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歲時，六歲的哥哥開始上學，接下來的兩年間，我們之間日趨緊張、好惡參半的同伴關係漸漸緩和。我擺脫了我們之間的對抗，擺脫了他力氣強過我的壓迫；我整天擁有帕慕克公寓和母親的全心關懷，於是變得比較快樂，感受到孤獨的樂趣。
我趁哥哥上學時取來他的冒險漫畫，根據我所記得的他曾給我讀的故事,“讀”給自己聽。一個溫暖愉快的下午，我被安頓去睡午覺，卻發覺自己精力旺盛睡不著，於是翻開一期《湯姆?米克斯》，不一會兒，我感覺我被母親稱之為“鼻鼻”的那玩意兒硬了起來，我正在看一張半裸的“紅番”照片，一條細繩纏在他的腰上，一條平滑的白布像面旗子垂掛到他的腹溝處，布中央畫了個圓圈。
又一天下午，當我穿睡衣蓋上被子躺在床上，同跟著我已有好一陣子的小熊說話時，我也同樣有硬起來的感覺。怪的是，這件神奇的怪事——雖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我卻不得不隱瞞——就發生在我才跟我的小熊說“我要把你吞掉!”之後。並非我對這隻熊有任何深刻的眷戀，我幾乎隨心所欲就能製造同樣的效果，只要再說一遍同樣的威脅之詞。我母親給我講的故事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正是這句話：“我要把你吞掉!”我明白的意思不僅是吞食，而且是消滅。後來我才曉得，波斯古典文學中的“地物”——那些拖著尾巴的可怕怪獸，跟妖魔鬼怪有關，細密畫中經常可見——在以伊斯坦布爾土耳其語講述的故事中化身為巨人。我心目中的巨人形象來自土耳其經典史詩《闊爾庫特老爹》的刪節本封面，這個巨人跟紅番一樣身體半裸，對我來說彷彿是世界的主宰。
我的伯父大約在同時期買了一部小型放映機，假日里他去照相館租短片，有卓別林、迪士尼、勞萊與哈代。他鄭重其事地取下我祖父母的肖像，就在壁爐上方的白牆上放映影片。在伯父永久珍藏的影片當中，有一部他只放映過兩次的迪士尼電影——為了我而安排的短暫演出。影片主角是一個單純、笨重、遲鈍的巨人，身材跟一棟公寓那樣大。他把米老鼠追到井底，單手一掃，將水井拔離地面，像拿起杯子似的喝井水，米老鼠掉進他嘴裡時，我便用盡力氣大喊大叫。普拉多美術館有幅戈雅的畫，標題是“薩杜恩吞噬自己的孩子”，畫中的巨人咬著一個他抓在手上的人類，這幅畫至今仍使我害怕。
某天下午，我正像平常那樣威脅我的小熊，但也給予它某種奇異的憐憫，此時門開了，內褲拉下、“鼻鼻”硬挺的我被父親逮個正著。他關門比開門時輕一點，而且（就連我都看得出來）表現出某種尊重。在此之前，他回家吃午飯並稍事休息的時候，總是進來吻我一下再回去工作。我擔心自己以此取樂是否錯了，甚至比做錯事更糟：就在此時，取樂的想法蒙受了毒害。
在我父母某次很長時間的爭吵過後，我的顧慮得到證實，當時我母親已經離家，來照顧我們的奶媽正在給我洗澡。她用無情的語氣訓斥我“像狗一樣”。
我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反應：六七年後進初級中學讀書時，才發現這些反應並不稀奇。
在我以為只有我自己一人擁有這種邪惡神力的漫長歲月裡，把它藏在我的另一個世界中也是很正常的事，我的樂趣和我內心的邪惡得以自由馳騁。當我只因純粹無聊而假裝自己是另一個人、在另一個地方，我便進入這個世界。逃入我瞞著大家的這個世界很容易。我在祖母的客廳假裝自己置身一艘潛水艇裡。我才第一次去了電影院，看凡爾納小說改編的——當我坐在佈滿灰塵的皇宮電影院看電影時，讓我最害怕的是電影的無聲。狂亂且引發幽閉恐懼症的攝影技巧，昏暗黑白的潛水艇內部，都讓人不得不從中發現我們家的影子。我年紀太小，讀不懂字幕，但運用我的想像力填補空缺並不難。 （即使後來我能把書讀得很好，最重要的也不是去“讀懂”，而是用合適的幻想補充其內涵。）
“腿別搖來晃去，你讓我頭暈。”在我顯然沉浸在自己精心設計的白日夢裡時，祖母便這麼說。
我的腿雖停止搖晃，但白日夢裡的飛機依然在她抽煙的煙霧中飛進飛出。過一會兒，我進入森林，林中有許多之前我在地毯上的幾何圖形中分辨出的兔子、樹葉、蛇和獅子。我讓自己投身於漫畫裡的冒險，騎馬，放火，殺人。我的一隻眼睛隨時對屋裡的聲響提高警覺，我會聽見電梯的門關上，在我的思維還來不及回到半裸的“紅番”時，我注意到我們的管家伊斯梅爾已來到我們的樓層。我喜歡放火燒房子，用子彈掃射著火的房子，鑽過我親手挖的地道從著火的屋子逃出去，慢慢殺死被我困在窗玻璃和充滿煙臭味的紗窗簾之間的蒼蠅——掉在電暖器上方排孔板的它們，是終為罪行付出代價的歹徒。
四十五歲之前，每當我飄浮在美好的半夢半醒狀態中，我便以想像自己殺人來自娛自樂。我要向我的親人——有些人確實很親，比如我哥哥——還有許多政治人物、文藝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虛構的人物表示歉意，他們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單中。我常犯的罪還有一個：我會對一隻貓極盡寵愛，卻又在絕望之時狠狠揍它，大笑一陣擺脫絕望後，我又為此羞愧不已，便賜予這只可憐的貓更多愛。二十五年後的某天下午，當時正在服兵役的我看著一整連的人吃過午飯後待在福利社里閒聊或抽煙，審視這七百五十位幾乎一模一樣的軍人，然後想像他們身首分離。就在我透過福利社的藍色煙霧，凝視他們血淋淋的食道時，一位軍中同胞開口說:“別再晃你的腿了，小子，我累得很，受夠了。”
對我的私密幻想世界似乎有所知的人，只有我父親一個。
我想著我的小熊，有回生氣時我扯下它惟一的眼睛，它因為胸腔裡的填塞物被我拔掉越來越多而逐漸變瘦。或者我會想那手指大小的足球運動員，按他頭上的鈕就會踢腿——這是我的第三個足球員，因為前兩個在我兩次情緒激動時弄壞了，如今這一個也被我弄壞，不知道我那受傷的足球員是否在他的藏身處奄奄一息。要不就沉湎於恐怖的幻想中，想像我們的女僕哈妮姆說她在隔壁屋頂看見了貂——她用的語調跟她在談神的時候一模一樣。在這些時候，我會突然聽見父親
說:“你的小腦袋瓜裡在想什麼?告訴我，我給你二十五庫魯。”
我拿不准該告訴他整件事還是該稍作修改，或乾脆扯個謊，於是沉默不語。一會兒，他會笑著說:“現在太晚了——你應該馬上告訴我的。”
我父親是否也在另一個世界待過?多年後，我才發覺我的怪遊戲就是所謂的“白日夢”。因此我父親的問題總是引起我的恐慌。一如往常，我急於避開紛擾的思緒，於是迴避他的問題，將它拋諸腦後。
保守著第二個世界的秘密，使我行動自如。當我坐在祖母對面，一道光束穿透窗簾——猶如夜間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船隻打出探照燈——只要直盯著光束，眨個眼，我就能讓自己看見一個紅色太空船隊飄過身邊。之後只要我喜歡，就能隨時喚來相同的艦隊，然後回到真實世界，就像某人離開房間時關掉身後的燈（一如在我整個童年時代的真實世界中，大家老是提醒我隨手關燈）。
假如我幻想跟另一棟房子裡的奧爾罕交換位置，假如我渴望另一種生活，超越博物館裡的房間、走道、地毯（我多麼痛恨那些地毯）以及身邊那些喜歡數學和填字遊戲的實證主義男人們，假如我覺得這棟幽暗、雜亂的房子禁錮了我，對任何與性靈、愛、藝術、文學甚或神話沾上邊的東西加以否決（雖然我的家人後來並不承認），假如我時而逃入另一個世界避難，那不是因為我不快樂。情況遠非如此，尤其在我四到六歲那幾年，我是個聰明聽話的小孩子，體會到我遇上的每個人給我的愛，被沒完沒了地親吻，抱來抱去，得到哪個好孩子都無法抗拒的好東西：水果店老闆給的蘋果（“洗過才能吃”，母親會跟我說），咖啡店裡的人給的葡萄乾（給我吃過午飯後吃），在街上巧遇姨媽時她給我的糖果（“說謝謝”）。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為我無法隔牆觀物；朝窗外看的時候，我痛恨看不見隔壁的房子，看不見底下的街道，只看見一道窄窄的天空；在我們斜對面那家腥臭的肉店（我記不得它的腥臭味，只有在走到涼爽的街上時才記起來），因為太矮，看不到肉販拿刀（每把刀都跟腿一樣大）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惱；我痛恨自己不能視察櫃檯、桌面、或冰淇淋冷藏櫃的內部。街上發生小規模交通事故，引來騎馬的警察時，某個成年人就會擋在我前面，使我錯過大半過程。在從小父親帶我去看的足球賽上，每當我們這隊岌岌可危，坐我們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來，擋住我的視線，使我看不到決定性的進球。但說實話，我的眼睛從不看球，而是看著父親為哥哥和我準備的奶酪麵包、奶酪吐司以及鋁箔紙包裝的巧克力。最糟糕的是離開球場時，發現自己被圍困在朝出口處推擠的腿陣當中——由發皺的長褲和泥濘的鞋子構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風的森林。除了像我母親那樣的美麗女士，我不敢說我對伊斯坦布爾的成年人喜愛有加，我寧願認為
他們一般都醜陋、多毛而粗俗。他們太粗魯，太笨重，而且太實際。也許他們曾對另一個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們似乎已喪失了驚嘆的能力，忘了怎麼做夢，這種殘缺在我看來跟他們在指關節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內長出的噁心毛髮恰為一致。因此在我滿足於他們的和藹笑容甚至禮物時，接受他們接連不斷的親吻卻又意味著忍受他們鬍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出的煙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種低等粗鄙的族類，慶幸他們大都安全無虞地待在外頭街上。