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第三部分：一詠三歎《紅燈記》汪曾祺同《沙家浜》的不解之緣

1966年春末夏初，汪曾祺作為北京京劇院裡的“黑鬼”、“小鄧拓”、“黑爪牙”，連同馬連良、趙燕俠、袁世海等大師級的“反動權威”、“戲霸”一起，被押上街頭遊街示眾，並在單位天天遭受到殘酷地批鬥。因只是一個不太起眼的小人物，況且平時在單位因為曾經被錯誤地劃為“右派分子”而吃過苦頭，所以，其言行一向是謹小慎微。所在每次的批鬥會上，也只是扮演一個陪鬥的角色。汪曾祺在那個時候的心情，真是陰冷、灰暗到了極點，當他聽說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因不堪受辱，而跳進了什剎后海的太平湖，他也曾想到一死了結。 命運往往就是這樣奇特而奇妙地不可思議，汪曾祺怎麼也沒有料想到，他會在突然間被意外地“解放”出來。在被揪鬥出來的７月一個盛夏的中午，汪曾祺接到一個革命小將的通知，讓他在當天下午４點鐘收拾乾淨後，到劇院軍代表辦公室裡去。汪曾祺趕緊理髮、洗澡、換衣服，想到此番一去，肯定是兇多吉少，誰料到，當他畢恭畢敬地走到軍代表辦公室，在首先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為人民服務，要鬥私批修”之後，只聽得軍代表對他表情嚴肅地宣布:“現在黨和人民給你一個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機會。”隨後，汪曾祺在還沒完全反應過來眼前發生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之際，就被一個年輕的軍人帶上，一起乘上了一輛黑色小轎車，直接駛向甘家口外的釣魚台國賓館，在第十七號樓“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的辦公室門前停了下來，受到了“文藝旗手”江青的親自接見。汪曾祺和江青並沒有任何的人際交往，此番破例被召見，原來是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深入和需要，江青為了想突出個人成績，進一步抓緊“革命樣板戲”的深入創作，並儘快通過各種文藝形式，進行廣泛宣傳和普及。對於京劇《沙家浜》她要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準備在已經修改並上演的劇中，把最初的二號人物郭建光與一號人物阿慶嫂，分別設立為男女主人公，除了兩個劇中人在戲份上平分秋色之外，在突出郭建光這個中心人物形像上，還應該在其唱腔設計上狠下一番工夫，因為這是關係到武裝鬥爭領導秘密工作，還是秘密工作領導武裝鬥爭的重大政治問題。正是因為要在郭建光身上增加唱段，江青這才突然想起了為劇本移植、改編和多次修改立下過汗馬功勞的汪曾祺，這便是汪曾祺在那個年代被打倒之後，又柳暗花明充滿戲劇性地被“解放”之謎。於是，為了讓他繼續參與和修改現代京劇《沙家浜》的工作，江青下大力氣要樹立她一手主抓的“八個樣板戲”。而入選其中的《沙家浜》，正巧是汪曾祺早在1963年就開始接觸過的一個劇目，所以，他此番被“翻身”，正是緣於此故。

當了半年的“黑幫分子”，運了半年的煤球，汪曾祺早已把京劇曲目給拋在了一邊，心想從此以後再也和這些無緣了，誰能料到，時來運轉，好在是汪曾祺多年來一直從事京劇曲目創作和研究，所以，他迅速調整好心態，又重操舊業。緊接著，在前門打磨廠胡同和在劇場裡，汪曾祺等人隨時聽從“文藝旗手”的調遣，即席進行《沙家浜》的突擊修改和排練。在每一場的排練時，汪曾祺都是小心翼翼地陪著親自坐鎮“廣和劇場”的江青，看著劇組演員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隨後，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按實際生活和舞台藝術的需要，再進行修改、推敲，直到通過。當時，陪同江青觀看彩排、並像保護神一樣，端坐在江青兩側的是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公安部長謝富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以及後來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還有“中央文革”主要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周恩來總理也曾經陪同觀看過兩次，因為事務繁忙而臨時離場。江青每講一句話，不管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這些人物都會誠惶誠恐在筆記本上恭恭敬敬地記錄著，生怕漏掉一個字，而有時真是漏掉的字，他們也不敢當著江青的面進行詢問，而是在她不在場的時候，私下里相互對照，唯恐曲解語意。有時，排戲需要從軍事博物館之類的地方，調換軍裝、槍支等道具，這些當年曾經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大將軍們，卻不怕有失身份地搶著去執行命令。甚至稍有不慎，還會遭受到江青毫不留情地呵斥。在排戲過程中，全場就只聽見江青一個人對著舞台上經常大聲叫嚷著:“停停停，郭建光！你這個唱詞聽起來怎麼這麼彆扭？文采也不足！”隨即扭過頭來，對坐在側後的汪曾祺說:“老汪，你現在就重新寫一段！”停一會兒，又聽得江青的聲音在劇場裡再次迴響:“沙奶奶！你那道白也太白了，要改成韻白！老汪，你現在就給改成韻白。”汪曾祺不愧是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會當場修飾出一段情文並茂的唱詞或道白來，在徵得江青看了滿意之後，馬上傳到演員的手裡，當即就讓這樣排練。 《沙家浜》的每一個唱詞和道白，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地在江青百般挑剔之下，一折一折、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敲定下來的，江青為此真可謂煞費苦心。

在人民大會堂，還專門為京劇《沙家浜》舉行了一次定稿研討會。江青、姚文元、葉群以及專門為此成立的“樣板團”的軍代表、革委會領導和當時國務院文化組的官員們，再加上北京京劇院領導、還有《沙家浜》劇組的譚元壽、洪雪飛、萬一英、馬長禮、周和桐等主要演員全部到會參加，作為主創人員之一的汪曾祺，自然是不可缺少。會上，每個人給了一份用二號仿宋體大字印刷的劇本，由洪雪飛、萬一英輪流進行聲情並茂的朗誦，如果念到哪一段話、哪一個句子、甚至唱腔中的哪一個字，如果江青感到不滿意的地方，她就會像以往一樣，當場指著汪曾祺，讓他馬上進行修改。如果當場改得不好，或者沒有被江青所認可，就在這個需要被改的地方註明，會後再抓緊時間繼續修改，有時，為了一兩個字、一句台詞的改動，需要翻來覆去地不知改了多少遍，直到江青感到滿意點頭為止。

為了重新排演《沙家浜》，江青一聲令下，“樣板團”必須要去故事的發生地——蘇州、常熟一帶去體驗生活，她再三強調，到當地去現場感悟一次，要比舞台上演上百遍還管用，並可以此增強無產階級的真摯情感。以前，這齣戲在舞台上排演之前，“樣板團”裡的許多成員，就已經來到過這些地方，但是，作為“革命樣板戲”的重頭劇目，此次再次前往此地，意義非同凡響，而且連同他們的身價，也隨著“革命樣板戲”這一至高無上的頭銜，而變得身價百倍。他們在陽澄湖的蘆葦蕩裡，走了一圈又一圈，並走訪了一些當年掩護過新四軍傷病員的老百姓，請他們講述那些已經聽到不知多少遍的革命故事。在認真聽了之後，還經常召開會議，組織個人發言，大家暢談心得體會，無論是職員，還是演員，的確都是全身心的把此當作是一次光榮而神聖的政治任務來努力去做好，並且對自己能幸運地成為“樣板團”中的一員，而倍感幸運和榮光。

1970年5月21日，北京民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隆重集會，會議主題是擁護毛澤東主席在集會前一天發表的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即“5.20聲明”。 《沙家浜》劇組的幾個主要演員譚元壽、洪雪飛、馬長禮等作為嘉賓，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而當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劇院《沙家浜》劇組的名義，正準備寫出一篇“大塊頭”的體會文章，當年的《紅旗》雜誌第6期，要連同此文與《沙家浜》劇本一併發表。正當並沒有接到邀請通知的汪曾祺在家中撰寫此文的時候，江青又突然派出一個軍代表，趕緊要汪曾祺火速趕到天安門廣場的城樓上去。在當天新華社發往國內外報導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的電訊稿上，又臨時在長長的參加名單後面，增補加上了汪曾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