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青少年幾乎沒有不知道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可當我從一個國外的孩子口中聽到這樣一個名字時，驚訝之餘頓時有了“他鄉遇故知”的感覺。這個戴著一副大眼鏡的秘魯男孩看上去文質彬彬，他好學的樣子令我談興十足，於是便跟他大侃特侃“毛先生”及中國現代史。當我興奮地“手舞足蹈”、“慷慨激昂”了一番後，他居然“虛心”地向我請教了一個讓我目瞪口呆的問題——共產主義是不是說你們中國人都拿一個大鍋吃飯？我開始為自己“對牛彈琴”的傻氣而後悔了，可還“為人師表”地擺出了個“誨人不倦”的微笑：“世界上有這麼大的鍋嗎？把你們秘魯所有的鋼。鋁合起來打口鍋也不夠中國人裝飯的。”“共產黨是不是就是搞集權？你們應該和我們這些國家學學民主嘛。”第二個問題簡直讓我火冒三丈：“集中不等於權。”“這不過是換種說法不是嗎？”他緊追不捨。我心裡暗暗罵著“孺子不可教也”，口中還耐心地向他解釋：“共產黨是在民主的基礎上用集中的方式統一人民意見，而不是超越民主地實行專制。”說到這裡我意識到這話太教條了，他恐怕領會不了。怎樣才能深入淺出地讓這位“勤學好間”的國際學生開開“竅”呢？我有些犯難了。
那天下午的小組討論會我恰巧與這個秘魯男孩分在了一組。整個討論會由於各人意見不統一開得極不順利。六點鐘吃晚飯，六點半了會議還在艱難地“磨蹭”著。最後我行使了臨時小組組長的權利，揮手阻止了他們無休止的辯論，並結合大部分人的意見做了扼要總結。 “散會！”話音剛落，大家便“呼啦”沖向飯廳。我拍拍秘魯男孩的肩：“瞧見了吧，一味搞民主只會讓大家吃不著晚飯，民主的基礎上有集中，我們才能填飽肚子嘛。”“咕、咕”他的肚子替他說聲“Yes！”
這就是International（國際化）
國際會議參加第二屆青少年國際網絡會議的代表一共47名（25名青少年，22名成人），他們來自美、德、巴西、菲律賓、隆巴迪等大大小小近30個不同國家。會議的正式語言就有四種：英語、法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所以每天人會場前都要去領同聲翻譯器。一次，一個羅馬尼亞男孩來間我借一盤中國民樂磁帶，迸我房間的卻是三個人——他和兩個翻譯。他用羅馬尼亞語告訴翻譯A，翻譯A用法語告訴翻譯民翻譯日再用英語告訴我，一句話轉了三道彎，夠複雜的！最“酷”的是這次大會的主席，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太太，他一人包囊“四項全能”——一天換一種語言在大會上發言，“今天，請問我該用哪國語說話了?”每每她問起這個問題，台下人都用掌聲代替回答。
國際市場我從萬里之遙的中國拎來的大箱子，有三分之一被小禮物佔滿了。為了給每位參加會議的人都留一件中國紀念品，臨行前老媽從夫子廟到新街口瘋狂大採購。 “這是中國人的一片情意嘛——萬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可我到了這裡才發現：各國青少年都比我具有“經濟頭腦”。頭一天，一個布隆迪女孩來敲我的房門，由於語言不通，她一句諸不說就把一條漂亮的手織圍巾放在了我手裡。我開心地連忙沖她點頭微笑說謝謝。她卻不緊不慢地豎起了十個手指，嘴裡蹦出一個英文單詞：“Dollars（美元）”。我連忙把圍巾送回她手中，打著手勢跟她說我不需要。女孩既不介意更不生氣，收回圍巾上另一個房間推銷去了。
在會議中心的走道裡，擺滿了各地與會者設置的攤點，整個兒一“世界貿易街”；波利維亞的笛子、索羅門島的彩裙、肯尼亞的挂墜、斯里蘭卡的明信片……只是價格大都不菲。在如此這般“世界商品大潮”的衝擊下，我也有些動搖了：到底是隨波逐流“下海經商”，還是堅持老爸老媽的“中國情意論”？我最終還是沒有將這些“萬里鵝毛”們當“烤鵝”去賣——送“鵝毛”是紀念品，更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宣傳——金錢誠可貴，友情價更高！
“鵝毛”全送出去後的那天晚上，布隆迪的小姑娘又來敲我的房門——手腕上帶著我送她的景泰藍手鐲。她把那條手織圍巾又放在了我手裡，我正為國外人也懂幾分“禮尚往來”而驚奇，她又一次豎起了她的手指——不是十個——只有五個！原來是削價大“甩”賣啊！
國際茶社
“秘魯男孩事件”使我意識到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實在少之又少。為了給他們來點“文化熏陶”，我在房間裡開設了個“國際茶社”，並特意在門外寫了一張大海報——“Tea is Free”（茶免費），茶社“開張”第一天，各地“茶客”就絡繹不絕。我左手拿著碧螺春的罐子，右手拎著熱水瓶，口中輕吟——“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滿以為“國際茶客們”會陶醉在中國綠茶的清香中，飄飄欲仙。沒想到他們卻都好像剛從閻羅殿裡爬出來一樣，個個面露痛苦之色。一個巴基斯但男孩對我說：“李娜，我認為你以及所有與你有關的事物都美好極了，但，”他舉了舉手中的茶杯，“中國茶除外。”一個阿根廷女孩“可憐巴巴”地跑來問我要糖：“哪有人喝茶不放糖的廣她滿臉疑惑地望著我。“哪有人喝茶放糖的？ ”我匪夷所思地盯著她。但最後還是把一顆大自兔奶糖“貢獻”了出來。於是我的“國際茶客”們都好像“心有靈犀”似的，一個接一個來向我要糖，並眾口一詞：“哪有喝茶不放糖的？ ”“大白兔”全被他們“抓”走了，我只好重寫了一張海報“茶免費，糖自帶”。可打這之後，“茶社”生意頓時冷清了下來，不久我只好“關門大吉”了。
Miss China（中國小姐）——我最自豪的名字
臨去巴西前我去辦公室和各位老師辭行。一位老師以極嚴肅的口吻對我說：“出去以後你就不僅僅代表自己更代表著中國了。”初初聽來多少覺得這話有些“大道理”，可直到我真正走出國門，代表五千萬中國青少年參加這樣一個國際會議時，我才深切地體會到“代表中國”這四個字所包含的份量。
每天清晨當我步人會議大廳的時候，首先尋找的便是那個放著“China Li Na”的座位牌的位置。青少年國際網絡會議，今年已是第二屆。可放有“China”字牌的椅子卻是第一次出現在這樣一個會議上，而且只有唯一的一張。
會議開始的頭一天，我便經歷了一場“特別的考試”。身著民族服裝的我剛剛落座，大會主席就向我提了一個問題：請談談你對21世紀兒童生存狀況的看法。問題剛剛問完，全會場的人都將目光投向了我。我微笑著望著主席（媽呀！出這麼個“餿”問題來考我，想來個“下馬威”嗎？）鎮靜地從座位上站起來，邁著中國女性傳統步伐（小步走路延長時間思考），優雅地（這是後來那些“老外”們評價的）走上講壇。台下眾多電視記者打起的燈光讓我覺得晃眼，但此時發言的大致要點已在我腦中形成了（曹植七步成詩和我十六步成文其根本原因恐怕相同——急中生智）。我用英語談了三大方面：一是青少年保護法的建全，即不僅把青少年權利掛在嘴邊，還要白紙黑字寫進法律裡，不僅寫進法律裡，更重要的是讓法律得以實行；二是關於社會範圍對青少年的關心，這其中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和文化建設等方面；最後我又強調了青少年的一種自我覺醒，我們不僅僅是被保護者，還要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鬥爭，而且在向社會“要”的同時，我們也應勇敢地承擔起所應承擔的責任。此外，我又舉了大量實例，藉機談了中國在青少年發展建設方面的成就，這是我在會議上第一次為中國做“國際宣傳”。當“China”這個單詞不時從我嘴裡蹦出來的時候，我看到許多代表讚許地點頭，心里特“過癮”。當天下午，大會主席找到我並鄭重地通知：與會代表一致推選我做大會開幕式與閉幕式的主持人，同時兼任亞洲地區特別代表和報告發言人——我挺開心的，那場“有驚無險”的考試的成績單已放在了我的面前。
以後的日子裡，我每天忙得像陀螺：大會開完了，開特別代表會，特別代表會結束，亞洲地區會議又“開張”。為了將10名亞洲代表的意見集中扼要地反映到論壇上，我晚上常常要頂著瞌睡蟲的侵襲奮戰到11點多——朋友們都當我到巴西旅遊，天知道我比上學還累。
在一次大會上，當我做完有關亞洲地區青少年工作成就的介紹後，照例是自由提問與答辯時間。這時，會場上響起一個極不友好的刺耳聲音：“我聽說你們中國孤兒院裡不是有殘殺孩子、虐待孤兒的嗎？”接著他又開始向與會者解釋他所聽說的內容。我當時的感覺是義憤填膺，我毫無淑女風度地衝到他面前，不客氣的搶過話筒，打斷了他的話：“先生，我想請問您是從哪裡聽說這一切的，是中國孤兒的口中還是西方媒體的宣傳？先生，我再請問你去過中國沒有？沒有。沒有，你就沒有發言權。我從中國來，我是中國人，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我想在座的恐怕沒有誰比我更有發言權了。”我從背包裡翻出隨身帶著的一疊照片，其中有幾張便是我在初三時和同學們去兒童福利院幫助孤兒們時照的。 “每一位擁有眼睛的人都可以從照片中看到這位先生問題的答案。”那位“慷慨激昂”的先生由吃驚到沉默，一臉的尷尬，口中不停重複著“I am sorry。”
一位德國記者向我提了一個有關性教育的問題：“眾所周知，亞洲地區的性教育比起我們西方國家要落後得多。我聽說中國的性教育更為閉塞，不知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是的，我們不諱言中國中學生性教育的缺乏。但我倒想提醒這位先生，正是一些西方國家盲目過度的性教育性引導引導造成了不堪的後果，才使人們望而生畏，使對青少年的性保護成了性'保守'。再說，這也正逐步變成歷史，性教育在亞洲地區當然也包括在中國已經引起關注——我所在的南京市就專門為中學生開闢了'智慧果'性諮詢熱線。不信，你現在就可以撥個國際長途試試。它的號碼就是：008625——4725504， 如果你聽不懂漢語，我可以充當你的翻譯。”台下掌聲如雷，我的亞洲朋友們開心地朝我揮著手，我步履輕鬆地走下講壇，心里特別暢快。
會後，這位德國著名的《Stern》雜誌的記者又找到我，好奇地問：“你的表現很出色，你是不是你們中國孩子中最突出的一個？”“不”，我微笑著搖了搖了頭：“我不是中國孩子的Leader（領袖），而是一名representative（代表），我所做的每個中國孩子在這兒都能做到。”而後我又反問他：“你們西方記者是不是都很喜歡用'聽說'這個詞？我在《南京中學生報》做記者，雖然只是一名學生記者，但有一點卻很清楚，真實不是人云亦云。道聽途說，而是用你的眼睛你的頭腦從現實中得來的。”德國記者很認真地點點頭，以後的幾天會議裡，我發現他再也沒使用過這個詞。
“代表中國”！現在我再回想起老師曾說過的話，便格外有感觸了。我不認為我的言行有什麼特別出色之處——那是一種最自然不過的表現——因為民族的尊嚴是受不得絲毫磕碰的。
因為經常被人誤以為是日本人，我無論去哪裡都喜歡戴著印有“China Li Na”的工作牌，並用紅色水彩筆把“China”重新描了遍。於是參加會議的朋友們都叫我“Miss China”——中國小姐。這是我最自豪的名字。
說再見，再見不會太遙遠
在會議的六天中，我和我的國際朋友們一同生活、工作，儼然“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國籍、膚色、語言、生活習慣的差異並不妨礙我們的交流，一個微笑一個手勢也可以“無聲勝有聲”。六天的會議結束了，離別也拉開了序幕：薩爾瓦多沒有“執手相看淚眼，竟元語凝噎”的淒涼，有的是“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灑脫。我入鄉隨俗地和朋友們“用擁抱結束所有溫柔”，臉頰上幸福地印上了世界各國友情的”印記”。 “別忘了給我發E-mail”，這是很多代表的臨別留言，足以讓我感嘆Internet的國際普及率。今天說再見，明天便又可以在電腦上聊天辯論——家裡有電腦，天涯若比鄰。這個地球越來越小，幾根電話線一部電腦，再見的確不太遙遠。汽車就要開動之時，秘魯“追問狂”和一個阿根廷女孩從樓上奔了下來，我正感慨於他的勤學好問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卻“一切盡在不言中”地從身後展開一張大紙： Miss China We Love You（中國小姐，我們愛你）。送行的人群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代表們又一次湧到車前——開始又一輪的“吻別”，我可憐的臉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