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第四部分：影壇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四十五天創奇蹟
兩個月後，奇蹟出現了！ 1964年10月，在新中國的文藝舞台上，誕生出一部影響國內外、盡人皆知、意義深遠的經典文藝作品——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東方紅》通過音樂、舞蹈、歌曲、詩詞、朗誦等多種藝術形式，高度概括地展現了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的歷史畫卷，是一部集新中國文學、歷史、音樂、舞蹈等於一體的經典作品。它的出現，既是歷史的一次凝練總結，也是文化藝術的一次輝煌檢閱。整台演出由首都及全國3700多名部隊和地方專業、業餘的文藝工作者聯合演出，演出陣容強大，製作嚴謹認真，音樂、舞蹈、歌曲及各種藝術門類的表現達到同時代最高的藝術境界，正式公開演出之後，立即造成空前巨大的轟動效應，引起群眾的極大凡響。後來，在同一世紀的1995年，該劇被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授予“二十世紀華人音樂舞蹈經典”。
在舉國上下歡慶建國15週年之時，首都北京的文藝舞台上所隆重推出的文藝盛典作品——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自10月2日在人民大會堂首演，即刻受到當時前來中國參加國慶慶典和觀禮的國際友人和廣大觀眾的一致盛讚。可以這樣說，《東方紅》的創作成功，絕不是偶然得來的，周恩來早就曾經不止一次地公開說道:“《東方紅》是在1961年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集體創作並演出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由此而衍生的1964年由上海和華東數省文藝工作者創作並演出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兩個大型歌舞的基礎上，創作排演出來的。”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從1964年7月中旬開始創意籌備，軍隊系統各抽調文工團即刻緊鑼密鼓、加班加點地按照“一級戰鬥任務”進行突擊趕排。
8月5日，周恩來審看初排場景後，提示和叮囑大家，一定要將政治性和藝術性、形式和內容緊密地結合起來;
8月12日，該項節目的創作與排練活動全面展開，北京、上海各路人馬齊集首都，解放軍和政府部門各方面的藝術人才和業餘文藝骨幹也加盟其中，全體演員在最短時間內報到後，集中和分頭開始夜以繼日地緊張排練;
9月16日、1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在1964年國慶前的第9次中央專門委員會工作會議，然後，就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東方紅》的排練上。
從9月中旬至下旬，他曾經多次審查排演的節目和朗誦詞，排除排練過程中存在和出現的新問題，還經常召集有關人員就各個情節和細節進行仔細研究，親自斟酌，反复推敲，並將由他親自審改後的方案和朗誦詞，在交給周揚、周巍峙、陳亞丁等人手裡時，鄭重其事地說道:“《東方紅》中要突出表現毛澤東思想，要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導，努力做到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要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要採用史詩的寫法，既是粗線條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動人，在創作上要敢於打破框框，標新立異，要注意藝術風格、藝術手法的多樣化。平板、單調、貧乏的東西，不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藝術享受，不僅不能傳播毛澤東思想，反而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在創作中要把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結合起來。”
9月25日，進行整體節目的全面審查;
10月2日，正式在人民大會堂首場公演。
3700多名文藝工作者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完成了總體籌劃，文學創作、音樂創作、舞蹈編排、舞台美術設計、演員合演等一系列高難度、高強度的步驟，這一文藝作品創作成功的模式，堪稱世界奇蹟，同時也充分展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文藝創作一盤棋的成功範例。
然而，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產生、創作和獲得的效果，並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來所言，是結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集體創作並首演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華東數省文藝工作者創作並演出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兩個大型歌舞的基礎上，創作排演出來的。
排演《東方紅》這樣的大歌舞，其難度主要來自於政治方面的壓力。當時，文藝戰線與全國各條戰線一樣，依然處在調整的主線和階級鬥爭的副線相互交織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澤東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藝情況匯報》上做了這樣的批示:“各種藝術形式，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的未定稿上又作以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1964年8月15日，文化部黨組織根據毛主席對文藝界的批評，整理出《檢查工作簡報》，周恩來在過目之後，除了也在文件上作以批示之外，對自己親自主抓的《東方紅》一事，更加慎重，同時，也堅定了排演成功的決心。在排練現場，他堅決不同意有表現“南昌起義”的演出場面，而是要求一定要重點地突出毛澤東領導和發動的“秋收起義”，但對於此處有悖於歷史的真實性，最後方才勉強同意解說的朗誦詞上加上一句:“南昌起義的槍聲，響起了第一聲春雷……”後面伴隨著述說“秋收起義”的朗誦，拉開了表現該劇情的舞蹈場景。
長期對文藝進行基層調查、並瞭如指掌的周恩來，心裡非常清楚，目前的文藝界儘管出現一些需要整改的問題，但並沒有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嚴重，更沒有都已經“爛掉”，本著“寧可少些好些”的原則，所以，他力圖以《東方紅》的如期推出和演出成功，用事實來有力地證明這一點。同時，周恩來也時刻提防特殊人物江青的無理糾纏和多方乾擾，把江青曾打入“另冊”的許多著名藝術家和文藝界知名演員，重新公開地請到舞台上來;對於演出的整體質量，他再三強調交代“總指揮部”，要從部隊文工團、中央歌劇團、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民族歌舞團等文藝團體抽調最優秀的藝術人才，尤其是毛主席的詩詞，要譜寫出最好的曲調，用最好的演員來演唱或朗誦;此外，在歌曲挑選上，周恩來同意啟用一些早已經在民間流傳、在大眾中傳唱的一些民主革命時期的著名曲目，針對江青否定的由賀綠汀作詞譜曲的《游擊隊之歌》和由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周恩來堅決不同意，儘管創作者當時已經受到錯誤的批判而“靠邊站”，但是，由他們在那個非凡年代裡充滿革命激情所創作、且為廣大人民所接受、並引起強烈共鳴的時代最強音，真實地、充分地反映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既有強烈的時代感，也是政治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的文藝精品。故此，面對江青的淫威，周恩來把手一揮，果斷而堅定地說:“這是人民群眾批准了的東西，我們沒有理由不採用。”
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幾經反复的回合，《東方紅》在排除江青的種種刁難和許多並非藝術本身所帶來的難題，終於按照周恩來用心良苦的總體構思、全程策劃和具體指導，“要迎著困難上，不要怕一波三折”，正像篇名所言，《東方紅》一劇，猶如東方紅日，黎明晨曦中，終於在雲蒸霞蔚中，噴薄而出，放射出萬道金色的霞光。
《東方紅》成功了，參加演出的所有演職員們疲憊的臉上，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情，泛起了雖苦猶甜的由衷感受，聯想3年前那台最初形成的歌舞《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自然會讓參與者形成對比，感觸良久，感想頗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