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為生活所困的徐志摩再次邁出國門，開始了他的第三次去國漫遊。 11月上旬回到上海。在歐洲期間，拜訪過恩厚之，並共同商議農村建設工作。
1929年1月7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訴他自己已經收到他從多樂芙彙來的200英鎊，並談了自己的農村建設工作進展情況。
徐志摩說他在北京和天津見到了張彭春和瞿世英，並且和他們詳談過了。張彭春對他們在達廷頓商討的農村建設工作極表贊成。他也願意盡其所能來玉成徐志摩和恩厚之的計劃；事實上這一切對他並不陌生。他自己多年來已經考慮過不少這方面的問題了，但目前他沒有空兒，因為他當南開大學校長的哥哥在外國旅行，而他要負責全盤校務，但他催促徐志摩馬上進行農村建設工作的計劃。至於瞿世英，他在平民教育協會做事。這個機構所從事的是中國一件嚴肅的開創性工作。在那裡，飽學之士為平民服務，也與群眾一道做事。這是值得注意的，對徐志摩來說也特別具有啟發意義。那個機構的工作人員，在中國北方對農村教育以及農村改進工作，在進行著十分有價值的實驗。這並非意味著可以期望出現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正當徐志摩他們在努力探索把國家帶上軌道的時候，這項工作標誌出一個新方向。
徐志摩說他到江蘇和浙江跑過了，已決定選擇後者。理由之一就是浙江省的人較為淳厚，他們多少仍然保留著一點人性的美麗，這是因為常與大自然接觸，也是因為與文明污染少有關係之故。不過徐志摩還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才能定出實際的計劃。他有幾個專長農科並懂得鄉村情況的朋友，他們是他旅行考察的助手。徐志摩唯一的希望是恩厚之夫婦能夠在最近抽出時間來中國走一趟，幫助他決策一切。至於徐志摩盼望要做的事，他會隨時寫信報導。
3月5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知建設中國農村基地之事無法實現，因為治安沒有保障，綁票、搶劫蔓延全國。
徐志摩時常在等候達廷頓的消息，因為恩厚之的那個地方在他的心中是一圈燦爛異常的光明，是至美的化身，而這光與美，在今天的中國已備受摧殘。他常常憶念有鮭魚出沒的達河，那裡有的是賞心悅目的柔雅風情，而德溫晨曦的光艷，在恩厚之花園古堡歷史悠久的壘壘磐石上處處漫染，倍覺明麗生輝。此外，在恩厚之那裡生活的人群，他們真摯和樂之情，在各人臉上互相輝映，這種比朝陽更偉大的光華，就證明了生氣勃勃的理想超然卓立這個事實。這一切在回憶中引起無限的詩思情意，並且沁透徐志摩的心魂。而在這裡，當徐志摩無法避免去接觸每天臨到身上的現實環境時，他就更加感到懷念之情的苦痛。這裡所見的不是高貴而是卑鄙，不是友誼合作而是敵意和相咬相吞，不是朝氣勃勃的原則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條；這一切都像行屍走肉，到處為患，要把整個國家帶進更大的災難，也把人的靈魂中的創造活泉閉塞。現在有些省份已經淪為民生極度凋敝的人間地獄。徐志摩就親眼看過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邊的情形，他的血液會驟然變冷。那些餓到不成人形的孩子為地蘚青苔而打鬥，只要他們瘦骨嶙峋的雙手能在石縫中挖到一點點，就立刻往口里送。
從上述的事實可見，天平的一頭是那些毫無心肝的統治者，另一頭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眾。這種情形一定會導致即將來臨的滔天災難。即使那些知識階級的人士（他們是一班毫無能力的人）也似乎疲塌到一個懨懨無神的地步；他們沒有勇氣去承擔任何責任，只是默然地希祈人性有一個徹底的改變。
一個活在中國的人抵禦悲觀和戰勝沮喪是很不容易的。他沒有辦法抓到一樣可以持守的東西，也沒有辦法找到同氣相投的朋友，去為人生中較崇高，但在目前較少實效的事業一起努力奮鬥。所以活在中國算不得活在世界，因為好像泰戈老在中說過，只有在愛這世界的時候才是活在這世界。徐志摩真希望有一個中國人能愛他在今天所見的中國，但事實上卻不可能。
環境的黑暗是無可諱言的。人在這種景況下，精神上沒有辦法不受影響；就是由於這個緣故，恩厚之信上所流露的厚意和期望一入徐志摩的眼簾，就使他深感痛苦。他有幸在達廷頓以及山迪尼基頓從恩厚之和泰戈爾身上把靈感和鼓舞帶回中國，這些都是偉大的事物，但可惜都在毫無希望的時日和人事推移中漸漸黯然無光了。徐志摩痴心的夢想還是沒有什麼實現的機會。治安一事，即使在江、浙兩省，甚至是南京城附近，也是沒有保障的。綁票已幾乎蔓延全國，搶劫更不用說了，法律形同虛設。上海生活味同嚼蠟，有時更是可恨可厭，但要拂袖他往，卻是難於登天。原因很簡單：現在根本無路可逃，所以大夥兒都在這裡擱了淺，實在有身不由己之感。
6月29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談到了泰戈爾的近況。
這段日子徐志摩因老戈爹重臨上海這個預料不到的喜訊而歡欣鼓舞。老戈爹和他的一行人是3月19到的。他跟禪達在徐志摩家裡住了兩天，然後繼續赴日本和美國。在歸程時，他們又在徐志摩家逗留兩天，6月13日回印度。美國之行對老戈爹的健康十分不利，他比以前更感到疲弱。除了旅途勞頓之外，這次外出對於他並不是事事如意的，他有些生美國人的氣，同時因為缺少恩厚之在身心兩方面給他的照顧，所以倍覺淒寂。徐志摩和泰戈爾談了許多關於恩厚之的話，聽到詩人無限溫情的言語，使徐志摩不勝感動。在他說話時，徐志摩見到他眼中蘊著淚水。徐志摩認為沒有一個人比恩厚之更了解、更愛護和更會照顧泰戈爾，即使他的同胞也不及恩厚之。徐志摩說，要是恩厚之親耳聽到泰戈爾提及他的話，他會感到喜悅的。泰戈爾說：“厚之是個偉人，他有個偉大的心。我對他懷有最大的愛念和敬意。說起來不免慚愧，但事實上他的深思和我自己同胞的浮淺，相去真不可以道裡計。他對事情的體會十分精到。世上真正懂得我心思意旨的人，他可能是僅有的一個。他在達廷頓做得有聲有色。他是一個很不尋常的理想主義者；他把理想和他的犖犖大才結合起來。在他身上我寄以極大的希望和信心。由於不能在旅途上從加拿大轉往英國，我感到很失望，因為我切盼和他見面，享受重聚之樂。你一定要寫信把我親切的思念傳遞給他。”
徐志摩告訴恩厚之，泰戈爾會再見他的，大概在冬天。雖然他身體衰老，但還是努力不懈地寫他的講稿，盼望準時完成，趕上冬天牛津大學的基爾福學術演講會。他對徐志摩嘆道，“我要努力工作，我在世日子不多了。我一定要趕快完成我的工作，我發覺自己還有要講的話，這是值得高興的；不過，講話也是一個負擔。我必須在未死之先親身作這次演講。我的講題是'神聖的人格'。你會看見我演講的內容在靈感和智慧兩方面都不會是空洞貧乏的。”由此可知泰戈爾對這個任務是心情舒暢的。徐志摩真盼望他一回到印度就恢復健康，這樣他以後就可以啟程赴英了。
泰戈爾在上海見到一些老朋友，胡適和蔣百里都在內。泰戈爾因梁啟超的早逝無限傷懷，也因張君勱就在詩人旅滬時不幸被人綁架而深感難過。徐志摩認為恩厚之會很難相信這些事情竟會一一發生的，但卻居然發生了。那個兩袖清風、幾乎是一貧如洗的學者，去年還要出賣他的書籍，就是他僅有的財產，才能維持家計，而他卻的的確確遭遇這場歷時足足三週的無妄之災。在這段日子中，他所忍受的一切比一般囚犯所過的生活更壞上數倍。所以，若問中國現況如何，這是多餘的問題了，因為連乾綁票這一行的人，也這樣史無前例地不把“盜亦有道”作為一種行規遵守，那還有什麼話說呢！在許多事情上，中國的情況還比不上印度。理想都死了；也是非死不可的。
徐志摩說，這半年來他差不多是完全疲塌不振了。說差不多，是因為他雖然沒有什麼天賦之才，卻也幫忙籌備了第一次的全國美術展覽。這也是他在個人事務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徐志摩從達廷頓和山迪尼基頓帶回中國的遠景和朝氣，如今已日漸銷毀，淒然無助。一切所有，都似乎在一個機能失調的社會被邪惡的勢力擄掠殆盡。整個中國沒有一處治安是有保障的。自從張君勱遇擄這件可怕消息傳出來後，徐志摩的父親驚懼萬分，正在認真考慮舉家遷離上海，前往像青島這一類比較安全的地方。但難道這是應付人生的辦法嗎？所以，徐志摩說，恩厚之不能怪住在中國的人天天不做別的而只會喊苦。另一方面，他也會明白為什麼這裡的人一下子就對事情存著拉倒的態度，只是時刻渴望尋找機會一走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