別的國家抱著不同的態度。他從來不和當局爭鬥；也從來不參與政柄，因此他亦不能為政治玷污。他認為參政是應當避免的一樁罪惡。一個古代的傳說，相傳俄國人祈求瓦蘭人來統治他們。大多數的俄國人素來寧願忍受強暴的行為而不加報復。他們永遠是屈服的……”自願的屈服與奴顏婢膝的服從是絕然不同的。在一九○○年他致友人書中，他怨人家誤會他的無抵抗主義。他說：人家把“勿以怨報怨”和“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惡”相混。後者的意思是對於身受的惡處以無關心的態度……“實在是：抵抗罪惡是基督教義的惟一的目的，而不抵抗罪惡是對於罪惡最有力量的鬥爭。”關於這一點，人們很可以把它和甘地的主義相比，——這亦是為了愛為了犧牲而抵抗！這亦是心魂的勇武剛毅，和淡漠的無關心是完全相反的。只是甘地更增強了英雄的力量罷了。 “真正的基督徒能夠屈服，而且他只能無抵抗地屈服於強暴，但他不能夠服從，即不能承認強暴的合法。”見《世界之末日》。 當托爾斯泰寫這幾行的時候，他正因為目睹著一個民族的無抵抗主義的最悲壯的榜樣而激動著，——這是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聖彼得堡的流血的示威運動，一群手無寸鐵的民眾，由教士加蓬領導著，任人槍決，沒有一聲仇恨的呼喊，沒有一個自衛的姿勢。 長久以來，俄國的老信徒，為人們稱做“皈依者”的，不顧一切壓迫，頑強地對於國家堅持著他們的和平抵抗，並不承認政府威權為合法。托爾斯泰曾描繪了兩個“盲從者”的典型：一個在的終端，另一個在《又是三個死者》中間。在日俄戰爭這場禍變以後，這種思想更迅速地傳布到鄉間的民眾中去。拒絕軍役的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他們愈是受到殘忍的壓迫，反抗的心情愈是增強。 ——此外，各行省，各民族，並不認識托爾斯泰的，也對於國家實行絕對的和平抵抗：一八九八年開始的高加索的杜霍博爾人，一九○五年左右的古里的格魯吉亞人，托爾斯泰對於這些運動的影響遠沒有這些運動對於他的影響重大；而他的作品的意義，正和革命黨的作家（如高爾基）所說的相反，確是俄羅斯舊民族的呼聲。在托爾斯泰指摘各省議會的騷動以後，高爾基表示大不滿意，寫道：“這個人變成他的思想的奴隸了。長久以來，他已離開了俄羅斯的實生活而不聽見民眾的呼聲了。他所處的地位已超臨俄羅斯太遠。” 他對於冒著生命的危險去實行他所宣傳的主張的那般人，抱著很謙虛很嚴肅的態度。對於他，不受到官廳的虐待是一種劇烈的痛苦。他渴望殉道，但政府很乖，不肯使他滿足。 “在我周圍，人們凌虐我的朋友，卻不及於我，雖然我是惟一可算作有害的人。顯然是因為我還不值得加以凌虐，我真為此覺得羞恥。”（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致捷涅羅莫書）“我處在自由的境地中真是難堪。”（一八九四年六月一日致捷涅羅莫書）為何他做了那些事情還是那麼太平無事？只有上帝知道！他侮辱皇帝，他攻擊國家，斥為“這可惡的偶像，人們為了它犧牲了生命，自由和理智”。 （見《世界之末日》；參看《戰爭與革命》中他節述的俄國史）這是魔鬼展覽會：“瘋狂的魔王伊万，酒鬼彼得一世，愚昧的廚役葉卡捷琳娜一世，淫亂的伊麗莎白，墮落的保爾，弒親的亞歷山大一世”，（可是他是惟一博得托爾斯泰的幽密的好感的君主，）“殘忍而愚昧的尼古拉一世，不聰明的亞歷山大二世，惡的亞歷山大三世，傻子、獷野而昏昧的尼古拉二世......"對於杜霍博爾人、格魯吉亞人，與對於逃避軍役的人一樣，他全沒有教訓的神氣。 “凡不能忍受任何試煉的人甚麼也不能教導忍受試煉的人。”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致逃兵貢恰連科書。 他向“一切為他的言論與文字所能導向痛苦的人”請求寬耍一八九七年致杜霍博爾人書。他從來不鼓勵一個人拒絕軍役。這是由各人自己決定的。如果他和一個正在猶豫的人有何交涉時，“他老是勸他接受軍役，不要反抗，只要在道德上於他不是不可能的話”。因為，如果一個人猶豫，這是因為他還未成熟；“多一個軍人究竟比多一個偽善者或變節者要好一些，這偽善與變節是做力不勝任的事的人們所容易陷入的境界”。 一九○○年致友人書。他懷疑那逃避軍役的貢恰連科的決心。他怕這青年受了自尊心與虛榮心的驅使，而不是“為了愛慕上帝之故”。一九○五年二月十二日致貢恰連科書。對於杜霍博爾人他寫信給他們，教他們不要為了驕傲為了人類的自尊心而堅持他們的抵抗，但是要“如果可能的話，把他們的孱弱的妻兒從痛苦中拯救出來。沒有人會因此而責備他們”。他們只“應當在基督的精神降臨在他們心中的時候堅持，因為這樣，他們才會因了痛苦而感到幸福”。一八九七年致杜霍博爾人書。在普通情形中，他總請求一切受著虐待的人，“無論如何不要斷絕了他們和虐待他們的人中間的感情”。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致貢恰連科書。即是對於最殘忍的古代的希律王，也要愛他，好似他在致一個友人書中所寫的那般：“你說：'人們不能愛希律王。'——我不懂，但我感到，你也感到，我們應當愛希律王。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愛他，我會受苦，我將沒有生命。”一九○五年十一月致友人書。托爾斯泰的關於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精神與愛國主義》（一八九四年）；《愛國主義與政府》（一九○○年）；《軍人雜記冊》（一九○二年）；《日俄戰爭》（一九○四年）；《向逃避軍役的人們致敬》（一九○九年）。 神明的純潔，愛的熱烈，終於連福音書上的“愛你的鄰人如你自己一般”那句名言也不能使他滿足了，因為這還是自私的變相！他以為原文有誤，“十誡”中的第二條應當是“愛你的同胞如他一樣”，即如上帝一樣。 （見和捷涅羅莫談話）有些人認為這愛情是太廣泛了，把人類自私的情緒擺脫得那麼乾淨之後，愛不將變成空洞麼？ ——可是，還有誰比托爾斯泰更厭惡“抽象的愛”？ “今日最大的罪過，是人類的抽象的愛，對於一個離得很遠的人的愛……愛我們所不認識的所永遠遇不到的人，是多麼容易的事！我們用不到犧牲什麼。而同時我們已很自滿！良心已經受到揶揄。——不。應當要愛你的近鄰，——愛和你一起生活而障礙你的人。”出處同前。 大部分研究托爾斯泰的著作都說他的哲學與他的信仰並非是獨創的：這是對的，這些思想的美是太永久了，決不能顯得如一時代流行的風氣那般……也有人說他的哲學與信仰是烏托邦式的。這亦不錯：它們是烏托邦式的，如福音書一般。一個預言家是一個理想者；他的永恆的生活，在塵世即已開始。既然他在我們前面出現了，既然我們看到這預言家中的最後一個，在藝術家中惟一的額上戴有金光的人，——我覺得這個事實比世界上多一個宗教多一派哲學更為特殊更為重要。要是有人看不見這偉大的心魂的奇蹟，看不見這瘡痍滿目的世界中的無邊的博愛，真可說是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