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909~1912 ：學徒歲月1909~1912 ：學徒歲月-6

親愛的媽媽： 我年輕了四五歲，又回到我是ASFX的青年成員的時候了。邦思先生和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給巴黎水災的受害者捐款。由於情勢緊迫，我們的所有人員都立刻調動起來。我們成立了一個三人委員會，由邦思先生、安迪科特先生和我組成。第一個人負責從中國人那裡募款；第二個負責新教教士的募款；我則負責法國教士和歐洲僑民的募款。必須說，結果非常好。安迪科特先生昨天收集了120美元；他還說要給他在國內的同事寫信。我這邊是這樣的：威金森先生那裡有50美元，里茲先生那裡有25美元，德國軍工廠有5美元，邦思先生那裡200法郎，主教給了100法郎，埃塞爾多先生給了10法郎，圖弗先生給了5法郎，馬里斯的教士給了3法郎。我糾纏那些沒給錢的人（因為他們沒看到消息！）。我還給葛布里昂先生，以及Soueifou 的主教寫信，向他們每人要100法郎。過幾天我們就知道省長和其他官員能給我們的有多少了錢了。通過這些努力，我們期待募的款項能超過1500法郎。如果所有的領事館都能給出差不多的錢，就真有不少了！

今天我才第一次收到一封談塞納河發大水的信。天哪，報紙上的消息越來越可怕了：聖多米尼克街上充滿飢餓的人們；下水系統直到聖拉薩車站，都崩潰了；郊區的居民被困在水中。奢侈品商店很長時間都關閉著，外國旅行者也很久不來巴黎了。我想，要是巴黎中心形成了一個湖，所有街道上都得有好幾個月的工程。我期待著，下個星期可以知道你在這場前所未有的災難中怎麼樣了。 中國的揚子江卻恰恰相反，不僅沒有發水，反而受到了旱災的折磨。可是，最讓民眾關注的卻不是乾旱問題，而是另一個自然現象：哈雷彗星即將來臨。中國人認為那是“掃帚星”，將會帶來騷亂。 邦思當第不愧為中國通，他“嗅”到了底層的運動將擴展到整個中國社會。 5月31日，他寫道：“自從我回到成都快一年的時間內，我有太多的時候要表達這方面的意思：我寫的所有的每月匯報，都想暗示一種對在民眾中的不安的擔憂。這種不安定所引起的麻煩或混亂不斷出現，意味著不需要什麼別的東西，就能夠引起一場可怕的大衝突”。

從表面上來看，1910年不是政治的，而是自然的。但自然出現的徵兆，和人們對它的反應，恰恰是對另一種命運的恐懼的轉移。實際上，中華帝國在1911年到來之前，度過了它最後的安寧時日。 我們回到1911年夏天，就像1910年夏天一樣，邦思當第要去西藏地區旅行。他離開幾天之後，四川省進入了半軍事暴亂的情況，在後面支持的是地方議會的成員。運動原因要回溯到幾年前義和團運動剛結束的時候。為了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好幾個省的議會議員想聯合起來買回在外國人手中的鐵路修築權。買回築路權的錢對這些地方議員來說太多了。而國家為了鐵路國有化，卻從外國銀行里借錢修路。 1911年，面臨著川漢（漢口）和粵漢鐵路國有化的問題，這幾個相關省份的議員起來反對。四川，這個有著反叛傳統，並且希望有“它自己”的鐵路，以解決它地理上的封閉問題的省份，情況變得尤其激烈。

這個圍困的第一個後果，就是信件電報交通變得十分困難，成都中斷了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繫，被隔絕起來。儒勒這段時間寫給瑪利亞的信很少，用詞也很謹慎。但在他的述職報告中，則表現了這些事件的嚴重性。 9月12日的第一份相關報告中顯示，儒勒立刻明白了不能輕視這場運動： 大罷工和革命性暴動是在8月24日開始的，理由是通過外國借款將鐵路國有化。直到月底，運動還在持續，官府本應該能夠採取措施控制它。正在發生的事情是殘酷的，反叛者是非常有組織的。 快到9月底的時候，儒勒告訴瑪利亞，政治氣氛好轉了。北京的法國領事也急著向巴黎匯報：“成都的秩序已經完全恢復。”我們才了解這是圍困的結束，最嚴峻的時期過去了。儒勒格外平靜和自信。他的上級對他倍加讚賞，成都的法國居民們也表現出一副“生活在繼續”的態度。

成都，1911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