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1984年，在西雅圖由美國化學學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了萊納斯·鮑林。當時，我作為《美國醫學協會》雜誌的記者到會採訪。我提早來到會場，準備聽取鮑林發布他關於大劑量維生素Ｃ的最新研究成果。記者們都非常清楚，鮑林是新聞界關注的一個熱點，但幾乎又都認為，鮑林大力鼓吹維生素Ｃ的作用前後已有13年，有關維生素Ｃ的新聞報導連篇累牘，已被炒作得過火了。因此，在預定參加報告會的所有記者中，只有我一人出席。 實際上，我的主要興趣並不在聽他的報告，而在見一見他這個人。這個人曾在眾多媒體上以多種方式被描述為本世紀最偉大的化學家，在世的最傑出的美國科學家，但同時也被說成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怪傑。 我早早地來到會場，空蕩蕩的報告廳裡就我一個人。鮑林大步地走了進來，身材頎長，腰板挺直，頭戴一頂黑色貝雷帽，長長的白髮從帽沿下擠出來，形成一圈銀白色的鑲邊。他徑直向我走來，作了自我介紹。使我頗感意外的是，他隨即向我作了為時五分鐘的關於錫的化學鍵性質的個別小型講座。說句老實話，對量子化學我是門外漢——我之所以被派去採訪會議，是由於我粗通醫學以及分子生物學——儘管我對他所講的東西一知半解，他依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喃喃有聲地進行著思考，不斷地提出新的想法，在講話的同時解決著種種理論問題。我被這個願意花費寶貴時間跟我討論科學問題的兩次諾貝爾獎得主征服了。他的專注讓我受寵若驚，他友好熱情的舉止也將我深深吸引。以後我才得知，在鮑林的眾多崇拜者中，大家都有這樣的印象。

我留下了鮑林用來記錄自己想法的黃色筆記紙，並決定進一步採訪他。我知道，鮑林誕生在俄勒岡州並在那兒長大，而我的故鄉也正好在俄勒岡，於是我說服波特蘭市《俄勒岡人報》星期日特刊的編輯，將我派到鮑林坐落於大蘇爾牧場的私人莊園去採訪兩天，撰寫一篇反映鮑林早年生活的特寫。這篇特寫發表以後，我一發而不可收，繼續了解鮑林的生平，並與他建立了經常性的聯繫。通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和討論，鮑林最終同意對本書的寫作給予合作。 鮑林的生活歷程悠長、豐富多彩而又充滿波折，在20世紀的科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諸多的科學成就包括：首次描述了化學鍵的本質；發現了蛋白質的結構；揭示了鐮狀細胞貧血症的病因；參與了研究DNA結構這一本世紀最著名的科學競爭；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主持了軍工科研項目，並因此獲得了美國總統功勳獎章；他推進了互射線結晶學、電子衍射學、量子力學、生物化學、分子精神病學、核物理學、麻醉學、免疫學以及營養學等學科的發展。他共撰寫了五百多篇論文和十一本專著。他兩次獲得諾貝爾獎，其中一次是化學獎，另一次是和平獎（鮑林至今仍是唯一一位兩次單獨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

鮑林從年輕時開始即被公認為一個科學奇才——他32歲時即被選進美國國家科學院，成為其中最年輕的院士；36歲時，即受命領導該院化學部——並持續不斷地作出各種創造性貢獻達。年之久。 鮑林在他的奠基性專著和魅力無窮的講課中，提出了原子之間的結合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分子結構的理論，從而改寫了20世紀的化學。分子結構理論成為鮑林學說中的一個主旋律，他用這個統一的理論研究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醫學，並把不同學科的成果聯結在一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勇敢地衝破不同學科之間的藩籬，創立了嶄新的研究領域：化學物理，分子矯正醫學以及影響深遠的分子生物學。 然而，鮑林在科學領域中的工作僅僅是他人生活動的一半。在其妻子愛娃·海倫的深刻影響下，鮑林憑藉自己在科學領域的巨大影響，積極地參與了政治活動。他與愛因斯坦和西拉特①都是原子能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員不多，但被賦予阻止原子武器擴散的重大職能。後來對於美國政府的核武器政策，鮑林變得越來越直言不諱，並最終招致政治迫害，其中包括聯邦調查局對他長達24年的調查。他被剝奪了參與國家機密項目的資格，護照被吊銷。他失去了政府資助。他在報刊上被肆意詆毀，還受到來自美國參議院的侮辱性的指名恐嚇和威脅。面對這一切，鮑林勇敢地給予還擊。他撰寫文章，發表演說，還訴諸法律，其中包括影響廣泛的控告赫斯特報業集團②，控告巴克利的《全國評論雜誌》以及控告國防部等案件。

①西特拉（Leo Szilard，1898—1945），美國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參與自持鍊式核反應研究，對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起過作用，後研究生物物理學，倡導和平利用原子能。 ②赫斯特報業集團，由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l951）創建，曾擁有25種日報、11種周刊和多種雜誌，以轟動性新聞、醒目的版面和低廉的售價參與美國報界的競爭。 到了60年代早期，鮑林被很多人看作是這樣的一個人物：他敢於冒險、敏於直覺、桀驁不馴、富於魅力、不敬權貴、自強不息、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甚至到了有點傲慢的程度——而且，他幾乎總是正確的。然而僅僅過了幾年，他卻聲名狼藉。在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不出幾個星期，他就受到來自政府機構的強大壓力。他只得停止政治活動，隨後很不愉快地離開了他40年來科學活動的基地——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到了大多數人考慮退休的年齡時，鮑林卻失去了從事學術活動的場所，成了學術界的一個流浪漢，在不同的學校之間漂泊謀生，直到最後創立了自己的研究所，專門研究營養學和醫學。到了70年代早期，由於大力宣傳大劑量維生素Ｃ的作用，他再次成為公眾注目的人物。他宣稱，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有助於減輕各種病症，從普通的傷風感冒到癌症。他的這一論斷遭到了醫療機構的憤怒指責，而他以前的同事們不無擔心地註視著鮑林把自己的精力和金錢投入這種廉價營養輔助藥品的研製工作。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場荒唐無謂的征戰。在隨後的20年時間裡，鮑林在科學界的形像從科技精英變成了一個行為孤僻的怪人。

然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新的證據的出現，人們對維生素Ｃ的作用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這種認識儘管仍不十分清晰，卻對鮑林幾十年來宣傳的理論的正確性提供了日益有力的支持。 傳記說到底是一種詮釋。在以記者的身份開始寫作本書之前，我盡可能廣泛地收集資料，力圖以一種不偏不倚和“純客觀”的方式把它寫出來。但我很快發現這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有關材料實在龐雜，鮑林的生活歷程是那樣的悠長和豐富，不經很多濃縮和篩選，一冊傳記的篇幅是無法容納的，而每一次的選材都直接依賴於作者個人的價值判斷。其次，關於鮑林，存在著尖銳對立的意見，鮑林本人的生活經歷也充滿著矛盾和難解之謎——他是一個天才，而他母親卻曾被關在精神病院裡；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同時又是穿甲彈的專利擁有者；他是一個忠誠的人道主義者，但對自己的子女卻到了幾乎漠不關心的地步——這些也使你在寫作時無法做到不偏不倚。很多人，特別是很多科學家，過去經常宣揚科學研究是不受個人品格和周圍社會環境影響的創造性活動。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准確的。鮑林的經歷說明，在科學的發現和發展過程中，基金組織、公共關係、政治環境和個人品格都起著重要作用。在這些大背景下考察鮑林的科學活動，也依賴於作者自身的深入思考和理解力。

開始寫作本書時，我是鮑林的一個熱情崇拜者，我至今不改初衷——儘管這種崇拜已更趨向理性。鮑林是一個魅力出眾、性格外向的人，一個知識奇才和出色的演說家，對任何人都赤誠相見。平等相待（除非事實表明你無法被他信任）。然而在他外露魅力的後面，隱藏著一顆好強爭勝、永不服輸的心和抑制著的豐富情感。他是一個遠比他的公眾形象來得複雜的人物。我力圖在本書中忠實地寫出他的這種複雜性。 為了寫好這部傳記，我盡可能利用第一手資料，特別是對鮑林本人、其家人、同事、對手、學生和批評者所進行的數十次採訪的筆記；他的來往信件、手稿、實驗報告和科學論著；包括信函、論文、手稿以及鮑林同時代人保存的有關鮑林經歷的錄音資料等在內的檔案材料；政府文件，其中包括最近才由國家檔案局公佈的議會文件和軍方文件；法院案捲和地方志；以及超過300頁的前不久還屬機密，最近才由聯邦調查局、國務院和軍方公佈的有關材料。除此以外，我還查閱了數以百計的發表於報刊雜誌上的有關鮑林、他的妻子、他的科學工作和政治活動的文章，還閱讀了當代的科技史和政治史。

本書並不是一本授權寫作的傳記。鮑林同意接受我的採訪，向我敞開其記憶的大門，公開其各種資料，但並不要求我按照他的想法進行寫作。他只要求對明顯的史實錯誤有權進行更正（使我感到高興的是，他在去世前對我原稿開頭三分之一的內客進行審讀後，幾乎沒發現什麼這類錯誤）。從我們開始共同工作起，鮑林就一直提供全面的合作。我對他進行了十幾次長時間的採訪，還經常通過電話進行交談。他同意我查閱和利用俄勒岡州立大學收藏的大量人事和業務文件，向我公開了保存於萊納斯·鮑林研究所和他收藏在大蘇爾牧場莊園裡的所有私人檔案。他還鼓勵自己的同事、朋友和家屬接受我的採訪。他還為我申請自由使用情報法規的權利提供了合作。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許多人向我提供了幫助。鮑林以及他的兩個妹妹波琳和露茜爾，他的女兒琳達，兩個兒子克萊林和小萊納斯等所表現出的合作和坦誠對於本書的完成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要特別感謝我採訪過或交換過信件的各方面人士。我感謝俄勒岡大學的保羅·恩格爾金，赫爾姆特·普朗特和沃爾夫岡·萊普曼，他們幫助我翻譯了許多德文信件。哈麗特·祖克曼慷慨地允許我使用她為了撰寫《科技精英》一書對鮑林進行的採訪筆記。我還要對向我提供幫助，使我方便地使用《紐約時報書評》和加州理工學院《科學和技術》雜誌有關資料的幾十位人士表示謝意。

傳記作者離不開檔案工作者的幫助和合作。俄勒岡州立大學科爾圖書館特別文檔部主任克利福德·麥德及該部全體工作人員在我查閱浩瀚的愛娃·海倫和萊納斯·鮑林的文檔時，總為我提供最大的方便和超乎尋常的幫助。由於拉馬什·克里什納馬希已把有關的文件輸入電腦網絡，這些內容豐富的科技和私人文件將變得更易查閱。 我還要特別感謝鮑林在萊納斯·鮑林研究院最得力的助手多蘿西·芒羅。她不僅指導我如何查閱該所有時略顯混亂的檔案資料，還作出安排，使我在帕羅、埃爾託的逗留愉快且富有成果。洛克菲勒檔案中心的工作人員埃米莉·歐克西爾特別善於在浩繁的收藏中找出有關的資料。國家檔案局的羅德·羅斯成功地找到了有關的材料，使我了解了參議院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內部工作情況。加州理工學院的簡·迪特里奇為我提供了友好和有益的幫助。我還要感謝下列機構的檔案館和圖書館工作人員。這些機構是：俄勒岡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史密斯學院、芝加哥大學、美國哲學學會、美國科學院、美國物理研究所、國會圖書館、貝克曼科學史中心、俄勒岡歷史學會、帕薩迪納市政府和加州理工學院。

我在寫作過程中從好幾位科學史專家的著述中受到啟發，吸取了營養。我特別要感謝丹尼爾·凱弗里斯，他的著作《物理學家》使我了解到：美國的科學發展史也就是美國的政治史和經濟史；賀拉斯·賈德森，他的《創造性的八天》一書向人們顯示，看似枯燥乏味的分子生物學也可寫成一本那麼引人入勝的讀物；羅伯特·帕拉塔華斯基，他的博士論文《萊納斯·鮑林的結構化學》對我理解鮑林早年化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羅伯特·卡根和莉莉·凱有關加州理工學院早、中期歷史的優秀論著，對我很有幫助。 我感謝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編輯鮑勃·班德，他對我的寫作不僅給予支持，並顯示了很大的耐心：我原來的寫作計劃是兩年，但最終卻成了五年的馬拉松。當然，我還要感謝我的代理人奈特·索伯爾，是他為我選擇了鮑勃這樣好的編輯。

最後我要特別表達對我妻子勞倫·凱斯勒的深切謝意。她不僅鼓勵我對鮑林緊追不捨，直至他同意為寫作本書提供合作，她還不斷為我提供重要的建議，耐心傾聽我煩惱時的怨言，並且出色地編排了本書的大部分內容。而與此同時，她正在寫作自己的一部獲獎作品。 托馬斯·哈格 於俄勒岡州尤金市 1995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