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平時說普通話帶點南方口音，可每當憶及往日北京舊事如說鄰里間的和氣有禮，見面總招呼“您早，吃了嗎？”“您慢走，回頭見。”……竟是一派京腔。一次談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清華靜齋生，那時女生宿舍有會客室，男同學來訪，通常由宿舍的女傭高聲通報，得到通知的女生就到會客室會客。 “×××小姐有人找！”楊先生為我們摹仿宿舍女傭的呼叫，京味十足呢。
楊先生似乎對來自貝滿女中的清華小女生印象頗深，她們特孩子氣，日常言談中頻繁出現的不外這五句話：“哎，好玩兒”；“好看；“給我”；“討厭”；“打你”。那發音吐字之純正，語調神態之嬌憨，脫兒一個北京女孩！我正驚訝楊先生善於捕捉人的特點，驀然想起她本來就曾是個北京女孩。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陰曆六月二十二日），楊先生在北京出生。父親楊蔭杭（字補塘，筆名老圃）當時在北京一所政法學校教書，並應為宣統“輔政”的肅親王善耆之請，晚上到王府講授法律課。按說楊先生出生時，上面已有壽康、同康、閏康三個姐姐，不會受到太多重視，沒想到父親老圃先生竟對這第四個女兒從小特別鍾愛，寶貝得不知怎麼寶貝才好。也許因為這是他逃亡海外留學美國歸來後所生的第一個孩子，也許因為嬰兒初生就透著一股靈性，招人喜歡。老圃先生為女兒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據說阿季生性愛笑，出生時哭完以後，眼睛滴溜溜四處看。儘管家裡因時局動盪、各地騷亂而極度不安和苦惱，她笑得非常開心。她出生那年，家裡買了一隻製冰淇淋的桶，因為老圃先生愛吃冰淇淋，經常家裡自製。阿季出生那天，恰巧家中做了一桶冰淇淋。二姑媽蔭扮給她嘗點冰淇淋，小嘴都凍紫了，吧嗒吧嗒地舔，品味呢！
阿季的三個姐姐，都生耷無錫，接生的穩婆（亦稱“老娘”）每次接生，只需一百銅錢，即十個銅板，合一角大洋。阿季生在北京，而北京的“老娘”以力大粗暴著稱，南方太太受不了。所以阿季是日本產科醫生接生的，接生費是十五兩銀子。姐妹間說笑著跟阿季算賬，說他們姊妹兄弟的全部接生費，加在一起，也不及十五兩銀子的一個零頭（因一兩銀子比一枚銀元貴）。
爸爸曾對阿季說：“阿季，你一生出來就被人討厭。”當時，她家
和她的景蘇叔公（即胡適《四十自述》中的楊志洵老師）比鄰。他們家的女傭過來問：“生了？小子還是姑娘？”答：“姑娘。”那女傭說：“討厭死了！”老圃先生聽見了，賭氣給她一元銀幣“報喜錢”。阿季事後聽爸爸說了，很不服氣。爸爸說那女傭“歡天喜地，出乎意外的稱心滿意，哪還討厭呢？”
雖說家有四女，大女二女在上海啟明女校住讀，三女依祖母和大伯母留在無錫老家，所以阿季一時成為家裡的“獨養女兒”，歡樂的中心。
媽媽告訴阿季，她出生後，有時哭鬧，爸爸就抱著她來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日本催眠曲，這是各姐妹弟弟中阿季唯獨享有的“殊榮”。
阿季姊妹身材高低呈元寶形：大姐和八妹長得較高，三姐和七妹其次，阿季居中，最矮（二姐早天，所以不算在內了）。據二姑媽蔭卡分說，阿季初生的時候，抱她要兩手湊近了托住，分得太遠就掉下去了。阿季長大後身材短小，愛貓的老圃先生笑說：“貓以矮腳短身者為良。”
只是阿季當“獨女”的時間不長：辛亥革命前夕，老圃先生辭職回南照顧祖母等，隨即偕妻攜阿季到上海避難，與大姐、二姐會合。再後來，大弟寶昌、小弟保傲、七妹楊黍、八妹楊必相繼出生，阿季上有三個姐姐，下有兩弟兩妹，復為眾多姐弟中的老四。
阿季在家從不爭寵，但她天資聰慧，善解人意，與父母特親，對父母有聲的教誨，無言的榜樣，感悟深、吸收快，點滴人心。
阿季的父親有點與眾不同，這固然源於他率真豁達的天性，更與他的學養有關。他為人處世剛正磊落；對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輕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從不打罵孩子，也不寵他們。他認為，孩子不能寵，不能每個要求每件事都takeforgranted，他（從孩子的角度說）“視為應得”；只要寵，將來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說父親“凝重有威”，孩子們都怕他；不過怕歸怕，卻和父親很親近。大家知道，他心底里是喜歡孩子的。錢鍾書先生初次見到老圃先生，也有點怕，後來他對阿季說：“爸爸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
父親用無錫話稱孩子們“老小”。當老小們放肆淘氣影響他工作時，他不動手也不訓斥，只是請母親把老小引到別處去調教。
父親喜歡飯後孩子們圍繞著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 “放焰口”這個從孟蘭盆會藉來的辭兒，在楊家意思就是爸爸請客，被孩子們用來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 “放焰口”的時候，老小歡喜，爸爸高興，天倫之樂無窮。所以，許多年過去，老小們已長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還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麼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種親情交融的溫馨。
阿季手巧，父親飯後吃水果，她管剝皮；吃風乾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脫殼去衣。總之，果品不論乾鮮，一經她手，准保收拾得千乾淨淨。
老小們懂事，往往中午飯後“放完焰口”，大家自動散去，好讓父親午休。父親有一次卻叫住阿季，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只是別出聲。”阿季從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書，行步做事，躡手躡腳，沒有一點聲響。冬天家裡只父親屋裡生個火爐，孩子們都用煨炭的手爐、腳爐取暖。火爐需不時加煤，阿季動作輕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聲。
父親對母親尊重愛護，母親對父親的特立獨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這種平等相待的夫妻關係，在夫權為主的舊社會是少有的，也是舊式夫婦間不多見的。
阿季的母親唐須嫈，也是無錫人。據楊先生說，媽媽這個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給改的。因為在北京任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時，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禮服，戴大禮帽，到懷仁堂賀節；晚上改穿夜禮服，攜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楊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媽媽小名細寶，不知大名叫什麼。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楊先生還記起一個笑話。每年元旦前夜，媽媽說，“大禮帽得拿出來”，她大弟必大哭一場，說“大狸貓不要拿出來”。
阿季母親與老圃同年，二十歲結婚時，老圃還是學生。母親讀書識字（因唐家是富商，家裡延聘女先生教女兒們讀書認字），通情達理。曾在上海務本女校隨班聽課，愛看小說，新舊都讀。結婚兩年，父親由上海南洋公學官費派送日本留學，抵達日本不久，得知妻子臨產，特向官方請準事假回國探視，剛好在長女壽康出生前夕趕到家裡。雖然來去匆匆，在家逗留不過一周；母親心上快慰，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動，視為生平得意之事。
父親留日歸國後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緝，母親為父親特製一條假辮，釘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歸來將抵家門，覺背後有人拉住假辮掩兩下。父親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幫助籌款，潛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學，考入大學研究科，專研法律。次年7月，通過論文，獲早稻田大學法學士。即到美國，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
父親一去四年多，母親在無錫老家與婆婆和妯娌及侄兒女一同生活，撫養三個女兒。 1910年父親回國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後在上海當律師，旋被先後任命為江蘇、浙江高等審判廳長。他因杭州惡霸殺人案，堅持司法獨立，同浙江督軍、省長意見不合，被調任京師高等檢察長。
父親回國以來，不論南下北上，母親總歸攜兒帶女同行，與父親相伴，家務操持得有條不紊，以致孩子們都深信母親能幹，無所不能！
阿季從記事起，從小到大，沒有聽父母吵過一次架。她回憶說：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裡，夫婦間的共同語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卻好像老朋友，無話不談。他們談的話真多：有過去的，當前的；自家的，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共同分析父親辦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時議論一些倫理道德問題。他們認為損人利己不好，於己無益而損人更壞。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時自我反思，有時總結經驗。
阿季形容父親和母親：“兩人一生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JeandelaBruyere）《人性與世態》（LesCaracteres）。”可惜阿季當時年幼無知，對父母那時斷時續的談話，聽了也不甚經心，如今的領會，乃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所得。我曾問楊絳先生，她父親和母親那種暢開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關係，對她們姊妹的影響。楊先生答：“我們姐妹中，三個結了婚的，個個都算得賢妻；我們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親對父親那麼和順，那麼體貼周到。”我想，這也許是楊先生過於自謙，否則“我們仨”那種不尋常的遇合，相互關係怎會處得如此自然和諧，而錢楊式的“人性與世態”又演繹得如此精彩！
阿季四歲那年隨父母重返北京，開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這次北上，大姐二姐沒有同來，仍留在上海啟明女校住讀。三姐依祖母和大伯母住無錫。後來父親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遷居杭州。母親生小弟弟時，大伯母到杭外州照顧母親坐月子，攜著三姐同到杭外州。
那時阿季三歲，是家裡的寵兒，很渾，第一次見到三姐，命她“叫聲季康官嘛”。三姐說“我為啥叫你？”那時，大姐、二姐也從啟明回來全家團聚。阿季最喜歡二姐，唯有她能哄得阿季乖。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姊妹中最聰明的二姐同康，自此次一別後再也沒能與父母弟妹團聚。她因患副傷寒於1917年死於上海，還不到十五歲，這是父母一生中的大傷心事。趕去探望的母親隨即帶了大姐同回北京，大姐就在北京聖心學校上學，但她不久又回上海啟明住讀了。
阿季一家初抵北京，住東城。房東是滿族，阿季因此得見識梳“板板頭”，穿旗袍，著高底鞋的滿族婦女。她們的高底不在鞋根而在鞋底正中，木製，圓形，用整塊木頭刻成，所以不易折斷，穿上能穩步健行。老圃先生曾問阿季要不要穿高底鞋。阿季認真思索了一下，很認真地說：“要！”
阿季進了貝滿幼兒院上幼兒班。後來全家遷居西城東斜街25號，阿季就隨三姐閏康到西單牌樓第一蒙養院上學，阿季上學前班。
阿季六歲，在第一蒙養院學前班畢業，改入闢才胡同女師大附屬小學，仍與三姐同校，每天乘黃包車往返。父親上班乘馬車，三叔上班坐包車。三叔病重回無錫老家，包車歸阿季家所有，車夫也由她家專用，她們就改乘包車。
她們中午在學校包飯。那時在女高師任“學監”的三姑母蔭榆，有次在小學生進餐時陪來賓到飯廳參觀，整個飯廳頓時肅然，大家專心吃飯。阿季背門而坐，碗前掉了好多飯粒。三姑母過來附耳說了一句，阿季趕緊把飯粒撿到嘴裡吃了。旁的小學生看樣也趕快把自己掉在桌上的飯粒撿來吃了。三姑母向老圃先生形容這一群背後看去和阿季相像的女孩，“一個白脖子，兩根牛角辮”，一個個忙不迭撿飯粒往嘴里送，有趣極了。三姑母說時笑出了她的細酒渦兒，她顯然很喜歡這些小女孩。
也許是三姑母的緣故，阿季不時被女高師的學生帶到大學部去玩，演戲的時候被借去當“花神”，運動會上和大學生一同表演跳繩。
1917年春夏，正當阿季無憂無慮地享受她童年的快活時，家裡卻遭到巨大的衝擊，經受了嚴重的挑戰。作為一名剛入初小的學生，她弄不明白怎麼一向勤勉奉公的父親忽然不上班了，和一位愛做詩的植物學家、早稻田同學王子年同上百花山去採集製作植物標本了，個把星期才曬得黑黑的回來。不久，家裡的馬車賣了，兩匹馬也賣了，大馬夫、小馬夫全走了。家裡只剩包車了。
又過了兩年，阿季升入初小三年級。從不出遊的母親接連遊覽了頤和園、香山等京郊名勝，還買了好些梅花點舌丹、紫金錠之類的北京名藥，宮制絹花等北京特產，準備帶回家鄉送人。隨後，又收拾行李準備回南。秋季開學不久的一天清晨，阿季就跟著父母一家人登上火車回南方去了。
這已是阿季第二次“回南”。上次是她出生不久，辛亥革命前夕，局勢動盪，地方騷亂，父親辭職回南侍奉祖母，又到上海避難；可這次回南，雖然聽三姐說過好多次，卻糊里糊塗全沒放在心上。直到突然離家時才想到她還沒向要好的同學告別，“心上很惆悵”。
久後才知道，原來父親主持工作的京師高等檢察廳，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違犯了官場的慣例：該廳開始偵查後，儘管傳喚、訊問、搜查證據及交地方廳繼續偵查，一切嚴格依法進行，本無絲毫不合，只是這位有犯罪嫌疑的交通部總長，曾擔任過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長、司法部總長、內務部總長諸多要職，非一般等閒人物，許多上級官員，紛紛為他說情。傳喚當晚，楊家電話一夜不斷。天亮之後，父親就被司法總長停止職務了。司法總長張耀曾事先就出面乾預，不顧媒體揭發、議會質詢，意欲停止偵查此案。父親不理會上司默示，反“親詰司法總長，是否總長個人意見認為許世英道德高尚，絕無嫌疑之餘地？司法總長回答說：'交情甚淺，並不能保。'”司法總長話雖如此說，但當京師高等檢察官於1917年5月4日傳喚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並蒐查證據時，司法部竟立即呈文大總統，以檢察官“違背職務”為名，將京師高檢廳檢察長楊蔭杭、檢察官張汝霖停止職務，交司法官懲戒委員會議處。
阿季以後據當時的事實推斷，父親停職的時間不長，大概就是上山採集植物標本那個把星期。停職後雖未恢復原職，仍在司法部任職。但精研法律、熱衷法治的父親，經此事件，很是心灰，對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已看透了，無意繼續做官。他和上司頂牛了。兩年之後，辭職南歸，沒等辭呈照準就帶了全家動身南下了。
給阿季留下印象至深的是離開北京那天，火車站上來為父親送行的人異乎尋常的多，“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誰也沒有那麼多人送行，我覺得自己的父親與眾不同，很有自豪感。”
這也許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吧，我想。當時的社會公眾輿論是同情和支持京師高等檢察長楊蔭杭的。 1917年5月25日、26日的《申報》，在報導“高檢長楊蔭杭因傳訊許世英交付懲戒”的要聞時，就將楊檢長的申辯書全文與司法部請交懲戒的原呈同時刊出，使讀者對“此案的是非曲直，亦可略見一斑”。
楊蔭杭的申辯書，依據法律法理，義正詞嚴地說明問題實質，逐條批駁司法部請交懲戒的呈文，將司法總長強指的所謂“違背職務”駁得一無是處，並指控司法總長“交付懲戒”之不合法，有袒護之嫌。申辯書氣勢之壯，充分顯示出他的大義凜然和當時的激憤之情。
上述資料是一位讀者在讀了楊絳先生《回憶我的父親》一文後向作者提供的，因此未及編入《老圃文集》。 2006年2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繁體字版《幹校六記及將飲茶等篇》，楊絳先生將以上資料作為《回憶我的父親》的附錄，收火書中，對於了解此案和楊老先生的性格主張當會很有幫助。
1992年，我偶翻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國人物大辭典》，在許世英名下，讀到：“1916年6月，任內務部總長；7月任交通部總長，後因受賄案去職。”據載，此人於1950年去台灣，任“總統府”資政，1964年病逝於台北。著有《許世英回憶錄》。惜未找見該書，不知作者有沒有“回憶”及1917年5月被京師高檢廳傳訊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