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三部分：一詠三歎《紅燈記》一年有餘的艱難拍攝

中共“九大”期間，江青與參會代表們一起，觀看經多次修改的現代京劇《沙家浜》，並在此之後正式確定為“八個樣板戲”之一。首先將劇情壓縮到兩個小時之內，在1970年由北京電視台試錄成14本的黑白電視屏幕複製片後，進行再一次的審查和修改。 1970年５月最後定稿，1971年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成彩色舞台藝術片，曾經以《平原游擊隊》、《英雄兒女》和《地下尖兵》而聲譽鵲起的著名導演武兆堤，擔任該片的電影執行導演，舒笑言掌鏡攝影。同年的8月該片如期完成，9月在全國正式公映。 197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已經率先將上海京劇團演出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作為第一批“八個樣板戲”的“開山之作”，搬上了銀幕，同年，經中央文化部門和“國務院文化組”進行了綜合分析和實地考察，將北京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沙家浜》的任務，交給長春電影製片廠進行拍攝。這部戲整整拍攝了一年零八個月才宣告結束，這也是長春電影製片廠在1966年6月“文革”運動正式爆發之後，將近５年拍片空白後出品的第一部影片。

《沙家浜》攝製組成立以後，在選擇創作人員上，要求十分嚴格，首先，所過的第一道關，就是嚴格的政治審查，凡是參加攝製組的每一個成員，無論是編導攝影和演員等主創人員，還是一般劇務人員，都要祖宗八代地層層清查，嚴格把關，在由黨組織鑑定確認不存在任何歷史問題之後，才可以進入，並且要求劇組成員要理論聯繫實際，暢談和寫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對當時“鬥、批、改”運動思想堅定的立場認識，進行認真而係統的檢查與自我檢查，只要這樣，才有機會作為具備初步被挑選的資格。攝製組成員的所有名單，最先由廠領導和黨支部統一列出，再經吉林省委審查並附上意見，最後上報“國務院文化組”審核，所有人員必須經過江青本人的親自批准和認可。

執導這部“樣板戲影片”的導演武兆堤，原名董鋼，原籍山西襄汾，生於美國匹茲堡。 1925年回國後，在太原求學，1936年，參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 1937年，在西北戰地委員會游擊四支隊劇團、二戰區隨工劇團任演員。 1938年赴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後，在抗大文工團、東北軍政大學文工團、中央軍政大學文工團任戲劇隊長、演員、導演等。曾創作《鋼筋鐵骨》、《為誰打天下》等話劇劇本，並導演話劇《白毛女》、《血淚仇》等劇目。 1948年，在東北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影片《回到自己的隊伍來》中擔任男主角。 1949年起，在文化部電影局劇本創作所擔任編劇。 1953年，入東北電影製片廠擔任導演。 1955年，與蘇里聯合導演影片《平原游擊隊》，同年，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進修班學習，1957年結業後回長影，相繼導演了《地下尖兵》、《冰上姐妹》、《工地青年》、《紅領巾的故事》、《並肩前進》、《七天七夜》、《英雄兒女》等影片。還曾擔任過《鋼鐵戰士》、《沙家店糧站》、《並肩前進》（與尹一青、紀葉合作）、《冰上姐妹》、《英雄兒女》（與毛烽合作）等電影文學劇本的創作。

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江青雖然沒有像當時在舞台上排演該劇的時候，蒞臨現場親自指揮，但她明確要求劇中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台詞，都不能作任何的改動，這給影片的拍攝工作，無論是導演，還是其他劇務，都感到拍攝難度前所未有，沒有一絲一毫的創作自由，這齣看似平常的舞台藝術片，要比以往拍攝故事片有著難以想像和預料得到的更大難度。八一電影製片廠著名導演王冰最早被指令執導山東話劇團演出的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就是因為他從拍攝電影的角度，改動了舞台上的某一細節，而被江青冷酷地打入到監獄裡去，倔強的王冰，不甘受辱，憤然自殺。後此劇改為在長影厂拍攝，導演也由蘇里和王炎替代。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這部“樣板戲影片”的拍攝過程中的同一部戲裡，卻成立了兩個各自為政的創作集體，一是電影厂組織建立的攝製組，組成人員大多數是在“文革”前拍過“毒草”影片、而現今想“戴罪立功”的人員組成;另一個則是由單一的演員組成的“樣板團”，其成員主要來自於北京京劇院、北京北方崑曲院的“根紅苗正”的青年演員，換句話，可以說是江青想重點培養的“又紅又專的革命的文藝戰士”。這兩個組織不但在政治地位上存在著較為明顯的高低之分，連伙食標準也各不相同，因為“樣板團”是可以獨自開小灶的。他們的大有來頭和主要目的，攝製組人員當然心知肚明。但為了一個共同的任務，兩個創作集體還基本上顧全大局，遇到一些問題也能夠做到協商解決，但也有矛盾衝突比較大的時候。比如在拍攝“堅持蘆葦蕩”一場戲的時候，就為了劇中的男主角、新四軍指導員郭建光和他領導的18個傷病員戰士的面部化妝和照明用光等問題，出現過一次較為激烈的矛盾衝突。攝製組人員認為從真實生活的角度出發，郭建光等人在蘆葦蕩裡生活條件艱苦，人應該顯得有些憔悴，但是，由於堅定的革命信念，精神上卻要顯得非常的飽滿，所以，他們只是在用光上給這些演員的臉上照得暗淡了一點，主要是以突出和強調生活的真實性。可是，這卻給“樣版團”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他們為此大做文章，嚇人的大帽子劈頭蓋臉地扣了上來，說什麼“宣傳戰爭殘酷論”、“給英雄人物的臉上抹黑”、“文藝黑線思想回潮”等，圍繞這個問題，攝製組和“樣板團”的領導以及組織人員，只有在協商未果的情況下，報請“國務院文化組”審定意見，主要由負責創作問題的於會泳、浩亮、劉慶棠核准敲定，適當的時候，他們還會派一些人，到廠裡協調指導，並負責與北京方面的聯繫工作。再如，在第七場的“沙奶奶斥敵”的表演定位上，也是翻來覆去拍了三次之後方才過關。看得出來，這部“樣板戲影片”拍攝難度之大和拍攝週期之長，由此可見一斑。

早在建國初期，長影厂的著名導演郭維，就提出來有益於電影藝術創作和發展的“導演中心製”，在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則為此受到了殘酷批判，而在“文革”運動中，更是被重點提及，當成“資產階級的謬論”，再次受到批判。所以，創作人員在思想上都很謹小慎微，生怕在政治上一不留神，而犯下自己根本不知曉的所謂錯誤。拍攝上的所有事情，都會全部拿到攝製組每天要開的大會上來研究討論，最後集體做出決定，甚至連一個鏡頭的調度和拍攝，導演也不敢定下來。可是，在討論會上，由於當時的運動給人們帶來的恐怖氣氛，大家同樣也是誰也不敢談具體意見，到人人都得要求發言、逃避不掉的時候，只得說上一兩句似是而非的大原則的空話、套話，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見，由於沒有具體地落實，又得在第二天有新的進展，所以，這樣的會議，有時常常一開，就到午夜一、兩三點鐘，甚至開一個通宵，直到大家實在熬不住，便只有推到第二天再仔細研究，次日晚上又如法炮製，這種開會的苦差事，真是叫人叫苦不迭，苦不堪言。

1972年10月到1973年3月，“國務院文化組”曾在北京召開了“拍攝革命樣板戲影片座談會”，根據“樣板戲會議座談會簡報”第14期的文字記載:“《沙家浜》導演武兆堤在會上檢查了他在拍攝樣板戲過程中的'三怕三保險'思想，一怕再搞成'三軍統帥'，認為寧肯窩囊點，遇事少表態保險。因此，拍攝初期，開大尾巴會，只民主不集中;二怕樣板戲開拍走了樣，破壞樣板戲，認為依葫蘆畫瓢，照搬保險，沒有通盤構思，不敢想點子創新;三怕說'不突出政治'，認為'抓政治保險'，不敢在導演業務上下工夫。”所以，這部影片拍的是完全按照已經定型的樣板戲，無論從唱腔、佈景，還是舞台調度都不能作任何的改動，拍出來的影片與原舞台戲沒有任何的差別。江青定下來的一條原則，就是“還原舞台，高於舞台”，還要求拍出來的影片，一定要“不走樣”。這部影片是完全達到了江青的要求。 “國務院文化組”審查通過影片之後，江青看過影片也很高興，突然心血來潮，表示要在第二天去接見劇組的主要演員。得到江青的重要指示後，在京負責送審的廠長蘇雲和“樣板團”團長慌忙打長途電話通知廠裡，讓趕緊買火車票，送有關人員到北京。隨後，江青又突發異想，讓空軍司令吳法憲派專機專程去接演員，可當時接到通知的演員們，已經連夜坐火車離開長春了，廠裡只得派小汽車連忙星夜兼程去追火車，終於在四平車站追到了火車，來不及多解釋，又把演員們都拉下車廂，讓一頭霧水、不知所措的演員們，又坐上小汽車拉回到廠裡，第二天清晨，再坐空軍派來的專用飛機，直接飛到北京，這一費勁瞎折騰，讓當時在運動不斷時常擔驚受怕的演員們大惑不解，最終才恍然大悟地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

中共“九大”以後，江青已經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央政治局中分管文藝工作，樣板戲是她的“京劇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她以“文藝旗手”居功自傲的政治資本。應該說，將“樣板戲”搬上銀幕，既是江青擴大個人政治影響的重要步驟之一，也是江青想把自己多年來對藝術的實踐和積累，通過一種具體化的藝術領悟和再創造，了卻和實現自己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夙願，達到其政治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