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徐志摩參加南京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舉辦的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的籌備工作，被推舉為籌備處理事，並與楊清馨合編《美展匯言》。徐志摩在這一刊物上發表了《美展弁言》。
在《美展弁言》中，徐志摩闡明了美術的重要性合各國政府的重視，並敘說了美術的時代性和中外比較研究的問題。
徐志摩說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在困難重重的情形下，竟能安然正式開幕，不能不說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公開展覽美術作品在中國國內是到近年才時行的事情，此次美展的性質與規模更是前所未有的。不僅書畫、雕刻建築以及工藝美術都有，不僅本國美術家，僑民中的美術家也一律出品；不僅當代美術，古代的以及國外的作品也一併陳列以供參考：所以在規模方面是創舉。
就性質說，此次美展是由教育部主辦的，這是政府提倡美術初次正式的表示。在歷史上宋朝曾有過極堂皇的畫院，前清乾隆時代也算有一頁馥郁的藝術史；但在以前美術是君王乃至達官貴人們獨占的欣賞，對一般民眾來說，什麼梁待詔李龍眠等大名只是海上仙山一流飄渺的風聞，怎麼也瞻仰不到的。就到現在除了在北京有個故宮博物館及三殿（那也難得開放）給民眾一個開眼的機會以外，在別的地方哪看得到什麼有價值的美術，少數收藏家的大門不是用鐵鑄就有武裝的印度人看著，除了少數有錢有勢的或是洋人外誰能看得著？如果美術的成績是一個民族最可自傲的一分家當，如果藝術是使生活發生意義與趣味的一個重要條件，如果接近偉大藝術是啟發性靈、最直接最有力量的一種教育，那麼政府和民眾如何協力合作來產生種種藝術公開的機會？
關於這一點現代各國都在盡力向前推進。歐洲幾個文化的先進國不必說，就是機械主義與物質主義最發達的美國，甚至實行或試行共產主義的蘇俄，對於藝術民眾化的事業與努力也是驚人的。在紐約一個城市裡每月內美術的展覽至少是在五十次以上；在莫斯科一個城市裡公開的博物館與美術院就有到一百個以上。那是何等氣象？不論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不論政治制度是共和或獨裁，不論時代在革命中或和平時，人生不能沒有意義與趣味。所以藝術乃至藝術教育應該得到積極的提倡與獎勵，只有白痴或名利薰心的可憐蟲才否認藝術對於人生的重要。
這次美展，事實上由於意料中與意料外的種種困難，當然是不能盡如人意。這是徐志摩代表籌備處希冀社會人士特別原諒的，但就他們所做到的成績來說，當著許多的困難，他們自己覺得已是很不容易的了。除了極少數名畫家為了別種緣由或他們徵集的誠意未孚不肯遷就出品以及交通過於不便的內地來不及參加以外，他們說當代國內著名的與未出名的作家都有代表作品在會上展覽（抱歉的是因為地位的關係不能不限定各家出品的數量）。由此參觀的人可以得到關於時代的藝術努力的全部的一個相當準確的（至少可供評判的）的印象。
近幾十年來是中華民族進展史上一個極重要的環節。在這時期內，人生種種的活動都受到由內與由外的變化。因此，從這次美展中可以看出時代在美術中反映或表現的意趣；從參考品評古代美術中，推悟到這時代的創作力的大小與強弱；從國外美術，尤其是日本的，體會到東方美術家採用西歐方法的智慧；從工藝美術，想像到時代實際生活的趣味。這些都是有心人應該留意到的問題。
創作是不容勉強的，在一般情況下，它往往與民族的精力成正比。歐洲從中世紀黑暗時期轉入近代光明時期經過了一個偉大的精神的革命，它的最大的成功是一個美麗的新生命的誕生。革命是精力的解放，生命的力量充實到不可製止時自然迸裂成創造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