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17 三螺旋結構-2

問題在於說明如何將磷酸安置在中央，而一般認為正常的pH帶有負電荷。這些位於核心的負電荷相互排斥，結構就會爆裂。他們設想的三螺旋儘管看上去非常精美，而且又與有關數據那麼吻合，克里克和沃森想到，在核心部分一定有一個地方存在正離子來抵消這些負電荷。他們找來了一本《化學鍵的本質》，查看有沒有無機離子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發現錳和鈣都滿足要求。沒有證據表明存在著這兩種元素的正離子，然而也沒有證據表明它們不存在。他們畢竟是仿照鮑林認真思考的，鮑林在這種情況下肯定也會這樣做：首先設想出結構，然後再考慮一些次要的細節。 這兩個年輕人，如此快就攻克了這一難題，感到非常得意。他們邀請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來卡文迪什觀看他們的勝利成果。富蘭克林隨手就將邀請信撕成了碎片。問題不僅在於假定分子呈螺旋狀——富蘭克林根本就不相信Ｘ射線的資料能證明這點一而且還在了他們竟然想得出螺旋中央會有正離子凝聚在一起。她指出，在細胞核中，錳或其他離子無疑被水分子包圍著，因而是中性的，不可能將磷酸黏結在一起。況且，水是非常重要的。富蘭克林還指出，克里克和沃森一定是將某些數據搞錯了。按照她的看法，DNA是一種非常乾渴的分子，其中的含水量要比他們兩人的模型所允許的數量多10倍。她從這種分子吸水的能力看出，磷酸應位於分子的外側，積蓄在薄薄的水層中。水容量不台，說明克里克和沃森計算出來的密度不准確。

後來的事實證明，富蘭克林是正確的。兩個年輕人試圖說服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與他們合作，再進行一次試驗，但這一要求被他們頂了回來。這一失敗的消息傳到布拉格的耳朵裡，他很快就將克里克調回到蛋白質課題組，沃森則被調到了與他的知識基礎更加相稱的地方，也就是對煙草花葉病病毒進行晶體衍射圖研究。 但是，這兩個人，尤其是沃森，並沒有停止對核酸的思考。在鮑林的記憶中，沃森熱衷於DNA“簡直到了瘋狂的地步”，在這個問題上是決不會就此罷休的。他和克里克兩人開始在暗地裡作秘密研究，選擇在辦公室或者一家當地的酒巴里悄悄地交談。他們得到的模型可能不正確，但他們確信自己的研究方法沒有錯。也許，他們需要的只是更多一些化學方面的知識。 1951年聖誕節，克里克將一本《化學鍵的本質》作為給沃森的禮物。 “在鮑林這本經典著作中的某一個地方，”沃森回憶道，“我希望能找到真正秘密之所在。”

盤繞狀線圈 鮑林在法國參加了幾次會議以後，就急急忙忙地前往英國，希望把由於護照風波損失的時間補回來。 1952年呂月，他先後訪問了英國的幾個蛋白質研究的中心，和批評他的一些人交換意見，並且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此時，人們又找到了一些新的證據，進一步表明阿爾法螺旋是許多種天然蛋白質的重要構件，其中也包括球蛋白。此外，片層結構也得到證實。鮑林認為，阿爾法螺旋的理論已得到證明，因此，他開始把注意力轉到一些新的想法上，思考著他的結構怎樣才能彎過轉角並折疊到自身，使球蛋白變成了包裝緊密的球形。他發現英國人也樂於接受他的阿爾法螺旋，因為他們從自己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有關的證據。 “我想，通過這一途徑，我總算彌補了5月份自己不能出席皇家學會會議造成的後果——不管怎麼說，對於我本人來說，這些人中已有一些人當著我的面，明確地表示，他們對我們設想的蛋白質結構的正確性持懷疑的態度，”鮑林在給阿尼·泰賽列斯的信中這樣寫道。明確地表示出來的懷疑，就可以給予明確的答复。鮑林在一些問題上，盡力向英國人作了進一步論證；而在另一些問題上，他也修改和完善了自己的想法。

在訪問卡文迪什期間，鮑林又結識了許多年輕的學者，特別是與克里克的會見，使他很高興。自從被調離DNA的研究課題後，克里克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一個研究項目上。這個項目是布拉格的研究組讀了鮑林的蛋白質論文後開始立項的，目的是尋找一個數學公式來預測螺旋衍射Ｘ光的方式。 1952年春天，克里克和兩位同事聯名發表了一篇論文，提供了進行數學處理應當遵循的具體步驟。這是克里克第一個重要的科研成果，後來被證明是非常有用的。在發表這篇論文前，他就自豪地向鮑林寄去了一份複印件。接下來，他又開始思考怎樣用這一公式來解釋5.1埃這個反射數據，這也是鮑林的阿爾法螺旋理論中沒有觸及的一個缺口。 克里克希望到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他和鮑林同乘一輛轎車在劍橋兜風時，無意中提起有沒有這種可能性。此時此刻，一向是口若懸河的克里克，竟然一下子結結巴巴起來了。他思緒萬千，心頭充滿了複雜的情感，其中一半是敬畏——此時此地，一個普普通通的研究生，坐在他認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學家身邊——另一半則是惶恐。 DNA不是合適的話題；說穿了，他已被人認為不宜作這一方面的研究，然而，他創造了一種新的理論，這種理論可以用來解釋鮑林的阿爾法螺旋為什麼得不到5.1埃這個反射數據，這個數據在大多數天然物質中都可以觀察到。他知道，鮑林也在思考著這一個問題，因此，他不想對客人透露太多的東西。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希望給客人留下一個好印象。其實，他用不到這麼擔心，鮑林早就把心思盯在克里克身上了。鮑林主動提出了邀請，希望他去加州理工學院與他一起工作一年。克里克心裡一熱，對自己更有信心了，他問道：“您有沒有想過，各個阿爾法螺旋有可能相互盤繞在一起呢？”鮑林曾經為蛋白質的更高級結構考慮過多種可能的情況，其中有幾種情況就涉及到各個螺旋相互纏繞的設想。他記得當時的回答是：“是的，我想到過。”然後就避開了這一話題。他想到，自己差不多已作好準備發表有關的想法，因此，他不打算與一個卡文迪什的學生分享這一成果，儘管這一學生是前途無量的。

但是，按照克里克的說法，鮑林那時並沒有讓人得到這樣的印象，也即他曾經花了一點功夫研究過這一個問題。 蛋白質在鮑林的頭腦中仍然是優先考慮的課題。在他待在英國的一個月時間裡，他很少想到DNA，甚至沒有費一點心思去走訪一下金斯學院，看一看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拍攝到的身價日益提高的Ｘ光照片。後來他回憶起來說，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他滿腦子考慮的都是蛋白質；另一方面是他仍然認為，威爾金斯是不肯讓他分享有關資料的。 這是一個歷史性錯誤。富蘭克林那時已經在DNA濕潤純淨的伸展狀態下拍到了層次分明的照片。一方面，這些圖形清楚地顯示了雙重對稱性——這就排除了三鏈結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從圖形中可以看到一個螺旋交叉狀反射的條紋。要是鮑林能看到這些照片就好了——他並沒有理由認為富蘭克林一定不讓他看這些照片；事實上，在5月份科里來訪時，她已經向科里介紹了她在這一方面的工作——要是鮑林能找到富蘭克林談一次，她是決不會羞羞答答的，一定會談到在水含量及其對分子形式的影響這一個問題上她本人堅信不移的看法。要是鮑林能聽到她在推翻克里克一沃森模型時所持的想法，他無疑會在實質上改變一下他後來所用的研究方法。退一萬步說，要是鮑林去拜訪富蘭克林，他至少可以得到這樣的印象：阿斯特貝里早先拍攝的照片，也就是他正在使用的照片，顯示了兩種分子形式混雜在一起的情況。

歷史學家推測說，向鮑林拒發去英國皇家學會會議的護照，成了鮑林無法發現DNA結構的一個關鍵性事件。要是他出席了那一次會議，他就會看到富蘭克林的工作，因而就能在正確的道路上更有希望再次取得獲勝的良機。這一看法有力地印證了這樣的結論：官方不應當乾涉學者之間正常的學術性交流。不過，真正的問題並不能歸咎於有關護照的政策。實際上，有三個因素聯合發生了作用，將鮑林引向了錯誤的方向。第一個因素是他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蛋白質結構上，幾乎忽視了所有其他方面的問題。第二個因素是他缺乏足夠的資料，他一直在運用的Ｘ光照片是對DNA的兩種形式混合體拍攝的，幾乎已沒有什麼價值。第三個因素是他過於自負了，他根本就沒有想到DNA需要他全力以赴去研究。在與佩魯茨和布拉格交談後，他好像已經了解到，克里克和沃森在DNA結構問題上顯露了一次身手，但是失敗了；他也清楚地知道，威爾金斯正在煞費苦心地研究這一個問題。但是，他認為，這些人未必是他競爭的對手。是啊，他們怎麼有能力與他競爭呢？許多事實已經證明，他是世界上唯一能解決大生物分子問題的一個人。

“我一直在想，我遲早會找到DNA的結構的，”鮑林說。 “這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鮑林錯過了查看富蘭克林所攝照片的機會，於9月回到加州理工學院。他又馬上投入了研究工作，以期最後完成對更高層次螺旋結構的研究。 “現在，蛋白質結構的研究工作已經進入非常令人振奮的階段，”他寫道。 “我很難不把自己的全部時間花在這個問題上，別的事情也就顧不過來了。”他找到了一種方式，使阿爾法螺旋本身就可以扭曲，就像一股紗線纏繞在一個手指上那樣，形成克里克提到過的那樣一種呈盤繞狀的線圈，而且，這種形式可以顯示阿爾法螺旋本身無法看到的Ｘ光反射現象。接下去，他又向前邁出一步，為這些盤繞狀的線圈設想了相互纏繞的方式，因而可以形成股數各不相同的索帶。他在10月份發表了這些新的想法。

但是，在此之前，克里克已經通過鮑林的兒子彼得了解到這些想法。彼得是在1952年秋天到達劍橋的，身份是肯德魯實驗室的研究生。那年他才21歲，生性活潑，愛玩。他很快就愛上了佩魯茨的“互稗”姑娘厄娜，對肌紅蛋白結構的研究卻不那麼放在心上——“性子有點野，”這是克里克對他的評價。彼得不久就同克里克和沃森，還有他們辦公室的新夥伴傑里·多諾胡混得很熟了。多諾胡也是從加州理工學院移居此地的，曾為鮑林工作了好幾年，後來爭取到了古根海姆獎學金而於秋天來到了這裡。 他們的辦公地點成了劍橋和帕薩迪納之間進行非正式學術交流的一個中心。彼得和多諾胡都與鮑林保持著通訊聯繫，因此，在辦公室裡進行的交談，對於克里克和沃森來說，至少也是一星半點地了解鮑林想做什麼事情的一個信息源。比方說，鮑林曾在給兒子的信中談到，他正在認真地探索天然角蛋白的結構，這種物質也是由一股股纏繞著的螺旋構成的。當彼得將這一點告訴克里克時，克里克頭腦中首先想到的是，鮑林剽竊了他與鮑林在一起乘車時自己不經意流露出來的想法。克里克馬上又重振旗鼓，開始作出新的努力。經過幾個月時間，他終於解決了最後幾道數學難關。 10月22日，他向《自然》雜誌寄去了一篇簡短的註記，概括地說明了自己的想法。雜誌編輯部收到這篇註記的時間，正好比收到鮑林在同一課題上撰寫的一篇較長的手稿遲了幾天。

不過，克里克在這篇短文的封面上附上了一個說明，意思是要求迅速發表他這篇文章。在一般情況下，註記比長篇論文發表要快一些，因此，克里克的註記發表的時間比鮑林的論文早得多。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大西洋兩邊發生了雙方都標榜自己是首創者的爭吵。後來，還是卡文迪什的研究人員作出了讓步，承認鮑林的一整套想法遠比克里克的想法更深入。至於鮑林，看到克里克的短文見諸刊物時，並沒有感到吃驚，只是有一點惱火，責怪《自然》雜誌沒有同時刊出這兩篇文章。最後，雙方達成了君子協定，承認兩個人各自獨立地得到了相同的結果。 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插曲而已。具有重大意義的是，承認阿爾法螺旋的最後一個重要障礙終於被清除了。時值深秋，鮑林已經確信，他的結構及其各種各樣盤繞線圈的排列方式，同樣適用於頭髮、獸角和指甲中的基本物質。他對羽毛結構也有了新的認識。許多球蛋白存在阿爾法螺旋的證據也與日俱增。到了11月下旬，鮑林感到，他對阿爾法螺旋的信念已得到完全的證實，阿爾法螺旋已被證明是血紅蛋白、血清白蛋白、胰島素、胃蛋白酶、溶菌酶和十多種其他球蛋白結構的主要形態，他在給一位同事的信中高興地寫道：“事實上，現在已發現，所有研究過的球蛋白都以阿爾法螺旋作為其結構的主要形態。”

美麗的結構 但是，阿爾法螺旋此時已不再是人們一度認為的那種驚人的發現。這是方法論上的一個突破，是對鮑林所採用的隨機研究的方法進行的一次檢驗，也是一系列重大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正如鮑林所說，歸根到底，阿爾法螺旋不過是“一種結構的形態”。看來，這是一種穩定的排序方式，借助於這一方式，就可設想多肽鏈具有怎樣的結構。分子生物學家岡瑟·斯登特後來說道：“不管鮑林的成果是多麼巨大，阿爾法螺旋的發現並不會馬上使人想到關於蛋白質的許多新的概念，比方說，蛋白質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它到底是由哪些成分組成的，等等。這一發現似乎沒有引導人們去做許許多多頗有新意的實驗，也沒有為人們的想像留下廣闊的空間。” 此時，鮑林心裡已經明白，真正的收穫，或者說，生命的真正奧秘，在於DNA。正是這個問題成了他下一步考慮的焦點。

1952年11月25日，從英國回來後三個月，鮑林出席了加州理工學院舉辦的一次生物學討論班。講課人是伯克利教授羅勃利·威廉姆，他用電子顯微鏡幹出了一些令人吃驚的事情。舉例來說，他運用一種複雜的技術，可以拍攝到極為微小的生物結構。這可使鮑林著了迷。從威廉姆拍攝的一張照片上，可以看到核糖核酸鈉的扭結長鏈的圖形。這是具有核酸形式的鹽類，其陰影區顯示了三維立體的詳細情況。引起鮑林特別注意的是，這些鏈明顯地呈現出圓柱的形狀：它們並不是平面的帶狀結構，而是一段段細細的長管。在討論班這個四面遮光的教室裡，鮑林一面觀看著這些幻燈片，一面在猜想，DNA很可能也是一個螺旋，因為其他構想不但與阿斯特貝里的分子Ｘ射線圖不合，而且與他現在看到的照片也不符。更妙的是，威廉姆甚至能夠在他的照片上估算出有關結構的尺寸，根據他的計算，每股鏈的直徑約為15埃。鮑林對此非常有興趣，要求威廉姆重述一下這一個數字。威廉姆確認了這一數據的正確性，同時還說明了他在獲得這一精確數字時所碰到的困難。威廉姆顯示的分子還不是DNA，而是一個分子的近親——這就促使鮑林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鮑林坐在辦公桌旁，手持一支鉛筆和一把計算尺，桌上是一札書寫紙。根據那年夏天從亞歷山大·托德的實驗室獲得的新數據，可以確定DNA中糖和磷酸之間連接點的位置；另外一些研究工作則表明了它們是在什麼地方與鹼基連接的。鮑林根據自己先前的研究，確信不同大小的鹼基必定位於分子的外側，磷酸則處在分子的內側。現在，他已經知道，分子很可能呈螺旋狀。這些結論就是他對DNA進行初步觀察的出發點。這是他研究DNA結構的第一次嘗試，還沒有把握自己到底能走出多遠，其中有一個特別的原因，就是他對DNA鹼基一糖一磷酸結構的精確尺寸和鑄角大小仍缺乏明確無誤的數據，不過，觀察一下還是值得的。 為了確定分子量和每一循環段軸向距離的期望值，鮑林很快就進行了一些有關的計算。阿斯特貝里的照片表明，每隔3.4埃就有一次強烈的反射——根據鮑林的計算，這大約等於他對纖維方向上一個核酸片段所估計尺度的三倍。三條不同的核酸構成循環組，這種可能性很小；三鏈結構似乎更容易解釋不斷循環的現象。他計算了密度，表明如果有三條鏈，那麼它們就一定要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符合觀測到的分子量數據。不過，這還是可能的。在鮑林研究DNA時所用的第一頁紙上，他一共作了五行簡單的計算，他寫道：“也許我們得到的是三鏈結構。” 隨後，他又馬上迷上了這樣一種想法：三條鏈相互纏繞在一起，磷酸處於中央的位置。他一面畫草圖，一面作計算，很快就發現，這樣做，沿著纖維的方向，將無法像阿爾法螺旋那樣形成氫鍵將纏繞的鏈固定下來。要是沒有氫鍵，那麼是什麼東西維繫著分子的形狀呢？他看到，有一個地方可形成氫鍵，那就是穿過分子的中央，從磷酸到磷酸。這是一種出人意料的想法，不過還有其他事情似乎需要想清楚。鮑林在作了整整六頁計算後，寫道：“注意，每條鏈每轉過一圈，大約有3個殘基，一共有3條鏈互相緊密地纏繞著，在各個Po4之間是用若干氫鍵連接起來的。”唯一的問題在於，分子的中央好像沒有足夠的空間，因為在那裡各個磷酸是緊挨在一起的。當夜，他只好放下手中的鉛筆了。 三天以後，他又回到了這一個問題。根據阿斯特貝里的數據，DNA相對來說是一種比較緊密的分子，因此中央部分是包裹得嚴嚴實實的。試圖將三條鏈中的磷酸全部擠壓到阿斯特貝里確定的狹小空間裡，就像是把童話中灰姑娘後母所生妹妹的雙腳硬要伸到灰姑娘的一隻玻璃舞鞋裡一樣，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 “排列成柱狀的Po4為什麼相互擠壓得這麼緊密呢？”他絕望地寫道。要是阿斯特貝里對距離的估計值能放大一點，那就萬事大吉了。但是，鮑林不能這麼幹，因為他不能偏離阿斯特貝里的數據太厲害。隨後，鮑林又嘗試著讓磷酸四面體作一點變形，讓幾條邊變得短一些，另外幾條邊加長些，再來看一看是否裝得下。看上去情況要好一點，但仍然辦不到。鮑林只得又一次停了下來。 接下來，鮑林吩咐一名助手去化學系資料室查一查有關的文獻，只要是核酸的Ｘ光晶體衍射的資料就全部收集起來。除了阿斯特貝里和挪威晶體學家斯文·弗伯格的工作外，並沒有多少資料可參考。斯文·弗伯格曾在伯納爾的指導下工作過，他曾發現DNA中鹼基的方向是與糖的方向垂直的。任何資料都沒有詳細說到嘌呤或嘧啶的結構，更不要說是核酸的結構了。 12月2日，鮑林再次對這一課題發起了衝擊。滿滿九頁紙上全是圖形和算式。他苦苦地思考著，得到了某種似乎是可能的想法。 “我讓磷酸盡可能地擠壓在一起，又盡量讓它們變形，”他在草稿紙上記下了這樣的話。儘管有些磷酸中的氧在分子中央挨得非常近，彼此之間不那麼寬鬆，但是它們裝配起來的方式還是無懈可擊的。此外，鮑林還看到，最中間的氧擠壓在一起，構成了幾乎是完美無缺的八面體形狀，這是晶體學中最基本的形態之一。其構造極為緊密，各個零件都排列得井井有條，因此，這種結構必定是正確的。這離開他第一次坐下來研究這一問題還不到一周。 第二天，鮑林興奮地給一位同事寫信：“我現在認為，我們已經為核酸分子找到了完整的結構。”在接下來的幾週時間裡，每天上午他都要從他在克萊林實驗室的二樓辦公室走到舒梅克的辦公室。 “他的情緒很激動，”舒梅克回憶道。鮑林迫不及待地向這位年輕人滔滔不絕地介紹了自己的思想，扯著嗓子談論自己的思路，一面還不斷地核對和修改自己的模型。他開始與科里合作，旨在詳細地刻畫這一精細的結構。 然而，麻煩又來了。科里對原子的位置作了認真的計算，表明處於中心位置的氧實際上挨得太近，無法裝配在一起。 12月初，鮑林重新開始扭曲和擠壓這個磷酸八面體。有人向他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也就是利用他這個模型，怎樣才能創造出一個DNA的鈉鹽，其中帶正電的鈉離子像設想的那樣依附在帶負電的磷酸上。在他這個擠壓得嚴嚴實實的核中，已經沒有鈉鹽的容身之處，是不是？鮑林不得不承認，他無法找到適當的方式來裝入這些離子，不過，他以後會把思路理得更清楚。除了這一點以外，其他結果還是應當肯定的。利用克里克的數學公式對這一設想的結構作計算，可以表明，他這個螺旋模型與大多數Ｘ光數據是符合的。當然，並不是所有數據都符合。舒梅克也獨立地嘗試了一些模型，而且還找到了一種扭曲磷酸多面體的方法，使其中的磷酸不那麼擁擠，但是，鮑林一時也找不到理由改變他的想法。處於核心的磷酸天衣無縫地團聚在一起，不可能不正確。 在鮑林的頭腦中，其中心問題在本質上可以歸結為涉及到磷酸結構化學特性的問題。他想，DNA的生物學意義以後一定會搞清楚；要是結構是正確的，那么生物學上的重要性自然會通過某種方式體現出來。在這一點上，他的任務是弄清楚結構，而不是明確其功能。因此，他沒有考慮在分子附近的較大範圍內具體的情況，而把全部心思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尋求一種方法將那些磷酸放置到分子的中心部位，並且要保證由此得到的螺旋能符合現有的數據。 他在阿爾法螺旋問題上取得了成功，因此他深信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正確的。他曾經用嚴格的化學原理建造了蛋白質螺旋結構，並且面對矛盾的數據發表了這一個結果，只是在後來才找到需要的事實來回答批評他的人。現在，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衝到這類人的前面，運用他在化學方面的深厚功力，挑選一種直觀上一看就是正確的結構。如果你想耐心地等待，直到每一個疑團都解開，那麼你永遠也別想人家會承認你作出的任何發現。況且，他感到自己設想的三螺旋結構是正確的。 聖誕節前一個星期，他致函劍橋的托德說：“我們相信，我們已經發現了核酸的結構。實際上，我已確信無疑……這是一種非常美麗的結構。”鮑林知道，托德是對一種經過提純的核酸進行研究的，因此他請求托德寄一些樣品給他作Ｘ射線分析。一科里博士和我本人都深感不安，至今尚無一篇報導，說明已有人精確測定過任何一種核苷酸的結構。我們已經認識到，有必要在我們的實驗室裡進行一些結構測定的工作。我知道，卡文迪什的學者們正在進行這一方面的研究，不過，這是一個十分龐大的領域，我們不能指望他們把一切事情全都包下來。 ”然後，鮑林又寫信給兒子彼得，寫信給多諾胡，稱他希望不久就能完成一篇有關核酸的簡短論文。 但是，這一種結構仍然是不夠正確的。科里又重新作了一系列計算，發現磷酸相互擠壓得太厲害，相應的原子之間換得太近，因而是不合情理的。鮑林打算對這種結構再作些調整和修補，有些地方要變一變，另一些地方則要壓一壓，爭取離答案近一些，不過仍然無法達到完美無缺的地步。 正當鮑林為DNA結構一籌莫展的時候，又發生了另一件令人心煩的事情。 12月23日，聯邦調查局專職密探、國會調查委員會的心腹布登茲，在眾議院的一個調查慈善基金會情況的特別委員會會議上公開作證，稱鮑林作為古根海姆基金會顧問委員會的一員，是一名未公開身份的共產黨員。布登茲還怕人家說他不夠賣力，居然抖落出各種不同團體原23名擔保人和3名官員的名字。這些人和鮑林一樣，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干。布登茲的證詞自然會激怒許多與一些強大的基金會有密切聯繫的顯要人物，最終將會使人們對麥卡錫主義產生強烈的不滿。但是，在短期內，宣布這一消息的時間——聖延節前兩天，也就是新聞媒體正苦於沒有記者作追踪報導，為找不到轟動的頭版標題而發愁的時候——這些被點名的人將很難有機會反駁，所以他們受到的傷害就特別嚴重了。 大部分時間裡，鮑林一直遵守著自己在一年以前作出的決定，沒有進行積極的政治活動。此時，他感到自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那樣難受。他用自己典型的方式作出了直截了當的反應。 “那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他對新聞媒體這麼說。 “要是不以偽證罪判決布登茲，那麼我們一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庭和國會的許多調查委員會無意了解並公開事實的真相。”後來，鮑林發現布登茲不可能因作偽證而受到法律的製裁，因為他的證詞受到國會特權的保護。於是，他設法採用另一種手段將他的告發者送上法庭，就是在報紙上罵布登茲是一個“扯謊的老手”，希望布登茲會反過來告發他。但是，布登茲並沒有上鉤。 鮑林對這一次受到政治攻擊，頗感意外，情緒非常沮喪。他採取了不同尋常的步驟，邀請幾位同事在聖誕節那天到他的實驗室看一看他研究DNA的情況。他對自己的模型所碰到的細微末節的問題，已感到十分厭倦，他只想听到人們的好話。聽取鮑林介紹情況的來客不多，他們都熱情地讚揚了他的想法，他的精神也為之一振。這一年最後一個星期，他與科里一起，對論文手稿作了最後的加工和潤色。 1952年12月的最後一天，鮑林和科里向《國家科學院學報》投寄了他們的論文：“為核酸設想的一種結構”。他們在文中強調指出，這是“至今為止研究人員提出的第一個精確地描述的核酸結構”——這樣，就將他們對核酸的研究與對阿爾法螺旋的研究相提並論了。論文詳細地闡述了分子核心部位的結構，並用大部分篇幅論述瞭如何精確地構築磷酸多面體，當然也介紹了一些生物學機理。在鮑林的這一模型中，鹼基是核酸中負載信息的部分，它們是伸向外側的，就像樹上的枝葉一樣，彼此之間留有足夠的空隙，可作任意方式的排序，從而保證分子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變化，所含信息也會有多種具體的內容。在此之前，阿斯特貝里已經註意到，核酸螺距為3.4埃，幾乎等於多肽鏈在伸展方向上每一個氨基酸相隔的距離。這就啟發我們作這樣的考慮：新的蛋白質也許可以直接從一個核酸酶上切下來。鮑林看到，他的模型中也容許發生同樣的事情，在鏈的方向上四個相鄰鹼基的側面所形成的空隙正好能裝進一個氨基酸。 不過，在這篇論文中，一反往常的情況，作者使用了一種少見的試探性語言。 “這是一種大有希望的結構，”鮑林寫道，然而也是“一種異乎尋常地緊密的結構”；它只能在“大體上”符合有關Ｘ射線的數據，與通過克里克公式算出的理論值比較，也只能算是“差強人意的結果”，他繼續寫道，各個原子的位置“大概還可以作更為精細的描述”。 事實證明，這篇論文寫得匆忙了一些。鮑林懂得，DNA是非常重要的，他也知道，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正熱衷於這一課題的研究，布拉格的研究小組至少在這個問題上作過一次嘗試。他還認識到，與蛋白質相比，這是一種較為簡單的結構。而且，他非常清楚，無論是誰率先得到一種大致正確的結構——即使在細節上還有些毛病——誰就確立了領先的地位。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在DNA問題上最早而不是最後說的話，最先發表的文章，將會被後來者引用。這並不要求百分之百準確。他多麼想贏得最早發現者的名聲啊！ 為了弄清楚這篇匆忙拼湊出來的有關核酸的論文，我們最好將其與鮑林在蛋白質問題上所作的研究作一下比較。鮑林的阿爾法螺旋是他十多年裡翻來覆去進行分析的成果，其中凝結了他在成千上萬小時中艱苦細緻地進行晶體衍射研究的心血。在他正式發表他的模型前，他的實驗室將氨基酸的各個成分精確地測定到了幾分之一度或百分之一埃。在蛋白質這一課題上，存在著用Ｘ射線拍攝到的大量清晰的資料，可以讓鮑林作仔細的研究，使他有可能將幾十種不同的結構剔除掉。從他頭腦中出現阿爾法螺旋的粗略概念到他實際發表這一種結構，一共經歷了整整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許多時光是他與科里在一起度過的，兩人一道製作了一系列精巧的三維模型，並且翻來覆去地進行了察看和修改。 對於DNA，這些事都沒有做。 “我僅有的疑點是……” 12月底，克里克和沃森從彼得口中得知，鮑林已經解決了DNA問題，心裡感到很不是滋味。說不清楚到底是絕望，還是不服氣——兩個人一會兒估摸著鮑林是怎樣打敗他們的，一會兒又確信，鮑林沒有看到過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的Ｘ光照片，他不可能超過他們。當然，他們又想到，他畢竟是鮑林，因此沒有什麼事一定辦不到——兩個人又繼續研究自己的問題了。要是他們能夠在鮑林發表論文之前就能獨立地搞出點名堂，也許他們至少可以分享一部分榮譽。 那一年春天，就是克里克和沃森兩人受到警告不得搞DNA研究以後幾個月，也是在鮑林來訪卡文迪什前的幾個月，有人介紹他們認識了切加夫。切加夫是一位出牛於奧地利的牛物化學家，為人尖刻，固執已見，他曾經使用色譜分析法研究過核酸的化學成分。他對克里克和沃森兩人的印象並不好。 “我從來就沒有碰到過這麼無知而又狂妄的兩個人，”他說道。 “他們對我說要製作一個螺旋，也就是一個多核苷酸，以便與鮑林的阿爾法螺旋競爭。他們喋喋不休地談論有關'螺距'的情況，以至於我還記得我隨後寫下了這樣的話：'兩個小販尋找著一個螺旋'”①不過，他們這一次交談對於克里克和沃森來說，還是意義重大的。切加夫告訴他們，在DNA中，不同鹼基出現的可能性之間，存在著一個簡單的關係，就是腺嘌呤和胸腺嘧啶出現的數量大致上相同，鳥嘌呤和胞嘧啶出現的數量也大致相等。每一對鹼基中，較大的一個是嘌呤，較小的一個是嘧啶。切加夫在1947年在大西洋彼岸旅行期間，曾對鮑林講起過這一種關係，但鮑林並沒有在意。 ①英語中，“pitch”一詞兼有“螺距”和“攤位”之意，但“pitchman”卻只能作“小販”或“推銷員”解。在此，說話人故意用pitchman一詞來嘲弄克里克和沃森。 但是，對於克里克和沃森來說，這可大不一樣了。富蘭克林的批評已經促使他們將磷酸放到了分子的外側；現在他們又受到啟發，得知內側各對鹼基之間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係。他們開始設想，在螺旋中，嘌呤和嘧啶以某種方式挨次排列在分子中心的下部。 1953年2月初，他們通過彼得看到了鮑林寄來的關於DNA的論文手稿，這是兩位學者求之不得的東西。使他們大吃一驚的是，鮑林的模型看上去與他們早先捨棄的三鏈結構很相似，只是各個部件裝配得更加緊密一些罷了。只要將手稿讀上幾分鐘，就不難明白，在分子中心並沒有地方可以放置用來維繫帶負電的磷酸所需的正離子。克里克和沃森兩人幾乎驚呆了。鮑林的結構離不開磷酸之間的氫鍵，但是，DNA中的磷在正常的洲中失去氫時，怎能再會有氫呢？ “沒有氫原子，整個鏈就會馬上散飛掉，”沃森說道。雖然他們以前用自己的模型說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還是重新核對了一遍。沒有錯，在他們十分珍視的教科書上，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磷酸必定處於離子的狀態。他們參閱的就是鮑林編著的《普通化學》教科書。 他們感到莫大的安慰。 “要是一名學生犯了一個類似的錯誤，他一定會被人認為不配在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讀書，”沃森後來這樣說。他和克里克毫不遲疑地向劍橋大學的化學家反映了他們批評的意見。當天傍晚，鮑林的錯誤就在全校沸沸揚揚地傳開了：萊納斯的化學出了毛病。 對於沃森來說，這倒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他向威爾金斯講述了鮑林的錯誤，同時也介紹了自己關於DNA呈螺旋狀的想法。他得到了回報：他第一次被給予機會察看富蘭克林拍攝到的有關DNA分子的最新照片。富蘭克林已經發現，DNA存在著兩種形式：一種處於縮合乾燥的狀態，另一種處於擴張濕潤的狀態。鮑林先前使用的阿斯特貝里拍到的照片，顯示出來的是這兩種形式的混合品；而富蘭克林的新照片則要清晰得多，而且純粹是其擴張的形式。沃森由此馬上認定，這種分子是一個螺旋，他還從中得到了解決問題所需的幾個主要的參數。 克里克儘管仍耿耿於懷那次盤繞螺旋的事，此時心情卻顯得格外舒暢。他致函鮑林，謝謝他事先就給了他關於核酸的這篇論文的單印本。 “我們為其結構之巧妙折服了，”他寫道。 “我僅有的疑點是，我還想不出怎樣把它裝配好。” 鮑林這次明顯的失誤也使布拉格很得意，他同意讓克里克和沃森全部身心地重新投入DNA的研究，在這裡，一扇機遇的窗口打開了，布拉格想讓卡文迪什趕在鮑林捲土重來前搶占這一個高地。 然而，鮑林卻轉向了一個新項目，那就是開春以來一直在研究的鐵磁性理論。與此同時，他還開始籌劃秋季在加州理工學院召開一次重要的研究蛋白質問題的國際性會議。只是在彼得2月中旬寫信告訴他，英國人對他提出的結構是噓聲一片時，他才不得不回過頭來再次考慮DNA。此時，科里最後一次校校了鮑林的原子坐標，其中有些數據仍然表明結構太緊密，不合理。 “我對核酸的結構又驗算了一次，旨在修飾一下有關的參數，”鮑林回信給彼得道。 “我聽到有人說，沃森和克里克在早先一些時候就已經構造出這一種結構，但他們沒有將這件事做下去，也許這是一次言過其實的誤傳吧。”2月下旬，他終於採納了舒梅克的一個意見，將各個磷酸組扭曲了45度，發現結構中存在的應力已有所減小。 仍然有不妥的地方。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的一次討論班上介紹了他的DNA結構，聽眾的反應很冷淡；此後，德爾布呂克對舒梅克說，他認為鮑林的摸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還提到了沃森給他寫來的一封信，信中稱，鮑林的結構包含了“某些非常嚴重的錯誤”。沃森在信中補充說，“我已找到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模型，其精美的程度使我很吃驚，這是以前誰也沒有想到過的事。”鮑林希望了解更多的情況，他很快就寫信給沃森，邀請他來參加定於秋天舉行的蛋白質研討會。鮑林在信中提到，他已從德爾布呂克處得知他正在研究DNA，因此鼓勵他把這一課題做下去。 “科里教授和我都認為，我們的結構尚未證明是正確的，”他寫道，“不過，我們傾向於認為它是正確的。”3月初，他與愛娃·海倫一起驅車前往加州大學里弗賽德分校，目的是檢驗一下那裡收集到的一組有機磷酸，結果找到了一些可以用於結構分析的材料。這些材料與DNA中的磷酸相似。他還要尋找一些模型，從中了解他那些多面體到底可以變到怎樣的程度。克里克諷刺他怎樣去維繫分子時所用的尖刻語言，促使他收集了一些化學研究的先例，說明在同一分子中相鄰離子同帶負電荷的現像是存在的。此外，他自己也得找一些理由，說明DNA中心也許有一種特殊的環境，容許磷酸像他提議的那樣存在著。對鮑林來說，這仍然關係到磷酸的化學特性。與此同時有人給他寄來了所需要的核苷酸樣本。鮑林開始對其作Ｘ射線分析。 他最終在為尋找一種合理的結果做奠基性工作。可惜，這一切都為時已晚。 克里克得謝謝鮑林的論文，他終於得到指示重返DNA的研究工作。克里克和沃森兩個人各自都拼命地設想了各種各樣不同的模型，不過，此時的注意力已集中在雙鏈模型上，因為切加夫曾經提醒他們考慮鹼基雙雙成對的情況。沃森在給德爾布呂克的信中提到的“非常漂亮的模型”就是其中的一次嘗試，但是，正如多諾胡指出的那樣，那個模型是不對的。 多諾胡發表的看法後來證明是一個關鍵。作為達特默思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多諾胡從40年代開始就曾長期在加州理工學院跟隨鮑林工作和學習，因此，他對結構化學可謂是瞭如指掌。氫鍵曾是他專門研究的課題，因此他心裡很清楚，克里克和沃森在化學上還只能算初出茅廬的新手，他們兩人為鳥嘌呤和胸腺嘧啶擺弄出來的結果是錯誤的。多諾胡幫助他們明確了方向，將中心氫鍵上的氫原子放置在合適的位置上，推翻了他們原先設想的模型，促使他們走上了正確地解決問題的軌道。 克里克和沃森經過多諾胡的指點，開始認識到各對具體的嘌呤和嘧啶之間是由氫鍵自由地連接起來的：腺嘌呤連接胸腺嘧啶，鳥嘌呤連接胞嘧啶。這是最後的一道謎底，其結果閃耀著奪目的光彩。將一個大鹼基與一個小鹼基配對，不但使整個結構的骨架處於平穩的狀態，而且為切加夫的發現提供了一種簡單的解釋。由此得到的結構猶如一架樓梯，各對鹼基就是上面的一步步台階，糖一磷酸骨架是框架，兩者結合在一起，就能方便地形成符合Ｘ射線資料的螺旋。 這一種結構不但看上去很美觀，而且其含意也非常豐富。兩條鏈互為補充，每條鏈都是另一條鏈的鏡像反射；將兩者分開，每條鏈就可以作為形成一個新螺旋的基礎，這個新螺旋與原來的螺旋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立即得到有關DNA複雜的思想，這是鮑林的模型無法做到的，因為在他的模型中，鹼基都伸向外側，彼此之間不相干。 3月12日，沃森致函德爾布呂克，借助於草圖作說明，論述了他們設想的新模型。他再三要求自己這位導師不要把此事向鮑林透露，等到他們對這些結果更有把握時再說。但是，德爾布呂克向來就是嘴巴鎖不牢的人，他馬上就將此信到處讓人傳閱了。鮑林一面讀著這封信，一面在頭腦裡進行著緊張的思考。他馬上就認識到，在卡文迪什設想出來的這一種結構，不但在化學上是非常合理的，而且在生物學上也是十分迷人的。 “兩個嘧啶各自與相應的嘌呤在結構上互為補充，對這一簡潔的想法我頗感意外——當然，這是令人欣喜的意外，因為它在遺傳機理的問題上讓人豁然開朗起來了，”他這樣說道。鮑林還從中看到，自從他1940年與德爾布呂克一道寫的論文發表以來，在他一直在思考和著述的一些問題上，已經有人在仿效他使用互補性概念。 亞歷山大·里奇在第一次聽到有關沃森一克里克結構的那一天夜裡，他突然醒來，起身下床走進了辦公室。他利用原來堆在那裡的分子模型的部件，動手為沃森一克里克的雙螺旋製作一個粗糙的模型。他了解到的唯一結論是DNA鹼基應當穿過分子的中心，不過知道這一點已經足夠了。他很快就將鹼基配成了對，看來這個模型的確很漂亮，於是，他搖了搖頭，又回到床上睡覺了。 鮑林儘管還不甘心在這場競賽中認輸，但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觸動。在讀到沃森的信以後幾天，他致函一位同事說：“當然，你應當承認，我們的結構還只是一種設想，它可能是正確的，但我們要有真正的把握，也許還得有兩到三年的時間……”。幾天以後，他收到了沃森和克里克論文手稿的單行本。文中批評了鮑林的DNA模型，結尾處對多諾胡給予的幫助表示了感謝。鮑林將此文從頭至尾讀了一遍，然後寫信給他的兒子說：“我想，為核酸提出了兩種結構，是一件好事，我期待著有一天能作出定論，到底哪一種結構不正確。毫無疑問，金斯學院的資料會在這兩種結構中否定掉一種。” 此時，他仍未能看到富蘭克林和威爾金斯拍攝的Ｘ射線新照片，因此，他一直沒有作出最後的判斷。他不久就會有機會：他正打算在4月份去布魯塞爾參加一次關於蛋白質的索爾維會議，順便想在英國停下，看一看沃森一克里克模型，看一看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實驗室拍攝的照片。在他申領護照時，他的宿敵露絲·希普利又再次作出了拒發的提議。這一次她的根據是，她認為鮑林在就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證詞表明，他拒絕接受參閱絕密級資料的資格審查。鮑林解釋道，他在以前已經通過了絕密級資格的審查，再說，他也願意再次受審查，但總得與他的工作有關係——在他再次當著她的面發誓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以後——他的護照總算得到了批准。 4月初，就在克里克和沃森將論文送出發表後的幾天，鮑林來到了劍橋。當天在彼得處過了一夜，第二天就走進了克里克的辦公室，第一次看到了他們沖壓出來的金屬板搭接而成的三維模型。在鮑林仔細地察看模型的過程中，克里克精神緊張地述說著雙螺旋模型的特點。鮑林看來又察看了富蘭克林為擴張形式分子拍攝的照片。沃森和克里克急切地等待著鮑林的表態。此時，“他表現出一副灑脫的樣子，”沃森回憶道，“發表意見說，我們找到了答案。” 對於這兩位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充滿喜悅的時刻；但是對鮑林來講，這是一次不小的挫折。鮑林感到非常驚訝的是，這個井不起眼的研究組，其中一人是資格尚嫩的博士後研究者，另一人是年齡偏大的研究生，竟然為這麼重要的一個結構找到瞭如此漂亮的解決辦法。如果他們是正確的話，那麼他本人提出的模型將是一個十分荒唐的錯誤，不但將內外顛倒了，而且連鏈數都不對。不過，此時他已經認識到，這個卡文迪什研究小組得到的結果幾乎可以肯定是正確的。 現在，只剩下一件事他可以做一做：向全世界表明，他是怎樣瀟灑地對待自己的失敗的。 鮑林從克里克辦公室出來，吃中飯時碰到了布拉格。在他們用餐過程中，布拉格怎麼也掩飾不了內心萬分喜悅的心情。經過這麼多年矮人一等的經歷，他的研究組終於打敗了鮑林！後來，鮑林出席了克里克一家人在葡萄牙廣場的自家寓所裡舉行的一次喜氣洋洋的宴會。人們自始至終都可以看到鮑林這個人談笑風生，舉止優雅，他衷心地讚美DNA的新結構，顯示出一派紳士的風度。他機智地承認自己的失敗，同時氣度非凡而又不失幽默地接受這一個事實。又過了一兩天，布拉格和鮑林一起去參加了索爾維會議——這是一次難得的世界頂尖科學家聚會，由一位比利時企業家贊助——會上，布拉格首次公開宣布了雙螺旋結構。鮑林則在自己的發言中熱情洋溢地表示了贊同的意見。 “儘管離科里教授和我發表我們為核酸設想的結構只有兩個月時間，但是我認為，我們應當承認自己很可能弄錯了，”他對大會的參加者這樣說。 “雖然對沃森一克里克結構還可以作一些精細的修改，但我感到，就本質上而言，這一結構很可能是正確的。” 然而，在情感深處，鮑林卻心急如焚。在英國，他可以毫無保留地稱讚沃森和克里克的工作，但他在私下里仍認為，也許能找到意外的機會，可以證明他本人的想法在經過若干修改後仍有正確的地方。在他4月中旬回國後不久，他關照里奇趕快拍攝DNA的Ｘ光新照片，他本人也重新開始對自己模型中各個原子的位置作更加精細的測定。 這是一件毫無希望的事。事實很快就表明，他這樣做，實際上是在世界科學的舞台上給人留下了笑柄。在沃森一克里克的論文發表以後，他們立即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稱讚和喝彩，而鮑林的模型最終落到了被人拋棄和遺忘的命運。在此之前，鮑林也曾經出過錯——特別是在人造抗生素和相對來說不那麼重要的幾個問題上，還有小分子結構——但是，在這樣一個眾所周知而又如此重要的課題上，他可從來就未閃失過。況且，作為世界上首席結構化學家，他竟被兩個初出茅廬的新手打敗了，這一切難道還不是奇恥大辱嗎？ 到底在哪裡出了毛病？ 每個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彼得認為，問題在於鮑林嚴格地限於用化學方法研究DNA，一心迷戀於磷酸的包裝，忽視了對其生物功能的思考。 “在我父親的眼裡，核酸只不過是令人感興趣的化學品，正如氯化納是一種有趣的化合物一樣，”彼得寫道。不過，嚴格地說，這並非是事實。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受到過摩爾根的影響，因此從30年代起就開始對基因感興趣。他曾在1937年談到過“對染色體結構作一次化學的研究”，並且在40年代後期有關互補性的一次談話中，就將基因的複制看作為一個處於中心地位的概念。對於基因是怎樣複製自己的，他頭腦裡有一種非常牢固的看法：基因開始時是兩種互補結構的複合體，每一種結構是創造另一種結構的基體，兩者在一起就構成了這個複合體。他曾經迷戀過自己這一美妙的結構，甚至達到了不能自己的程度，並且估計以後一定會有生物學事實來證明其正確性。 切加夫則認定問題是顯而易見的：鮑林“沒有利用自己的成果”。威爾金斯認為鮑林“只是沒有親自動手試一試，他本人甚至不願花上五分鐘時間真正研究一下這一個問題”。舒梅克則從理論的角度進行了概括，認為鮑林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安排足夠的人力去蒐集充分而過硬的數據。里奇補充說，加州理工學院的同事們在考察鮑林的模型時，還不夠挑剔，因而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 “在一定程度上，”他說，“他周圍的人也不夠賣力。” 對於自己是怎樣迷失方向的，鮑林有他自己的想法。開始時，他埋怨自己使用的Ｘ光照片。鮑林在訪問卡文迪什後一星期左右，就致函德爾布呂克，說這些糟糕的衍射資料使他抓不住要領。 “我們手頭的Ｘ光照片是里奇博士拍攝的，本質上與若干年以前阿斯特貝里和貝爾拍得的照片並沒有兩樣，實際上這是兩種類型的分子重疊一起的結果。……科里和我曾想找到一種結構，它既能解釋一種類型的主要特點之一，又能解釋第二種類型的一個主要的特點。 後來，他又更加強調是因為把DNA的密度搞錯了，這一錯誤導致了三鏈結構的設想。 “我誤入三鏈結構的陷阱，原因在於我不清楚這些化合物中水的含量到底是多少，”他這樣說道。 “這種化合物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物質是水，核酸則不到三分之二，因此，我在計算過程中忽視了水的含量，從而得出了三鏈的結論。要是水含量計算得正確的話——我沒有意識到水的作用這麼大——那就會得到雙鏈結構了。 鮑林還責備自己對DNA的成分缺乏有關的知識。 “如果我們對嘌呤和嘧啶進行過一些研究的話，那麼我就會具備必要的基礎知識，從而就可保證研究工作不會偏離正確的方向。然而我們對嘌呤和嘧啶根本就沒有作任何研究。 每一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只是談論到問題的外表，並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 鮑林之所以在DNA的研究中跌了跤，可以歸之於兩方面原因：浮躁和自負。他急於求成，因為DNA是當時最大的研究課題，要是他不去攻克，就會有別人——很可能是某個英國人——很快去搶占這一個高地。儘管他否認自己在DNA結構問題上在與英國的學者競爭，——“我並未感到自己在與沃森和克里克競賽，”他說道。 “倒是他們認為在與我競爭”——實際情況是，他確實在競賽，對手不是沃森和克里克，而是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特別是還有他的老對手勞倫斯·布拉格爵士。鮑林之所以希望很快就公開自己的DNA結構，目的就是要打敗布拉格的課題組，打敗威爾金斯的課題組。但是，他還沒有把研究的準備工作做好就想碰碰自己的運氣了。 更為重要的是，他急急匆匆地行事，原因還在於，他認為自己有辦法補上留下的漏洞。他在阿爾法螺旋上取得了成功，因而變得很自信，認為自己完全能跳躍著前進。他在30年代後期作出的基本假設全是正確的；在15年中所作的深入研究全都證明了這一點。他關於氫鍵、平面肽鍵和非整數循環等所作的探索都得到了正確的結果。只要他堅持在他所熟悉的化學領域裡馳騁，他就無往而不勝。 阿爾法螺旋給他套上了成功的光環，同時也讓他染上了自負的惡習。在解決了阿爾法螺旋問題後，他以為自己不再需要做別人需要做的那些研究的準備工作了。很清楚，他是世界上解決巨分子結構——甚至包括其他各種分子結構——的最佳人選。他知道，自己曾用兩年的時間將阿爾法螺旋的基本結構正確地裝配起來，然後才發表有關的結果。在這長長的兩年中，布拉格隨時都可能找到其答案，將自己甩在後面。那時，鮑林曾一再遲疑不決，因為他吃不准5.1埃這個Ｘ光反射的數據，經過試驗才觀察到，這個數據根本與結果無關。他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覺，相信自己對結構正確性所具的敏感。他知道自己的三鏈DNA結構實在太緊密，知道帶有負電荷的磷酸存在著互相排斥的問題，但是他相信這些問題以後必定會得到解決，正如在阿爾法螺旋問題上，那個遲遲無法說明的反射現象最終還是作為盤繞螺圈的特性得到了解決。在他的模型中心部位裝磷酸，看上去是那麼漂亮，那麼巧妙，不可能是錯誤的。 他渴望著搶頭功，他投下了賭注，結果卻輸掉了。 儘管他不久又像平常一樣，興高采烈地回到了實驗室，但是，在他後半輩子生涯中，他當然會感到很後悔。在幾個月時間裡，他還在這個問題上與里奇開玩笑，問起他關於DNA的一種特殊形式課題有什麼進展，最後會加上一句：“亞歷山大，在這個課題上，你一定要加油，因為我希望大多數重要的發現都是在帕薩迪納作出的。” 文獻中，在闡述DNA發現的歷史時，學者之間的明爭暗鬥無形中帶上了種種傳奇的色彩。沃森和克里克將位於舞台的中央，而鮑林只能充當幕後人物中一個較小的角色。這是一個遠方傳奇大力士被兩個無名小卒砍倒的故事。 1953年以後的一年裡，任何人碰到鮑林，不管是科學家還是作家，都要問他是在什麼地方失誤的。 愛娃·海倫終於對此感到厭倦了。她聽到這類疑問和解釋後，總會用一個簡單的問題來打斷丈夫的話：“要是這個問題是那麼重要的話，”她質問丈夫道，“你為什麼在以前不更加賣力一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