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赴巴西參加第二屆國際網絡青少年會議的邀請函後，我便興奮地從書櫥頂端翻出了佈滿灰塵的地球儀，經過一番仔細的查找，在中國南京的正對面瀕臨大西洋的地方找到了一行小字“薩爾瓦多”。 180度，半個地球——沒想到平生第一次隻身出國，就走到地球上幾乎離南京最遠的地方——整個兒面對面。我不害怕，一點兒都不。從小就愛讀《環遊世界八十日》，渴望著在廣闊的世界中豐富自己；從小就愛唱“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渴望著獨行天涯的那份瀟灑豪情。老爸十八歲隨軍赴關東的故事早讓我聽膩了，於是我抱著地球儀神氣地站在他面前：“等我回來給你講'女兒十六隻身闖巴西'的故事。”
上海虹橋機場：執手相送是親情
過海關時，檢查人員饒有興致地翻著我的護照：“呵，才十六歲，就去過香港又要去巴西了，有大人陪嗎？”“不，就我一個！”我自豪地接過蓋著花花綠綠大印的護照。站在一旁的媽媽趕緊把護照小心翼翼地塞進我兜里——那是她特別為我縫製的貼身“保險口袋”，接著又開始重複她那早已說了不下百遍的叮嚀。我一邊向她保證一定會把自己平安帶回來，一邊藉著大廳的玻璃門欣賞著自己背著大旅行包的瀟灑行裝。廣播里傳來了“請乘客登機”的聲音，在一旁沉默了許久的爸爸終於說了一句：“出去，就一個人了。”從他凝視我的眼睛中，我讀出了不捨和擔心，讀出了一份“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我沖他們甜甜一笑，道了一聲“再見”，便頭也不回的踏上了飛機通道。 “出去，就一個人了。”當我在飛機上坐落的一刻，驀然想起這句話來，鼻子有點酸酸的。
漢城：和著豬肉脯初嘗異國感受•“秀色可餐”原是無稽之談
經過一個半小時的飛行，我便坐在漢城Kimpo機場的候機大廳裡，身邊來來往往陌生的臉龐，提醒我已經身處異國了。我要在這地方消磨整整八小時。塞著耳機，張鎬哲一遍遍地吼著他的《謀殺寂寞》，我用什麼來謀殺寂寞呢？ ——吃！一邊啃著從祖國帶來的豬肉脯，一邊”One、two、three…”地數著來來往往的人群。不知是因為我的那副傻樣讓人好奇，還是因為豬肉脯香味的緣故，身邊爬來一個好可愛的小傢伙，白嫩嫩的小臉蛋，黑釦子一般的眸子。他（她）一個勁兒往我身上蹭，搖著手中的小罐子——叮叮噹當，他一邊咯咯地笑著，一邊說著我根本聽不懂的語言——他可是此次旅行第一個與我進行友好交流的外國朋友。在小小的孩子眼裡，對人只有喜歡與不喜歡之分，而無國籍之分，多好！
我陪她一塊兒傻傻地笑著——伴著搖罐子發出的跳躍的聲音。一個人的孤寂消融在異國的午後。
飛機起飛整整晚了一個小時，我高吟著“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登上了飛往洛杉磯的航班。離開了燈火輝煌的漢城，飛機顛簸不停，整個人上上下下折騰了一番。可憐我快餓癟了，胃裡除了可樂還是可樂——我可樂不起來了。韓國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一向以其姣好的面容。溫柔的態度而著稱，但她們甜美的微笑卻絲毫激不起我對韓國飛機食品的食慾——一大塊散發著怪味的死板板的魚加上一管辛辣的調味醬，幾個沾著胡椒粉的甜丸子直讓我倒胃口。我合上飯盒抬起頭兩眼直勾勾地盯著漂亮的空中小姐，卻發現“秀色可餐”原來是無稽之談。
洛杉磯：傳奇式助人為樂•中國祇有一個•鞏俐成了介紹人
十幾個小時後當我還在暈暈乎乎的夢鄉中，飛機已停在了洛杉磯國際機場的跑道上。收拾好行囊準備一腳踏上美國的土地。忽然發現靠窗的座位上蜷著一個滿臉疑惑面容憔悴的女孩。雖然臨行前爹娘一再交待不要隨便和陌生人答話，可看著她“楚楚可憐”的樣子，我的同情心便及時地氾濫了。上前一打聽才知道，她是日本人，去聖保羅探望父母，可不小心把登機卡給弄丟了，不知該怎麼轉機。她夾著哭腔的英文說得結結巴巴，我的“俠義心腸”便開始膨脹了。我們在洛杉磯只有一個小時的停留時間，領著她連奔帶跑地衝下飛機，找到了換登機卡處。一位美國小姐義正辭嚴地拒絕：“沒有登機卡，無法換飛機。”我說你不可以不講理，她買了飛機票，她花了錢就可坐飛機，否則就得你把她送回日本去。小姐問你是她什麼人幹嘛多管閒事。我很生氣地一字一句他說：“我不是她什麼人，我是中國人，這叫助人為樂，中國人懂，但你不懂。”“你是中國人？！”美國小姐的嘴裡忽然蹦出－－句流利的中文，著實嚇了我一跳。她轉身回辦公室，和一群美國人嘰哩咕嘟了一陣，出來時手中多了一張卡片。 “行了，去那邊換轉機牌”。她還是在說中文。我瞪著她褐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嘴巴成了“O”形。 “我媽媽是中國人。”呵，真是天涯何處無國人？日本女孩不停“Thank you”，我的腦瓜裡突然冒出一個聽起來挺老土的詞“國際主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覺到這詞挺可愛的。
候機室裡，所有人都靜靜坐著等待，只有我一個人在窄窄的走道旁若無人地做著在學校剛學的第八套廣播體操——坐了十幾個小時飛機，再坐下去恐怕要患上“坐骨神經痛”。旁邊的兩個東方人正在用英語交談。一問才知道男的是韓國人，而女的來自台北。台灣姑娘指著我和那個日本女孩說：“真巧啊，小小的角落裡有來自四個東方國家的人。”我微笑著搖搖頭：“你數錯了吧，只有三個國家。”她望了我一眼，靜靜坐著，一句也沒說。 “一、二、三、四……”我喊著節拍，繼續做著跳躍運動。
飛機從洛杉磯起飛了。鄰座的那個長著一搓小鬍子的“日本男人”從包裡翻出一本雜誌。一張鞏俐的大頭像引起了我的注意，湊上去一看，居然是一個個中文方塊字，親切極了。 “What's your nationality？”我疑惑地用英文問道。 “Chinese”。他怕我不明白又強調說：“From mainland。（從大陸來）”我換成中文跟他說“你好”，他瞪圓了眼珠望著我：“你居然也是中國人，我還當你是日本人呢！”天哪，我們一同坐了十幾個小時飛機，不時還用英語交流一下對機上垃圾食品的憤恨之情，若不是一本中文雜誌，我們還當對方是“老外”呢！天涯何處無國人，怎奈相逢不相識！
聖保羅：“天哪，沒有人懂英語”•警察局裡尋求庇護-在醫院做五小時“高幹”•-差一點“香銷玉殞”
終於到達了巴西的聖保羅。長時間的飛行使我頭暈腦脹，背著旅行包提著行李箱，走起路來輕飄飄的——感覺如雲中漫步、我的下一個航班被推遲了兩個小時，於是我決定給此行目的地——薩爾瓦多市的聯絡人打個電話。我找到一位機場諮詢處的小姐，花了十分鐘向她說明了我的身份，解釋了我此行的目的和遇到的麻煩並請她讓我使用一下電話。小姐帶著和藹的微笑，眨巴著漂亮的大眼睛聽完我所有傾訴，並不時善解人意地點點頭，當我“撲”向電話準備撥號碼的時候，她卻一下按住了電話對我搖頭，吐出一句結結巴巴的英文：“Sorry I…dont…speak English（對不起，我不會說英文）。”接下來是一大串天花亂墜的葡萄牙語，我吃驚得連下巴都快掉下來了，只好試著在飛機場裡找個懂英語的人。接下來的發現讓我整個人掉進冰窟窿——偌大的國內航班大廳居然找不到個會說英語的，他們說得最流利的一句英文就是：“I dont speak English。”天哪，來之前是誰告訴我巴西人大都會說英語的？ ——我一邊悔恨著自己準備疏忽，一邊詛咒著自己倒霉的運氣。就在這時，身後傳來了我這一生聽過的最富有磁性的聲音：“小姐，請問我可以為你做些什麼嗎？”流利的英文讓我驚喜地轉身，一位年輕帥氣的巴西先生正含笑望著我。真是“眾裡尋他千百度”，我差點沒激動得潛然淚下。巴西先生帶我找到了磁卡電話，按我給的號碼耐心地撥了一遍又一遍，最後他無奈地聳聳肩：“那是個自動接話機，元人答話。”我滿心失望卻還微笑著說：“謝謝”。他從襯衫口袋裡掏出一張嶄新的電話磁卡放到我手裡：“留著它到薩爾瓦多機場再試試，祝你好運。”他朝我揮了揮手消失在人群中，我緊緊握著手中那張磁卡，握著心中那份感動。
七個小時，我要在聖保羅的候機大廳整整七個小時！疲憊的我呵欠連天卻還要照看著自己的行李。國內航班的大廳里人頭攢動，其中不乏一些身材魁梧面目猙獰的人。早聽人說巴西治安不太好，此刻的我只好兩眼一眨不眨地緊緊盯著自己的箱子。忽然，一群警察全都飛快地向一個地方衝去——看情形似乎有一起搶劫案正在上演。媽呀！這是什麼鬼地方？ ！我拖著行李在大廳裡瞎逛，想找個安全地方打個噸。這時，一扇玻璃門上懸掛的牌子讓我霎時有了靈感——ＰＯＬＩＣＥ（警察局），我毫不猶豫“破門而入”，高大而森嚴的辦公桌後坐著一個胖乎乎禿頂的先生，這位巴西警察顯然對我這“海外來客”的突訪很吃驚，他瞇著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著我，吃一塹，長一智，這回我不再迫不及待地忙著開場白了，而是先問他會不會說英語。胖警察的領悟力倒是驚人，他示意我先坐下然後打電話召來了一位小姐。我一字一頓地告訴他們：“我來自中國，應邀參加在巴西舉行的國際會議。兩天的飛行使我很疲倦，又患了胃病。我對機場的治安很沒有信心，我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休息。”說完我把護照和邀請函放在了他的桌上。其實我只想在警察局借個地方坐會兒——這兒總是安全的吧。沒想到警察大叔卻對我的“病情”非常重視，他把我領到機場醫院，請了專門的醫生給我檢查。醫生和我的語言不通，一聲不吭地按摩著我的胃部。於是，只要他的手一接觸我的胃，我便呲牙咧嘴作極端痛苦狀。這一招果然奏效，醫生給我開了一堆大大小小的藥丸外加一間單人病房。我把藥九揣進兜里，嚼著豬肉脯喝光了護士送來的眼藥的白開水，在單人病房里美美的睡著了。五個小時後，我被他們叫醒了，在醫生“小心身體”的忠告中“容光煥發”地上了飛機。
從聖保羅到薩爾瓦多的飛行時間不過四小時，可中途飛機停了三次，原來巴西人坐飛機就像我們坐公共汽車一樣逢站必停。這雲裡霧裡的一上一下可把我折騰壞了。一排座位上的清潔袋全被我“搜括”來了，一個接一個的吐。整個胃裡翻江倒海。直到吐得精光燦爛為止。想想兜里的胃藥可以發揮用場了。我請來空中小姐，指了指自己的胃，用手比劃了一個杯子，她微笑地沖我點點頭，不一會便把東西給我拿來了——不是一杯水，而是一個橢圓形的麵包。我苦笑著向她豎了豎大拇指。飛機還有十分鐘就要到薩瓦爾多了，我如西天取經就要勝利般的如釋重負。可同時我也發現飛機顛簸得異常厲害，機上的乘客也都在議論紛紛。這時機艙里傳來了機長的聲音——葡萄牙語，我一句也聽不懂。他的聲音裡有掩飾不住的慌張。話沒說完，所有的人都驚叫起來，整個機艙亂成一片。當我意識到出問題的時候，飛機已經開始大幅度傾斜了，30。 ，45。 ，65。 ，– 90。 ，整個飛機都要側過來了，我整個人感覺被拋入了二次空間。機上一片嘈雜，人們都手舞足蹈做出“上帝保佑”的姿式。天哪，難道我要“香銷玉殞”於異國的天空了嗎？身旁坐著的一對巴西母子，他們頭靠著頭，口中喃喃念著什麼。剎那問的一瞥，我看到了他們緊緊相握的雙手。握著冰冷的扶手，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此時的我方才體味到生命中真正的孤獨和恐懼。 “我一定得平安口去，所有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都在等著我回去呢！”我默默祈禱著。飛機在薩爾瓦多上空盤旋了近半個小時，終於緩緩下降，滑輪著地的一瞬間，機上所有的人都歡呼起來。 “薩爾瓦多，歷經艱難，終於見到你了！”
薩爾瓦多：沒有了行李也沒有接我的人
“死裡逃生”的我步履蹣跚地走進候機大樓。在行李傳送帶前等了半個小時，卻沒有等到自己的行李。在丟了行李的同時我發現自己也被人給丟了——根本沒人來接我。望著別人幸福的相擁，開心的握手，我感到了“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淒涼——就像只迷途小貓遊蕩在異國的機場。總算老天爺幫忙，讓我遇到了位在機場打工的巴西英語老師。她領著我在一間漆黑的小屋裡找到了我孤零零的行李，又用電話磁卡（巴西帥哥的禮物）給我的聯繫人打了電話。 45分鐘後，歷經兩天半漂泊的我終於被人“撿”回了賓館，我流浪的旅途也暫告段落。
到了賓館，身子一挨著鬆軟的大床，我便呼呼睡去了。一覺醒來已是第二天早上九點多，十二小時的時差，便在我的夢鄉中不知不覺倒了過來。精神倍爽的我推開窗戶——大西洋！我幾乎要為這個突如其來的驚喜而歡呼了。湛藍的天空，無邊的海水，綿延的海灘——這是我平生第二次看到大西洋——第一次在夢裡。此刻，我便對薩爾瓦多一見鍾情了。我貪婪地呼吸著人西洋的空氣，用鼻子真切地感觸著異國的早晨。門口傳來了敲門聲，這時候會是誰？
天涯皆比鄰-熱情的肯尼亞姑娘
我一開門就被一個黑黑、大大、壯壯的傢伙抱了個滿懷，還未來得及掙扎，左邊臉頰又被她狠狠“啃”了一下。我正欲發作，抬起頭來便遭遇了一張掛著燦爛笑容滿臉元辜黑白分明的臉。黑，是煤炭那種黑——這不是形容她的黑眼珠，而是形容她的皮膚；白——是牛奶那種白——不是形容她的皮膚，而是形容她的牙齒。一個有我一個半人跺起來那麼高的黑人姑娘正居高臨下地沖我笑。 “你好，我是肯尼亞的Iren。”未等我開口，她又說，“我知道你是中國來的，你好勇敢，這次開會的孩子除了你都有大人陪著來。”
“我……”我又被她親熱地緊緊抱住，右臉頰也“厄運難逃”地被侵襲”了。我揉著被親疼的雙頰，苦笑地望著她。她顯然不打算給我說話的機會：“你一個人住太孤單了，我早上要了一間三人房，你和我們一塊住吧！ ”她用的是“吧！ ”而不是“嗎?”，她替我“包辦”了所有的行李，把我“劫持”到了她的房間，在那兒我遇到了帶她來的大人——一個比她矮了三分之一，瘦了二分之一的二十多歲的黑人姑娘曼德琳。為了躲避又一次熱情的“侵襲”，我主動地伸出了右手。
第一次和兩個黑人“同處一個屋簷下”，生活得倒也“有滋有味”。曼德琳把她男友的照片不遠萬里地帶到巴西，放在床頭櫃上。每天我們換衣服，她都會把照片正面朝下放倒，並鄭重地告訴我：“他很害羞，看到你們會不好意思的。”沒多久的一天，她的“男朋友”忽然失踪了，當我在她床底下找出照片時，便沖她大叫：“曼德琳，你男朋友害羞得鑽到床底下去了！”
Iren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她的笑容總像陽光一般明朗。唯一讓我受不了的就是她喜歡“擁抱”我的習慣，讓我喘不過氣之餘，還有一種“暗香浮動”——她每天早上都要把十幾個小瓶裡的香呀霜呀之類的玩意兒往身上擦。其中幾個小瓶上的英文標籤竟是防曬增白露——黑人也能增白？ ——世界真奇妙！
儘管生活方式有些差異，但這並不妨礙我們之間友情的發展，很快我們三個就打成一片了。可一天晚上，房間裡卻鬧出一點小小風波：我睡得膝膝隴隴問，看到曼德琳和Iren從門外進來。便問她倆晚上去哪了，她們誰也不回答我。我提高聲音又問了兩遍，她們依然像沒聽見似的。 Iren還用取笑的聲音說：“瞧她還愛說夢話呢！”我氣得從被窩裡“嘈”地蹦了起來。 “你們去哪兒了？”聲音大得把她倆嚇了一跳，我自己也猛然清醒——“夢裡不知身是客”，我一直在和她們說中文。此時的房間裡響起了曼德琳充滿同情的聲音：“哦，可憐的孩子，她居然還夢遊！”
兩個埃及“老爸”
我學校的一位好友對埃及文化崇拜得五體投地，她曾與我侃侃而談埃及男人的面目特點：直挺的鼻樑。深邃的眼眸。微厚的嘴唇……所以當我第一眼看到Gamal的時候，我就一下想到了好友的話。 “你是埃及人吧。”我篤定地說。這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瞪大了寫滿問號的眼睛，“你是會看面相的小女巫嗎？”“不，我只是個中國小女孩。”我笑嘻嘻地望著他。 “這位是中國小女巫！”從此後他逢人就這麼介紹。一天晚上他跑來找我，腦門上腫了一大塊。 “小女巫，我被人偷襲了，你有沒有辦法處理一下我的腦袋。”他痛得呲牙咧嘴。我裝模作樣地拿紅花油在他頭上抹了幾下，並神乎其神地吹了兩口“仙氣”，大約是心理作用，他居然說不疼了。他用埃及腔的英文一字一頓地對我說：“我在樓下花園散步，有人拿石頭從樹上砸我。”
“你是黑幫頭目嗎？”
他搖搖頭。
“你是政治領袖嗎？”
他搖搖頭。
“你是百萬富翁嗎？”
他又搖搖頭。
“那肯定沒人謀害你。”
他固執地拉我到樓下看“偷襲”他的物證。在黑漆漆花園的樹下我“搜索”到了一個熟透的芒果。 “這就是那個偷襲你的敵人？我來幫你報仇”。我將芒果剝了皮，塞迸嘴裡。 “你吃東西的樣子很像我的女兒。”從那天起他便以我的“埃及老爸”自居。
另一位埃及老爸是一位可愛的牧師（英文中牧師一詞為“Father”，與“爸爸”的拼寫完全相同）。薩爾瓦多夏日炎炎，氣溫高達35℃，幾乎所有與會者都穿T一shirt，唯有這位牧師先生天天都穿著長袖黑袍，整個人遮得嚴嚴實實。我以為“侍奉”上帝的人到底不一樣——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後來見他在餐廳裡猛灌冰可樂，原來他也並非“酷熱不侵”的。牧師先生有兩句口頭禪：一是上帝保佑；二是我太太說……一日，他問我牧師和中國的和尚是不是一回事。我告訴他至少有三點不同：一、中國和尚一般不喝可樂；二、中國和尚絕對不吃豬排；三是中國和尚不可以有太太。 “哦……”他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那還是做牧師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