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18 諾貝爾獎-1

沉默 1953年夏天，加州理工學院傳開了這樣的說法，就是鮑林的新大樓是用人家歸還的債款建造起來的，這筆舊債還是在以前賽馬時欠下的。 生物化學諾曼教會實驗室是具有相當規模的研究設施。這幢大樓將鮑林的化學樓與比德爾的生物實驗室聯繫起來了——這也是他和比德爾制訂的宏大計劃在房產方面的體現。建造這幢大樓的資金是由一位長期擔任加州理工學院董事的有錢人在遺囑中提供的。此人生前的愛好之一是豢養賽馬。杜布里奇經常對人談起一件往事。在30年代，有人指控教會讓馬服用興奮劑以求取勝。教會向他的朋友威利肯打聽，加州理工學院有沒有人能對賽馬進行科學的測試，以便洗清教會的名聲。威利肯推薦了鮑林。根據杜布里奇的說法，鮑林想出了一種能夠測定教會飼養的良種馬是否服用過藥物的辦法，測試的結果證明這些賽馬都是清白的。 “諾曼教會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杜布里奇說。 “教會終於擺脫了麻煩，同時也算欠了威利肯和鮑林一筆人情債。”這筆債一直到二十年以後才歸還，據說是總數為150萬美元的遺贈，被用於建造鮑林這幢新大樓。

這是一筆數額巨大的資金，但要完全造好鮑林想要的大樓，仍然有很大的缺口。在鮑林的心目中，教會實驗室象徵著化學的未來，預示這門古老的學科將要驅動新型生物學未來的發展。在他的設想中，這將是一幢氣勢宏偉的五層大廈，一座用於基礎科學研究的殿堂。它應當是全校最大的建築。實驗室有兩層設立在地下，三層建築在地面上。一排排明亮寬敞的實驗室，裡面裝置了各種各樣的現代化設備，同時為生物學研究和化學研究提供均等的服務。 它應當是一幢大建築。鮑林實在太需要寬敞的地方了，比德爾也有同樣的需要。由於戰後科研資金急劇增加，加州理工學院這兩個系的員工數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增加了50％。鮑林的富有創新精神的科研項目吸引了好幾十名博士後研究者，每一個人都要有實驗室和研究的場所。原先的蓋茨實驗室和克萊林實驗室中絕大部分都是供他們使用的，其他專業的教職工已開始抱怨，一些不屬於化學的項目，如坎貝爾的免疫學課題，已被擠得無處安身了。

因此，鮑林設計的實驗室大樓，要比教會這筆遺贈足夠支付的建築大一倍——這就與校長杜布里奇的意願相左了。杜布里奇爭辯說，鮑林和比德爾應當量力而行。建造這幢大樓的外殼就用光了這一筆150萬美元的資金。 50年代初，鮑林開始籌集同樣數目的資金，將大樓建成，還要支付室內裝修和運行所需的費用。然而談何容易，早在兩年以前，他和比德爾就曾向各個財團募集建造醫療化學實驗室的資金，遭到各大基金會的拒絕。在那個年代，聯邦政府也不可能撥款建設重大的資金項目。 只剩下一個地方可以碰碰運氣了，儘管希望也非常渺茫。在1953年初夏的一段時間裡，鮑林和比德爾一起，整理出一份長達100頁的書面申請，要求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一筆為數150萬美元的額外資助，用來支付教會實驗室最後一期建設的開支和十年以上實驗室的運行費用。在許多方面，這是對他們在1945年制訂的宏大規劃的一次重申。而且，他們現在又進一步擴充了這一計劃，列入了分子生物學中15個探索領域裡的合作研究項目——從蛋白質結構到病毒的特性，從酶化學到實驗性植物生態學，從一般生理學到碳酸化學的會戰攻關，可謂是包羅萬象，雄心勃勃。這真可謂是奮力一擊——鮑林從與韋弗的交談中已經得知，洛克菲勒基金會不再考慮向這麼大的科學項目提供資助——但是，鮑林仍然想碰碰運氣。他剛剛在蛋白質結構方面取得成果，這不但對他本人，而且對韋弗，同樣都是重要的勝利。因此，他一定要為自己的要求掃清道路。 1953年7月，鮑林的要求被轉達給韋弗，大家都屏息靜候到底會有怎樣的結果。

為了最終建成教會實驗室，鮑林付出了自己的全副精力。這倒有助於他迅速地擺脫困敗在沃森和克里克手下而產生的那種鑽心的痛苦。 話雖這麼說，這次DNA問題上的經歷畢竟還是改變了他從事科學活動的軌道。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從此時開始，他失去了對求解巨分子結構的熱情。雖然他仍安排了部分人員繼續研究一種球狀蛋白質的完整結構，更加關注蛋白質聚合成較大結構的途徑，繼續擺弄著膠原蛋白的一種新模型——他對同事開玩笑說，他的隨機方法對每一種結構只能作出一種猜測，但在膠原蛋白的情況下，他和科里都有資格作出各自的猜測——但是這些研究項目都已進入了收尾的階段；而且是由於慣性才繼續進行的。鮑林著實有點心灰意懶了。 科研上沒有重大的項目要考慮，鮑林只能在一些雜務瑣事上零敲碎打地忙忙碌碌了。他正在組織一次由蛋白質專家參加的國際性會議，時間定於1953年秋季，地點在帕薩迪納。他寫了幾篇綜述性文章，同時還完成了對《普通化學》的修訂。事實表明，該書第二版比以前編寫得更出色。他還為《不列顛百科全書》的新版化學卷撰寫了幾個條目——從孩提時代起他就迷上了這部鉅作，因此，能為這部書出力對他來說是一件深感榮幸的樂事。

在這段時間裡，他在科學工作上有重要意義的唯一新成果是他關於鐵磁性新理論所發表的文章。該文發表在接近年中一期的《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磁性理論是他在俄勒岡上大學時就感興趣的課題之一。當時，他曾花費一個暑假的時間，試圖對一本陳舊的化學手冊中介紹的幾種元素的磁性作出自己的解釋。從一種構思巧妙的基本原理出發，運用他的新理論，就能說明許多實際觀測到的現象，因此，他認為這是一項重要的成果。 然而，這篇文章刊出後，似乎並未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幾個星期過去了，鮑林仍然不見有什麼反應，困惑之中，他提筆給斯萊特寫了一封信，問他有什麼看法。在他收到的回信中，對方言辭顯露出少有的直率。這一新的研究“極為粗糙”，斯萊特寫道。 “這與我對您撰寫的許多論文的意見是一致的。我認為，這類犯了簡單化毛病的理論是十分有害的，因為它們容易誤導敏感性較差的讀者，以為問題好像已經完全解決了，但在實際上，我認為我們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道路上很難說已經開了一個頭。”唉，鮑林心裡想，斯萊特這個人向來就是一個數字迷，解答問題不精確到小數點後第十位，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因此，他的麻煩就在於看不清大方向。

但是，斯萊特的看法是很有根據的。在此之前十年，鮑林發表了他的免疫學理論，有人曾想提出這樣的批評，只是許多科學家還不敢這樣做。 而如今，在公眾的心目中，鮑林在DNA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已記錄在案，他不再是不會出錯的聖賢了。 在蛋白質和DNA問題上這一段令人激動的歲月裡，埃德加·小胡佛一直在嚴密地監視鮑林，等待著他犯錯誤，以便將他作為共產黨人揭開他披在身上的外衣。 1953年夏季，鮑林像往常一樣，經過一番周折和拖延，最終因國務院否定了露絲·希普利的意見而領到了護照，又一次踏上了去歐洲的行程。胡佛警告中央情報局、陸軍和海軍情報機關、原子能委員會和國務院安全辦公室，說這位信口雌黃的化學家將會在世界舞台上無所顧忌地亂說。因此，在鮑林拜訪居里夫人的女兒、本人也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伊倫·約里奧一居里的時候，他一直受到特工的監視。鮑林得知，伊倫由於受到過共產主義的教育，因而被剝奪了擔任美國化學學會外籍會員的資格。鮑林為此感到很惱火，認為這是對一位偉大的法國科學家的輕視，同時也是一個令人心寒的信號，表明現在政治也要在一向被認為超越政治的科學社團中發揮某種作用了。鮑林開始對美國化學學會產生了厭惡之感，考慮是否要從這一組織中退出。

7月，鮑林在斯德哥爾摩出席了純粹和應用化學國際代表大會。他的每一步行動都有人跟踪。在那裡，胡佛認為自己抓到了一點把柄：有人報告說，一個名叫拉斯·西倫的瑞典化學教師，強烈主張建立世界統一政府，邀請鮑林和俄國的一些代表參加了在他家裡舉行的宴會，誰曉得他們在私下里傳送了什麼情報？胡佛迅速地通知了美國司法部刑事處，同時還附上了布登茲聲言鮑林是美國共產黨黨員的陳述。他在信中建議道：“上述材料供你們參考，請考慮是不是對此人拒絕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一事提出起訴。” 經過一定的考慮，司法部認定，與俄國科學家交杯祝酒，構成不了共產黨員身份的證據。由於缺乏其他證據，這位司法部長就把這一案子擱起來了。 9月，鮑林回到帕薩迪納，開始為國際蛋白質研討會作最後準備。這一領域的知名人士都答應參加。鮑林個人的魅力，加利福尼亞的陽光，他在過去三年裡取得的顯赫成就，這幾個因素綜合在一起，使這次會議成了令人振奮的一大喜事。

鮑林使大家確信，這次會議的開法將截然不同於英國皇家學會的那次會議，對大會發言和反駁的時間將不作限制。在帕薩迪納舉行的這次會議上，每天只報告兩到三篇論文，每一報告之後的討論時間也不作限制。鮑林論述了他的阿爾法螺旋在生物學上的意義，同時還介紹了可能會影響到球狀蛋白研究的種種途徑；沃森回顧了在DNA問題上作出的最新發現；佩魯茨全面地闡述了一種頗有希望的方法，借助於這一方法，可以用Ｘ射線研究帶有重原子漫射的蛋白質大分子。鮑林和愛娃·海倫陪同布拉格夫婦在黃金州①車進行了行程一千英里、為期四天的旅遊，飽覽了從約塞米特到大蘇爾公路沿線的旖旎風光。每個人都有充裕的時間在海濱和山區盡情觀光。鮑林還在自己家裡舉行了一次激動人心的盛大晚會，在他家的草坪上和游泳池邊又一次賓客如雲。

①黃金州，加利福尼亞州的別稱。 這次研討會討論的課題涉及的範圍很廣。與會者談論得最多的還是DNA的發現及其所開闢的廣闊而又新穎的研究領域。早在幾個月之前，英國生物學家弗雷德里克·桑格曾經宣布，他已成功地從球狀蛋白胰島素中分割出四條不同的鏈，並為每條鏈中的氨基酸確定了順序——最終地證明了球狀蛋白質是由多肽鏈組成的。鮑林在將近二十年以前就論述過這一點。一年以前在英國皇家學會會議上對鮑林的蛋白質理論提出的大多數疑問，都得到了大家非常滿意的解答；大家還對阿爾法螺旋和片層結構的正確性和重要性達成了共識。在此之前，加州理工學院研究組在諸如膠原蛋白和肌蛋白那樣的結構問題上，曾經提出過一些設想，但是遭到了英國人的反對。現在，他們主動放棄了這些設想。在這次帕薩迪納大會上，已經聽不到不懷好意的爭辯，正如休斯所說，這次研討會變成了“一次盛大的愛心聯誼會”。

在加州理工學院圖書館前面的石階上，五十名左右與會者拍攝了一張合影，它後來成為分子生物學的先驅者們留下的一幀全家福照片。那時，布拉格是這批人中唯一具有諾貝爾獎桂冠的人。但是，排在他周圍的學者中，就有六七個人在接下去的十年中相繼獲得了各自的諾貝爾獎，他們是：德爾布呂克，比德爾，沃森和克里克，佩魯茨和肯德魯，當然，還有鮑林。 Ｘ射線晶體學家多蘿西·霍奇金的缺席，成了飄浮在會議上空唯一的一片烏雲。霍奇金也是一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由於美國國務院的阻撓而未能得到進入美國的簽證。她在給鮑林的信中說，她猜想，其中的原因是，她和丈夫積極地參與其活動的英國左翼政治團體太多了。 鮑林開始衝破政治上保持沉默這一自我約束。在1951年末那次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聽證會以後，他退出了好幾個已被列入黑名單的團體，除了一些科學活動以外，他一直迴避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在兩年時間裡，他放棄了譴責冷戰瘋狂行為的一切機會——這種場合還是很多的。 1951年12月，也就是他下定決心停止政治活動後幾個星期，年輕的內科醫生理查德·李普曼在阿迪斯過世以後，接替他擔任了鮑林的腎科保健醫生。他“情緒非常激動地”打電話給鮑林稱，他和另外兩名醫生被洛杉磯黎巴嫩雪松醫院開除了，其原因是，李普曼說道，“他們不喜歡我的政治信仰”，李普曼和鮑林不但是醫患之間的關係，而且是莫逆之交。鮑林尊重他，不但在於他在腎科方面的研究——鮑林認為他是“全國最為年輕有為的科學家之一”——而且還因為，在鮑林退出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的日子裡，他們兩人對這一團體的目標持有相同的觀點。

鮑林對此事作了進一步的了解，很快就得出結論：李普曼已被列入黑名單。在一次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李普曼被指摘為有嫌疑的共產黨人。幾個星期以後，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就停發了向李普曼提供的用於腎科研究的資助。接著，醫院就炒了他的魷魚。鮑林很快寫了一封信給醫院的董事長，對醫院董事會採取的行動表示“強烈的憤慨”。與此同時，他又參加了李普曼的一些病人和其他支持者舉行的一次集會，準備組織抗議的活動。 要是在早先幾年裡，鮑林很可能會高舉火把走在李普曼的支持者隊伍裡，用比別人更大的嗓音，滔滔不絕地訴說有關方面對一位很有抱負的年輕人施加的不公正待遇，譴責右翼政治毀掉了此人的前程。但是，這一次他一言不發。當他看到他剛剛退出的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開始操縱這些抗議活動時，他就抽身離開了。李普曼的辯護團邀請鮑林在一次公眾抗議集會上發言，他婉言謝絕了，稱他自己身體不適無法出席這一次集會。 這是神經脆弱的結果，對於鮑林來說是非常痛苦的。現在，他已溶人自由派人士的大軍，在沉默中企盼反共潮流的衰退，耐心等待著時機，緊閉起自己的雙唇，心底里卻格外同情那些受到時代傷害的人們。然而，除了表示慰問外，他不願採取更多的行動。他曾用一些迂迴的方式發洩過自己的憤懣，並且還花了一些時間籌劃成立一個非贏利性的基金會，“完全致力於發現和培養傑出的青年，使之成為思想開放的庇護所”，鼓勵“自強、自信，並不為傳統思維所束縛”，這就是他對李普曼那樣的人表示尊重而採用的方式，但是，他的做法並沒有成功。 後來，他又找到了一種直達的支持方式。李普曼發現，那份黑名單已傳到紐約。他在那裡剛要開始一項新的工作時，就被解雇了。他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亞，帶著絕望的心情來見鮑林。他徵求鮑林的意見，怎樣才能找到事情幹。鮑林決定直接插手這件事，在加州理工學院為李普曼設置了一個職位，讓他擔任他的研究項目的助理之一。這是悄悄地進行安排的，沒有在公眾中張揚。鮑林的良心得到了安撫，李普曼的工作也有了著落。不久，鮑林又用同樣的辦法安排了另一位很有才華的政治難友，此人名為托馬斯·佩利，具有醫學學位。鮑林錄用這兩個人作化學研究，別的方面不說，他們夠不夠格總也是一個問題，因此，在化學系中，引來了愈來愈多的人背後的議論。說實在話，鮑林這樣幹，並不是嚴格地出於科學研究的考慮，他是想證明，自己雖然在政治問題上可以沉默，但他仍然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但是，在1952年這一年裡，他在政治上的克制，並沒有使他能生活得更加自在些。在他寫信抨擊黎巴嫩雪松醫院董事長解僱李普曼的做法以後，這位董事長向杜布里奇反映了這一情況。杜布里奇將鮑林叫去訓斥了一頓。鮑林為了平息杜布里奇的怒氣，向他提醒道，這是他個人的行為，並非是公開的政治聲明。鮑林的名字仍列在聯邦調查局的治安監視名單上，洛杉磯的特工每天都要在《工人日報》上查看他的名字有沒有出現。他們還通過安置在國家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的密探，監視鮑林在辛普曼案件中的一舉一動，每隔六個月就向胡佛送一份完整的報告。 1952年春天，鮑林的護照案已公之於眾，一個聯邦調查局密探就曾報告說，加州理工學院董事會又再次討論了開除鮑林的問題，這一次他們考慮是否要中斷合約，並且用他年工資4到5倍的金額作為校方向他支付的違約金。後來，他的護照簽發下來了，這個方案也就擱置了起來。隨後，快到年底時，布登茲在眾議院調查慈善基金會的委員會公開指名道姓稱鮑林是隱藏的共產黨員——在沉寂了一年以後——鮑林的名字又在報紙的標題中出現了。 壓力接踵而至。鮑林幾乎已經完全中止了自己的政治活動，然而他的名譽卻照樣不斷地受到攻擊。既然是這樣，再繼續一聲不吭又有什麼意義呢？ 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的活動剛結束，鮑林就在某些事情上打破了自己的沉默。他寫了一封私信給即將離任的杜魯門總統，請求他頒發行政命令寬恕羅森伯格一家人。鮑林相信，羅森伯格是在一次極其可笑的搜查原子彈間諜的行動中受到不公正指控和審判的。鮑林還在一些公開信上簽名，要求廢除1950年的國內安全法和史密斯法。 1952年11月下旬，羅斯福新政的忠實信徒在當地的羅斯福俱樂部舉行一次小型的集會，鮑林在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說，再次申述了他以前的左翼思想，要求當局採取寬容的態度，重新點燃了他埋在心底的火種。能有機會再次把心裡話吐出來，他感到痛快極了。與會者中有一位家庭婦女，後來給鮑林寫了一封信，使他特別受鼓舞。 “您能站出來講話，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漢，請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感謝，”這位婦女寫道。 “您在採取行動時表現出來的勇氣，您在思考時顯示出來的真誠——在大庭廣眾之中——是一件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我相信，由您燃起的燭光必將普照到四面八方。” 在此之後，他又再次沉默了。事情很快就變得很清楚，艾森豪威爾執政初期的那些歲月，對於他那樣的左派分子決非是翻身出頭的日子。艾森豪威爾在反共方面似乎執意要超過杜魯門。他任命了許多右派人士擔任政府的要職，其中包括起用狂熱反共的杜勒斯替代國務卿艾奇遜——此時，國務院這個部門仍然不斷受到攻擊，被人指摘為左翼分子同情者的一個堡壘。在艾森豪威爾的班子中，另外一個人是奧維塔·卡爾普·霍比，這個女人被任命為新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她上任後，很快就扣發了共產黨嫌疑分子亨受的聯邦政府的資助。 霍比的高升給鮑林帶來了直接的影響。 1953年秋末的一天，他得到通知，其中沒有任何詳細的解釋，他從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取得的資助要停發——總數是6萬美元，原本是用於對氧基聚明膠和蛋白質結構的研究。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隸屬於新設立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霍比是部長。鮑林對取消資助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因而打了一個電話到該部要求提供有關的內情。 最後，他與一位持同情態度的經理取得了聯繫，這位經理建議他重新申請，不過得換一種方式。他對鮑林說，不要用多位作者（其中也包括鮑林）的集體名義申請大筆資助，而是用這些研究人員個人的名義將項目分割成一個個細小的課題，各自提出資助的要求。鮑林嘗試了一下，一個課題借用了坎貝爾的名義，另一個課題用的是科里的名字。這兩個課題馬上就得到了資助——與要求相比，不但時間更長，而且提供的資金也更多。但是，鮑林在用自己的名義提出申請時，就再也沒有下文了。 顯然，鮑林並不是唯一上了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黑名單的科學家。加州理工學院其他左翼學者的資助也被切斷了，這就促使校方向華盛頓方面提出了警告：要是不採取某些措施，他們將起訴有關方面違反了合同。全國至少有40名科學家因為政治信仰而受到懲罰，他們從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申請到的資助被取消；至於到底有多少人首次提出的申請被駁回，那就不得而知了。 鮑林竟然沒有一下子看穿在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採取的這些措施背後的真實原因，可見他在政治上是多麼天真，他與加州理工學院校方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糟糕。後來，當他將那個機構的行為講給比德爾聽時，他才真正了解到事實的真相。比德爾盯著鮑林看了很長一會兒，然後對他說，這一切當然與政治有關。 “難道您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比德爾問道。 “他們就是不讓您的名字出現在接受資助的名單上。”鮑林聽到這話時，目瞪口呆了。他雖然對冷戰的國內因素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堂堂的政府機關，本身的職責就是提供研究的資助，竟然也感染上了反共狂熱症，這實在難以想像了。正如他後來所說：“你可以想見，我那時是多麼幼稚呀！” 鮑林向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處申請的科研資助，一共拖了兩年多時間，最後他終於收到了批准下發的通知——也就是在霍比辭職的那一天。 不過，鮑林仍然堅持不談論有關政治的問題。要不要給他簽發護照的事，現已演變為一二再三地上演的鬧劇。他每一次提出申請，希普利都提議拒發，於是鮑林不得不再三提醒有關方面注意他動身的日期，時間一次比一次更緊急。經過接二連三的拖延，希普利的上司就會出面否定她的意見。鮑林則一面準備行裝，一面耐心地等待。他的護照往往要在出發前的一兩天才能拿到手。 1953年秋在帕薩迪納開過那次有關蛋白質研究的大型研討會以後幾個星期，鮑林接到了一封邀請信，要他去以色列參加新的魏茲曼科學研究所的落成典禮。這是一次短期訪問，他將在那裡見到一個自己很感興趣的新國度，並要在國王大衛賓館舉行的招待會上會見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和他的夫人。在訪問之前，他又得重複那老一套的經歷了。 但是，他這次中東之行卻驚動了杜勒斯的國務院。那時，已任命了一位新的負責護照安全的官員，此人名叫司各脫·麥克利德，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一名死硬派反共分子。這個人發現自己與希普利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們兩個人一起開始更加嚴格地限制公民出遊的權利。麥克利德與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參議員麥卡錫和聯邦調查局都有電話通訊的聯繫，因此有條件從各方面來源了解鮑林的情況。麥克利德進行了佈置，在鮑林訪問以色列期間，將有陸軍情報人員嚴密監視他的活動；一直到後來有報告稱，鮑林並沒有說什麼非常不妥的話，對他的監視才放鬆了一些。 鮑林在11月初回國後沒幾天，又一次提出了遠遊世界的申請。這一次，他想帶愛娃·海倫一起去印度待一段時間，因為他接到了該國政府的邀請，要他出席印度科學大會，作幾個星期的科學講演，並去孟買參加一個新建實驗室的落成典型。他計劃於12月中旬動身。鮑林急於想看一看印度，這個國家在尼赫魯的領導下正在成為所謂的第三世界的領導者。第三世界是由一些既不與美國也不與蘇聯結盟的新興國家組成的。鮑林從尼赫魯身上看到了一條介於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中間道路的希望。 至於國務院對印度也頗感興趣，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不過看問題的態度就不那麼積極了。根據政府的分析，印度正在向左轉，脫離了西方的軌道。在這樣的形勢下，讓鮑林這類持不同政見者到那裡去訪問，給美國抹黑，特別是考慮到他即將參加的會議另外還有六七名俄國科學家當主角，那就更不是一件好事了。因此，希普利提議拒發鮑林的護照，就得從新的角度加以認識了。 一直到12月初，鮑林還沒有聽到關於護照的任何音訊，他請求國家科學院院長戴特列夫·布隆克幫助。布隆克擔心，要是政府再次拒發鮑林的護照，就會給全世界科學界帶來不良的印象。於是，他與希普利會了一次面，進行了一次冷冰冰的交談。希普利告訴他，印度是一個“敏感的地方”，對鮑林這次訪問作出的任何決定，都要考慮到其他一些部門的意見，比方說，安全部門首腦麥克利德就是其中的一位。她說不清楚到底何時才能作出最後的決定。布隆克將這一消息電告鮑林時，提醒他注意，麥克利德是麥卡錫手下的一名干將。在布隆克的電話之後幾個小時，國務院的一位官員就打電話告訴鮑林說，在他預定出發的日期之前，不會有任何決定。 鮑林感到非常憤怒，他直接給希普利掛了電話。他強壓怒火，向她解釋說，這次旅行純粹是為了科學和觀光，他絕對不會發表政治演說。作為回答，希普利反問道：建議赦免犯有原子彈間諜罪的人，他當作怎樣的解釋？鮑林對她講，要是扣著他的護照不發，在公眾中將會產生不良的後果。她告訴他，此事的決定權在上面的人手裡。 這就超過慣常那種拖延的範圍了。鮑林怎麼也不敢想像，希普利的辦公室會重犯1952年所犯的同樣的錯誤，他們就不怕冒犯了世界科學界，竟然執迷不悟地剝奪他出外旅行的權利。況且，他一直約束著自己，切斷了與共產黨有關的組織的聯繫，放棄了進行政治演說的機會。不管怎麼說，他的護照不應當遭到拒發的命運。 他和愛娃取消了安排在前面的幾次約會，重新安排了動身的日期。他們打算遲一周出發，也就是23日。鮑林致函杜勒斯，主動提出到華盛頓走一趟，在聖誕節前的一個星期中找一個時間與他談一次。結果無回音。他又一次寫信，同時還調整了自己將要搭乘的航班。在信中他提到，他將在出發的那一天上午9點鐘前往紐約護照辦事處。同樣，他也沒有收到回信。 12月21日，鮑林乘飛機到達紐約，隨身帶著出外旅行3個月的行李。第二天上午，鮑林來到紐約護照辦事處。他既沒有領到護照，也沒有得到解釋。他怒氣沖沖地回到了下榻的旅館，撥通了杜勒斯辦公室的電話。有人對他說，國務卿不能與他在電話裡講話。跟他談話的是國務院科學顧問。他告訴鮑林，有關他的護照已作出最後的決定，至於具體的內容，他不能說。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也就是鮑林原定乘坐的航班起飛後兩小時，國務院的一名代表打電話告訴他，已決定拒發他的護照。此人還對他說，對這一決定，他可以向護照申訴委員會提出書面的上訴。 鮑林已無意這樣做。他與自己的律師商討了一次——律師告訴他，29日將安排有國務院官員參加的一次聽證會——鮑林和愛娃又乘飛機到了華盛頓。他曾設法與希普利會面，但沒有成功。於是，他在海一阿達姆斯賓館與愛娃·海倫一起過了一個沒有歡樂的聖誕節。接下來就等待即將舉行的聽證會。 與此同時，他請求布什和康普頓做他的擔保人。這兩個人都給國務卿寫了信，向杜勒斯保證，鮑林是清白忠誠的，儘管“若干年以前他曾深深捲入過一些政治活動”。終於等到了舉行聽證會的那一天，鮑林和愛娃到了場，預期最後能與希普利作一次面談。但是，他倆被領到了一個房間，只見希普利手下的一個人坐在一張桌子旁，桌子上堆著一大疊文件。這個人“每隔一會就翻一下這些材料，接著就問一個問題，”鮑林回憶道。他詢問了鮑林參加共產黨外圍團體的情況；鮑林解釋說，他已經從這些團體中退出。他又向鮑林打聽羅森伯格一家人的情況，鮑林解釋說，他只是關心這家人受審的方式，並不是支持共產黨人的事業。鮑林還被問到，他曾寄過10美元錢給一個因為是共產黨員而被解僱的學者，幫助他籌集出庭辯護的資金，到底有沒有這回事；鮑林回答說，他也曾寄過類似數目的錢款，幫助過鐵幕後面的知識界難民。他又再次被問到，他是否參加過拯救紅木團；鮑林根本就不相信竟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第二天，針對國務院關心的每一個問題，他和律師合作起草了一份宣誓書。 12月31日，他被告知說，還有許多其他方面的事可以推溯到很多年以前，他必須用書面的形式詳細地將自己過去在政治上所有的情況講清楚。 鮑林說，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他無法做到這一點；要他作如此全面的回顧，他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他的所有檔案和資料全在帕薩迪納。此時，他已經沒有辦法給有關方面在印度為他作出的安排作出及時的回复。 他和愛娃·海倫撤回了申領護照的要求，接著就乘飛機回家了。 “真是活受罪，”鮑林後來回憶道。整個事件花費了他們整整兩週的時間，來回折騰一共用去了兩千美元。 不過，這一次，國際上並沒有什麼強烈的反響。鮑林對自己遭遇的麻煩，一聲都未吭。他避開了新聞媒體，只是發了幾封信給一些有影響的人，表示了自己的抗議。其中有前最高法院的法官歐文·羅伯茨，此時他擔任了美國哲學學會的主席。 “我認為，國務院的行動有可能是麥卡錫懼怕的結果，”鮑林在1月份給羅伯茨的信中這樣說，“不過，可能性更大的也許只是希普利夫人本人感到很惱火，因為在1952年春天國務卿曾採取行動否定了她在我的護照問題上作出的決定。” 他打算循規蹈矩照章程辦事。他將自己收到的邀請信按時間的順序排列好，計劃在1954年底左右的一段時間裡到日本、希臘和泰國作學術報告，並且以此為策略，再作一次申領護照的努力。不過，這一次申請的時間得大大提前，並且要附上手頭備有的全部證明和材料。他將不聲不響地做這件事，盡量避免發生爭議的情況。他希望讓杜布里奇和其他校董們放心。 不去搖撼這條船，這是很有道理的。幾乎讓每個人都非常吃驚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批准了鮑林和比德爾要求資助150萬美元的申請，從而為最終建成教會實驗室掃清了道路。這是鮑林得到過的最大一筆資助，也是對他在加州理工學院始終享有的巨大威望的肯定。這原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不知是什麼原因，並沒有出現欣喜若狂的場面。在新大樓裡到底要幹什麼事，鮑林心裡仍然沒有底。 1月和2月，他本來打算到世界上一些地方去走走，現在則忙於尋找分子手段來對付疾病的新方法，從而將令人失望的膠原蛋白問題拋到了一旁。他對新大樓所需的設備作了一些具體的安排。他還查閱了一些有關大腦化學功能的資料，這一廣闊的研究領域也許比較容易出成果。他在第125屆美國化學學會全國代表大會上，主持了有關血紅蛋白的科學研討會。第二天會上，前總統杜魯門是主題發言人，他受鮑林的啟發，說了這樣一句語意雙關的俏皮話：要是鮑林堅持研究的是白血球，而不是紅血球，也許他今天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了。這一玩笑贏得聽眾的一片掌聲，鮑林也咯咯地笑了起來。不過，這一個例子說明，遠離政治並沒有給鮑林帶來多少好處。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他主動放棄了作為一個公民講話的權利，但是，給他的資助仍然被取消，旅行的權利照樣被剝奪；他仍然充當了被人取笑的角色。 他對沉默已感到厭倦。 1954年春天，他又感到不得不再次大聲疾呼了。 導火線是扔下的另一枚炸彈。 3月1日，美國爆炸了一個裝置，將太平洋上一個名叫比基尼·阿托爾的小島夷成了平地，其威力幾乎震驚了每一個人。 試驗的當天，離美國觀察家一無所知的爆炸現場叨英里處，在一艘名為“好運龍號”的日本漁船上，漁民們突然看到天空出現耀眼的亮光。幾個小時以後，空中籠罩著灰濛蒙的煙霧，亮晶晶的白色塵埃開始落下，船上和船員身上都覆蓋了一層難以除去的灰燼。兩個星期以後，漁船返港時，船員們一個個都感到噁心和發燒，牙床出血，皮膚發黑並伴有灼傷的跡象，頭髮一撂一撂地往下掉——這是典型的受到放射性毒害的症狀。日本當局迅速將病得最重的船員送進了醫院，同時還扣下了他們捕到的魚蝦，但是，對放射性的恐懼還是迅速地在整個日本列島傳了開來。對於前些年在廣島和長崎發生的事件，日本人記憶猶新，他們要求當局用蓋革計數器檢驗這些魚蝦。學生們走上街頭，掀起了抗議美國的遊行和示威。 接著又傳來了更加令人頭痛的消息。日本醫生和科學家向全世界宣布，美國這次炸彈試驗產生的放射性塵埃和微粒，由於爆炸而污染了高層大氣，並伴隨著高空的氣流吹到了地球的四面八方。這種塵埃可以墜落到任何地方，人們尚難預料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從此，新聞媒體的用語中又增加了一個新詞：放射性塵埃。 日本人的報告在美國的媒體上慢慢傳開了。人們很快就明白，比基尼島這次爆炸的炸彈，其威力比以前試驗過的任何炸彈威力都要大得多。公眾開始要求了解更加詳細的情況。 3月24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講了話，然而一點也沒有減輕人們的擔心和疑慮。艾森豪威爾說：“很明顯，這一次當然發生了一些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的情況，因此科學家們感到震驚也就理所當然了。” 此事當然也震驚了鮑林。他從強迫自己保持沉默的精神約束下驚醒起來了。日本人測得，伴隨爆炸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數量巨大，種類繁多，這就表明，這不是一枚簡單的氫彈，而是一項新式的武器，危害性比氫彈還要大得多。 4月15日，鮑林作了兩年半時間裡第一次關於核彈政策的演說，地點是在洛杉磯唯一神教派的教堂，聽眾有一千人左右。他全面回顧了新型炸彈給人們帶來的恐懼，批評了為了增大武器威力而採取的輕率做法，認為這次在比基尼島試驗的“超級炸彈”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強調指出，許多國家正在毫無節制地竟相研製殺傷力巨大的武器，人們應當再次奮起投身於爭取和平和裁軍的事業。在廣島事件後，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曾經發出呼籲——認為有必要成立世界統一的政府，必須與共產黨國家進行對話——鮑林演講的許多內容就是圍繞這幾個主題展開的。但是，由於比基尼島爆炸釋放出來的放射性非常嚴重，因此，在他的演說中對問題的緊迫性又有了一層新的認識。 鮑林在講話中首先向聽眾致意，然後，話鋒一轉，觸及到與此有關的另一課題。新近，有人攻擊上了黑名單的奧本海默，不准他接觸保密資料，並讓他到一個安全委員會接受審查。這是一個典型案例，它威脅到美國式自由。看來，一方面，還是老調重彈——與共產黨有牽連。對於這一指控，聯邦調查局曾在1947年作過調查，鮑林當時已為奧本海默的忠誠作過擔保。另一方面，這次又有了新的罪名：奧本海默曾阻撓氫彈的研製工作，說他曾經建議在這個問題上實行慎重緩行的政策。奧本海默曾經在一個名為曼哈頓計劃的研究項目中出色地工作，被人視為英雄。就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竟被剝奪了參閱保密資料的資格。在1954年初的幾個月裡，這一新聞經常成為全國性報紙的標題。 鮑林對奧本海默一案極為反感。在此之前八年，他曾公開反對提名奧本海默進入原子能委員會理事會——用鮑林的話來說，就是在他的印像中，奧本海默是一個不可靠的人。他還認為這與奧本海默的“個人品質”有關——但是，此時他對這位從前的朋友所處境遇卻深表同情。認識奧本海默的人都相信他是一個左派。 50年代初，聯邦調查局整理了一份檔案材料，放在檔案架上厚達十英尺。這些材料詳細地記載了奧本海默對共產黨人的同情、交往和友好情感。雖然其中決無他充當間諜之嫌疑，但有證據表明，他在不同場合曾經隱瞞事實真相或當面撒謊，將自己打扮成一個遵紀守法的人，而不是像調查他的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心胸不夠坦蕩的人”。要是奧本海默是一個普通的平民百姓，或者是一位科學家手下的無名小卒，他可能早在幾年以前就被逐出門外，不讓他參與機密工作了。然而，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對國家的重大項目來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自然不可等閒視之。因此，儘管他表現欠佳，多年來仍一直有資格查閱任何級別的機密資料——但是，艾森豪威爾上台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竟然公開羞辱奧本海默，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在鮑林看來，這完全是出乎政治上的需要。奧本海默已被看作為研製更多威力更大的炸彈的一個障礙。奧本海默為自己作了辯解，整個事件也就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爭論。鮑林和幾十名科學家一起，紛紛挺身而出，為奧本海默辯護。鮑林在政治上又開始大聲疾呼，他寫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短文，刊載在1954年五一節的《國家報》上。 “將羅伯特·奧本海默博士視作安全的危險而禁止他參與機密工作……實屬美國政府的一次很不光彩的行動，”他這樣寫道。 “任何一位頭腦正常的人，只要考察一下實際情況，就一定能得出結論：奧本海默是一位忠誠而又愛國的美國人。原子能委員會的達官貴人也一定能得到這一結論，艾森豪威爾總統本人也不應例外。照此看來，我們不得不認為，政府最近採取的這次行動是政治謀劃的結果——奧本海默博士則成了為政治所拋棄的犧牲品。”接下去，鮑林敦促美國領導一場有多方面參加的科學和政治探索，尋求“一種實際可行的方案來替代原子能野蠻時代的瘋狂行為。” 那個月晚些時候，奧本海默最終還是被剝奪了參與機密工作的資格。 對科學家來說，此案是殺雞儆猴，警告他們要安分守己。然而鮑林可不買這個賬。 “兩年來，在政治行動方面，我一直嚴格克制自己，”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這位朋友曾讚揚他在《國家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 “我算是看透了！將話憋在心裡不說，不但是錯誤的，而且也不值得。” 鮑林又回到了政治的漩渦中。新的“超級炸彈”以及伴隨產生的放射性塵埃，成了他一系列演說的首要話題；與此密切有關的另一中心議題就是奧本海默一案及其對科學自由的影響。 6月，鮑林的女兒在俄勒岡里德學院畢業，鮑林在該院舉行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嚴厲抨擊華盛頓在奧本海默案中“無法正常思考”。鮑林對與會的畢業生及其家長說，“你們必須永遠追求真理。客觀真理不會屈從於主觀認識。你的鄰居與你的看法相左，你得服從真理；一個國家發表了某一聲明，另一個國家卻一聲不吭，你同樣也得追求真理。” 在放射性塵埃問題上，全國范圍內的爭論日趨激烈，追求真理的任務似乎也愈益艱難。原子能委員會在其新任主席劉易斯·斯特勞斯的領導下，執意壓下了有關資料，不肯向外界透露放射性塵埃的污染程度和有害後果，意欲表明核彈試驗計劃至關重要而又非常安全。因此，問題更加撲朔迷離，以致在1954年春夏兩季這段相當長的時間裡，幾乎誰也講不清楚放射性塵埃到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無過硬證據的情況下，種種猜測應運而生，人們議論紛紛。鮑林像往常一樣，開始廣泛涉獵能夠找到的有關資料並作綜合分析。放射性塵埃產生的影響逐漸在他的頭腦中形成一幅駭人聽聞的圖景。在自然界原本存在以及在醫療過程中產牛的放射源——包括地球上的放射性元素、Ｘ射線和宇宙射線——是放射性現象的“基底”。與此相比，核彈試驗以散落塵埃的形式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放射性會損壞DNA，受到放射性照射的總量的微量增加就足以造成這一後果。根據鮑林的計算，放射性增加的微小劑量決不能輕易忽視，因為它可能增大人體細胞的變異速率。他開始發表演說，撰寫文章，論述放射性塵埃與細胞變異之間的關係，並且更加勤奮地鑽研小劑量放射可能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對基因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