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公寓位於尼尚塔石一大塊地區的邊界，這塊地曾是某帕夏的府邸花園。 “尼尚塔石（目標石）”的名稱來自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改革時期，施行西化改革的蘇丹謝里姆三世和馬赫穆二世，在俯瞰城市的空曠山丘上練習射擊射箭的區域安置了石板，石板標明箭落下或空瓦罐被子彈擊碎的位置，上面通常刻著一兩行文字，描述該事件。奧斯曼蘇丹們擔心染上結核病，渴望享受西方的舒適生活，而且想換換環境，於是離開托普卡珀皇宮，遷居新建的多爾馬巴赫切宮和耶勒德茲宮，而他們的王儲臣子們便開始在尼尚塔石的附近山丘上，為自己建造原木別墅。我最先的兩所學校即位於王儲依澤德因帕夏宅邸，和宰相瑞法帕夏宅邸。兩者分別都在我就讀時放火拆毀，當時我正在花園玩足球。我們家對街是另一棟公寓樓房，蓋在典禮官貝伊宅邸的遺址上。事實上，我們家附近依然矗立的惟一一棟石宅，是宰相的官邸故居，在奧斯曼帝國瓦解、遷都安卡拉之後轉交市政當局。我記得我去注射天花疫苗的地方是另一棟已成為議會總部的帕夏舊宅。其餘的宅邸——奧斯曼昔日招待外國特使的官員府邸，以及19世紀蘇丹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女兒們的住家——在我記憶中不過就是窗裂樓塌的磚塊廢墟，因羊齒植物和無人照管的無花果樹而更顯陰鬱。憶起它們，便感受到它們在我兒時內心喚起的哀愁。 1950年代末，多數宅邸皆已焚毀或拆毀，以便空出地方蓋公寓樓房。
從我們位於帖斯威奇耶大街的樓房後窗看出去，在柏樹和菩提樹後方，你能看見突尼斯人海瑞汀帕夏的官邸廢墟，這位來自高加索的切爾卡西亞人在俄土戰爭期間一度擔任過宰相。童年時代的他（1830年代——福樓拜在文中提到他想“遷居伊斯坦布爾，買個奴隸”的十年前）被帶往伊斯坦布爾，賣做奴隸，最後進突尼斯總督家，說阿拉伯語長大，而後前往法國度過他最後的少年時光。他回突尼斯參軍時，官階一路高升，曾在指揮部、總督辦公室、外交使團和財政部任職高位。他最後退居巴黎，之後，就在他邁入六十歲之時，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採納另一個突尼斯人扎非裡的建議）召他回伊斯坦布爾。在聘請他擔任短期的財政顧問之後，命他做宰相。這位帕夏於是成為首先留學海外的財政專家之一，由於奉命讓土耳其擺脫龐大債務，他超越了只想走西方改革路線（像其他許多貧窮國家的財政專家）的階段。就像後任的許多人，大家對這位帕夏抱有很大期望，只因為與其說他是奧斯曼人或土耳其人，不如說他是西方人。正因為此——他不是土耳其人——他深感羞恥。據傳言說，突尼斯人海瑞汀帕夏在宮廷裡講土耳其語開完會，搭馬車返家時寫阿拉伯文做筆記，之後用法文向秘書口授。給他致命一擊的，是有人打小報告，謠傳他的土耳其話說得很糟，而且暗中打算建立一個說阿拉伯語的國家。儘管知道這些傳言大都毫無根據，多疑成性的阿布杜勒哈米德仍對這些控訴予以聽信，撤去了帕夏的宰相職位。由於讓一名落難宰相避居法國不成體統，帕夏被迫在伊斯坦布爾度過了余生。夏天在位於庫魯色斯梅的博斯普魯斯海岸別墅度過，冬天則在宅邸裡過著半囚禁的生活，其花園便是我們之後興建公寓樓房的所在地。他不為阿布杜勒哈米德寫報告時，便以法文撰寫回憶錄消磨時光。其回憶錄（八十年後才譯成土耳其文）證明作者的責任感多過幽默感：他把書獻給他的兒子們，其中一人因涉嫌暗殺宰相塞夫凱特未遂而被處死，此時阿布杜勒哈米德已為女兒薩蒂耶公主買下了這棟宅邸。
看著一棟棟帕夏官邸被夷為平地，我的家人處之泰然，就像我們沉著鎮定地面對王子發狂、后宮妻妾抽鴉片、小孩被關在閣樓、女兒背叛蘇丹、帕夏遭放逐或謀殺的種種故事以及帝國本身的衰亡。如同我們在尼尚塔石所見，共和國已廢除帕夏、王儲和高官，因此他們留下的空宅只成了老朽破舊的怪物。
儘管如此，此一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圍著我們。雖然西化和現代化的慾望強烈，但最急切的願望似乎是擺脫衰亡帝國的辛酸記憶：頗像被拋棄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但因為沒有西方或當地的東西前來填補空缺，西化的強烈慾望通常相當於抹去過往。對文化產生縮減矮化的效應，導致像我們這類家庭，雖在各方面樂見共和國的進步，卻把房子佈置得跟博物館一樣。我後來所謂的根深蒂固的憂傷和神秘，兒時的我覺得是枯燥和沮喪，一種呆板的煩悶，我將之設想成我祖母穿拖鞋的腳隨之踏節拍的“阿拉土喀”音樂。我借築夢來逃避它。
惟有的另一種逃避之法是跟母親出門。因為當時的人還不習慣每天帶孩子去公園或花園呼吸新鮮空氣，因此跟母親出遊的日子是重大事件。 “明天我要跟媽媽出門!”我會跟小我三歲的堂弟誇耀。我們走下迴旋梯後，停在面對大門的小窗前，管家（當他不待在他的地下室公寓時）從窗裡看得見大家出入。我對著窗中倒影檢視衣著，母親確認我的每個鈕扣都扣上。一走出門，我便驚奇地叫道:“馬路!”
陽光，新鮮空氣，光線。我們的房子有時很暗，跨出門就像在某個夏日驟然拉開窗簾——光線刺痛我的眼睛。我牽著母親的手，著迷地註視櫥窗裡的陳設：透過佈滿水汽的花店櫥窗，仙客來花看起來像紅狼；在鞋店的櫥窗裡，幾乎看不見的鐵絲把高跟鞋吊在半空中；跟花店一樣水汽騰騰的洗衣店，是父親把襯衫送來漿燙的地方。但是我學到的第一課是從文具店櫥窗看到，窗內的學校筆記本跟我哥哥用的一模一樣——我們家的種種習慣和使用的東西並非獨一無二，我們公寓外還有其他人過著跟我們相像的生活。我哥的小學——我也在一年後進這所小學——就在大家舉辦葬禮的帖斯威奇耶清真寺隔壁。我哥在家興奮地大談“我的老師，我的老師”，導致我猜想，就像每個小孩都有自己專屬的奶媽，每個學生也有自己專屬的老師。因此當我隔年走進學校，發覺三十二個小孩擠在一間教室，而且只有一個老師時，我大失所望——發現自己實際上在外面的世界無足輕重，於是我更離不開母親以及日常家居的舒適。當母親去當地的商銀分行時，我會沒有任何理由地拒絕陪她走上六個階梯到出納員那裡：木階之間有縫隙，我跟自己說我有可能掉下去，永遠消失。 “怎麼不進來？”母親會從上面叫我，我則假裝自己是另一個人。我會想像母親不斷消失的情景：現在我在宮殿裡，現在在梯井底部……假如我們一直走到奧斯曼貝或哈比耶，經過街角加油站，覆蓋某棟公寓樓房整面側牆的廣告牌上的飛馬，就會進入這些夢裡。有個織補襪子兼賣皮帶和鈕扣的希臘老婦人，她也賣“村里來的雞蛋”，像取珠寶似的從一隻漆匣裡取出一個個蛋。她的店裡有一口魚缸，在缸裡浮動的紅魚張開它們嚇人的小嘴，企圖咬我按在玻璃上的手指，傻頭傻腦地舞來舞去，總是把我給逗樂。接下來是亞庫和瓦席開的小書報店，兼賣香煙和文具，店面又小又擠，多數時候我們一走進去就出來了。有一家叫“阿拉伯店”的咖啡屋（正如同拉丁美洲的阿拉伯人通常被稱做“土耳其佬”，伊斯坦布爾的少數黑人被稱做“阿拉伯佬”），當店裡的巨型咖啡研磨機像家中洗衣機開始隆隆作響，使我躲開它的時候,“阿拉伯佬”就會對我的恐懼寬容地笑笑。當這些過了時的店舖一家家關門，讓位給一連串更現代的企業時，我和哥哥會玩一種遊戲，其靈感與其說出自懷舊之情，不如說是想測試我們的記憶。遊戲是這麼玩的：一個人說:“女夜校隔壁的店”，另一個人便列出它後來的化身：一、希臘婦人的糕餅店；二、花店；三、手提袋店；四、錶店；五、足球彩券商；六、畫廊書店；七、藥局。
在進入一家跟洞窟一樣、一名叫阿拉丁的男人五十年來販賣香煙、玩具、書報文具的店鋪之前，我會設法請母親為我買個哨子或幾顆彈珠、著色本或溜溜球。她把禮物放進手提袋後，我立即迫不及待地要回家。但原因不單是新玩具的魅力。 “我們一直走到公園吧。”我母親會說。但突然間我從腳到胸痛得厲害，知道自己再也走不下去了。多年後，當我女兒在這個年齡跟我出外散步時，她也對極其相似的疼痛表示抱怨，我們帶她去看醫生，醫生判斷是一般性的疲勞以及成長的疼痛。一旦疲勞侵蝕我的身體，剛才令我著迷的街道和櫥窗便逐漸失去色彩，整個城市在我眼中開始變成黑白。
“媽媽，抱我。”
“我們走到馬奇卡吧，”母親會說,“搭電車回家。”
電車道打從1914年就在我們那條街來回行駛，把馬奇卡和尼尚塔石跟塔克西姆廣場、突內爾、加拉塔橋和其他古老貧窮、似乎屬於另一個國家的歷史街區串連在一起。每天睡覺時，電車的憂鬱樂聲把我帶入夢鄉。我喜歡電車內的木頭裝潢，隔開駕駛艙與乘客區的靛藍色玻璃門；我喜歡我們在終點站上車等開車的時候駕駛員讓我玩的操作桿……在我們回家前，街道、公寓，甚至樹木都是黑白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