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09~1912 ：學徒歲月1909~1912 ：學徒歲月-2

像我跟你說過的那樣，在郵給《ABC》週報文章的那封信中，包括了一整套法國版印度支那的郵票，上面有不太容易辨認的“重慶”印章，這套郵票寄給你，是想獲升值的。這些郵票很有意思，四川人不顧一切地想獲得外國郵局的郵戳。如果你也感興趣，我也可以託人給你寄英國、德國和俄國版系列。我認為沒有其他國家的了。 在中國，簽署的條約規定，所有歐洲人的住房擁有外交豁免權，就像法國在國外的使館和軍隊擁有的那樣。在領事館這裡，就像在法國，不在中國，警察沒有任何權力闖入。必須承認，我並不知道這裡所有的優勢，我的男僕無疑比我更了解這些條約，並從中獲利。他在自己屋裡開了一家小賭場，自然進入這個小娛樂場所是要付錢的。因為我夜晚從不走出辦公室和天井，對此一無所知。 .如果有時我聽見錢幣碰撞的聲音，還以為是他和同事們在算帳。

昨天，我們在領館向一位中國官員告別。他是張先生，中方官員翻譯，中國非常罕見的天主教官員之一。他傳達了我房東的話，警察已經發現了這家賭場，賭博在中國是明文禁止的。你可以想像我回去後發脾氣的場面，我從來就沒有用過那麼大的嗓門，哪怕在我生氣的時候。如今，我一聽到金屬碰撞的聲音就會蹦起來。如果我抓到一個賭錢的人，就用席子把他包起來扔進警察局，同時，我還要把所有參加賭錢的人開除。 成都，1909年8月8日 親愛的媽媽： 週五我把信放到郵局還不到一小時，您6月18日的信就來了。信裡充滿了嚴肅的建議，正好在這個時候能幫助我看清就要來臨的一年。你說您可能不適合指導我。如果不是您的話，那麼誰又有這份感情和權力來做這件事呢？無論我可能有什麼樣的壞情緒，從沒說過傷害您的話。如果我這樣做了，請求你原諒。我還請您繼續這樣常常來幫助我：一個人很容易破罐破摔，這裡真的是沒有任何人來嚴肅地引領我。在巴黎，我只有您。

晚上，我睡得很香，突然聽到門口有敲鼓的聲音。是您深情的電報在晚上11點到了。我謝謝您想到了這一點。 週一，9日 週六晚上，我在埃塞多先生和夫人家。他們是我最近的鄰居，下班後無論幾點，我都時不時地去拜訪他們。他們也把我當“鄰居”來邀請。我知道我是惟一受到如此青睞的“鄰居”，這意味著我沒有給社區留下壞印象，我很高興。中國的街道在夜晚很有意思。除了錢商的店面以外，很少有汽油燈，大多數是普通油燈，更確切地說，是小照明燈。住家也是這樣。由於沒有窗戶，只有活動窗板，就得打開點空兒來喘氣。小照明燈掛在天花板上，我看到這些蜷縮的人一個緊挨著一個。他們在祖先靈位前燒著小香，這種苦味的煙和照明的油煙，餐館和工廠的爐煙混起來，就像咱們那些賣油炸土豆的商人製造的效果一樣。

多羅那少校實際上在成都呆了不短的時間。邦思當第先生經常和我說起他。多羅那寫了本書叫做《作為革新者和戰鬥者的中國》。按照外交家的說法，這本書更多地表達了作者本人願意看到的東西而不是現實。誰對誰錯？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這幾天我有好多事要做：我得謄抄兩份邦思先生的報告，一共是小圓點稿紙的三十頁。熱起來的時候真可怕！邦思和他的報告見鬼去吧。我在辦公室一直呆到晚上6點。可大家還都說外交家無所事事。幸虧邦思已經說要離開整整一個月。 十分溫柔地吻您 儒勒 儒勒嚴格遵守公文寫作的規定。他幾乎每天都要給眾多的通信者每人寫一封信，他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規劃這些通信，儘管他時時要抱怨沒有回信。這種對細節的關注和記錄，方便了我們在一個世紀之後還能進入他的日常生活。當儒勒探索老城，品嚐新菜，或開始意識到熏腸和奶酪的缺乏之時，邦思當第實現了一個願望：讓儒勒用一架風琴演奏音樂，這架風琴是他在這個世界盡頭的成都租到的。他母親對成都有如此多的天主教教團感到好奇，刺激這好奇心也讓儒勒頗有成就感。他不停地向我們顯露出他性格的一部分：“我沒有對大事吃驚的習慣”。他以一種令人吃驚的平靜融入了這不平凡的新世界。他向我們證明他敏感到這種平靜。他同時也給了我們一些初步的解釋：“我內心有愉快的底子，可能還有一種真實的能適應的天性。它使我成為社區裡的小丑，課堂上的講師，中國的外國人，領館裡的外交官。哎，可是，它現在不允許我顯露出文人氣息”。就像他後來在其他機會表達的一樣，儒勒認為自己沒有具備作家的素質。他注入了很多心血的通信，則是一種不同於文學家的工作。是的，他通信中的文學效果較弱，或許看起來他不像他的法國同胞一樣有才華，既沒有寫一本鉅作的雄心，也沒有豐富文學史的願望。他只是在私密的場合，在和他的通信者特殊的對話中，謙虛地講述著他的日常生活。不時顯露出記者的重現真實的功力，詩人的敏感和小說家的想像力。歷史，就這樣在字裡行間重現。

上海的報紙讓儒勒了解了克萊芒政府垮台的消息，而北京的一場爭奪皇位的戰爭吵翻了中國。自從光緒和慈禧去世以後，1908年，中國的政權掌握在一個3歲孩子——溥儀的手上，而實際是掌握在他父親的手上。 1900年，光緒挑選的一個繼承者和小皇帝之間的敵意越來越明顯，儒勒說過這會“對中國變得很嚴重”。因為這繼承人的父親是義和團的頭腦，外國勢力曾施加壓力阻礙法令的頒布。然而九年以後，那個錯過機會的候選人又到朝廷生事了。 1901年1月，一個關於“新政”的龐大計劃出台，在呼喚儒家道德的同時，想要改革中華帝國的體制。所以二十世紀的頭十年，頒布了一系列想要國家現代化的政策。教育體制改革了，行政措施理性化了，各個部成立了。在軍隊方面，傳統的體係被一支“新軍”代替，它是由帝國直接統管的，省級議會也建立起來，代替了傳統的自治。而且就是在1909年，第一批議會在各省召集，儒勒向他母親透露了他對中國這場“現代化”的懷疑。

給您講個讓你欣賞這“革新的中國”的故事。如今，人們盡在談憲法。人們都談是因為沒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老太后在臨死前，簽發了一道政令，計劃了十年之內實現中國的政治現代化，要有議院和一系列重要的設施。每年都要有實際進步。今年我們開始了，我們提名一些“自治”參議員來給省長建議。市和市以下的政府都聚集民眾，向他們解釋要做什麼。注意了，只有一次選舉，所以只是人口中的上等人才能參加。那麼，在湖南省，你知道誰得票最多嗎？一個湖南歌女！這之後，我們就能真的開始對多羅那先生來說如此親切的革新中國了。 這個儒勒多次提及的多羅那少校是一個自視對中國和它的變化了解很多的人，他似乎總是受到駐華外國人的嘲笑。邦思當第也對這種現代化進程持保留態度。他在1909年7月的一份報告中寫道：“我認為，中國在一些新思想影響下而發生的演變，在這里處處導致了一種混亂和天性中的不適應，這將引起嚴重的憂慮”。攝政王的努力和現代化的發肇，並不能產生效果，更不能挽救滿洲王朝。

帝國氣氛又緊張起來，儒勒在他的領館中充分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幾乎在第一線，因為“革命”的浪潮基本上是從四川掀起的。 成都，1909年8月13日 親愛的媽媽： 我真欣賞那些甚至在成都也會覺得無聊的人。活到現在，我從來沒有這麼充實過，這不只是因為領事館的事，更因為自己的事兒。大清早，一睜眼我就開始寫，從中午到2點，在去領事館上班之前，我又在寫。晚上6點半或7點回家的時候，我一直寫呀寫到睡著或是手痙攣起來，這也難免。我的通信夥伴不像我責怪他們一樣怪我。我平均每天寄一封信，規格像你的一樣，紙大字小。而且，我越來越感到寫信的魅力，向這人那人講述的東西盡量不重複，常常令我自己都吃驚。十五個通信人的信件被我小心地放在一個大夾子裡，我還把每次回信的內容在卡片上作一個小摘要塞進去，以免我三番兩次給人家寫同一件事。其他不太忠實的通信人，被放到普通的一堆信件中，標上“其他”，並有一張記錄信件達到日期的表格。惟一不幸的就是，如果需要，我還會繼續讓人做特殊的（放信）格子，我的抽屜已經滿了。除非你（抄我信）的本子特別厚，它也很快就要達到這種狀態了吧。

邦思先生在一個賣歐洲貨的商人那裡租來一架漂亮的風琴（日本或美國生產的）。作為家具實在不錯：胡桃色的木材，大碗櫥的形狀，還有放小玩意的架子，一面鏡子等等。像嚴先生這樣一位聰明人，也告訴邦思先生，說他看見了一件非常方便實用的家具，有可以寫東西的斜桌，還有可以梳妝的鏡子。謝謝，我有一架風琴了，不過這可不是為了給我或別人刮鬍子用的。租金可能是20幾個法郎一個月，邦思先生送我的一份好禮物。自然而然，現在，早早晚晚，只要幹完了掙營生的活兒，我就會被請求彈奏一首。我即興演奏了各種葬禮進行曲（因為它們節奏都很慢，我有足夠的時間想下面怎麼彈）。我可不能總給他彈讚美詩，我的曲目一點也不豐富。他覺得這樣很好。

8月16日 你問我，和我在法國信仰的天主教信仰相比，這裡的天主教給我留下的印像有什麼不同？當我告訴你，沒有不同，你可能會蹦到天花板上去。可這是真的。首先，你知道我的性格，從不會為大事情吃驚，從這點來看，是我作為比利時人的好的方面。可說到底，有什麼可驚奇的呢，那些給人印象深刻的人又能怎麼樣呢？不是說，我沒有做好在中國碰到傳教士的準備，因為我有一張具體介紹他們的卡片。如果我在旅途上沒有找到教堂，可能會感到激動不安，然而： 在柏林，我去了。 在華沙，我去了。 在莫斯科，我知道那兒有。 在北京，我也去了。 在漢口，我去了 在宜昌，我去了。 在萬縣，我看到了。 另外還有一兩個地方，我看到過。

在成都，我去了。 所以沒什麼值得一提的。 如果回到巴黎，在巴黎中心，在塞古街看到一個清真寺或佛塔，我會更加吃驚。因為這會是一個“驚喜”。和你可能會想像的相反，我沒有找到讓我吃驚的東西。 告訴那些想知道我是不是有變化的人，我覺得沒有。還是老樣子，只是頭腦裡有了更多的回憶而已。當遠方的人把我當成英雄來看時，我覺得受寵若驚。實際上我不像英雄，只是溫柔的感情讓你覺得我是。你覺得我是英雄，是因為你在巴黎，還並不真正了解我。那時，我確實也從沒經歷過沉船，哪怕是在布羅涅森林的小湖上！ 重要消息。一個王爺造年輕皇帝的反，皇帝的父輩攝政。這將會帶來什麼呢？ 成都，週五，1909年8月20日 親愛的媽媽：

起事者總是製造聲勢，然而中國如此之大，四川如此偏遠，以至於起事者鬧了六個月，這邊也絲毫沒感受政變的氣息。不過，這邊有一個“新軍”的分支，是多羅那少校談起“革新和戰鬥的中國”的原因。老笑話！為了派遣兩個三百人的隊伍，要準備一個月。因為戰鬥的中國忽視關於醫療衛生的服務，四分之一的人已經患上痢疾，而且，一半的患者已經死亡。 還有革新的中國！我們這裡有一位周先生是個真誠的進化論者。他有一天突然想在城牆上方修一個水庫。人們搭起引水設備，小心翼翼地往上引。只是周先生忽略了壓力問題，他用竹子做水管。他們的第一次建設自然在水壓之下坍塌了。周先生緊接著又想給我們用電力照明。他為此買了一個便宜的德國發電機。機器送到時，不能發動，他也不知向誰求救。我想是木雅克博士被徵召了。周先生還要建立一個長期的汽船航運公司，跑從宜昌到重慶，甚至到Soueifou 的水路。大家登記了股份，可是投資是分開進行的，人們不再對新的資金需求的召喚有回應。計劃進行了改良，可是這種改良沒有考慮稅務的上升。鹽稅已經從18塊升到60塊一升了。人民還有什麼救？在我們北邊，是甘肅省，三年干旱，處處飢荒。省長大人根本沒向朝廷匯報。如今，到處都有為饑民做登記的部門。那些只知道與巴黎同名的街道，絲毫不了解中國的巴黎人，還要跟著說，真是胡說八道。無論如何，中國還是在創新和戰鬥的。 週一，23日 埃塞多家的晚餐很好。我覺得特別可口。為了嚐嚐鮮，我吃了像榛子一樣的蓮子：一般般，不好不壞。吃完飯我們坐到露台上，談話中，我發現和埃塞多夫人有一個共同的悲哀，就是想吃布里的香腸和奶酪，想得要死。要死當然太誇張。奶酪，當然不可能。然而香腸呢？把它們用錫紙包上，好好地封在白鐵盒子裡？我覺得這個新年禮物將會是……美味的！你看看這是否可行。 週日，我出發去探索韃靼“城”，那裡住著兩百年前為朝廷征服這個省而來的滿族人。他們以征服的名義燒殺擄掠，以至於現在四川境內的中國家庭幾乎都沒有兩百年以上歷史的。如今這些韃靼人平靜地生活著。他們的城更像一個公園：所有的住宅都在花園裡。綠樹成蔭的寬闊街道顯得清新，悠閒，人煙罕至。這個城中之城也有圍牆。出入通過不同的門。我出來時以為又到了平安橋後面。可我離那兒實際非常遠。總之，我就此仔細地探索了一下城市，現在，我知道它的每一個細枝末節，從頭到腳。再進入平安橋的時候，6點晚禱的鐘聲已經敲響了。我今天白天一定走了二十多公里。晚上真是累極了，什麼也沒寫就睡了。因為我沒收到任何人的來信，十分氣惱。 在我的遠行探索里，我重新路過了雜市。它值得被再評論兩句，不是因為它本身，而是因為設計它的中國人的驕傲，特別是成都道台（已經受命的），它的始作俑者。雜市是一種在樓裡的街道：一層和二層都只有出售歐洲貨物的小店。從繫帶皮鞋到製服領，到帶罩的落地燈到29元的小雕像等等……電力部也在那裡。甚至還有一個“歐洲”飯店。這條街比較長。然而，從建築角度來說，只有街道入口有兩道相對的樓梯。如果起火，二層的人要么跳到一層的店裡摔破腦袋，要么就會被烤熟。一家比較流行的報紙的編輯部也在那裡。總編的思想非常現代。證據是：這個出色的愛國者從領館收取一筆比較高的秘密資金，一個月10塊大洋。這裡，我同意多羅那少校的說法：中國正變得“文明”起來。 吻你 至今為止，儒勒已經在領館工作兩個月了，他迅速地掌握了要點，並且領會了法國在這個地區出場的原因。 1908年，法國政府的一份記錄表明了這個省份對法國的吸引：“四川，五千萬人口，中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與西藏接壤，中國最保守的地區之一，歐洲人尚未開發此地，完全保留著古老的中國精神”。兩個月之中，他完全了解了這種富饒和潛力，邦思當第的經驗當然幫助了他。所以，他在1909年9月寫給母親的信裡，全面地向她呈現了四川的風貌，從物產經濟，到地理政治。這種介紹飽含著他對這片土地的激情和好奇。在這世界盡頭的成都城裡，儒勒如此舒適自在，在年底他給外交部的匯報中，是這樣總結經驗的：“（這是個）希望繼續留任的職位”，然後又格外加上一句，“在四川很幸福，不希望改換到別地工作” 。 而現在，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成都領館的現實問題上，因為邦思當第患了一種奇怪的疾病，他擔心他這位上司如果離任，將導致自己職位的變遷。重慶的博達爾將來代替邦思當第，而他就得下到重慶去。 重慶領事阿爾伯特·博達爾是一個和儒勒“同途殊歸”的人。他第一位夫人安娜·瑪利曾這樣對他說：“您還是位急功近利的人，您奴顏婢膝，您虛榮。總是引起別人的抱怨。失去了任何精緻微妙的考慮……”。實際上，兩個人的事業相似演進，都是在20多歲從中國四川開始外交官生涯，只是儒勒最終成為一流的領事，博達爾卻成為亞洲公使。儒勒並不缺乏雄心，只是不會製造讓上級部門注意他的效果。他在社會裡是謹慎的，為了給他的實際工作帶來好的效果，只要他能夠自由地寫信和保持快樂心情，他就盡量維持規則。他不是個事業至上的人，從不孜孜以求地設計謀略或吸引大人物的注意以攀升。他的女兒瑪利講道，他曾經拒絕會見鼎鼎大名，但進行秘密武器貿易的法國探險家。也就是說，他其實總是拒絕犧牲自己的生活準則，來為事業野心服務。而他母親瑪利亞也總在提醒他這種家族和心靈的準則。 成都，1909 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